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巔峰期,巴格達是一座炫麗輝煌的城市。公園、市場、清真寺、公共浴室,還有學校、醫院和慈善機構,使這座城市成為“豪華鍍金裝飾的、懸掛著華麗掛毯和絲綢錦緞”的殿堂之都。客廳和迎賓室布置得“輕盈雅趣。沙發精致華麗,桌台昂貴無比,室內點綴著成色絕佳的中國花瓶和無數的金銀飾品”。底格裏斯河順流而下,岸邊滿是宮殿、華亭和花園,都是貴族階層享受的場所;“河麵上有上千隻小船,個個插著小旗,躍動在河麵上如陽光飛舞,將巴格達城內尋樂的人們從一個景點帶往另一個景點”。

熱鬧的集市、宮廷及民眾的富裕程度及購買力,都讓這座城市充滿魅力。繁榮的景象並不局限於伊斯蘭世界內部,穆斯林的征服行動開辟出延伸至四麵八方的貿易通道,將貨物、思想和人群都聚集到了一起。對某些人來說,如此大規模的擴張也帶來了某種焦慮。公元9世紀40年代,哈裏發瓦提克(al-Wāthiq)派出探險隊,調查他假想中食人族突破一座城牆的情況,傳說這堵城牆是萬能的神為抵禦野蠻人而建的。探險隊在一個叫薩拉姆(Sallām)的顧問帶領下,經過近一年半時間的考察,發回了關於城牆現狀的報告。他匯報了城牆維護的所有細節:保護城牆可是件大事,一個值得信賴的家族專門負責日常檢查,他們每周用錘子敲擊城牆兩次,每次敲三下並傾聽聲響,以確保安全。“如果你把耳朵貼在城門上聽見蜂巢般的沉悶聲音,”一個人匯報說,“那就說明平安無事。”檢查的目的是讓可能懷著惡意而來的野蠻人知道:城牆有人看管,誰也別想通過。

有關城牆檢查的描述如此生動細節,就連某些曆史學家都相信這次城牆調查活動是真實存在的,那堵城牆指的也許就是玉門關——從敦煌以西進入中國的必經之路。事實上,關於世界毀滅者來自東方山脈之外的這種想象,源自《新約》《舊約》和《古蘭經》的描述。無論薩拉姆是否真的做過探險旅行,邊疆以外的威脅一直都是存在的。世界分成了兩半:一半是秩序和文明均占據上風的雅利安世界;一半是混亂不堪、無法無天、危險異常的圖蘭(Turan)世界。去過草原地區的旅行家和地理學家留下了大量記載,清楚地表明那些生活在伊斯蘭世界之外的人行為古怪,盡管他們在某些方麵略顯奇巧,但總體來說比較危險。

當時最著名的使者之一叫伊本・法德蘭(Ibn Faḍlān),他曾在10世紀初應伏爾加保加爾人(Volga Bulghār)首領的請求,被派往草原地區解釋伊斯蘭教義。伊本・法德蘭說,該草原部落——他們的領土跨越裏海北部伏爾加河(Volga)與卡馬河(Kama)交界處——的首領層都已經成為了穆斯林,但他們對伊斯蘭教義的了解尚處於入門階段。伏爾加保加爾人的首領表示願意建立一座清真寺並進一步學習穆罕默德的啟示,但事實很快證明,他隻不過是想尋求援助,以對付草原上的其他部落。

相較之下,反倒是北上旅途中的見聞讓伊本・法德蘭深感困惑、吃驚和恐懼。遊牧民族的生活漂泊不定,與巴格達和其他地方的都市文明截然不同。古茲(G̱ẖuzz)是伊本・法德蘭遇到的第一個部落。“他們住在臨時的氈帳裏,每到一個新的地方便會重新搭建。”他寫道,“他們生活貧困,如同流浪狗。他們不敬神,做事也不求諸理性。”他還說,“他們在大便和小便後並不清洗……(事實上)他們根本就不怎麽用水,特別是在冬天。”女人不戴麵紗。一天傍晚,法蘭德一行和幾個部落男人坐在一起,其中一人的妻子也來了。“我們說話的時候,她竟當著我們的麵在私處抓癢。我們用手遮住臉,私下念著‘上帝保佑’”。她的丈夫隻是對這些外來人的大驚小怪報以大笑。

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無奇不有:有的部落崇拜蛇,其他部落崇拜魚;還有人崇拜鳥,因為他們相信鶴群的到來能讓他們在戰爭中獲勝;有一些人還在脖子上掛一個木製的陰莖,出遠門前會親吻幾下,以求好運。巴什基爾部落(Bas̱ẖgird)是臭名昭著的野蠻人,他們以敵人的頭顱為戰利品並攜帶著四處炫耀,他們的習俗令人難以接受,包括吃虱子、吃跳蚤。伊本・法德蘭曾看見有一個人在衣服上找到一隻跳蚤:“用指甲擠死後吞到口中,然後對我說:味道好極了!”

