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場上的軍事天賦和戰略專家幫助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贏得了一係列令人矚目的成就。古來氏部落和麥加上層精英的支持也起到了關鍵作用，推動了新宗教在阿拉伯南方部落的宣揚和壯大。波斯的崩潰同樣在恰當時刻為穆斯林提供了機遇。但還有另外兩個原因也可以解釋伊斯蘭在7世紀初的成功：基督徒的支持，以及更關鍵的猶太人的支持。
在一個宗教與暴力緊密相連的世界裏，我們很容易忽略那些偉大信仰之間相互學習、相互借鑒的一麵。在現代人看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簡直是水火不容，但在它們早期共存的年代，二者的關係並非那樣緊張，而是和平共處。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關係更是如此，兩者的互容性令人吃驚。中東地區猶太人的支持對穆罕默德宗教的繁衍和散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盡管有關伊斯蘭早期曆史的資料並非全都可靠，但從當時的文獻中——無論是阿拉伯文獻、亞美尼亞文獻還是敘利亞文獻、希臘文獻、希伯來文獻——我們仍可梳理出一些準確無誤的史實，並找到考古學上的證據：隨著穆斯林勢力的逐漸擴張，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曾極力減緩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對他們的恐懼。
穆罕默德在7世紀20年代逃到阿拉伯南部耶斯裏卜的時候，他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想辦法求得猶太人的幫助。這是一座滲透著猶太教和猶太曆史的城鎮，不到一個世紀以前，一位狂熱的希木葉爾猶太統治者曾策動一起針對當地少數教派基督教的迫害行動，以此鞏固與盟友之間的關係：波斯曾援助希木葉爾人一起抵抗羅馬人和埃塞俄比亞人的聯盟。
耶斯裏卜的猶太領袖答應支持穆罕默德，條件是結成防衛同盟。他們還簽訂了一份正式協議，規定猶太人的宗教和財產都將永遠受到穆斯林的尊重。協議還要求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必須互幫互助：在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攻擊時，兩教的信眾都要奮起保護對方；穆斯林不得損害猶太人的利益，更不能幫助猶太教的敵人；穆斯林和猶太人將攜手合作，共同傳遞“聖言與真諦”。這些舉措非常奏效，穆罕默德的教義看上去不僅充滿善意，而且並不陌生：比如，它和《舊約》有很多共通之處，尤其是在敬奉先知、敬奉亞伯拉罕方麵；此外，在拒絕承認耶穌是救世主這一點上，大家也達成一致。猶太人相信伊斯蘭教不會對自己構成威脅，雙方似乎存在許多共識和默契。
與穆罕默德及其信眾成為同盟的消息在猶太社會中迅速傳播。7世紀30年代的一份北非文獻記載了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熱忱歡迎阿拉伯人的情景，這表明當時的羅馬及基督教在該地區已經完全失勢。關於古代預言將要實現的說法開始盛行起來：“先知已經出現，和撒拉遜人一同到來，他向世人宣告受膏者的降臨、基督的降臨。”而一些猶太人則認為這是彌賽亞的降臨，正好證明耶穌基督是個騙子，人類的末日已經到來。當然並非所有人都相信，比如一位猶太拉比就說穆罕默德是個假先知，“先知不會佩帶長劍而來”。
還有文獻提到，一些猶太人把穆斯林當成救星，因為他們讓猶太人擺脫了羅馬人的統治。這進一步證實了當地人對伊斯蘭教所持的肯定態度。一個世紀後的另一份有關這一時期的文獻則記載了天使如何降臨到拉比西蒙・本・約亥（Shim’on b. Yoḥai）的身旁，當時拉比正因赫拉克利烏斯占領耶路撒冷而被迫受洗、遭受磨難。“我們如何知道（穆斯林）是來拯救我們的呢？”據說拉比這樣問道。天使對他說：“上帝帶來（阿拉伯）王國，隻為讓你們從邪惡（羅馬）中解脫。按照上帝的意願，將這些人中挑選出一位先知。他將率領這些人征服這片土地，並在此實現偉大複興。”穆罕默德被猶太人視作救世主，這些土地現在又屬於亞伯拉罕的後裔，這意味著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更加休戚與共。
此外，與阿拉伯軍隊合作還有其他利益上的考慮。比如在希伯倫（Hebron），猶太人向伊斯蘭統帥提出交易：“保障我們的安全，確保我們與你們地位同等，允許我們在麥比拉洞（Machpelah，亞伯拉罕的安葬地）的入口處建立猶太教堂。作為回報，”猶太人說，“我們將告訴你們一條繞過城市防線的通道。”
由此可見，在7世紀30年代初，能夠得到當地人口的支持是穆斯林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地區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近期有關希臘、敘利亞和阿拉伯的研究證明，在早期記述中，伊斯蘭軍隊的到來是受到猶太人歡迎的。這並不奇怪，除掉某些過於粉飾性的讚揚或敵意性的詆毀（如稱穆斯林是“虛偽的惡魔”），我們能讀到這樣的史實：率軍進入耶路撒冷的將領們在入聖城時穿著儉樸，如同虔誠的朝聖者，熱切盼望與那些信仰雖然不同但至少不會大相徑庭的沿途百姓共同祈禱。
