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家居與花園》（Homes & Gardens）雜誌長期以來都因其引領著室內設計的潮流而自豪。它最近一期的宣傳語是：“將美麗的事物融入動人的真實家居和花園，專業的建議與實用的信息是裝修靈感的終極源泉。”1938年11月的那期雜誌對阿爾卑斯風格的山區度假屋讚譽有加。陶醉於主人所展示的插花，記者寫道：“這是一棟明亮通風的房屋，以淡翠綠色為基調。”而且，這棟度假小屋的“裝修者、設計者、家具提供商和建築師”都是這位主人自己。他的水彩速寫就掛在客房的牆上，和古老的版畫並列。作為一個幽默的故事高手，屋子的主人樂於被“才華橫溢的外國人——特別是畫家、音樂家和設計師——所包圍”，並且經常邀請“當地大師”來演奏莫紮特或勃拉姆斯的作品片段，作為晚飯後的娛樂活動。顯然，該記者對阿道夫・希特勒印象深刻。
在《家居與花園》的報道中，希特勒現代化的辦公室隔壁，是“元首”（Führer）用來會見“他的朋友或部長們”的房間。9個月後的1939年8月21日，該房間裏的總機接進了一個期盼已久的電話。一張紙條被遞給晚餐中的希特勒。據當時一位在場的人稱，“他掃了一眼紙條，愣了一會兒，臉變得通紅，然後大力地捶了下桌子，連杯子都震動了”。他轉向他的客人們，興奮地說道：“到手了！到手了！”他坐下來接著吃飯，麵前毫無疑問是一年前被《家居與花園》的記者所推崇的“令人眼花繚亂、營養豐富、色香味俱全的一桌子素菜”。這些菜都是由希特勒的私人廚師亞瑟・凱恩伯格（Arthur Kannenberg）準備的，他經常在晚上走出廚房演奏手風琴。
飯後，希特勒將客人們召集在一起，告訴他們，紙條上是他期待已久的來自莫斯科的回複。斯大林，蘇聯公認的統治者，已經同意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他在電報裏說：“我希望這將為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帶來決定性的轉折。”兩個晚上之後，這一消息被公布，希特勒和他的隨從們站在門廊上眺望著下方的山穀。納粹頭目之一的阿爾貝特・施佩爾（Albert Speer）感歎道：“《諸神的黃昏》（Götterdämmerung）的最後一幕真是太美了。”
諷刺的是，這份不可思議的協議正是由英法兩國的外交政策所促成的。出於對德國總理在30年代高風險政治策略的警惕，這兩個國家竭力試圖找到遏製德國人的途徑，但是成效甚微。墨索裏尼甚至向他的外交大臣齊亞諾伯爵（Count Ciano）吐露說，英國的政客和外交官們“已經不是諸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s）這樣創建大英帝國的傑出冒險家們了，如今的他們隻不過是一群腐朽的富家子弟，而且終將失去他們的帝國”。
隨著德國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倫敦方麵采取了更為強硬的手段。1939年3月31日下午，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來到下議院。他嚴肅地表示：“如果出現任何威脅到波蘭獨立的行為，英國將立即給予波蘭政府全力的支持。英國政府已經向波蘭政府作出了保證。此外我還要補充一點，法國政府已經授權我作出明確說明，他們將在這一事件中與英國政府保持一致。”
這與其說是為了保衛波蘭的安全，不如說是決定了它的命運。盡管首相告訴下議院，當天早上外務大臣已經與蘇聯大使伊凡・麥斯基（Ivan Maiskii）碰過麵，試圖平息事態，然而給予波蘭的保證仍然引發了一係列直指烏克蘭和俄羅斯南部麥田的軍事行動，並造成了數百萬人的死亡。
英國的目標是利用戰爭的威脅將德國困住，使其不敢對東部鄰國采取任何攻擊行動。實際上，正如希特勒馬上就意識到的，他得到了一張王牌，不過打出這張牌需要極大的勇氣：同共產主義蘇聯做交易。盡管對納粹德國來說，蘇聯在所有方麵都是一個難以對付的敵人，然而隨著英國等國的突然介入，達成共識的機會來了。斯大林同樣意識到了牌局的變化，他也有了一個機會，一個同樣需要極大勇氣才能抓住的機會：與希特勒達成協議。
無論從理論還是現實角度講，這兩個國家的結盟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後，德國與蘇聯的關係迅速惡化，兩國都展開了惡毒的宣傳活動，將對方醜化為殘忍和危險的魔鬼。兩國之間的貿易也幾乎中斷：1932年，蘇聯50%的進口貨物都來自德國，而六年後這一數字下降到了不足5%。不過，兩國最終還是找到了一些共同點：那就是消滅夾在兩國之間的波蘭。
