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決定在波斯扶持一個符合自身利益的、可靠的鐵腕人物。一位波斯王室成員很快吸引了他們的目光：法爾曼・法爾瑪親王（Prince Farman-Farma）。眾所周知，他在倫敦股市上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因此他的巨額財富也與大不列顛帝國的命運密切相關。英國人極力遊說，爭取把他扶上波斯首相的位置。英國駐德黑蘭公使在1915年的聖誕夜前夕覲見波斯國王，明確地表示倫敦對法爾曼・法爾瑪十分支持。他告訴國王：“在不遠的將來，更換首相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考慮到德黑蘭政府裏存在著不少的“敵對分子”。國王被輕易地說服了：“他完全同意，並且主張立即進行任命。他承諾將敦促法爾曼・法爾瑪盡快履職。”幾天後，法爾曼・法爾瑪準時上任。
不過在美索不達米亞就沒那麽順利了，當地缺乏可供扶植的傀儡。於是英國人決定自己動手，他們從巴士拉派出了軍隊，並於1917年春天占領了巴格達。正如哈丁勳爵（即之前的查爾斯爵士）從倫敦寫給傑出的學者和旅行家格特魯德・貝爾（Gertrude Bell）——她對這一地區知之甚詳——的信中說的那樣，沒人關心會發生什麽。他表示：“我們可以從巴格達選出三個最胖的人，或者三個胡子最長的人，推舉他們作為阿拉伯的統治者，這都無關緊要。”英國需要的隻是一個能夠牢記與占領軍合作的好處的領導人。當然，這免不了大量的行賄。
然而，英國還麵臨著另外一些比梳理該地區未來政治架構更重要、更嚴峻的問題。不少英國人甚至在《賽克斯—皮科協定》墨跡未幹時就已經提出對該協定進行修訂。這並非出於對帝國主義秘密交易的良心不安，而是因為前海軍情報機構負責人、海軍上將斯雷德的一份報告，他曾經於1913年負責波斯的石油勘探項目，並且在不久之後被任命為英波石油公司的理事。斯雷德強調，“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對波斯油田的使用權都不能被幹擾”，而且在該地區的其他地方也應如此。他補充道，有證據表明，“美索不達米亞、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半島”都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資源。他強烈建議重新劃定《賽克斯-皮科協定》中的分界線，盡最大可能將這些地方納入英國的控製下：“必須確保對這些地區石油的所有權利，這樣其他國家就無法通過開采石油而為自己謀利。”英國外務部緊張地注視著局勢的發展，並從歐洲各個報紙上搜集關於德國要求“波斯灣海域自由化”的文章，這意味著英國不得不鞏固它在這一地區的地位，而且越早越好。
戰爭剛剛結束幾周後的1918年底，英國人設法得到了他們想要的：首相戴維・勞合・喬治說服了法國總統克列孟梭（Clemenceau）同意修改協定，並放棄摩蘇爾及周邊地區。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部分原因是利用了法國人害怕英國有可能阻礙他們在敘利亞建立保護國的心理；同時，英國人還暗示他們對馬上就要召開的有關阿爾薩斯-洛林地區（Alsace-Lorraine）歸屬問題的談判尚不確定支持法國。克列孟梭在倫敦直截了當地問勞合・喬治：“您想要什麽？”英國首相回答：“我想要摩蘇爾。”“您會得到它的。還有別的嗎？”“是的，我還想要耶路撒冷。”回答是同樣的：“您會得到它的。”勞合・喬治手下的一位高級文員回憶道：克列孟梭“誠實可靠，而且絕不反悔”。