在中東，還有其他一些宗教群體也對伊斯蘭教的崛起抱有幻想。這一地區存在著大量不守規矩的教徒，許多基督教分支對教會的決策提出異議，甚至直接反對在他們看來是異端的教義。這種情形在巴勒斯坦和西奈（Sinai）半島特別明顯。這裏有許多基督教團體暴力反抗公元451年卡爾西頓大公會議上做出的決議，即關於耶穌基督的人神二性以及他最終遭到迫害的原因。這些基督教徒發現自己在追隨赫拉克利烏斯之後並沒有得到什麽好處，他們認為當時赫拉克利烏斯之所以能從波斯魔爪下逃過一劫並展開絕地反擊，靠的是他們這些東方基督教派的堅定支持。
於是這些基督教派開始轉向穆斯林尋求同情和支持。尼西比斯大主教約翰達森（John of Dasen）便收到這樣的消息，一位伊斯蘭軍官向他表示：希望能得到主教的支持，在城裏站住腳；作為回報，他將不僅願意幫助教會推翻西方基督教派的領袖人物，並且還將讓約翰身居要位。7世紀40年代一封教士寫的信表明，新的統治者不僅沒有反抗基督教，“還幫助我們宣傳教義，向我們的神職人員、修道院和聖人表示敬意，還給宗教機構捐贈了禮物。”
這種情況下，穆罕默德及其追隨者贏得了當地基督教信眾的認同。從一個方麵講，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在反對多神教和崇拜偶像上也存在明顯的共鳴，其自身的教義與基督教觀念多有相似。《古蘭經》裏出現的摩西、諾亞、約伯和撒迦利亞等一係列熟悉的形象，讓基督徒備感親切；明確陳述了上帝授予摩西經文，並在他之後又派遣了許多使者，現在又挑選了另一位先知廣傳上帝的教義。
通過挖掘信仰中的共同來源，以及強調雙方習俗和教義之間的相似性，伊斯蘭教不斷強化著與基督教的共識。上帝並未選擇僅僅向穆罕默德傳遞啟示，《古蘭經》中這樣寫道：“他降示你這部包含真理的經典，以證實以前的一切天經；他曾降示《討拉特》和《引支勒》。”另一段內容則是讓聖母瑪利亞記住天使告訴她的話，伊斯蘭聖書對聖母的讚美語氣與基督教相差無幾：“麥爾彥（即瑪麗亞）啊！真主確已揀選你，使你純潔，使你超越全世界的婦女。麥爾彥啊！你當順服你的主，你當叩頭，你當與鞠躬的人一同鞠躬。”
那些糾結於耶穌身世和三位一體爭論的基督徒可能會感到吃驚，穆罕默德得到的啟示居然包含著如此簡單而有說服力的關鍵信息：世上隻有一位上帝，穆罕默德是他的信使。這從基督教的角度看，全能上帝的概念非常容易理解，而門徒們不時傳遞上帝的教義也順理成章。
對於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激烈爭辯，《古蘭經》中如此評價：“信奉天經的人啊！你們為什麽和我們辯論易卜拉欣（的宗教）呢？《討拉特》和《引支勒》是在他棄世之後才降示的。難道你們不了解嗎？”穆罕默德的經文還說：“要堅持真主的繩索，不要自己分裂。”這些明顯都是調解之詞。猶太教眾和基督教徒都能“沒有恐懼，也不憂愁”，《古蘭經》中不止一處這樣說，“凡信真主和末日，並且行善的，將來在主那裏必得享受自己的報酬”。
一些相似的習俗和法規也強化了三教之間的關係。它們被說成是在穆罕默德之前就已存在，後來遺失了，現在要重新恢複。比如說，截肢是對偷竊罪犯的懲罰，也是免除叛教者死刑的替代措施，這種做法現已成為穆斯林的慣例。其他活動如施舍、齋戒、朝拜和禱告等也被納入伊斯蘭教的核心儀式。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和猶太教之間的相似點後來成了一個敏感話題，部分人將此歸咎於穆罕默德，說他是文盲，因而不可能熟知《托拉》（Torah）和《聖經》中的教義——盡管與穆罕默德差不多同時期的人曾明確說過他對《舊約》和《新約》都有很深的造詣。有些人更為過分，試圖證明《古蘭經》是以《聖經》選文為基礎、用阿拉美語寫成的經文，後來還經過了加工和改造。這種說法與其他試圖挑戰甚至否定伊斯蘭傳統的說法一樣，雖被有限的學者支持，但最終還是遭到了摒棄。
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支持是伊斯蘭教早期發展的關鍵，這一事實足以說明為什麽穆罕默德在有生之年會對羅馬人做出肯定的評價。“羅馬人已敗北。”《古蘭經》寫道，指的是羅馬人在7世紀初與波斯對抗中的一係列失利。“他們既敗之後，將獲勝利，於數年之間……真主應許﹙他們勝利﹚”，這一點確切無疑，因為“真主並不爽約”。這一說法聽上去非常包容、順耳，多少讓當時處在崩潰邊緣的基督徒得到安慰。在他們看來，伊斯蘭教心胸廣闊、充滿善意，似乎能夠緩和當時的緊張局勢。
事實上，曆史文獻中滿是基督徒羨慕穆斯林及其軍隊的例子。一份8世紀的文獻表明，一位基督教僧侶被派往敵營探視，結果大為震撼。“那個民族每天晚上熬夜祈禱，”他和身邊的人說，“白天則在禁欲、趨善避惡。他們夜裏是僧，白天是獅。”這看起來非常值得稱讚，而且有效地模糊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界限。這一時期的其他記載還談到基督教徒接受穆罕默德的教義，說明教派之間的差異並非涇渭分明。早期穆斯林倡導的苦行主義也與希臘—羅馬文化非常相近。