1939年的春天是個外交活動頻繁的季節。蘇聯駐柏林的臨時代辦與德國首席東歐問題專家會麵，為改善兩國關係打基礎，並尋找可能的合作領域，包括重啟貿易。很快，談判就轉往了莫斯科，由德國大使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繼續進行商討。後者的前任是馬克西姆・利特維諾夫（Maxim Litvinov），因其猶太背景不利於與反猶的德國政府打交道，故而被剛剛解職。溫斯頓・丘吉爾寫道：“作為一名傑出的猶太人，利特維諾夫成為了德國人仇恨的對象。他就像一個破工具一樣被丟在一邊，從世界舞台跌落至無人問津的境地，收入微薄且受到監視。”
到了夏天，德國外長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已經能夠向莫斯科傳遞消息，並解釋說，正是因為國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完全不同，因此“兩國之間沒有理由相互敵視”。他建議，如果雙方有協商的意願，兩國恢複邦交並不是不可能。問題的核心在於波蘭，德國和蘇聯的合作取決於能否就肢解和分割波蘭達成協議。
這一問題由斯大林本人提出。自革命以來，波蘭就一直是蘇聯的眼中釘。首先是因為《凡爾賽和約》將1914年之前屬於俄羅斯的一片土地劃分給了波蘭；另一個原因是在1917年之後的幾年裏，布爾什維克在徹底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曾受到過波蘭軍事行動的威脅。在30年代蘇聯清洗運動中，對波蘭間諜的擔憂成了當時的普遍心態。數百萬人在清洗運動中遭到逮捕，有數十萬人被處決。大概在與德國開啟談判的兩年前，斯大林親自簽署了“清除波蘭軍事組織間諜網絡”的命令，這又導致了數萬人被逮捕，其中超過五分之四的人被槍決。對於與德國合作一同對付波蘭，斯大林顯得非常積極。
事情進展得很快。在斯大林答複同意簽署協定兩天後，兩架福克—沃爾夫禿鷹（Focke-Wulf Condor）戰鬥機在莫斯科降落。蘇聯儀仗隊列隊歡迎，兩排旗幟在風中飄揚：一排是代表著城市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鐮刀斧頭圖案，這顯然是共產主義的象征；另外一排是由希特勒本人設計的第三帝國的旗幟。他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這樣解釋道：“紅色象征我們（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意義，白色象征民族主義思想，‘卐’則象征為雅利安人的勝利而鬥爭的使命。”這是20世紀最奇異和最意想不到的場景之一，當德國人走下舷梯時，代表著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旗幟一齊飄揚。德國代表團由德國外長裏賓特洛甫率領，他的一位老師曾認為他是“班上最笨的學生，自負而固執”，然而現在他受命在兩個敵國之間協調並達成協議。
在進入克裏姆林宮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會麵時，裏賓特洛甫表達了他對兩國友好關係的期盼。他說道：“除了和平與貿易之外，德國對蘇聯別無他求。”斯大林的答複一如既往地直接：“許多年來，我們一直向對方的頭上潑狗屎，我們的宣傳機構樂此不疲。如今我們卻突然要讓我們的人民相信所有這些都已經過去了，可能嗎？事情不會那麽快。”
然而實際上，事情確實很快。兩國在幾個小時之內就達成了協議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一個公開的協議文本以及一個秘密附屬議定書，規定了雙方在波羅的海沿岸以及波蘭的勢力範圍，並劃定了一條明確的分界線，允許雙方在各自地盤上肆意行事。斯大林非常滿意，在次日淩晨叫了一瓶伏特加來慶祝。他用德語說：“我知道德國人有多麽愛戴他們的元首，我要為他的健康幹杯。”幾輪幹杯之後，莫洛托夫幾乎不能抑製他的興奮之情，他眉開眼笑地說道：“我們偉大的斯大林同誌開啟了這一特別的政治關係，為他的健康幹杯！”
第二天，斯大林與政治局高層一起，在他莫斯科郊外的別墅中舉行了一場射鴨子活動。他說道：“毫無疑問，這完全是糊弄人的把戲，就看誰能騙了誰。我知道希特勒要幹什麽。他以為他比我聰明，但上當的是他。”當然，希特勒也是這麽想的：當協議簽署的消息在夜半時分被送到他在阿爾卑斯山的小屋時，與斯大林一樣，他的反應就像一個堅信自己會連連取勝的賭徒，得意洋洋地宣告：“我們贏了。”