蘇伊士運河是大英帝國最重要的命脈之一，英國人自1888年起就一直控製著它。鑒於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夠充當抵禦任何對蘇伊士運河攻擊的緩衝地帶，英國同樣將巴勒斯坦視為一個目標。因此，當英國軍隊進入巴格達後，他們從東部繼續向巴勒斯坦進發；同時，在1917年夏不可思議地攻克了亞喀巴港的、來自沙漠的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T. E. Lawrence）也從南麵趕來。盡管在德軍總參謀長埃裏希・馮・法金漢（Erich von Falkenhayn）將軍的領導下，土耳其第七軍和第八軍發動了猛烈的反攻，但是幾個月後，耶路撒冷還是陷落了。英軍上將埃德蒙・艾倫比（Edmund Allenby）步行進入該城，以示敬意。英國首相將占領耶路撒冷稱作“賜予英國人的聖誕禮物”。
英國人看重巴勒斯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越來越多不斷湧入英國的猶太移民加深著英國人的擔心：1880年至1920年間，僅從俄羅斯移民到英國的猶太人數量就增長了五倍。在20世紀初，曾經有過關於在東非找一塊地方安置猶太移民的討論，但是隨著戰爭的爆發，人們將目光轉向了巴勒斯坦。1917年，外務大臣亞瑟・貝爾福寫給羅斯柴爾德勳爵的一封信被泄露給了《泰晤士報》，信中提到：“英國政府讚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國家，作為猶太人的祖國。”這一為猶太人指定一塊定居地的設想被稱為《貝爾福宣言》，後來貝爾福在上議院中將其形容為“解決由來已久且棘手的猶太人問題的一個部分方案”。
除了出於為歐洲的猶太人建立一個祖國的考慮，巴勒斯坦那臨近油田且位於通向地中海輸油管終點站的地理位置，也同樣吸引了英國人的目光。規劃人員指出，它將省去一千英裏的運輸路程，並且將使英國能夠“有效地控製有可能是世界上產量最大的油田”。因而，英國人不可避免地會在巴勒斯坦爭取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而且還要控製海法，這裏的優質深水港是將石油裝上英國油輪的理想地點——輸油管也必然會通到這裏，而不是北部法國控製下的敘利亞。
隨著英國戰略的實施，海法將成為來自美索不達米亞的輸油管的完美終點。它確實不負眾望，到1940年時，有超過400萬噸的石油是通過這條一戰後修建的輸油管輸送的，這些石油足以支撐地中海艦隊的需求。《時代》雜誌將其稱為“大英帝國的頸動脈”。這一世界上最大的帝國正從世界心髒中抽取黑色的血液，輸入到自己身上。
於是，到了1918年初，人們的注意力早已經轉向如何塑造戰後世界以及如何瓜分勝利的戰利品了。但問題是，善於交際的政客、性急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拿著地圖和鉛筆的設計者，在歐洲各國首都所達成的交易與實際情況並不完全相符。對領土的瓜分都已經規劃好了，英法兩國的利益將得到擴充和保障，但是當涉及到實質問題時，事情卻變得複雜起來。
例如在1918年夏天，英國上將萊昂內爾・鄧斯特維爾（Lionel Dunsterville）接到命令，從波斯西北部向裏海進軍。同時其他高級軍官被派往監視高加索地區，以確保土耳其人不會占據控製阿塞拜疆的油田、裏海以南地區或通向阿富汗邊境的中亞鐵路。這是典型的伸手過長，一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土耳其的先頭部隊包圍了巴庫，在放鄧斯特維爾一條生路之前將他圍困了六個星期。當地人在該城投降之後實施了報複性的血腥屠殺。
恐慌之情包圍著倫敦的印度事務部的官員們，他們極力請求向中亞派出情報人員，以監視土耳其複興及俄羅斯動蕩的後續發展。撒馬爾罕地區、費爾幹納穀地和塔什幹的暴動和遊行示威，為奧斯曼帝國能夠在全境爆發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18年初，國務大臣在給印度總督切爾姆斯福德勳爵（Lord Chelmsford）的信中寫道：“因為俄羅斯中央政府的倒台，以及俄國軍隊的瓦解，所有對土耳其斯坦當地居民的有效統治都消失了。”
