蕭伯納未到中國之前，《大晚報》希望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行動會因此而暫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
蕭伯納既到香港之後，各報由“路透電”譯出他對青年們的談話，題之曰“宣傳共產”。
蕭伯納“語路透訪員曰，君甚不像華人，蕭並以中國報界中人全無一人訪之為異，問曰，彼等其幼稚至於未識餘乎？”（十一日路透電）
我們其實是老練的，我們很知道香港總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誰和誰是仇讎，誰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愛吃的是什麽。但對於蕭，──惜哉，就是作品的譯本也隻有三四種。
所以我們不能認識他在歐洲大戰以前和以後的思想，也不能深識他遊曆蘇聯以後的思想。但隻就十四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
但我所謂偉大的，並不在他要令人成為赤色革命家，因為我們有“特別國情”，不必赤色，隻要汝今天成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無從到四十歲。我所謂偉大的，是他竟替我們二十歲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而且並不離開了現在。
闊人們會搬財產進外國銀行，坐飛機離開中國地麵，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罷；“政如飄風，民如野鹿”，窮人們可簡直連明天也不能想了，況且也不準想，不敢想。
又何況二十年，三十年之後呢？這問題極平常，然而是偉大的。
此之所以為蕭伯納！
（二月十五日。）
【又招惱了大主筆】：蕭伯納究竟不凡 《大晚報》社論
“你們批評英國人做事，覺得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好，也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壞；可是你們總找不出那一件事給英國人做壞了。他做事多有主義的。他要打你，他提倡愛國主義來；他要搶你，他提出公事公辦的主義；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國主義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義的大道理；他擁護國王，有忠君愛國的主義，可是他要斫掉國王的頭，又有共和主義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責任；可是他總不忘記一個國家的責任與利益發生了衝突就要不得了。”
這是蕭伯納老先生在《命運之人》中批評英國人的尖刻語。我們舉這一個例來介紹蕭先生，要讀者認識大偉人之所以偉大，也自有其秘訣在。這樣子的冷箭，充滿在蕭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於是蕭先生的名言警句，家傳戶誦，而一代文豪也確定了他的偉大。
借主義，成大名，這是現代學者一時的風尚，蕭先生有嘴說英國人，可惜沒有眼估量自己。我們知道蕭先生是泛平主義的先進，終身擁護這漸進社會主義，他的戲劇、小說、批評、散文中充塞著這種主義的宣傳品，蕭先生之於社會主義，可說是個徹頭徹尾的忠實信徒。然而，我們又知道，蕭先生是銖錙必較的積產專家，是反對慈善事業最力的理論家，結果，他坐擁著百萬巨資麵團團早成了個富家翁。蕭先生唱著平均資產的高調，為被壓迫的勞工鳴不平，向寄生物性質的資產家冷嘲熱諷，因此而贏得全民眾的同情，一書出版，大家搶著買，一劇登場，一百多場做下去，不愁沒有人看，於是蕭先生坐在提倡共產主義的安樂椅裏，笑嘻嘻地自鳴得意，借主義以成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究竟巧妙無窮。
現在，蕭先生功成名就，到我們窮苦的中國來玩玩了。多謝他提攜後進的熱誠，在香港告訴我們學生道：“二十歲不為赤色革命家，五十歲要成僵石；二十歲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歲可不致落伍。”原來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隻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義本身的價值如何，本來與個人的前途沒有多大關係；我們要在社會裏混出頭，隻求不僵，隻求不落伍，這是現代人立身處世的名言，蕭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們五體投地，真不愧“聖之時者也”的現代孔子了。
然而，蕭先生可別小看了這老大的中國，像你老先生這樣時髦的學者，我們何嚐沒有。坐在安樂椅裏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麽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戲法已耍得十分純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爾而笑曰：“我道不孤！”
然而，據我們愚蠢的見解，偉大人格的素質，重要的是個誠字。你信仰什麽主義，就該誠摯地力行，不該張大了嘴唱著好聽。若說，蕭先生和他的同誌，真信仰共產主義的，就請他散盡了家產再說話。可是，話也得說回來，蕭先生散盡了家產，真穿著無產同誌的襤褸裝束，坐著三等艙來到中國，又有誰去睬他呢？這樣一想：蕭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筆】：前文的案語 樂雯
這種“不凡”的議論的要點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不過是取得“偉大”的秘訣；（二）這秘訣還在於“借主義，成大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三）照《大晚報》的意見，似乎應當為著自己的“主義”——高唱“神武的大文”，“張開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雖在二十歲就落伍，就變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蕭伯納不讚成這種“主義”，就不應當坐安樂椅，不應當有家財，讚成了那種主義，當然又當別論。
可惜，這世界的崩潰，偏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小資產的知識階層分化出一些愛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們向著革命的道路上開步走。他們利用自己的種種可能，誠懇的讚助革命的前進。他們在以前，也許客觀上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偏要變成資產階級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敵人更可惡。
卑劣的資產階級心理，以為給了你“百萬家財”，給了你世界的大名，你還要背叛，你還有什麽不滿意，“實屬可惡之至”。這自然是“借主義，成大名”了。對於這種卑劣的市儈，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種物質上的榮華富貴的目的。這是道地的“唯物主義”──名利主義。蕭伯納不在這種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惡之至。
而《大晚報》還推論到一般的時代風尚，推論到中國也有“坐在安樂椅裏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麽什麽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這當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釋了。可惜的是：獨有那吃人的“主義”，雖然借用了好久，然而還是不能夠“成大名”，嗚呼！
至於可惡可怪的蕭，──他的偉大，卻沒有因為這些人“受著難堪”，就縮小了些。所以像中國曆代的離經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該被皇帝判決“抄沒家財”。
（《蕭伯納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