為了調和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穆斯林還出台了相關政策來維護和尊重聖書當中的人物——也就是說，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人物。《古蘭經》裏清楚地表明，早期穆斯林並未將自己看作是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對手，而是一脈相承：穆罕默德的教義從前就受到易卜拉欣（亞伯拉罕）、易司馬儀（以實瑪利）、易司哈格（以撒）、葉爾孤白（雅各）的啟示；上帝曾將同樣的“經典”賜給穆薩（摩西）和爾撒（耶穌）。“我們對於他們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歧視。”《古蘭經》中如是說。換言之，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和伊斯蘭的先知別無二致。
所以，《古蘭經》中有60多處提到“烏瑪”一詞，不僅是指一個族裔，而且是指一個信眾群體，並說在信仰產生分歧之前，人類隻有一個“烏瑪”。當然，在分裂之後，上帝會根據自己的意願偏向其中一方。一些重要的一神教教義在《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的聖訓（ḥadīth）中都有記載，並且均將分歧擱置到了一邊。穆斯林相信，用寬容和尊重對待猶太教和基督教，是不會有錯的。
這一時段的許多資料都比較複雜，甚至相互矛盾，主要原因是有些文字寫於事件發生的很多年之後。不過，隨著近期古文書研究的進展，一些從前未知的文獻資料得以重見天日，改變了人們對此一曆史時期的認識。比如，伊斯蘭傳統一直認為穆罕默德死於公元632年，但據現代學者分析，這位先知很可能活了更長的時間。7世紀和8世紀的許多文獻都記載了一個據有神賜能力的傳道者——近期研究表明這個人就是穆罕默德本人——指揮著阿拉伯軍隊並率領他們向耶路撒冷的大門前進。
麵對穆罕默德信眾取得的優勢，巴勒斯坦當權者的對策顯得愚昧低效。某些基督教徒采取絕望的反攻手段，說阿拉伯人最陰險、最惡毒，以企圖勸說當地人不要因為他們的教義簡單和熟悉就盲目輕信。那些“撒拉遜人”複仇心強，仇恨上帝，耶路撒冷的元老在聖城被征服後不久就這樣警告道。他們掠奪城市，**鄉村，火燒教堂，摧毀寺廟；他們對基督和教會犯下的罪行，以及他們“對上帝的褻瀆”，都駭人聽聞。
事實上，阿拉伯征服者既不像人們說的那麽野蠻，也並不可怕。據考古資料記載，在整個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人們很少能發現暴力征服的痕跡。再比如，在敘利亞北部最重要城市大馬士革，當地主教和阿拉伯將領達成協議後，整個城市迅速投降，未造成任何傷亡——就算其中有故意美化的成分，但從雙方達成的協議看，至少都非常理性、現實：為了能使教堂不受影響並正常開放，為了讓基督徒們不受侵擾，當地居民願意承認新征服者的霸主地位。也就是說，他們不再向君士坦丁堡交稅，而是向代表“先知、哈裏發及其信眾”的地方管理者交稅。
沿著貿易要道，阿拉伯人不斷朝各個方向擴張。軍隊雲集到伊朗西南部，隨後將目標轉向伊嗣俟三世（Yazdagird III）——向東部逃亡的波斯薩珊王朝末代國王。進攻埃及的遠征軍隻遇到有限的軍事抵抗，當地人或是在內訌，或是願意尋求和談。地中海上的明珠亞曆山大港很快繳械，被迫同意獻上大量貢品以求阿拉伯人不要摧毀他們的教堂，不要傷害當地的基督教徒。消息一經傳出，亞曆山大港一片哀號，人們甚至叫喊著將協議簽訂者主教賽勒斯（Cyrus）以叛國罪用亂石砸死。“我簽了協議，”賽勒斯辯護說，“但為的是你們和你們的孩子。”一個多世紀以後一位學者寫道：這樣，“穆斯林控製了整個埃及，從南至北。靠著新稅收，他們的收入比之前增加了三倍”。上帝在懲罰基督徒的原罪，同時代的另一位學者寫道。
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擴張行動。麵對軍事威脅，一個又一個行省接連向新征服者屈服，簽訂和談協議。君主在新征服領土上的權力並不強大，甚至不太引人注目。總體而言，當地大多數居民仍照常活動，未受新征服者的影響，後者建立的堡壘和據點都遠離都市中心。一些專門給穆斯林居住的新興城市被另外建起，如埃及的福斯塔特（Fusṭāṭ）、幼發拉底河畔的庫法（Kūfa）、巴勒斯坦的拉姆拉（Ramla）以及位於今天約旦的艾拉（Ayla）。在這些地方，清真寺和統治者官邸都可以自由選址建造。
與此同時，在北非、埃及和巴勒斯坦，許多新的基督教堂也被允許興建起來，這說明某種妥協正在迅速達成，對宗教的包容一如既往。在從薩珊帝國獲取的土地上也有類似的政策——至少在剛開始，瑣羅亞斯德教基本無人幹預，任其自由行事。對於猶太
教和基督教，甚至被允許使用更加正式的手段來予以保護。有一份叫《烏馬爾公約》（Pact of ʿUmar）、內容繁複又頗具爭議的文獻，其中明確規定了基督徒在新征服者的統治下應享有的權利，並規定了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共存的基本原則：不會在清真寺上安置十字架；不可向非穆斯林子女講授《古蘭經》，但也不能禁止任何人轉信伊斯蘭教；穆斯林在任何場合都應得到尊崇和幫助。多種信仰並存是早期伊斯蘭擴張的重要特色，也是它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約旦北部傑拉什古城（Jerash）陶瓷燒窯裏發現的證據表明，即便在這種寬容政策下，有些人也依然小心翼翼。這個公元7世紀燒製的台燈上，一麵用拉丁文刻著基督教的禱告詞，一麵用阿拉伯語刻著伊斯蘭教的祈福語。如果考慮到之前波斯對這一地區的占領隻持續了25年的話，這種做法的確很是穩妥。正如7世紀某希臘文獻上寫的，誰也無法保證阿拉伯人能長久待下去，枯木還能再生，穆斯林征服者也許就是曇花一現。