出於對這一地區高漲的穆斯林反英情緒的擔憂，英國政府派出使節監督局勢的進展並且著手開展親英宣傳工作。英國向喀什和麥什德派出官員以了解當地居民的心態，但對是否向阿富汗和塔什幹派遣武裝部隊，或者是否推進更加不切實際的計劃——例如慫恿阿富汗的埃米爾向西擴張，並占據從穆爾加布（Murghab）河穀到梅爾夫一帶的地區——的討論都舉棋不定。俄國革命之後，隨著自我表達甚至是民族自決的呼聲越來越大，整個烏克蘭、高加索和中亞地區都萌發了新思想、新認同和新渴望。
當那些奪取了俄羅斯政權的人發現他們的國際革命夢想在歐洲受到了挫折時，他們將注意力投向了亞洲。托洛茨基（Trotsky）以其一如既往的熱情投入到東方的革命事業中來。“當前局勢下，在印度成立蘇維埃政權，要比在匈牙利容易快捷得多。”他在1919年給同事的備忘錄中寫道，“我們要先從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入手，最終進入巴黎和倫敦。”
來自“波斯、亞美尼亞和土耳其受奴役人民”的代表，連同那些來自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阿拉伯半島等地的勞苦大眾，被召集參加了1920年在巴庫舉行的一次會議。作為布爾什維克黨最主要的煽動者之一，托洛茨基的發言毫不隱諱。他告訴聽眾：“我們現在的任務是點燃反對西方的聖戰之火”，時機一到，“我們要教育東方的民眾憎恨富人、反抗富人”。這意味著反抗富有的“俄羅斯人、猶太人、德國人、法國人……從打倒英帝國主義開始，發動一場真正的人民聖戰”。換句話說，東西方最後對決的時刻到了。
這種說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現場的歡呼聲，一些人還開始采取行動，如《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伊斯蘭民族》的作者、知識分子穆罕默德・馬拉卡圖拉（Muḥammad Barakatullāh），就在亞洲的穆斯林地區極力宣揚社會主義的優勢。報紙、大學和軍校紛紛在中亞成立，使得當地民眾更為激進。
蘇維埃政權展示出驚人的靈活性，他們願意同任何有助於其事業發展的人妥協。例如，在阿富汗國王阿曼努拉（Amanullah）試圖疏遠英國並對開伯爾（Khyber）西部的駐印英軍發起攻擊後，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幾乎毫無顧慮地向他傳達了善意。盡管這次軍事行動以慘敗告終，但布爾什維克政權很高興他們能在東方找到一個盟友，並向後者提出了援助建議，宣稱將東方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是革命事業的根本任務之一。當然，這種說法不太可能令阿富汗國王徹底放心。
俄羅斯人大膽的投機行為引起了英國人的高度警惕，《泰晤士報》刊登文章《布爾什維克威脅印度：阿富汗是跳板》。於是英軍開始向北移動進入阿富汗。其中有一位叫作查爾斯・卡瓦納赫（Charle
s Kavanagh）的年輕下士，最近人們發現了他的日記，裏麵生動地描繪了他所見到場景，不禁讓人聯想到近幾年來西方軍隊在同一地區的經曆。他寫道，叛軍的伏擊和進攻是家常便飯；阿富汗男人經常裝扮成婦女，這樣他們的臉和來複槍就可以藏在長袍裏了。卡瓦納赫還寫道：“不要和你不認識的當地人握手，他們會用左手抓住你，然後用右手捅你一刀。”
人們對於一戰結束之後的世界未來存在著各種各樣看法。一方麵，民族自決的衝動開始出現，並多多少少受到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擁護。列寧宣稱：“你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選擇安排你們的命運，沒有任何障礙。要知道，你們的權利和所有俄羅斯人的權利一樣，都受到革命的竭力保護。”後來，這還引申出了男女平等的進步觀點：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烏克蘭和阿塞拜疆等地的蘇維埃共和國給予了婦女選舉權——這比英國還要早。1920年，一份張貼在烏茲別克塔什幹街頭的海報，描繪了一位婦女向她麵前四位戴著麵紗的婦女呼籲穆斯林女性的解放：“女人們！投蘇維埃一票！”