盡管草原上的生活令伊本・法德蘭這樣的外人難以理解,但遊牧民族和坐落在他們南部的定居民族有著密切的交往。伊斯蘭教在部落之間的廣泛傳播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盡管他們對待信仰的態度顯得有些反複無常。比如說在古茲部落,人們聲稱自己信奉穆斯林,也能在恰當場合念出虔誠的祈禱,“以便給同行的穆斯林留下良好的印象”,法德蘭說。但他也注意到,這些信仰往往隻是流於表麵。“如果一個人遇到了不公,或是遭遇意外,他會仰頭向天,念道bir tengri”,也就是說,他禱告的對象不是真主安拉(Allah),而是騰格裏(Tengri),即遊牧民族的天神。

事實上,草原部落的宗教信仰十分複雜、從未統一,受到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瑣羅亞斯德教以及各種其他宗教的影響。各種宗教交雜在一起,形成一種難以拆解的混合性世界觀。這種飄忽不定、適應性強的信仰觀,部分是由一些新派穆斯林聖者以傳教士的身份帶來的。這些神秘主義者以蘇非派(sufi)著稱,他們遊蕩於草原部落,有

時不穿衣服,隻戴一副動物的犄角;他們給動物治病,以怪異的行為和喋喋不休的虔誠說教吸引人們的注意。他們似乎在勸說人們改變宗教信仰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成功地將散布在中亞各地的薩滿教祭司和泛靈論者都收攬到了伊斯蘭教帳下。

發揮影響的還不隻是蘇非派。其他來訪者在傳播宗教方麵也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一份有關伏爾加保加爾人改教的記錄表明,一位過路的穆斯林商人治好了部落首領及其妻子久治不愈的怪症。他們承諾,如果痊愈,他們就信仰他的宗教。商人給他們開藥,“然後病好了,他們和所有部落的人都皈依了伊斯蘭教”。這是個典型的皈依案例,即先由首領和他親近的人接受一種新的宗教,再大規模推廣到部落。

為宗教信仰開辟新的領土確實能讓地方統治者贏得榮譽,不僅會得到哈裏發的賞識,而且在當地也能獲得一定的聲望。比如說,布哈拉的薩曼王朝(Sāmānid)就曾熱衷於推崇伊斯蘭教。他們采取的方式之一是借鑒佛教寺院的做法,推廣伊斯蘭教學校,正規教授《古蘭經》,同時專注於穆罕默德聖訓的研究;為參與者慷慨支付學費,還能確保學員滿堂。

不過,幹草原絕不是北方荒漠,不是滿布蠻人和奇風異俗的邊緣地帶,也不是穆斯林向非文明人群傳播宗教的空曠之地。伊本・法德蘭所描述的完全是一副野蠻人的景象,但其實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很有規律、很講秩序。不斷遷移並非無目的地漫遊,而是為了滿足畜牧的需要:對於豢養著大批牛羊的他們來說,找到水草豐盛的牧場不僅能讓部落走向成功,更重要的是關係到部落的生死存亡。在外界看來混亂不堪的生活方式,在這些草原民族看來都缺一不可。

所有的這些,在10世紀君士坦丁堡編著的文獻中都得到了突出的體現。該文獻記錄了黑海北部某部落的生存情況。那裏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總共分為8個部落,下邊又分成40個居住單位,每個居住單位還有明確劃分的行動區域。可見,四處遊牧並不意味著部落社會就一定顯得混亂無章。

盡管當時有不少鍾情於草原部落的作家、旅行家、地理學家和曆史學家對他們所見到的生活習俗深感興趣,但他們的興趣同樣來自遊牧民族在經濟上的貢獻,特別是他們在農產品方麵的貢獻。遊牧民族為定居民族提供著珍貴的服務和產品。在伊本・法德蘭的記述中,古茲部落擁有上萬匹駿馬和十倍以上的羊群。盡管我們不必去追求數字的準確,但遊牧民族的運作規模顯然不可小覷。