行政管理方麵的新政策也頗具亮點。在新征服的地區，羅馬錢幣沿用了幾十年，同時新鑄造的錢幣也在發行，但刻有基督教長期使用的類似圖案；現存法律係統也保持不變；征服者還采納了現存的社會習俗，包括財產繼承、婚喪嫁娶、婚姻誓約、朝聖戒齋。多數情況下，前薩珊帝國和羅馬帝國地區的總督和官員都保有其原先的職位。這種做法基於簡單的數學考慮，新統治者——無論是阿拉伯人還是其他民族，即便算上自願和被迫皈依的新信徒——在人數上均居於弱勢，這意味著爭取當地人的支持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須。
從大的方麵講，這種寬容局麵的出現是由於伊斯蘭在波斯、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埃及獲勝之後仍有很多大仗要打。其中之一便是和羅馬帝國殘餘勢力的持續糾纏，阿拉伯領袖希望徹底擊潰羅馬人，因此需要不斷向君士坦丁堡施壓。不過，更重要的還不是這些，而是關於伊斯蘭信仰的戰役。
與早期基督教的內部爭端相似，如何確定穆罕默德所受的神啟、如何記錄和傳播這些神啟以及傳播給什麽人，這些在穆罕默德死後都成為了主要問題。鬥爭十分激烈、殘酷：被指定為穆罕默德的代表和繼承者（即“哈裏發”）的前四個人中，竟有三個是遇刺身亡。在如何解釋穆罕默德教義的問題上也是爭得難分難解，無論是為了曲解還是繼承，人們都付出了絕望的努力。人們想搞清楚，在7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中，穆罕默德到底得到過什麽樣的啟示，才最終得以形成唯一的聖書《古蘭經》。
伊斯蘭內部諸教派的對立狀態加劇了各方對待非穆斯林態度的轉變。每個教派都宣稱自己是先知箴言的捍衛者，代表著真主的旨意，因此可以想見，爭鬥者的注意力很快就轉移到了那些“卡菲爾”（kāfir，即異教徒）身上。
過去，穆斯林領袖能夠容忍、善待基督教徒，甚至還在公元679年地震後重建了埃德薩教堂。但到7世紀末，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致力於讓當地人換教、皈依伊斯蘭，隨之而來的還有對這些人的敵意。
這一轉變在貨幣上得到體現，因為貨幣可以被用來宣傳宗教信息，這一行為被學者們稱為“錢幣戰爭”。伊斯蘭領袖哈裏發於7世紀90年代發行新錢幣，上刻“真主是唯一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隨後，君士坦丁堡開始反擊，錢幣正麵沒有皇帝的頭像，頭像被放在了背麵，正麵的形象全然一新：耶穌基督。其用意很明顯，就是為了強化基督教的身份認同，表明帝國正得到上帝的護佑。
經過一番奇跡般的發展，如今伊斯蘭世界已經能夠和基督教世界平起平坐了。有趣的是，針對羅馬新版的耶穌像錢幣，穆斯林的最初應對政策也是發行新幣：以另一個人的頭像替代耶穌，並以他作為帝國和宗教的保護神——盡管據說這個人是哈裏發阿卜杜勒・麥利克（ʿAbd al-Malik），但他完全有可能就是穆罕默德本人。他身著長袍，留著精致的胡須，手持帶鞘的寶劍。如果這人就是先知，那這就是已知最早的穆罕默德的形象了——人們在他活著的時候親眼所見的形象。阿拉伯曆史學家拜拉祖裏（Al-Balādhurī）在一個世紀後寫道，有證據表明，在當年追隨穆罕默德逃亡麥地那的信徒中，有健在者見過這些錢幣。另一位更晚一些的學者——他有機會接觸到伊斯蘭的早期資料——也有類似的記述，說當時先知的朋友們對如此使用他形象的行為十分不滿。新錢幣並沒有流通多久，因為到7世紀90年代末，伊斯蘭世界的流通貨幣被重新設計：所有的頭像都被去掉了，錢幣的兩麵都是《古蘭經》的經文。
不過在7世紀末，讓基督徒皈依伊斯蘭教還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主戰場仍在穆斯林各敵對教派之間。許多人宣稱自己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繼承人，因此誰若更了解先知的早年生活，誰便算掌握了撒手鐧。競爭如此激烈，以至於在中東出現了一個強有力的教派，他們反對阿拉伯南部的傳統主義教派，決定在耶路撒冷新建一個像麥加那樣的宗教中心。興建於7世紀90年代初的神殿圓頂清真寺是當地第一座伊斯蘭聖殿，其意圖之一就是轉移人們對麥加聖地的關注。如一位當代學者所說，在內戰期間（也就是哈裏發拿起武器對抗先知穆罕默德嫡係後代的時代），包括建築物本身在內的眾多物質文化都被用作“意識領域鬥爭的武器”。
為了贏得伊斯蘭世界激烈的內部鬥爭，圓頂清真寺內外的銘文明顯有著拉攏基督教的意圖。銘文寫道：崇拜真主，善良仁慈的真主，祝福他的先知穆罕默德並以他為榮。但有的文字卻又宣稱耶穌是彌賽亞：“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祝福您的使者以及您仆人、聖母瑪麗亞的兒子耶穌，在出生之時、死亡之日、複活之際，都賜予他和平。”換句話說，即使在7世紀90年代，各宗教之間的界線仍十分模糊。事實上，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確實十分接近，當時的某些基督教學者甚至認為伊斯蘭教並非一個新的宗教，而是對基督教義的另一種闡釋。據當時知名的神學家大馬士革的約翰（John of Damascus）所說，伊斯蘭是基督教的一支異教派而不是一種新的宗教。他寫道，穆罕默德的思想來自於他閱讀的《舊約》和《新約》，來自於與一位離經叛道的基督教士的交談。