這種早期的後革命時代進步主義，同當時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立場以及他們為維護國家利益控製財產和資源的做法，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這一點上沒有人比英國人更加積極活躍了，因為他們必須盡一切努力保障對石油供應的控製。他們在這些地區駐軍，並以符合自身需要的方式來重新布局。以美索不達米亞為例，他們在這裏締造了一個名叫伊拉克的新國家。這是一個由三個前奧斯曼帝國的省份組成的大雜燴，它們的曆史、宗教和地貌沒有任何共同點：巴士拉港麵向東南的印度和波斯灣，巴格達和波斯關係密切，而摩蘇爾則更偏向土耳其和敘利亞。除了倫敦之外，沒有人會對這種合並感到滿意。
這是一個傀儡國家。英國人將麥加謝裏夫的繼任者、昔日的盟友費薩爾（Faisal）扶上寶座，作為他在一戰中與英國合作的獎賞，以及對他被趕出敘利亞的同情和補償（他最初得到的許諾是敘利亞的王位）。當然還有一部分原因：英國沒有其他的合適人選。英國人認為，通過一些諸如換防儀式、新國旗（由格特魯德・貝爾設計）以及承認伊拉克國家主權的條約——但是伊拉克國王及其政府在“所有重要事務上”要聽從英國的安排，包括外交和國防——等新的象征性手段，能夠掩蓋費薩爾屬於遜尼派穆斯林而當地絕大多數居民都是什葉派這一事實。不久之後，英國人還取得了任命該國司法官員的權力，並通過安插財務顧問以左右該國的經濟。從財政角度看，對於麵臨著戰時欠下巨額債務的英國政府來說，這種假手於人的帝國統治方式要比完全的殖民占領更為省錢省力。當然，這也會削弱政治影響力：在1920年中，有兩千多名英國士兵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暴動和內亂中喪生。
英國在波斯也采取了類似的行動。1919年，一紙條約使得英國可以派出顧問幹涉波斯的財政和軍隊，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的實施。這些舉動在波斯等地遭到了抵製。鑒於英國控股了英波石油公司，俄羅斯人和法國人也認為英國在波斯的影響力已經過於強大。英國人憑借賄賂（或“傭金”）使條約通過的做法，也在波斯引發了強烈的抗議，尤其是針對國王本人。當時一位著名的詩人寫道：“真主將譴責這一永久的恥辱/他背棄了薩珊的土地。”他還提到了波斯久遠而光榮的過去：“告訴熱忱的‘長手’阿爾塔薛西斯（Artaxerxes）/敵人侵吞了你的王國/將其並入英格蘭。”這些批評者後來都被關進了監獄。
缺乏經驗的蘇聯（Soviet Union）外交人民委員同樣對此表示憤慨：英國人“正在試圖往波斯人民的脖子上套上奴役的枷鎖”。他在一份聲明中宣稱，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將“你們賣給英國強盜”的行徑是非常無恥的。巴黎的反應有些許不同。法國人對石油之戰毫無準備，而且包圍摩蘇爾似乎也沒有任何好處，因此他們迫切地希望自己的顧問能夠在德黑蘭占有一席之地，以進一步爭取自身的國家利益。然而寇鬆勳爵對此毫不理會，每當被問及是否會批準任命法國顧問時，他都難以壓製自己的怒氣。他告訴法國駐倫敦大使保羅・康邦（Paul Cambon）：“全靠著英國的援助，波斯才免於徹底的破產”，法國不應該打這裏的主意。
法國人對此憤憤不平。波斯的報紙收到了用於反英宣傳的資金，同時法國本土的媒體也開始發表嚴厲指責英波條約及波斯國王的文章。《費加羅報》（Le Figaro）的一篇文章在德黑蘭被引用：“這個半厘米高的侏儒，將他的國家賣了一分錢。”雖然法國是一戰中勝利的一方，但卻終究不敵他們的盟友。