蘇聯領導人是為了爭取時間才同德國妥協。斯大林對希特勒及其帶來的長期威脅沒有絲毫幻想。事實上，1934年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就引用了《我的奮鬥》中的部分內容，以說明德國和這位德國總理的危險性。斯大林本人也讀過這本聲名狼藉的著作，該書強調，要滿足德國的需求，隻能向東擴張。然而，蘇聯在漫長的動蕩時期結束後需要時間來恢複。大麵積的饑荒以及短視而殘忍的政策，導致了數百萬人在30年代初病死或餓死。這樣的傷痛巨大而恐怖。當時一位年僅八歲的男孩後來回憶道，他眼看著一個女同學在上課時把腦袋靠到書桌上，然後閉上了眼睛，像是快速地睡著了——實際上，她是餓死了。他知道，人們會埋葬她，“就像在昨天、前天和過去每一天中埋葬其他人一樣”。
隨後幾年裏，蘇聯出現了嚴重的內鬥。即便是共產黨中的高層人士也不能幸免，因為斯大林清算的對象不僅有身邊的敵人，還包括曾經的同誌。在莫斯科一係列令人震驚的公開審判中，那些不僅在蘇聯而且在國際上也家喻戶曉的人物被指控為反革命分子，受到審判，並被處死。檢察總長安德烈・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i）用惡毒的語言將格裏戈裏・季諾維也夫（Grigorii Zinoviev）、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卡爾・拉狄克（Karl Radek）等1917年革命中的英雄貶斥為法西斯走狗、恐怖主義者、墮落分子和害群之馬，並判處他們死刑。維辛斯基對學術和文化曆史的曲解，以及其對被告的惡毒攻擊，使其獲得了一個殊榮：他的名字被用來命名蘇聯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接著，人們將注意力轉向了軍隊。最高司令部雖然沒有被完全摧毀，但還是因為一種扭曲而冷酷的邏輯遭到了破壞：如果低級軍官犯有叛亂罪，那麽他們的上級要麽是共犯，要麽應負失察之責。嚴刑拷打下的招供之後，是大範圍的搜捕。一名秘密警察後來承認，大清洗的目的是要證明“軍隊中存在著陰謀，並且要牽扯到盡可能多的人”。
在蘇聯軍隊總共101名的高層成員當中，僅有10人未遭逮捕。在被扣押的91人中，有9人遭到處決。被逮捕的人員包括5位蘇聯元帥中的3位、2名上將、空軍的全體高層、所有軍區的司令員以及幾乎全部的師級幹部。紅軍瞬間變得一蹶不振。因此，斯大林需要時間來重建，而德國人的提議顯然是天賜良機。
在另一邊，希特勒也是孤注一擲。為了構建一個長久的強國，他急於得到資源。問題是，德國的地理位置不利於其進入大西洋與美國、非洲和亞洲開展貿易，因此希特勒將目光投向了東方。他之所以與蘇聯和解，是因為這樣他就可以打通屬於他自己的絲綢之路了。
於是，在協議簽署後，希特勒將他的將軍們召集到阿爾卑斯山小屋，向他們介紹協議的內容以及他的計劃。他靠在一架三角鋼琴上，自我吹噓。他宣稱，德國人很幸運，擁有一個像他這樣可
以完全信任的人。他對他的高級軍官們說，“我們沒有什麽可失去的”，必須把握住眼前的機會。按照目前的經濟狀況，德國隻能生存短短幾年。他告訴將軍們：“我們沒有其他選擇。”
與蘇聯結盟不僅能夠收回《凡爾賽和約》中失去的土地，而且還能保證德國的未來。但要時刻牢記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取決於德國的成功。“收起你們的同情心吧，”他說道，“大膽去做。八千萬（德國）人必須得到他們所應得的，他們的生存必須得到保障。”他說的是入侵波蘭，以及與蘇聯和解之後的新機遇。對希特勒而言，與蘇聯達成協議會增加其政治冒險遊戲的風險，但也會帶來豐富的資源。盡管自嶄露頭角以來，他經常會談到所謂的德國人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但是他也告訴他的將軍們，成敗的關鍵是那些具體的戰利品：糧食、牲畜、煤炭、鉛和鋅。擁有了這些，德國人才能獲得最終的自由。
然而並不是每個聽眾都對此深信不疑。希特勒聲稱戰爭將持續六周，但馮・賴歇瑙（von Reichenau）將軍則小聲抱怨說六年也打不完；利伯曼（Liebmann）將軍也無法認同，他說，希特勒的講話總是自吹自擂、漏洞百出、令人厭惡，根本不具備一丁點兒的理智。然而，當代研究納粹德國的一流權威專家指出，並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他。