盡管為了爭奪權威和地位，各宗教在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地區拚得你死我活，但也正由於紛爭都集中在中心區域，邊緣地帶仍能夠實施大規模的向外擴張。比起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的爭論，將軍們更願意馳騁沙場，因此，伊斯蘭教得以向中亞、高加索地區和北非不斷挺進。即便當內部鬥爭白熱化的時候，進攻速度仍然不減。在跨越直布羅陀海峽之後，軍隊橫掃西班牙、直逼法蘭西，最終在巴黎之外不到200英裏的普瓦捷（Poitiers）和圖爾斯（Tours）才遇到抵抗。在一場抵禦伊斯蘭入侵者的血腥戰役中，查爾斯・馬特爾（Charles Martel）的軍隊遭遇慘敗。基督教歐洲命懸一線，正如後來一位曆史學家所說，英雄氣概和抵抗策略都是徒勞，歐洲大陸注定要陷於穆斯林的魔爪之下。事實上，失敗雖令人沮喪，但並不意味著局麵就一定不可挽回，隻要可獲得的獎勵足夠的多。但就此時的西歐而言，獎勵並不大，而且相距甚遠：財富和賞賜都還在別的地方。
經曆了兩個世紀之前哥特、匈奴及其他族群的入侵後，歐洲在伊斯蘭的征服行動下徹底陷入了黑暗。羅馬帝國的領土隻剩下君士坦丁堡及其內陸地區，並且毫無戰力，處在崩潰的邊緣；地中海基督教區的貿易活動在羅馬與波斯開戰之前就已全麵垮塌；曾經繁榮昌盛的城市，像雅典、科林斯，如今實力銳減，人口下滑，貿易中心幾近廢棄；自7世紀以來，海上的沉船記錄（商業交流量的重要標誌）幾乎完全消失；跨地域的長途貿易活動就此終止。
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過去那些屬於羅馬帝國和波斯帝國的經濟中心不僅要接受統治，而且要麵臨重新整合。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成為這個從喜馬拉雅山脈貫穿至大西洋的新興龐大經濟政治體的中心。除了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和因敵對派之間偶爾爭鬥所引發的動蕩——如公元750年，當朝政權被阿拔斯王朝（ʿAbbāsid dynasty）所取代——之外，伊斯蘭世界，即新的帝國，滿載著自己的思想、貨物和金錢穩步發展壯大。而這也正造就了“阿拔斯政變”背後的原因：中亞的各座城市為政權變更鋪平了道路——這些地方是學者們交流探討的聖殿，也是反叛者籌集資金的溫床，這裏是伊斯蘭崛起的關鍵之地。
穆斯林征服了一個秩序井然的世界，一個點綴著幾百座城市的世界，一個擁有幾百座城市中消費者（換言之，納稅者）的世界。隨著一座座城市落入哈裏發帝國之手，越來越多的資源和金錢都匯集到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貿易線路、綠洲、城市和自然資源都一並被帝國收入囊中，包括連接波斯灣和中國的商業港口，以及已經建成的橫跨撒哈拉地區的商業要道——它曾使非斯城（Fez，位於今摩洛哥）“一夜暴富”，當時人稱讚它是產生“巨額利潤”的貿易中心。征服擴張給穆斯林帝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據一位阿拉伯曆史學家估計，僅征服信德省（Sindh，位於今巴基斯坦）就有6000萬迪拉赫姆（dirham）的收益，更不用說日後通過苛捐雜稅可斂聚的財富。按今天的幣值換算，這相當於數十億美元。
隨著大軍東進，收到的貢品也越來越來豐厚、越來越順利，如同之前在巴勒斯坦、埃及和其他地方一樣。中亞城市被逐一征服，城鎮之間的微弱聯係使這些地方不堪一擊：沒有協調的聯防係統，每個城鎮隻能等待著自己厄運的到來。盡管知道自己遲早會投降，撒馬爾罕的居民還是被迫支付大筆錢財以換取穆斯林大軍的撤退，不過，至少該城的總督可以逃脫德瓦什提奇（Dewashtich）的命運。後者是片治肯特（Panjikent，位於今塔吉克斯坦）的首領，自封粟特王，但他不幸上當被捕，在國人麵前被釘上了十字架。巴克特裏亞（位於今阿富汗北部）的總督也遭受到同樣的命運。
波斯瓦解的同時，草原部落地區也開始出現混亂，這給阿拉伯人向中亞推進提供了天賜良機。公元627年至628年的寒冬導致饑荒，大批牲畜死亡，從而引發了一係列重大的權力變更。在東進的過程中，穆斯林的主要對手便是這些同樣因波斯衰亡而受益的草原部落。8世紀30年代，突厥人遭遇到一場大敗。隨後，突厥首領蘇祿（Sulu）因一次雙陸棋遊戲中的暴脾氣而慘遭仇殺，使局勢變得更加惡劣。
隨著草原部落的衰弱，穆斯林橫掃東部的進程雖然緩慢，但大局已定，它先後拿下了若幹城市、綠洲和許多交通要塞，至8世紀初已抵達中國西部邊境。公元751年，阿拉伯征服者終於和中國人麵對麵了，並在中亞怛羅斯河（Talas）的一場戰役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把穆斯林帶到了一個天然邊界，意味著至少在短時期內，已經沒有太大的空間讓他們繼續擴張。另一方麵，敗仗給中國帶來了震蕩和餘波，觸發了粟特將領安祿山反抗唐朝統治的著名叛亂。在此後一段相當長時間的動蕩中，阿拉伯人的開拓行動告一段落。
接著崛起的是回鶻人。這是一個遊牧部落，曾經支持過唐朝，讓唐朝在撤回到安全的中國本土後有機會休養生息。為了維護自己的疆土，回鶻人建立了許多永久居住地，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可汗（khagan）王庭的所在地八剌沙袞（Balāsāghūn），或稱虎思斡耳朵（Quz Ordu，位於今吉爾吉斯斯坦）。這是一座城邑與軍營混雜在一起的奇妙都市，可汗就住在一個安有王座的金頂帳篷裏。該城共有十二扇城門，有城牆和塔樓防衛。據後世學者判斷，這隻是8世紀以降大量湧現的眾多回鶻城市之一。