實際上，英國人對波斯國王像戰前一樣提出的金錢要求束手無策。法爾曼・法爾瑪親王方麵也有問題，他的任命並沒有像英國人希望的那樣成功。一些發回倫敦的報告中說他“不願意老老實實地去上班”，並且十分“貪婪”，這樣下去“不可能保住他的官位”。英國需要一個更加可靠的人選。
亂世出英雄。英國駐波斯代表珀西・洛蘭爵士（Sir Percy Loraine）在1922年的報告中說，禮薩・汗（Reza Khan）是“一個實力強大、威望很高的大塊頭，並且擁有鶴立雞群的身高”；他說話簡潔明了，“不會把時間浪費在辭藻優美卻空洞無用的恭維上”。盡管他“魯莽無知、缺乏教養”，但讓洛蘭印象深刻的是：“和他交談時，我感覺到的不是一顆未經開化的頭腦，而是一顆未受重用的頭腦。”這正是外務部想要的人選。倫敦一位官員對該報告的意見是：“洛蘭爵士對禮薩・汗的評估無疑是鼓舞人心的。雖然他身上有著他同胞們的各種缺點，但他的心似乎長對了地方。”他的種族血緣也得到了認可，另外一份備忘錄稱：“他擁有一半的高加索血統（得自他的母親），這是他的優勢。”總之，他正是英國政府認為可以與之打交道的那類人。
在受命保衛波斯北部的英軍司令埃德蒙・艾恩賽德爵士（Sir Edmund Ironside）看來，禮薩・汗似乎是“一個強大而無所畏懼、牢記著國家利益的人”。英國人激烈地爭論著到底要給予他多大的支持，以及到底該在扶植他成為具有影響力的人甚至最終登上寶座的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不過，後續的眾多相關事件證明，英國人最終還是充當了國王締造者的角色。美國駐德黑蘭代表約翰・考德威爾（John Caldwell）認為，禮薩・汗和英國人走得太近，他“實際上就是個間諜”。
美國人也同樣密切關注著這一地區，這一點兒也不奇怪。1918年美國海軍計劃處的一份報告提到，美國準備同英國在商業上展開競爭。該報告指出：“世界上曾經興起過四個大國準備要挑戰英國的商業霸權。”西班牙、荷蘭、法國和德國都曾打算把英國人趕走，美國是“第五個，而且還是五個商業強國之中最大的……曆史提醒我們必須盯緊”英國人的下一步動作。油田的重要性將美國人的目光投向了這一地區。
美國越來越重視其自身的石油供應。當戰前的英國人還在擔心資源匱乏時，美國人已經開始為戰後可能會立即出現的資源短缺而犯愁了：滿足新興的消費理念是犯愁的一個因素，對已探明的石油儲量的預估是另外一個因素。據美國地質調查局局長判斷，這些石油儲量將在九年零三個月後被耗盡。威爾遜總統承認，缺乏“國內外的穩定供應”是一個大問題。
為此，國務院慫恿美國最大的石油生產商之一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研究“與伊朗政府就在英波石油公司特許權範圍之外的伊朗北部達成協議的可能性”。美國的興趣在德黑蘭引發了強烈的反應。當地媒體稱，英國人和俄羅斯人在波斯的介入已經足夠深了，他們不斷地侵害著這個國家的獨立性；美國這個新興帝國是最好的救星。一家波斯報紙滿懷希望地宣稱：“如果我們國家能夠與富裕的美國人建立經濟聯係，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在資源上將不會再一無所獲，而且我們將很快脫離貧困的折磨。”這一光明前景成了波斯全國的共同期望，潮水般的電報湧入首都，以表示對美國投資的歡迎。受寵若驚的美國大使注意到，在這些電報上落款的都是一些“最著名的毛拉、傑出人士、政府官員和商人”。
英國人對此很是氣憤，他們直截了當地告訴美國國務院，美國對波斯石油的覬覦不僅不受歡迎，而且是不合法的。英國人宣稱，盡管爭議地區沒有授權給英波石油公司，但是他們之前已經就該地區與波斯政府達成了另外的協議。因此，不能將此地的勘探權給予美國或其他任何人。這些狡辯之詞並沒有起到效果，波斯人最終還是給了標準石油公司50年的特許權。