希特勒堅信他已經找到了捍衛德國未來的道路。國內農業產量的不足是德國的一個明顯軟肋。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德國開始啟動戰爭機器，並且消耗大量資源、時間和金錢的30年代，農業生產更是進一步惡化。事實上，這一時期還通過了新的法律，導致了對農業投資的大幅減少。德國無法靠國內的生產自給自足，因此隻能嚴重依賴進口。1939年8月，在與一位但澤（Danzig）的高級外交官談話中，希特勒提及這一讓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無法承受的壓力——這也是他最常談到的主題之一。然而現在，他聲稱找到了答案：我們需要烏克蘭，“這樣就沒有人能夠讓我們像在上一次戰爭中那樣挨餓了”。
1939年的《互不侵犯條約》將烏克蘭，或者說是其肥沃土地上的糧食收成送給了希特勒。裏賓特洛甫造訪蘇聯首都後的數月內，納粹和蘇聯的官員在莫斯科和柏林之間不停往來穿梭。德國人相信，這一良好的開端終將帶來進一步的協議，特別是關於裏賓特洛甫在1939年8月對莫洛托夫所說的“從黑海到波羅的海之間的領土問題”。更多細節的談判都圍繞著貿易條款進行，尤其是蘇聯小麥、石油和其他物資的數量和價格，這些都是德國人入侵波蘭以及入侵之後所必需的。斯大林正在為希特勒的戰爭推波助瀾。
與蘇聯的結盟給了希特勒信心，他不僅有了入侵波蘭的資源保障，而且他相信，他在東方的地位也會受到他與斯大林之間協議的保障（蘇聯領導人在簽約時說：“我用我的名譽擔保，蘇聯不會背叛它的盟友。”）然而，據一位更加敏銳的高級官員分析，瓜分波蘭將使德國的防線更為脆弱，因為這讓蘇聯的邊界線大幅度地向西推進了。弗朗茨・哈爾德（Franz Halder）指出，德國人不如保持與蘇聯的友好關係，而將注意力集中在中東及地中海的英國人地盤。
1939年9月1日，在這一曆史性協議簽署後僅僅一周，德國軍隊就越過國境，毫不留情地突破了波蘭的防線。德國的先頭部隊包圍了華沙，取得控製後立刻著手消滅波蘭的精英階層。在希特勒看來，“隻有上層社會被粉碎的國家才能被奴役”。於是，官員和傑出人物成為清洗的目標。德國人很清楚他們要找什麽樣的人。在奉命進行搜捕和消滅工作的25名德國刺殺小組指揮官中，有15位擁有博士學位，其中絕大部分主修法律和哲學。
得知德國與蘇聯的再次結盟以及對波蘭的入侵後，英國和法國頓如冷水澆頭。盡管對德國宣戰，但是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向波蘭提供實質性的軍事或後勤支援。皇家空軍的確發起了有限的轟炸行動，但是到目前為止，飛越德國領空的戰機上最常見的“彈藥”不是燃燒物，而是一張張的傳單，帶著一廂情願的甚至是完全天真的宣傳語。“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宣傳效果讓德國的當權者感到害怕。”1939年9月初，內閣議事日程上第一項的摘要是這樣寫的，“我們的飛機能夠安然無恙地飛越德國西北部，這足以極大地打擊到德國人的士氣。”會議同意，將投放更多傳單，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與此同時，印度和中亞地區對局勢的恐慌性預測也開始傳入倫敦。因為莫洛托夫與裏賓特洛甫簽訂的協議不僅為德國提供了必要物質資源，也為歐洲的戰爭鋪平了道路。英國駐喀布爾公使克爾・弗雷澤・泰特勒爵士（Sir Kerr Fraser-Tytler）警告說，當地存在著大量投機分子，打賭英國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時不會給予軍事援助。印度官員也有著同樣的憂慮，印度事務大臣給倫敦的戰時內閣發來一份危言聳聽的報告，將印度的防禦力量——特別是在防空方麵——描述得不堪一擊：印度全部的防空設備不過是一座由八架三英寸口徑高射炮組成的炮台。
盡管對中亞地區的危險是否迫在眉睫表示懷疑，但是倫敦仍然意識到，德國與蘇聯的結盟的確會威脅到自己在東方的利益。1940年春天，英國開始打算與德國一決勝負。據總參謀長提交給戰時內閣的一份名為《1940年與俄羅斯交戰的軍事後果》的報告闡述，“蘇聯進犯印度和阿富汗可能耽誤不了多長時間”，這將“極大地分散盟軍的力量”。另外一份清醒到令人恐懼的報告指出，德國與蘇聯之間有多種對盟軍極為不利的合作方式：英國在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資源很有可能受到攻擊，並落入敵手。
