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遙
我們八〇後這代人在校讀書時，網絡還沒大麵積普及，吸引我們的是遊戲廳和台球桌，以及書攤上各種各樣的盜版小說。我們外出求學，有了學校的圖書館，才得以接觸更為廣闊的文學世界，也從那時起，我們開始對生活充滿熱情，對未來充滿憧憬，喜歡寫些文字，或詩或文或小說，彼此或聚或散，然後評論、辯論，談理想、談追求。後來，我們擁有了一個看起來挺時髦的稱呼：“文學青年”。
不過那個年代，做“文學青年”似乎也是件挺普通的事兒，寫上幾句詩，或者寫點散文什麽的，談不上深度，卻足夠傷春悲秋，誰也不覺得太難，如果有了點自我感覺良好的文字，就會到處投。從學校的黑板報出發，到校園刊物，以至各種報刊，不過絕大部分都留在日記或者書信裏。年輕人真正發表作品的並不多，如果真的有人將文字堂而皇之地登出來，那麽這種白紙黑字帶來的興奮，足以讓周圍人為你喝彩。等到後來博客和ＱＱ空間的出現，更成為我們那代人共同的記憶。
我們這些小鎮文學青年中，許青山最早將自己名字印在了報章上。
許青山的名字男性化，本人卻是女孩子，聰明端莊，眉目清秀，無論何時都很有精神的樣子，笑起來清清爽爽。我們同歲同屆，人生軌跡也相似，不過許青山讀書時是“學霸”，我是“學渣”，雖然在文章中，她常常為自己沒讀高中，轉而選擇中專而懊惱，但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懂，好中專的錄取分數遠高於重點高中的錄取線。學霸、漂亮、文學青年這三個標簽匯集到二十歲的許青山身上，足以讓她在世紀之交的文學浪潮裏，開拓出一方屬於她的天地，但是許青山沒有循著這條道路前行，轉而成了一名稅務幹部。
我曾經很惋惜，說，如果她當時一心撲在寫作上，或許早已在文壇上頭角崢嶸了。許青山依舊清爽地笑，說：“我寫得太少了。”“寫得少不是寫得不好。”我反駁。我是戲言，隻因我看到許青山眼中的光芒一直明亮純淨，清醒又堅定，文字是她觀察世界的孔徑，更是她嗬護內心的人生底色。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北京北部小城延慶，天空蔚藍，道路狹窄，城裏還殘留著明代留下的一段城牆。行政區劃歸屬於北京市，現代化在這座小城方興未艾，在新舊交替的時代背景下，年輕人已經眺望到了外麵世界的精彩，青春夢雖斑斕，卻依然要麵對無法把握的現實，許青山的選擇，簡單純粹又自然而然。
二〇〇二年，《延慶報》的副刊“媯川廣場”開辟了一個小欄目，叫作“文學新秀”，在第七期推薦的就是許青山。欄目中刊登了她的一篇文章《留待無花果滿枝》，文中說：“春天是花的盛會，一如成為世上最美的新娘，是少女含羞的夢想；春天是花的未來，果的未來，那是花孕育了一個季節的希望。”她在簡介中寫道：“最大的夢想是工作之餘，成為一個像席慕蓉那樣的作家，熱愛詩歌更熱愛生活。”
許青山對待生活永遠充滿著憧憬和期待，即使在這個蓬勃旺盛的消費社會，文學已經褪去了神聖的外衣，一切都變得世俗庸常，萬象迷離，她依然願意以充滿人間煙火氣息的文字，書寫自己的愛與哀愁。老作家孟廣臣先生曾在《吾土文心———延慶文學六十年雜憶》中特別評價許青山的散文：“她的散文，有的寫景抒情，有的寫人敘事古今結合，情景交融，既有藝術性，又有思想性，既有自然美，又有曆史滄桑感”
曾經有段時間，許青山疏離了文字，因為生活的壓力，往往會讓自身的追求不再像年輕時那樣單純，麻木的忙碌中，也會使人失去對人生最敏銳的感受，不過兜兜轉轉中，許青山又重新回歸，她記述日子一天天地流淌，打撈記憶的碎片，結構成為屬於她的“童謠年代”。
對故鄉的追尋，我遠不如許青山。我童年的村莊和許青山童年的村莊相鄰，那裏曾是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很長時間我都不敢回憶，現在我發現，這份回憶居然都流淌在許青山筆下的文字裏，小的時候涉水摸魚、采摘野果、野地瘋跑，與眾多野物做伴曾經的過往，今日早已絕跡，仿佛前塵舊事，讓人傷懷。時代的步伐不停，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中，為文字者，我們所能做的，僅是以自己的筆守護故鄉的最後時光，在自己能夠回憶時，記錄下這些幼時的“童謠”來，在繁盛的都市裏哼唱。
鄭振鐸晚年住在北京景山東北麓的一所院落裏。文化人有自己的愛好，鄭振鐸喜歡蒔花弄草，院子裏栽滿了桃李杏梅鬆竹蘭，但他最偏愛的是兩株石榴樹。鄭振鐸會在果實還沒長大前，挑幾個大的，在上麵用小刀一個一個刻上家裏孩子，還有左鄰右舍孩子的名字，當石榴一顆顆變紅變大，他會在一個星期天把孩子們都約過來，按照石榴上刻的名字把糖果一起分給大家。孩子們當然是很高興的，就把這一天叫作“石榴節”。其中有個小孩叫作鄭爾康，長大寫了本書，就叫作《石榴又紅了———回憶我的父親鄭振鐸》。
我讀著許青山的文字，想起了書裏的小院，想起了那一樹的紅石榴。“童謠”是孩子童真時節最快樂的回憶，也永遠是醫治傷痛的良藥，當我們長大之後，在塵俗間掙紮，麵對未來，每每心痛無奈之際，憶起兒時的“童謠”，我想這份溫馨將會曆曆如畫，驅散心中的烏雲。
一本書讓我又見紅石榴，更見許青山紅寶石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