回鶻人迅速成為伊斯蘭在東方前沿的強大對手。他們先逐漸取代了粟特人，成為長途貿易——特別是絲綢生意——的主力軍。一座座富麗堂皇的宮殿見證著回鶻人在這一時期的富裕程度。比如胡赫俄東（Khukh Ordung）城就是一個典型，這同樣是一座暫時性營帳和永久性建築並存的城市，其中還有一座供可汗接待貴賓和舉行重大宗教儀式的大型樓台。麵對穆斯林的衝擊，回鶻人想保持自己的獨立，因此他們決定信仰摩尼教——在西方伊斯蘭世界和東方中國世界之間，這也許是一個最佳選擇。
穆斯林的征服行動促進了它治下的大麵積貿易交通網絡的發展，他們將阿富汗及費爾幹納穀地的綠洲城鎮與北非及大西洋地區都聯係在了一起。聚集在中亞的財富多到令人震驚。在片治肯特城和今烏茲別克斯坦巴拉雷克特佩（Balalyk-Tepe）等地出土的文物表明，當時的人們極端崇尚藝術，同時也暗示了他們的富裕程度。宮廷生活的場景，以及波斯史詩文學中所描述的情景，都被生動地展現在私人住宅的牆壁上。其中一幅在撒馬爾罕某宮殿中發現的壁畫，表現出伊斯蘭世界的輝煌：地方首領在接受外國（中國、波斯、印度，甚至可能還有朝鮮）使者的供奉和朝拜。穆斯林勢力下的這些城鎮、行省和宮殿，遍布所有商業通道沿線。
隨著巨額財富匯集到中央政府，大量的投資項目開始在敘利亞等地上馬。公元8世紀，在傑拉什、西多波利（Scythopolis）、帕爾米拉等城市，大規模的商業建築拔地而起。最令人震驚的是其中一座嶄新城市的崛起，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人口最多的都邑，並且在幾個世紀內長盛不衰。據一位10世紀學者過於誇張的估算，從當時城裏公共浴室的數量、所需的服務人員以及私人浴室的擁有率來看，該城人口接近1億（100 million）。它被稱為麥地那・阿薩拉姆（Madīnat al-Salām），意思是和平之城。而它今天的名字，是巴格達。
巴格達是伊斯蘭世界權力、富足和威望的象征，是穆罕默德繼承者們創造的新宗教、經濟、政治軸心，將穆斯林大地同周圍的四麵八方聯係在了一起。它極力展示著令人驚歎的輝煌和奢華，比如公元781年哈裏發之子哈倫・拉希德（Hārūn al-Rashīd）的婚禮盛典：新郎除了給新娘獻上一串串世所罕見的珠寶飾品、一件紅寶石鑲嵌的束腰外衣以及一場“前所未有的盛大宴會”之外，還給來自各方的賓客準備了豐厚贈禮；盛滿銀子的金碗、盛滿金子的銀碗以及裝著香水的玻璃瓶子，在來賓中傳遞、
觀賞；出席盛典的女賓都得到一個手袋，裏邊有金幣銀幣，還有一個“大大的銀製香水盤，一件色彩鮮豔、鑲滿珠飾的長裙”。至少在伊斯蘭時代，“如此盛況，可謂空前絕後”。
所有的這些奢華，靠的都是這個多產、統一、龐大帝國的巨額稅收。哈倫・拉希德在公元809年去世之時，他的財產包括4000條穆斯林頭巾、1000件珍稀瓷器、多種昂貴香水、大量金銀珠寶、15萬套長矛盾牌以及幾千雙靴子——很多都用紫貂皮、水貂皮和其他皮革製成。“我用小部分臣子統治的小部分地域贏得了大筆的財富，遠遠超過你整個帝國的所得。”據說9世紀中葉的一位哈裏發在給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中這樣寫道。過多的財富自然會帶來一段時期的繁榮興旺以及一場知識領域的革命。
個人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促進了私有經濟的發展。波斯灣沿岸的巴士拉港被人譽為能在該地找到任何商品，包括絲綢麻布、珍珠翡翠、指甲花油和玫瑰香水。據12世紀的一位學者說，摩蘇爾——一座擁有豪華樓舍和公共浴室的城市——是淘覓箭頭、馬鐙和鞍座的絕佳去處。他還說，如果你非要吃最好的開心果、最好的芝麻油、最好的石榴和大棗，那麽你就應該去你沙不兒（Nīshāpūr）。
人們都渴望找到上好的作料、精美的工藝品和最新鮮的農產品。與飲食要求同時增長的，還有人們的文化鑒賞能力。據說，在公元751年怛羅斯戰役中抓獲的中國俘虜將造紙術介紹到了伊斯蘭世界。此說法雖頗具浪漫色彩，但從8世紀後期起，紙張的出現使知識的記錄、分享和傳播更為廣泛、便利、高效，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一事件影響深遠，文字的使用開始涵蓋科學、數學、地理和旅行等所有領域。
人們用文字記錄下最好的溫柏樹出自耶路撒冷，最好吃的油酥糕點出自埃及，敘利亞的無花果肉多甘甜，設拉子（Shiraz，位於今伊朗南部）的烏馬裏（umari）李子深受追捧。隨著人們有能力滿足各種口味，一些挑剔的評價也開始出現。有人說，大馬士革的水果最好不要吃，因為味道很一般，而且當地居民的脾氣過於暴躁。不過幸好大馬士革城市本身還不像耶路撒冷那麽糟。耶路撒冷，一個“裝滿蠍子的金盆”，公共浴室肮髒無比，物價過高，生活成本甚至讓過路旅客望而卻步。
貿易商和旅行者將他們的所見所聞帶回家鄉，比如市場上賣什麽東西、伊斯蘭世界之外的人長什麽樣等。一位輯錄海外見聞的作者這樣寫道，中國人無論長幼，“春夏秋冬都穿絲綢”，有些料子的質地相當精良，令人難以想象；然而這種奢華並非涵蓋所有方麵：“中國人不講衛生，他們便後不洗屁股，隻是用中國紙擦擦而已。”但至少中國人喜歡戲曲，不像印度人，將娛樂表演視作“羞恥”。印度的所有統治者都滴酒不沾，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宗教原因，而是出於一種質疑：如果一個人喝了酒，“怎能清醒地治理一個王國呢”？盡管印度是“一個遍布草藥和哲人的國度”，但中華大地“更為健康，那裏疾病更少、空氣更好”，一位作者這樣總結道。在中國很少看見“盲人、獨眼人和殘疾人”，而“在印度，這樣的人遍地都是”。