這些擔心並非沒有依據。20世紀30年代，德國人在中東和中亞地區十分活躍，漢莎航空公司（Lufthansa）在該地區建立了廣泛的商業航班體係，而西門子和托特組織（Todt organisation）等企業大規模進入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的工業市場。德國的工程師們設計了無數的道路和橋梁，其建造也是由德國技術人員負責或監督。德律風根（Telefunken）等公司的專業技術大受歡迎，承接建設了當地通信基礎設施。與德國的聯係在整個地區隨處可見。伊斯蘭世界甚至認為希特勒是一位意誌堅定、追求自身信仰的領袖，這一看法促進了該地區與德國的合作深入。而德國軍事情報局阿勃維爾（Abwehr）的情報人員進一步強化了這一看法，他們積極地在地中海東岸與喜馬拉雅山脈之間的廣袤地區拓展關係並爭取支持。
事實上，到了1940年1月，德國最高統帥部正在熱議應該如何鼓動蘇聯介入中亞和印度。德意誌國防軍最受人尊敬的高級軍官之一約德爾（Jodl）上將，就德蘇和挺進中東的行動製訂了多個計劃：“隻需付出很少的努力”，就能夠製造出“對英國的威脅”。當然，德國人還精心地設計了一個大膽的單獨計劃，讓下台後已經定居柏林的國王阿曼努拉（Amanullah）重新統治阿富汗。因此，德國不斷地在這一戰略敏感地區製造混亂。“伊皮的法吉爾”（Faqīr of Ipi）可以說是20世紀30年代的奧薩馬・本・拉登，他是一位禁欲的穆斯林，神秘而殘忍，在宗教上十分保守，然而卻支持社會革命。他被認為是破壞（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穩定、轉移英國精力物力的完美人選。不過，如何找到他是個難題，他行蹤不定，曾經無數次從英國人手中逃脫。另外一個難題是如何悄悄地找到他：阿勃維爾認為假扮成麻風病專家可以不那麽引人注目，但兩名這麽做的德國情報人員卻在阿富汗軍隊的伏擊中一死一傷，這一任務也以失敗告終。當最後終於與法吉爾聯係上時，他反而荒謬地要求德國幫助他對抗英國人。
在該地區的其他地方，德國人同樣地積極拉攏關係。許多伊朗人和伊拉克人被希特勒的活力和雄辯所征服。他們之間有著許多共同點，比如納粹政權與一些伊斯蘭傑出學者都是極端的反猶太主義者。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穆罕默德・阿爾・侯賽尼（Muḥammad al-Ḥusaynī）對希特勒的上台表示歡迎，稱其為“阿爾哈吉・穆罕默德・希特勒”（al - ḥajj Muḥammad Hitler）。德國首腦的反猶觀點很受穆斯林的支持，他們將猶太人視作“敗類和病菌”。
整個地區對德國的仰慕進一步加深。一些學者指出，希特勒在20世紀30年代為德國人打造的意識形態與波斯人當時的做法極為相似：“淨化”波斯語和波斯習俗，以及（像納粹一樣）努力重回半神話的黃金時代。實際上，據推測，將波斯正式改名為伊朗的決定，正是駐柏林的德黑蘭外交官們向國王灌輸“雅利安主義”（Aryanism）思想、強調伊朗與德國擁有共同語源和曆史遺產的結果。
同樣，伊拉克複興黨（Ba'ath Party）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歸功於納粹的宣傳和複興思想。希特勒與沙特國王特使之間也有過交流。希特勒在1939年告訴特使：“我們將阿拉伯人視作最親密的夥伴，其原因有三：第一，我們對阿拉伯世界沒有任何領土上的欲望；第二，我們有著共同的敵人；第三，我們同樣都反對猶太人。我絕不會罷手，直到最後一個猶太人被趕出德國。”
對此，倫敦和巴黎製定了一個又一個遏製德國和蘇聯的計劃。法國陸軍總司令甘末林（Gamelin）要求擬訂一個據點建設計劃，最好是將地點放在巴爾幹半島，如果有需要的話便可以從後方向德軍施加壓力。經過慎重考慮，豬一樣的法國總理愛德華・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批準了該計劃，但是隨後又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項大膽的進攻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計劃，意圖切斷瑞典對德國的鐵礦石供應。該計劃受到了英國海軍大臣丘吉爾的大力支持。丘吉爾寫道：“對德國來說，沒有什麽比中斷鐵礦石進口三個月甚至六個月更致命的了。英國應該打破挪威的中立地位，並且在其沿岸水域布雷。”這些措施將削弱德國“發動戰爭的能力”，並威脅到其自身安全。