馬匹是構成草原經濟的關鍵。眾多資料清晰地表明,一些大型部落均有大量的騎兵可以在原野上馳騁。據公元8世紀阿拉伯進攻時摧毀的大型牧場以及黑海北部考古遺址中發現的骨骼判斷,當時的馬匹養殖已具有商業規模。農耕同樣成為草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作物在伏爾加河下遊地區種植生長,那裏已有“許多中耕作物和林木果園”。這一時期克裏米亞的考古發現證明,小麥、小米和黑麥的種植已達到相當的規模。榛果、獵鷹和長劍是此時期銷往南部市場的主要貨物。此外還有白蠟和蜂蜜,據說前者可以用來防寒。琥珀也被運送到這裏的市場,它們不僅來自大草原,也來自西歐,其數量之大令某位曆史學家以“琥珀之路”來描述這條給那些東方的熱切買家帶去凝固樹脂的商業通道。

除以上各種商品外,還有動物的毛皮貿易。毛皮價格高昂,它不僅可以保暖,而且彰顯著穿著者的身份。公元8世紀的一位哈裏發甚至做過試驗,將各種不同的毛皮進行冷凍,看看哪種毛皮的禦寒性能最好。他將若幹個容器灌滿了水,放在戶外的冰凍天氣下過夜。“到了清晨,他讓人把容器拿進來。所有的容器都已結冰,隻有一個包裹著黑狐皮的容器例外。於是他知道了哪種皮毛是最幹燥、最保暖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寫道。

穆斯林商人能區分不同的動物毛皮,由此確定其各自的價格。10世紀的一位作家提到過從草原進口的紫貂、灰鬆鼠、白鼬、水貂、狐狸、貂鼠、海狸和斑兔等各種動物的毛皮,以及有眼光的商家如何通過加價賺取不菲的利潤。事實上,在某些草原部落,毛皮甚至被當作貨幣使用,有著固定的交換價格:18張舊鬆鼠皮值一枚銀幣,而用單張皮可以換到“一條大麵包,足夠一個成年男子食用”。這對一位外國旅者來說簡直難以置信:“在任何其他國度,一千套毛皮也未必能買到一根豆角。”然而這種貨幣體製的存在自有其內在邏輯:對一個交易頻繁卻缺乏能夠大規模鑄造錢幣的中央財政機構的社會來說,擁有一種兌換手段非常重要,而毛皮、獸皮和皮革都很適用於貨幣尚未暢行的社會。

據一位曆史學家說,每年從草原出口的獸皮至少有50萬張。不斷擴張的伊斯蘭帝國開辟了新的貿易路線。向北通往幹草原及森林地帶的“毛皮之路”,是7世紀和8世紀大規模征服行動之後幾百年間財富增長的直接產物。

因此毫無疑問,接近貿易中心比什麽都重要,這樣便能夠輕鬆地將動物、毛皮和其他貨物運抵交易市場。最富裕的遊牧部落必然是那些占據地域優勢並能積極可靠地和定居民族長久交易的族群。同樣,靠近草原部落的城鎮也盡享貿易財富。梅爾夫受益最多,一位當時的作家稱,它已發展成了“世界之母”。梅爾夫坐落在草原南端,既能與遊牧部落頻繁往來,又成為歐亞大陸東西方貿易的節點。用一位作家的話說,這是一

座“快樂、精致、高雅、智慧、開放和舒適的城市”。坐落在西部的賴伊(Rayy)以“商業之門”著稱,是“地球新郎”和“天造之城”。還有巴爾克,即便在伊斯蘭世界也是無與倫比的,它可以吹噓自己寬廣的大道、輝煌的大廈和純淨的流水,外加廉價的消費品——這要多虧繁盛的貿易交流和城內的商業競爭。

像石頭扔進水裏會蕩起波紋一樣,最接近這些市場的人感受到的震蕩也最大、能獲得的受益也最大。草原上率先致富的人,最先感到來自其他部落群體的壓力。原本對於最佳牧場和水源的競爭,因為最接近城市和貿易市場的地方的出現而變得更加激烈。這必然導致兩種可能的結局:要麽衝突升級,走向暴力和分裂;要麽完成部落之間的整合。可選擇的隻有是戰爭或者合作。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種均衡局麵逐漸形成,並為整個草原西部帶來了穩定和繁榮。其中的關鍵因素是突厥部落對黑海和裏海北部地區的統治。他們被稱作可薩人(Khazar),占領著黑海北部的大草原。在穆罕默德死後的幾十年內,他們靠著大規模的征服行動逐漸增強了軍事實力並不斷崛起。他們對穆斯林敵人的有效抵抗贏得了其他眾多部落的支持,這些人都願意團結在他們麾下。這同樣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羅馬皇帝的注意,他知道與草原上最強大的勢力合作共同打擊對手,一定會讓雙方獲利。可薩這個同盟實在是太重要了,於是在8世紀初,可薩汗國和拜占庭帝國(對這一時期羅馬剩餘領土的通稱)達成了政治聯姻。