然而，美國人的行動又一次成了夢幻泡影。他們曾希望通過對波斯的介入和投資，取代英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但事實證明，任何經營者都需要與英波石油公司交易才能獲得輸油管的使用權。而談判一旦開始，就會讓原本充滿期待的波斯人失望不已。一位駐華盛頓的波斯代表評價道，美國人“比英國人更像英國人”——當然，這並不是恭維之詞。德黑蘭的一份報紙發表了一篇怒氣衝衝的社論：美國人和英國人完全就是一回事，他們都是“欺負弱小的拜金者”，隻想著為自己撈好處，“並試圖分割我們寶貴的石油資源，將它們從幼稚的波斯政客手中奪走”。
這個故事就像是400年前發現美洲大陸時的翻版。盡管當地居民沒有像美洲土著那樣，被西班牙人屠殺殆盡，但實際過程是一樣的：西方國家對寶藏的掠奪意味著財富從一個大洲流向另一個大洲，而這些土地上的居民卻幾乎毫無所得。哥倫布橫渡大西洋之後所發生的事情再次重演。正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根據1494年的《托爾德西裏亞斯條約》和30年後的《薩拉戈薩條約》瓜分世界那樣，西方國家現在正搜刮地中海與中亞之間的資源。
地圖上用彩色鉛筆圈畫出的區域構成了英國與法國之間所謂的“紅線協定”（Red Line Agreement）的基礎。這一協定規定了中東地區的石油資源如何在英波石油公司與土耳其石油公司（前者英波石油公司，即英國政府，是後者的大股東）之間進行分配，兩家正式同意不在彼此
的地盤上競爭。這對要確保在黎凡特強勢地位的法國而言十分重要，因為法國人自古以來就與這一地區有著貿易聯係，而且數十年來不斷地在此地投資。正如伊比利亞半島國家所做的那樣，英國和法國稱他們對財富的掠奪是理所應當的。這似乎是進入了新一輪的帝國時代。
不過，大英帝國在該地區很快就身陷痛苦的現實當中：世界正在改變，而且改變得很快。維護對石油和輸油管的控製是有代價的。英國的國債激增，帝國駐軍需要大量成本，這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寇鬆勳爵寫道：“無法再維持這一高昂的開銷了。”時任殖民大臣的溫斯頓・丘吉爾立即接受了這一論斷，他認識到，“中東的一切政策都要讓位於削減開支”。
野心與能力之間的差距會帶來災難，而高級外交官們的頑固則加劇了這一危險。例如，英國駐德黑蘭公使在波斯人麵前頤指氣使，被鄙視為“狡猾的臭畜生”。同時，英國駐巴格達的代表“為了擴建英國大使館的花園”，把周圍的房子拆了。一位觀察家諷刺道：“這無疑會讓這棟原本就美麗無比的住宅更加輝煌，但是在伊拉克人中卻不太受歡迎。”這些都顯示出一種傲慢的態度：該地區的今天和未來都掌握在英國人手中。當地的統治權是由倫敦的決策者恩賜的，他們幾乎不會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而是會優先關注英國的戰略和經濟地位。僅在20世紀20年代，英國就直接或間接地操縱了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三國統治者的更替，同時還插手了埃及在1922年獨立後的國王稱號問題。
毫無疑問，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行徑將使問題更加惡化。格特魯德・貝爾早在1919年就曾正確地預測：近東正在變成“一團可怕的亂麻”，這種情形就像是“一場噩夢，你在其中可以預見到所有將要發生的恐怖事情，但是卻無力伸手阻止”。英國人正在玩一項危險的遊戲：選擇支持誰，以及在何時何地插手。
從黎凡特一直向東，充斥著失信的諾言和失望的人群。支持、幫助和保護當地人利益的承諾，最終都成了對英國商業和戰略利益的促進和保護。哪怕這意味著需要沿著人為的新邊界線重新分割土地，或者放棄諸如生活在伊拉克的亞述基督徒這樣的人群——這些基督徒在中東被瓜分完後，發現隻有自己處於孤立無援的脆弱境地。