所有策略的核心都是切斷德國的供應鏈。到了1940年春天，巴庫又成為關注的焦點。法國空軍參謀長維耶門（Vuillemin）將軍支持盟軍利用中東基地打擊目標位於蘇聯阿塞拜疆等地區。盟軍計劃，飛行中隊從英國的伊拉克以及法國的敘利亞基地發起進攻，將在兩至三個月內使裏海的石油產量減少一半。按照計劃草案所說，這將給“俄羅斯和德國帶來致命打擊”。經過改進後，盟軍還計劃通過提高打擊的頻率，用更少的行動部隊取得相同的效果。
轟炸裏海地區的計劃是激動人心的，英國的戰略家們認為：這將使俄羅斯的工農業陷入混亂並逐漸癱瘓，無法繼續生產；這還將打破德國利用俄羅斯的生產為自己提供物資的美夢，從而決定戰爭的走向。法國和英國的參謀們相信，破壞俄羅斯的石油設施是消除德國威脅的最佳方式。
然而，德國對法國發動的閃電戰使得這些聯合行動計劃胎死腹中。在許多人看來，德國人的這次進攻可以說是戰爭史上的一個天才傑作，身經百戰、對占領別國領土有著豐富經驗的軍隊熟練地實現了事先精心布置的計劃，通過一係列令人眩目的行動出其不意地突破了防線。不過最近的研究表明，德國人在法國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或許要歸功於運氣。開戰後，希特勒不止一次失去了勇氣，命令部隊按兵不動。但是集團軍司令部已經離開了他們本來駐紮的地點，直到推進了數英裏之後才收到這些命令。勇往直前的坦克司令、普魯士人海因茨・古德裏安（Heinz Guderian）甚至因為拒不從命、繼續前進而被解除了職務，盡管他很可能根本沒有收到堅守陣地的命令。在此期間，連希特勒本人都認為他的軍隊正陷入敵人的陷阱，以至於害怕得幾乎精神崩潰。因此，德軍的神速推進
不過是賭徒碰運氣的結果。
西歐帝國的時代早在一戰結束就進入了尾聲；而現在，它連緩緩落幕的機會都沒有了——德國人打算給予其致命一擊。隨著英國皇家空軍準備投入不列顛戰役，一個時代宣告結束。德國駐喀布爾公使忙著預測，希特勒或許將在夏末出現在倫敦。為了迎接英帝國最後的崩潰，德國向阿富汗政府提出了具體提議：如果該國放棄自開戰以來的中立立場，德國承諾將把到手後的印度西北大片土地以及卡拉奇（Karachi）港口割讓給阿富汗。這無疑是個誘人的建議。連英國駐喀布爾公使也意識到，英國這艘船“看起來正在下沉”，想要“留在船上賭一把”需要足夠的勇氣和忠誠。英國人隻能做出一些微不足道的、象征性的舉動，比如削減阿富汗的棉花運輸成本，以維持當地經濟不至於崩潰——這也顯示出英國選擇的餘地是多麽的有限。幸好在這危急關頭，阿富汗人還是堅持住了，或者至少他們猶豫了，沒有直接投入德國的懷抱。
1940年夏天，英國人和他們的帝國正在垂死掙紮。納粹德國與共產主義蘇聯前一年夏天在莫斯科簽訂的協議很快就讓這個世界看起來完全不同了。通過蘇聯，柏林與亞洲和印度次大陸建立了一係列新的聯係，這將改變西歐與中亞地區未來的貿易和資源路線。
然而，這種改變極度依賴於蘇聯持續而堅定的支持。盡管在入侵波蘭後的數月內，大批貨物和原材料湧入德國，但這一過程並不總是那麽順利。談判相當激烈，特別是涉及到小麥和石油，德國人對這兩項物資的需求極為迫切。斯大林親自過問這些交易條款，決定是否批準滿足德國要求的80萬噸石油，或是僅僅運發其中的一小部分。每次交貨的談判都令人擔憂且耗時長久，幾乎成了德國人焦慮的最大根源。
德國外交部自然意識到這種合作的脆弱，並在報告中強調對莫斯科過度依賴的危險性。不管什麽原因——領導人的變更和固執己見，或者僅僅是商業上的分歧——一旦合作發生破裂，德國將立刻陷入窘境。對於誌在歐洲贏得非凡軍事勝利的希特勒來說，這無疑是最大的威脅。
這種憂慮和不安致使德國作出了一個以數百萬德國士兵和數百萬蘇聯士兵——以及數百萬猶太人——的生命為代價的決定：入侵蘇聯。1940年7月，希特勒以其最典型的風格宣布了這一冒險行動，他將其描述成意識形態之戰。他對約德爾上將說，現在要抓住時機消滅布爾什維克。而實際上，資源以及最重要的糧食，才是冒險的真正原因。
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初，為入侵作準備的不僅有軍方，還有製訂經濟計劃的人。他們由農業專家赫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領導。巴克在20年代初就加入了納粹黨，之後一路穩步高升，成為食品與農業部長理查德・達裏（Richard Darré）的接班人。巴克對納粹事業的絕對忠誠結合他在農業方麵的特長，使他有機會在30年代的改革中負責規範進出口市場定價及設置貿易限製，並逐漸積累了自己的影響力。