奢侈品潮水般地從國外湧來。中國陶瓷器的大批量進口，直接影響了當地同行業的設計及工藝風格：獨具特色的白釉唐碗成為當時的絕對潮流。先進的燒窯工藝能確保陶製品的供應量跟得上需求。窯爐的容量也在不斷擴大，據估計，當時最大的窯爐能同時燒製12000件到15000件製品。
貿易活動日益頻繁，已經開始橫跨一位知名學者提出的“世界上最大的海運商貿係統”（the world’s largest maritime trading system）。9世紀在印度尼西亞海岸沉沒的一艘海輪上竟運載著7萬多件瓷器，另有多種裝飾盒及銀器、金錠、鉛錠。這隻是當時阿拔斯王朝大批進口瓷器、絲綢、熱帶硬木和奇異動物的冰山一角。此外，大量遺棄貨物漂流到波斯灣各港口，政府必須雇用專人清理和運送從商船上掉落或丟棄在港口的各種商品。
倒賣熱門商品能獲得巨大利潤。屍羅夫港（Sīrāf）是進口東方商品的主要通道，那裏的商人向當地富裕的居民承諾，他們一定以令人心動的價格提供所有商品。“我從未在伊斯蘭世界見過如此雄偉、如此美麗的建築。”10世紀的一位作者這樣稱讚屍羅夫港。一係列資料表明，在波斯灣以及縱橫中亞的商道上存在規模巨大的交易活動。不斷增長的需求推動著當地陶瓷業的發展，消費者或許是那些買不起產自中國的上等瓷器的人群。於是，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灣的陶瓷工匠開始模仿進口的白瓷，用堿、鋅甚至石英去仿製透明的、高質量的、看上去很像中國瓷器的器皿。在巴士拉和撒馬拉（Samarra），人們發明出用鈷製作“青花瓷”的工藝，幾世紀後，這種瓷器不僅流行於遠東，而且還成了近代早期中國瓷器的標誌性風格。
在公元8世紀和9世紀，世界貿易的中心所在已毋庸置疑。當時一位訪問阿拉伯帝國的中國旅行家對此地的繁華和富裕頗感震驚：“郛郭之內，裏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
人們的嗜好和娛樂趣味也在發生改變。作於公元10世紀的《皇冠之書》規定了統治者與司法官員之間正確的交往禮節，並建議貴族參加狩獵、擊劍、下棋等類似的活動。這些做法都是直接借鑒薩珊人的觀念，其影響之大可以從當時的室內裝飾風格上得見，特別是以狩獵為主題的裝飾品，在貴族私人宮殿中非常流行。
另外，富貴階層的投資還掀起了一場有史以來最令人難忘的學術研究熱潮。許多並非穆斯林的傑出學者被召集到巴格達皇宮中，或被吸引到遍布中亞地區的頂級學術中心，如布哈拉、梅爾夫、貢德沙普爾和加茲尼等城市，甚至擴展到伊斯蘭在西班牙和埃及的領地。學者們在那裏從事數學、哲學、物理、地理等一係列專業領域的研究。
大量的文獻被匯集到一起，並從希臘文、波斯文和敘利亞文翻譯成阿拉伯文。文獻內容涵蓋從馬匹醫藥手冊這樣的獸醫科學到古希臘哲學的各個領域。學者們如饑似渴地學習各方的知識，將其作為未來深入研究的基礎。教育和求學成為一種文化時尚。像巴爾馬克（Barmakid）這種在9世紀的巴格達頗具實力和影響力的大家族——原先巴克特裏亞佛教世家的後裔——不遺餘力地將各類重要的梵文作品譯成阿拉伯文，甚至還開了一家造紙作坊，極大地推動了文獻的傳播。
還有布克提舒（Buḵẖtīs̱ẖūʿ）家族——波斯帝國貢德沙普爾的基督教世家。這個家族的幾代人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的醫學著述汗牛充棟，其中甚至包括有關相思病的論述；同時他們還行醫治病，有人甚至成為哈裏發的禦用醫師。這一時期編著的醫學文獻成為後幾個世紀伊斯蘭醫學發展的奠基之作。“那個得焦慮症的人脈象如何？”這是中世紀某埃及文獻中的一道問答題，其答案是“微弱、無力、不齊”。該文獻的作者說，這些內容在一本10世紀的百科全書中均有記載。
當時的《藥典》列舉了如何用檸檬香草、桃金娘籽、孜然芹和酒醋、芹菜籽和甘鬆配藥的過程。另外還有人進行光學方麵的研究：埃及一位名叫伊本・海賽姆（Ibn al-Haytham）的學者寫出了一本有關光學的開山之作，他不僅提出人的視覺與大腦有關，還指出了知覺與知識之間的區別。
另有比魯尼（Abū Rayḥān al-Bīrūnī），他提出世界圍繞著太陽旋轉，並沿著一根軸自轉。還有像阿布・阿裏・侯賽因・伊本・西納（AbūʿAlī Ḥusayn ibn Sīnā）這樣的博學者——在西方以阿維森納（Avicenna）的名字為人熟知——他的著作包括邏輯學、神學、數學、醫學和哲學，每門學科的著述都充滿了智慧、條理和真誠。他寫道：“我讀過亞裏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但並不理解其中的真諦……來回看了四十多遍都沒有用，最後我都能背誦下來了。”這是一本“根本就沒法讀懂的書”，他後來這樣說——這可能給現在那些滿心困惑、讀不懂此書的學生們帶來一點心靈寬慰。不過在某一天，在某個市場的書攤上，他買到了一本阿爾・法拉比（Abū Naṣr al-Fārābī，當時另外一位思想家）所寫的分析亞裏士多德作品的書，讀了之後他恍然大悟。“我欣喜若狂，”伊本・西納寫道，“第二天以感激真主之心向窮人慷慨施舍。”
另外還有來自印度的資料，包括用梵文寫成的科學、數學和天文學著作。整理加工這些著作的是一位叫穆薩・阿爾・花剌子模（Mūsā al-Khwārizmī）的學者，他提出了一個被認為是最簡潔的證明零這一概念存在的數字理論。這些著作的引進讓代數學、應用數學、三角學和天文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天文學的發展還受到實際需求的推動：人們需要知道麥加所處的方位，這樣禱告才不會出錯。