這對伊拉克來說是一場災難。隨著當地權貴獲得了以前屬於奧斯曼帝國的大片土地（作為他們支持英國的報答），一種新型的封建主義開始生根發芽：它減少了社會流動性，增加了社會的不平等，並且使得農村人口在喪失了他們的土地權利和生存方式後爆發了強烈的不滿。在伊拉克東部的庫特（Kut）省，有兩個家族在30年間就占有了超過50萬英畝的土地。在波斯也是如此，通過石油收入累積起來的大筆財富都集中在國王及其親信手中。因此完全可以認為，正是英國政府作為英波石油公司的大股東（這在20年代為前者帶來了將近一半的財政收入）這一事實，促成了堅定的反英情結以及高漲的民族主義。
這同樣也是一個新時代的信號，整個帝國內部都出現了不可阻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勢頭。印度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拉合爾的分部發表了《印度獨立宣言》（Purna Swaraj）。該宣言寫道：“印度的英國政府不僅剝奪了印度人民的自由，而且將他們的統治建立在了對大眾的剝削上。”印度已經被破壞得千瘡百孔，“必須立即脫離英國……實現徹底的獨立”。“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時刻到了。
這杯由覺醒、厭惡和剝奪權利混合而成的雞尾酒將不可避免地流向其他地方。不過，讓中東當地人愈發不滿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意識到難以把控油田的利潤。擁有特許權的西方石油公司在支付授權費時顯得相當狡猾而且富有創造力。同當代的一些做法類似，這些企業組建了一個由子公司構成的網絡，其目的是通過內部借貸造成虧損，以削減甚至完全抵消掉運營公司的賬麵利潤，最終減少根據特許權協議應付的授權費。這已成了這些公司的慣用伎倆。當地報紙憤怒地說道：“那些獲得準許開采波斯石油的外國人通過非法和不必要的關稅免除故意壓榨我國的財政收入。”不過至少波斯的情況不像它的鄰國伊拉克那樣糟糕，後者除了名義之外，幾乎就是個殖民地。
為了試圖安撫當地不斷高漲的憤怒情緒，英波石油公司的董事們展開了魅力攻勢：他們許諾了一大堆新的好處，從提供受教育機會到幫助升級鐵路，以及考慮支付更多的授權費。然而對於自己的政府無法持有該公司的股份，波斯的上層人士依然十分不滿。一位觀察者記錄道：“波斯人覺得，他們無法從這個以波斯石油為基礎的行業中分享成果”，他們堅持說這不是錢的問題，因為“任何經濟上的回報都不能消除這種被疏離的感覺”。英波石油公司董事長、溫文爾雅的約翰・卡德曼爵士（Sir John Cadman）力勸波斯人要冷靜；他向談判桌另一邊的人建議，媒體不該製造出錯誤的印象，說該公司不是一家公平公正的企業，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波斯人對他說：這很好，想讓各方都獲利，就應該達成合夥關係。事實上，這僅僅比徹底的剝削好一點點。
一係列關於是否以及如何重新商定諾克斯・達西特許權的持久爭論都沒有結果。最後還是由波斯人作了了斷。在1929年之前，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的石油發現（委內瑞拉勘探工作的負責人喬治・雷諾茲，他之前領導了最重要的馬斯吉德蘇萊曼油井的開挖）就已經使石油的價格大幅下調。華爾街崩盤後，對石油的需求銳減，波斯人開始逐步把石油資源收回到自己手中。最後，1932年11月，在遭受授權費繳納數額劇減，以及一係列幫助英國人向德黑蘭隱瞞詳細數據的財務騙局之後，波斯國王宣布取消諾克斯・達西的特許權，並且立即生效。
這讓英國的外交官們大感羞辱。一位高級官員指出：“如果我們現在不表現得強勢一點，那麽今後我們和波斯人之間將有更大的麻煩。”另一位官員則聲稱，這一宣告是公然的冒犯。在英國人看來，無論發生什麽，三十年前達成的協議都應該一直有效。誠然，當初開辦石油公司時冒了極大的財務風險，而且在建造開采資源所必需的基礎設施中耗費了驚人的投資；但因此發掘出來的財富同樣是巨大的，英國人始終忽視了要求更加公平地分配這些財富的呼聲。20世紀初的大規模銀行舞弊行為，已經讓英波石油公司及其背後的利益成為了一個決不能倒下的龐然大物。