俄羅斯也許就是德國人勝利的關鍵，巴克對這一想法念念不忘。隨著俄羅斯帝國的擴張，那裏從遊牧民族的定居點逐漸轉變為了優質糧倉，占據著平原上無邊無際的廣袤農田。那裏的土地相當肥沃，特別是在那些土壤因礦物質豐富而呈黑色的地區。俄羅斯科學院的研究調查讓人們對這片從黑海一直延伸到中亞的土地充滿了期待，報告說，這裏的條件非常適合大規模耕種高產作物。
1917年革命之前，隨著不斷增長的國內和出口需求，以及對如何種植優質小麥、如何使這片遊牧民族放牧了一千多年的土地產量最大化的科學研究，使得俄羅斯南部和烏克蘭地區的農業取得了迅猛的發展。沒有人比赫伯特・巴克更清楚這片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產量劇增的大平原的潛力了，他博士論文就是研究俄羅斯的糧食生產。巴克是一個戴著眼鏡、穿著講究的小個子男人，他領導的團隊作了一係列分析，以明確入侵的目標。正如他向希特勒所強調的，烏克蘭是關鍵：占據從黑海北部到裏海一帶的肥沃平原，將“把我們從經濟壓力下徹底解放出來”。如果得到這些“富得流油”的蘇聯土地，德國人將天下無敵，不用再看蘇聯人的臉色；同時，英國封鎖地中海和北海的戰略意義也將大打折扣。這是一個讓德國人獲得其所需資源的良機。
希特勒同樣認為這是成敗攸關的一刻，並於1941年夏發起攻擊。當德軍在入侵的第一天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向東推進時，元首幾乎無法抑製自己的興奮。他高興地表示，德國永遠不會放棄這塊新征服的土地；它將是“我們的印度”“我們自己的伊甸園”。
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同樣毫不懷疑入侵的目標是資源，特別是小麥和穀物。他在一篇寫於1942年的文章中，以特有的冷酷無情的語言宣稱，發動戰爭是為了“為了糧食和麵包，為了充足的一日三餐”，這是德國的目標，除此之外不會要求更多。他繼續寫道：“東方泛著金色麥浪的廣闊土地足以養育我們的人民以及所有的歐洲人，甚至還能有剩餘。”
不過，眼下德國人正麵臨著殘酷的現實：他們發現自身的糧食和物資越來越短缺，從蘇聯進口無法解決長期的供應問題。例如在1941年2月，德國電台稱，英國的貿易封鎖造成了全歐洲的糧荒；而之前播音員在提到封鎖行為時，還說英國人是患上了“精神錯亂”或“不列顛癡呆症”。到了1941年夏天，戈培爾在日記中記錄道，柏林的商店裏隻剩貨架了，罕有蔬菜出售。這導致了價格的波動以及黑市的繁榮，從而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焦慮。雖然還未表現出不滿，但是人們已經開始質疑德國的擴張到底能帶來什麽好處——希特勒的宣傳主管為此焦頭爛額。正如一位地方官員所指出的，他治下的德國男人和女人們“疲憊而勞累”，“不理解為什麽戰爭一定要深入到亞洲和非洲”。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現在隻剩下回憶。
巴克及其率領的分析師們為此提供了解決方案。巴克本人在1940年底的年度供應報告中痛苦地指出，德國國內的糧食形勢正在惡化。事實上，在1941年1月由國務秘書們召開的一次關於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是否勝任“四年計劃”負責人的會議中，他甚至警告說，要不了多久就將不得不實行食物配給製——這一措施曾被多次否決，因為政府擔心這樣做會失去人們對戰爭和納粹的支持。
巴克的提議十分激進。蘇聯幅員遼闊、氣候多樣，被一個自然的分界線分為兩部分。在南部，包括烏克蘭、南俄羅斯和高加索地區在內的土地和資源構成了一個“獲利”區；北部則包含俄羅斯中北部、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各國，屬於“虧損”區。在巴克看來，分界線的一邊是糧食生產區，而另外一邊則是糧食消耗區。德國要做的是占領前者，並且忽略後者。“獲利”區必須拿到手，並將其資源和產出轉移至德國；“虧損”區則必須被拋棄，而且無須關心它能否以及如何存活，失去這塊地方就意味著得到。
在代號為“巴巴羅薩”（Barbarossa）的入侵蘇聯計劃發動前幾周的一次會議上，這一提議得到了明確。5月2日，計劃製訂者們討論了攻擊的先後順序以及預期的效果：在先頭部隊的推進過程中，德軍將搜刮一切能夠搜刮到的以養活自己；盡快占領目標地區，並及早投入生產。一旦突破蘇聯防線，德軍就將從俄羅斯獲得給養。
此次會議還提到了入侵行動對生活在“虧損”區居民的影響。他們注定會被整體拋棄。一份曆史上最冷酷無情的文件備忘錄簡單地寫道：“數百萬人無疑會因此而餓死，如果我們必須如此榨取土地的話。”德國人要養活自己，就必須以這些人的死亡為代價。這數百萬人是德國贏取勝利和生存道路上的附帶損害及必要犧牲。