學者們不滿足於收集和研究四麵八方的資料，他們還在文獻翻譯中找到了樂趣。“印度的文獻被翻譯（成阿拉伯文），希臘人的智慧也被譯了出來，還有波斯的文學，也（被我們）翻譯了，”一位學者寫道，“這讓一些作品增色不少。”他覺得阿拉伯語是一種非常精致的語言，幾乎不可能翻譯成其他語言，他為此感到十分可惜。
可以說，這是一個黃金時代，一個能夠由像金迪（al-Kindī）這樣的智者來引領哲學和科學發展的時代。這一時期的女性也不甘落後，比如公元10世紀的著名詩人拉比・巴爾基（Rabīʿa Balkhī），今日阿富汗喀布爾的一所婦女醫院就以她的名字命名；還有馬赫薩緹・甘伽維（Mahsatī Ganjavī），她的波斯語作品清新流暢、極富趣味。
在伊斯蘭世界被革新、進步和新觀念充斥的同時，歐洲基督教世界卻低沉萎靡，在資源缺乏和靈魂枯竭中苦苦掙紮。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一直對學術研究深懷敵意。“人們總是為求知而求知”，他以輕蔑的口氣寫道，“其實那些知識對他們來說毫無用處。”用他的話來說，求知欲其實就是一種病態心理。
這種對知識和學術的蔑視讓穆斯林學者深感困惑，因為他們都是托勒密、歐幾裏得、荷馬和亞裏士多德的崇拜者，並對他們的理論深信不疑。曆史學家馬蘇迪（al-Masʿūdī）寫道，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科學曾經相當繁榮，但後來他們接受了基督教，於是他們“清除了（學術的）成就、傳統和道路”。科學被信仰擊敗。
這幾乎和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完全相反：當時的激進主義者並非穆斯林，而是基督徒；當時那些思想開放、求知欲強、慷慨大度的智者都在東方，而不是歐美。正如一位當時的一位作家所說，在涉及到非伊斯蘭世界的時候，“我們不願將其寫進書中，因為他們根本不值得花筆墨描述”，那裏是知識的荒漠。
文化的啟蒙和發展同樣惠及了少數派的宗教及文化。在穆斯林西班牙地區，接受統治的當地人被允許將西哥特（Visigothic）的建築風格作為一種曆史文化延續下去。我們還可以從蒂莫太（Timothy，8世紀末9世紀初東方教會巴格達教區教主）的書信中了解到基督教高層人士與哈裏發之間的愉快交往和私人關係，以及基督教得以向印度、唐帝國、吐蕃和草原部落傳遞福音並取得重大成果的情況。北非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基督教社群和猶太教社群不僅得以生存和發展，甚至在被穆斯林征服之後的多年間仍呈繁榮趨勢。
不過人們很容易被這些景象所誤導。要知道，盡管在宗教大旗下呈現出一派和諧氣象，但伊斯蘭世界內部仍存在激烈的分歧。公元10世紀90年代起出現了三股主要政治勢力：一股集中在科爾多瓦（Córdoba）和西班牙；一股在埃及和尼羅河上遊；還有一股位於美索不達米亞和阿拉伯半島大部。三股勢力為教義和權力爭鬥不休。在穆罕默德去世後誰是先知真正繼承人的問題上，伊斯蘭內部也迅速分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大敵對陣營便是遜尼派（Sunnī）和什葉派（Shīʿa）。後者力爭隻有阿裏（先知的堂弟和女婿）的後代才有資格成為哈裏發，而前者則極力尋求更廣泛的選擇。
因此，盡管穆斯林已經靠著宗教關係建立起一座將美索不達米亞與北非地區、興都庫什山脈與比利牛斯山脈連接在一起的橋梁，但各方仍找不到一個廣泛的共識。同樣，對宗教信仰的寬鬆政策也半途而廢。盡管在此前某些時段曾有過容忍其他信仰的做法，但到後來也不乏殘忍迫害和強迫改教的做法。穆罕默德去世後的一百年裏，穆斯林並未全要求當地人皈依，但沒過多久，官方便極力規勸那些生活在穆斯林封建君主統治下的人們轉投伊斯蘭教。其手段不僅僅是單純的宗教宣傳和福音傳道。例如在8世紀的布哈拉，總督宣布，凡在星期五禱告中到場的人均可得到高達兩德拉赫姆的獎金，旨在吸引窮人接受新的信仰，盡管他們根本讀不懂阿拉伯文的《古蘭經》，在禱告時還必須告訴他們該如何做。
羅馬和波斯之間的激烈衝突，導致了一連串令人瞠目結舌的意外結果。就在這兩大古代勢力舒展筋骨準備最後一搏的當口，很少人能預計到，遠方的阿拉伯半島將自立門戶、一躍而起，並將前麵兩者取而代之。那些受穆罕默德啟示的人繼承了整塊領土，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帝國，一個將兩河流域的灌溉技術和農作物引進到伊比利亞半島的帝國，並由此引發了一場跨越數千英裏的農耕革命。
穆斯林的征服行動創造了一種新的世界秩序，以及一個自信、開放、熱衷發展的經濟巨人。繁盛富足，沒有政敵，沒有宗教對手，這是一個真正的、靠著講規矩就能取勝的地方，一片商人能夠致富、智者得到尊重、異見可以陳述和爭論的世界。麥加山洞中那個毫不起眼的開端，居然孕育出一個全球性、多樣化的烏托邦。
生在伊斯蘭帝國邊疆甚至更遠處的壯誌男兒，像蜜蜂逐蜜一樣聚集在絲綢之路上。無論是意大利的沼澤之地，還是中歐大陸或者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都不足以吸引年輕人前去建功或賺錢。在19世紀，西方和美國是年輕人成名和致富的地方，但一千年以前，年輕人的目光聚焦在東方。比如，有一種來源充足、市場成熟的產品，就值得那些想要一夜暴富的年輕人為之奮鬥拚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