在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看來,皇族與外國人通婚非常罕見,尤其對方還是草原遊牧族,更是前所未有。因此這場聯姻清楚地表明了可薩在當時拜占庭外交和軍事考量中是何等重要,以及當時帝國麵臨的來自東部小亞細亞穆斯林的壓力是多麽巨大。另一方麵,可薩人的首領可汗收獲了大量的貢品和榮耀,這在可薩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強化了最高統帥的地位,並為部落內部的等級劃分鋪平了道路——因為財富和地位都賜給了那些被選中的部落精英。更重要的是,這促使了其他部落逐漸成為可薩人的附庸,並以朝貢的形式換取保護和賞賜。據伊本・法德蘭說,可汗有25個妻子,每個妻子都來自不同的部落,每個人都是當地部落首領的女兒。9世紀一份用希伯來語寫成的文獻同樣談到臣服於可薩的各部落,隻是作者不確定到底是25個還是28個。像波利阿納(Poliane)、拉的米奇(Radmichi)和塞維利安納(Severliane)都承認可薩的統治,他們的支持強化了後者的地位,使可薩汗國由此成為西部草原(即今日的烏克蘭和俄羅斯南部)上的霸主。

貿易的持續繁榮和長期的和平穩定給可薩社會帶來了重大的轉型。部落統治者的領導方式發生了變化:可汗從日常事務中脫離出來,漸漸向神聖君主的身份靠攏。人們的生活也開始改變:周邊地區對農產品(主要由可薩和其附庸部落生產)的需求大幅上漲,水果的長途貿易也同樣在增加,原來的小聚集地開始逐漸發展成城鎮。

到公元10世紀初,位於伏爾加河下遊河口的阿鐵爾(Atil)被定為都城,即可汗的永久居住地。阿鐵爾擁有眾多人口,城市規模非常複雜,僅為解決各種民間糾紛就要設立不同的法庭,由法官來裁決穆斯林之間的爭端、基督徒之間的爭端,甚至是其他宗教教徒之間的爭端。為此還形成了一套機製,專門解決法官無法裁決的案子。

擁有氈帳、集市和皇宮的阿鐵爾隻是遊牧民族改變居住方式的例子之一。隨著貿易活動的增加,可薩汗國的領土上建立起越來越多的定居城鎮。薩曼達爾(Samandar)就是其中之一,城中木質房屋上的圓頂可能就是在模仿傳統帳篷。至9世紀初,有相當數量的基督徒來到可薩,他們被任命為主教甚至是大主教來管理當地教徒。在薩曼達爾和阿鐵爾等地還擁有大批穆斯林信眾,來自阿拉伯的文獻清楚地表明,該地區曾修建了大批的清真寺。

可薩人本身也接受了新的宗教信仰,卻並不是伊斯蘭教。在9世紀中葉,他們決定成為猶太教徒。可薩的使團大約於公元860年抵達君士坦丁堡,邀請教士過來解釋基督教的基本教義。“自古以來我們隻知道一個上帝(即騰格裏),他掌管著一切……”他們說,“現在,猶太人讓我們接受他們的宗教和習俗,而阿拉伯人又讓我們追隨他們的信仰,並承諾給我們和平和禮物。”

於是一支旨在勸說可薩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團被派往可薩。使團由康斯坦丁(Constantine)掛帥。此人以斯拉夫名字西裏爾(Cyril)行世,因為他為斯拉夫人創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斯拉夫—西裏爾字母(Slavs-Cyrillic)。同他的兄弟美多德(Methodius)一樣,康斯坦丁也是一位嚴肅的學者,他在去往東方的路途中停留了一整個冬天,專門學習希伯來語並熟悉《托拉》,以備屆時和同樣被邀前往可汗宮廷的猶太學者論戰。抵達可薩汗國的首都後,特使們參加了一係列辯論,對手是應邀前來宣傳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學者。康斯坦丁的博學多才——這從他平時的生活記錄中也可以得見——使他大獲全勝。盡管康斯坦丁擁有過人的才智,他那有關基督教經文的演說還被可汗讚為“甘甜如蜜”,但使團的努力仍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因為可薩首領最終認定,對他的臣民來說,猶太教才是最佳選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