還好，局麵很快取得了平衡，事情也進入了正軌。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波斯人強有力的談判手段：他們能夠騷擾、阻撓和妨礙生產，以達到重啟談判的目的。1933年春，雙方達成了一個新的協議。波斯代表團在日內瓦的美岸酒店（Beau Rivage hotel）見到了石油公司的領導層，表示他們已經了解到有關伊拉克石油的最新協議，並要求至少與此一致。最初的提議包括英波石油公司轉讓25%的股份，並保證波斯的最低年收益、利潤分享以及讓波斯人進駐董事會——這些都被約翰・卡德曼爵士駁回，他認為這是荒謬的、不可能的。
盡管隨後的會談氣氛親切友好，但是英國人最終還是無法避免會導致重大改變的重新談判。1933年4月，新協議出台。協議的關注重點在於石油業的“波斯化”，即在石油公司所有層麵上（從管理層到基層崗位）雇傭並培訓更多的當地人。特許權覆蓋的範圍比最初減少了四分之三，即便留下的是最好的部分；固定的授權費不受匯率和油價波動的影響；英國人承諾了一個最低的年度支付額度，無論該公司的產量或市場價格如何；如果英波石油公司從其他國家獲得利潤，波斯政府將一同分享。當波斯談判人員告訴卡德曼，他應該將這份新協議視為“他本人及其同僚的個人成果”時，卡德曼一言不發。他的筆記透露了他的心聲：“我覺得我們被搶得一幹二淨。”
波斯人以及那些關注此事的人，都在這個故事中看到了不同的寓意。他們在這一課中學到，所有那些虛張聲勢的西方國家在談判桌上根本不堪一擊，而那些占有資源的國家最終都能迫使這些獲得特許權的人回到談判桌上來。西方國家可以盡情地抱怨，但勝利終將屬於資源占有者。
這成了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主旋律之一。新的紐帶跨越了亞洲屋脊的兩端。一個不僅由城鎮和綠洲而且由連接著油田與波斯灣（到30年代還連接到了地中海）的輸油管構成的網絡正在延伸。資源和財富沿著這些管道被輸送到海法和阿巴丹這樣的港口，它們在之後的五十多年裏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煉油廠所在地。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就已經意識到，控製了這一網絡就等於控製了一切。如今在樂天派看來，事情仍然充滿希望。盡管他們在1933年修訂了特許權協議，但是畢竟英國人已經在這一地區建立了牢固的關係網，通過與那些擁有重要資源的國家合作，仍然可以取得豐厚的利益。這樣看來，英國人確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有優勢。
然而事實上，世界大勢已然逆轉。西方的力量和影響力正在衰退，並且似乎注定會進一步減弱。繼續插手當地事務要付出代價，改建大使館的花園要付出代價，從來沒有實話也要付出代價。這些代價就是當地人的疑慮、擔憂和不信任。
1920年，當近東和中東地區的新格局正逐漸成型時，在巴格達的一場晚宴上，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精力充沛、頭腦敏銳的格特魯德・貝爾是參加晚宴的客人之一，她在一戰初期就受雇於英國情報機構，並且是一位精明的阿拉伯政治觀察家。她告訴即將被任命為新國家伊拉克總理的賈法爾・阿爾・阿斯卡裏（Jaʿfar alʿ-Askarī）說：“我們英國人希望最終給予（伊拉克）完全獨立。”賈法爾答道：“夫人，完全的獨立不是給予的，它向來都是奪來的。”像伊拉克和波斯這樣的國家所麵臨的挑戰就是如何擺脫外部幹涉，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而英國所麵臨的挑戰則是如何阻止他們這麽做。衝突即將爆發。不過在此之前還有另外一場同樣是由資源支配引起的災難。這一次，處於災難中心的不是石油，而是小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