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農村度過，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吃穿用行玩等各個方麵都如春草，綠油油的、毛茸茸的，一天一個樣。我的童年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充滿了希望。相較於城市的孩子，農村的變化猶如自行車之於電動車，差一點兒就能追上，又總差那麽一點兒。
初中到縣城讀書，我才知道羊肉可以穿成串烤著吃或者炸著吃，城裏同學的零食都存放在冰箱和食品櫃裏，他們的父母會定期檢查食品保質期並調換更新。我們農村孩子的零食存放在大自然，帶著陽光的味道、大地的氣息、不同季節的特征，獲取時享有抽盲盒的驚喜。也許是由於防衛性的驕傲，也許是因為對食物的好惡已經養成，我發現自己更喜歡我們農村孩子的零食。
兒時的農村相對封閉，沒有川流不息的車輛，沒有眼花繚亂的商店，極少見到陌生人，那時的孩子更自由。家如同旅店，用來吃飯和睡覺，上學好比工作，定時打卡完成任務，其他時間都和小夥伴奔跑嬉戲在山林、河塘、菜地、果園、
田野之間，隨著季節的變更從自然的手中接過各種各樣新鮮的食物。
春天，我們每天盯著楊樹和柳樹，評判其葉子的好壞優劣。適時的楊樹葉和柳芽可以做成涼菜，楊樹葉更苦一點，柳芽更嫩一點。兩種不同味道的樹葉，涼拌方法同樣簡單，焯水、加鹽、加醋、加蒜，也可根據個人喜好再加入香油、白糖、辣椒油。難的是適時兩個字，其最佳食用時間不到一周。楊柳葉子太小沒有味道，稍微大一點就變得又柴又苦且難以調製入味，隻有不大不小時，嫩度和味道才剛剛好。我們覺察嫩葉的變化，仿佛覺察自己骨骼血肉的悄悄生長。吃過了楊樹葉和柳樹葉，就開始關注榆樹。榆樹的花朵狀如銅錢，叫作榆錢兒，生吃帶著一絲甜甜的味道，也可以多捋一點，帶回家交給奶奶，和著玉米麵、白麵、土豆塊蒸熟再炒製，就成為延慶特色主食———打磈磊。也有人寫作塊壘、庫壘、傀儡等，是主食名稱的音譯。然後草木蓬勃生長起來，田野變成大菜園，我們挖曲曲菜、馬齒莧、蒲公英，用稚嫩的小手豐富了單調的餐桌。奶奶講述的故事裏，這些野菜變成饑荒年間的救命主食。不同的時代決定了一種食物不同的地位和價值。
孔乙己說“盜書非盜，竊也”，我們孩子也不認為上樹摘果子、到菜園子裏摘黃瓜是偷。青杏尚小，三三兩兩偷吃的孩子已經坐上樹杈；黃瓜頂花帶刺，臨出門的孩子眼尖發現，粗暴扭下，一掰幾截大家分吃；桑葚紫紅，將孩子的嘴唇、雙手、衣服染成黑色；田野裏的黑甜甜（學名龍葵）、野酸棗、酸不溜、紅菇娘、一串紅的花蜜都是解饞的零嘴。真正繽紛的秋天到來，蘋果園、梨園又成為我們占領的陣地。看管巡視果園的大人們發現偷嘴的孩子，會遠遠地嗬斥驅趕，卻不真正追趕抓捕“嫌犯”。沒有“家賊”引不來“外鬼”，帶頭的正是自己家的孩子，跟著的都是村裏的小淘氣們。明天、後天，這些孩子們會繼續轉戰另一家果園。
大人們念叨著要糾正孩子們的淘氣，事雖小，卻可能演變成惡習。他們又太心疼孩子，半大不大的年齡，對食物充滿欲望、對世界充滿好奇，家裏的櫃子卻空空如也。逢年過節儲備的點心、瓜子、棗等食物，不管放在臥室板櫃最底層，還是藏在堆放雜物的庫房房梁上，或者埋進米缸裏，都能在最短的時間被翻找出來，放進一張一合的小嘴巴中。看著孩子們吃東西的幸福樣兒，大人所有的氣憤無奈都化成一句溫柔的責罵：“這個臭孩子。”他們在有限的生活開支中擠出錢來給孩子買新鮮的食物，自己卻舍不得嚐一嚐。
日子一天天變得更好，賣冰棒、西瓜、爆米花等食物的小販開始進入村莊，父母也會買些帶包裝袋的小吃放在家裏的櫃子裏，孩子有了自己能夠掌控的零花錢，頻繁光顧村中的小賣部，冰棍、奶糖、辣片、蝦條、泡泡糖、幹脆麵、果丹皮、五香瓜子整個小賣部的零食品目不過一二十種，卻一下將我們臨近尾聲的童年點綴成繽紛的彩色。
一晃就是幾十年，無論農村還是城市，家家儲備的零食種類都比兒時小賣部豐富。當年還是孩子的我們成了孩子的父母，因為孩子的零食，我們也有了新的煩惱：孩子們總有奇奇怪怪的零食，零食品種極其豐富，檢查包裝上的食品安全信息、定期清理過期食物變成負擔；我們兒時零食是正餐的點綴，孩子們的正餐反成為零食的補充，孩子們還很小，我們就要擔心他們的血壓血糖與體重；孩子們得到零食過於容易，天南海北的水果隻與金錢掛鉤，他們不在乎食物生長的枝頭和土壤，理解不了采摘果實時風撫摸臉龐的感覺，尋覓食物中自然缺少尋找的快樂、珍惜的滋味。我帶著孩子回村掰苞米，給她摘地邊學名龍葵的“黑甜甜”和野酸棗，人家說：“沒有洗怎麽吃？又小又澀怎麽吃？”網上掀起懷舊風，售賣很久見不到的兒時零食，興奮地下單購買，大力推銷給孩子。孩子滿懷期待，又皺眉厭棄，我自己吃進嘴裏也找不到原來的味道。我忽然發現，過去的記憶如同用了濾鏡的美顏照片，修飾了苦澀與艱難。我們依然對童年的零食念念不忘，是因為童年之味的記憶中還包裹著愛、友誼，以及舊日的時光。
隨著大部分兒時零食的消失，昔日的過往同時退場，我們的生活駛進發展的高速公路。我把關於兒時零食的記憶插進時間的相冊，順著時間的脈絡，翻看回味，在對比中體味幸福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