會議繼續討論了確保計劃順利實施的其他後勤事務。德軍必須確保運輸通道能夠將農耕平原上的物資運回德國。會議還仔細研究了今後負責監督收獲以及耕種事宜的農業主管們的服裝：帶有銀灰色條紋的平民裝。正如一位一流學者所指出的，這是一場典型的糅合了日常瑣事與冷血暴行的會議。
在接下來的三周內，德國采取了具體的措施統計可能的死亡人數，以確定“虧損”區內究竟會死幾百萬人。5月23日，一份長達23頁的報告出爐了，其內容不過是在已有結論上略加修正。蘇聯的“虧損”區將被分離出去，它的穀物及其他農產品將被集中起來運往德國。正如之前在柏林會議上所討論的，其後果將由當地居民承受。連同之前的結論，這一報告對預計死亡人數進行了公開的評估。該報告稱：“這一地區將有數千萬人是多餘的，他們要麽死亡，要麽遷往西伯利亞。任何試圖使這些人不被餓死的做法……都會損害歐洲的物資供應。他們的存在將使德國無法堅持到戰爭結束。”入侵蘇聯不僅僅是為了戰爭的勝利，它在本質上關係到德國的生死存亡。
盡管參加5月2日會議的人員名單沒有留存下來，但是在整個會議的過程和總結中都有巴克的身影。希特勒很看重他，對他的重視超過很多地位比他高的人。巴克的妻子在日記中寫道：元首在任務布置會上首先征詢了巴克的意見。於是，他在1941年夏出版的博士論文中增加了一篇新修訂的前言。他寫道，俄羅斯未能合理利用它的資源，如果德國取得了這些資源，一定能夠發揮其更大的效用。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他在入侵前三周1941年6月1日寫下的短評。他寫道，對於俄羅斯人即將經曆的事情，我們無須給予任何同情。“俄羅斯人已經忍受了數百年的貧窮、饑餓和簡樸……不要以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來作為俄羅斯人的標準，也不要試圖改變俄國人的生活方式”。他接著寫道，俄羅斯人的胃“是有彈性的”，因此完全沒有必要去同情那些即將餓死的人。巴克的思路清晰給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準備打擊蘇聯的集結勢頭時，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巴克以高超的手腕統治著他的部門。有了他，每件事都有可能完成，而且也的確都完成了。”
未來事態的嚴峻性並未被忽略。戈培爾在其日記中預測，1941年冬天將會出現異常嚴重的糧食短缺。但這不會是我們的麻煩，他補充說，顯而易見，受到傷害的將是俄羅斯人，而非德國。如果德國人能像英國人一樣仔細收聽蘇聯的廣播，這則開戰前三天的新聞可能會讓戈培爾改變看法：“在俄羅斯中部，大地像是被鋪上了綠色的地毯；在東南部，人們正在收割小麥。”收獲的季節剛剛開始，而且很可能是個大豐收。
隨著進攻的準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德軍的普通士兵和高級軍官們都明白成敗在此一舉。在國防軍內一路高升的巴伐利亞職業軍人弗朗茨・哈爾德看來，希特勒總是那麽的坦率而堅定。他在1941年告訴他的將軍們，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殊死較量，必須“以最野蠻的形式”痛擊俄羅斯，做到“斬草除根”。“部隊司令必須知道，局勢正處於緊急關頭。”希特勒說，“對蘇聯的仁慈就是對我們的殘忍。”
1941年5月，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已做得更加充分。官方已經製定好了《軍隊在俄羅斯的行為準則》，並且正分發給那些即將參與進攻的人。這些準則列出了“煽動者”“遊擊隊員”和猶太人可能製造出的威脅。德國士兵要明白，他們不能相信任何人，不能有絲毫的憐憫。同時，準則還規定了如何控製被占領區：那些有破壞德國利益嫌疑的人應該被當場審判，一旦確認有罪就要立即處決，無論他們是士兵還是平民。
在最後發出的一係列指示中，包括所謂的“政委命令”（Commissar Order），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作出了生動的警告：敵人的做法很可能會違反國際法和違背人性，這些政委（Commissar，對蘇聯政治精英的簡稱）的戰鬥方式隻能用“野蠻和亞細亞式”來形容，因此對他們不能心存任何仁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