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俄羅斯人的野心急速膨脹。沒過多久，他們就廢除了《巴黎和約》中所有關於黑海的條款。俄羅斯一個接一個地說服了歐洲各國政府，默許從整體上修改和約，或刪去相關條款。絕大部分國家都沒有提出反對，隻有一個例外：英國。1870年冬，英國內閣收到的關於廢除條款的提議副本被泄露給了聖彼得堡的媒體，同時泄露的還有倫敦斷然拒絕的消息。戈爾恰科夫公爵推波助瀾的努力在俄羅斯取得了不錯的效果，英國媒體對此義憤填膺。
《旁觀者》（Spectator）雜誌宣稱，俄羅斯想要重新談判的企圖是十分惡劣的，“是對歐洲法律、國際道義和英國政策的公然挑釁和藐視”。不少人相信戰爭迫在眉睫，因為除了使用武力遏製俄羅斯外，英國別無他法。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給《泰晤士報》（The Times）的信中寫道：國人對此事的反應非常激烈；這些行動也許是在挑釁，但是不應該觸發軍事衝突。在給外務大臣格蘭維爾勳爵（Lord Granville）的電報中，維多利亞女王也同意：“能否給這些主要報刊一點暗示，不要在這裏鼓動戰爭情緒？”
引起英國人擔憂的，與其說是黑海的局勢，不如說是俄羅斯不斷秀肌肉的行為。采取軍事行動不切實際，手裏又是一副政治爛牌，英國人除了讓步別無選擇。這也讓首相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遭受到眾議院富有魅力的政客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冷嘲熱諷。俄羅斯得到了它想要的，即能夠在黑海沿岸自由活動，以及在克裏米亞和黑海北部沿岸的港口部署戰艦的權力。一位英國目擊者稱，這一“勝利”結果使聖彼得堡感到非常滿意。據說沙皇亞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私下裏為此欣喜若狂，他下令在冬宮的小教堂演唱《感恩曲》（Te Deum），之後在聖彼得保羅大教堂“虔誠地祈禱了一段時間”。
英國人無法將其經濟實力轉化為外交和政治上的成功。但他們很快便想出了一些新的手段。關於英國統治者稱號的議題被提交討論：考慮到英國治下的領土、地域和人口的規模和分布，有人提議應該將君主的頭銜從國王升級為皇帝。這一修飾性的改變在國會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想要更改沿用了數個世紀的級別、頭銜和名稱的主意嚇壞了傳統主義者。格蘭維爾勳爵告訴上議院，國王對下一級的統治者擁有最高權威，沒有必要升級君主的頭銜。他宣稱：“議員們，關於女王陛下本人的尊嚴，沒有什麽比‘維多利亞’‘大不列顛及愛爾蘭女王’這樣的頭銜更有吸引力了。”這才是君主應有的名稱。
問題的關鍵在於俄羅斯和沙皇。除了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外（沙皇Tsar是凱撒Caesar的簡化形式），為了在官方外交和正式場合中顯示出他所有的榮耀，沙皇的正式頭銜中羅列了完備而冗長的統治地區名單。在19世紀70年代中葉，新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向國會強調，一個高於女王的頭銜將提升印度人民的信心，他們對涉足中亞的俄國始終感到憂心忡忡。維多利亞女王讚同這一原則，她寫信給迪斯雷利說：“從印度打擊俄國是正確的方式”，而且一個更高級別的頭銜有助於加強印度臣民的忠誠。
另一些議員懷疑用這樣的方式競爭究竟是否有必要。一位議員說：我們英國人“已經統治了印度一百年”，難道僅僅“為了能與俄羅斯相提並論”，就要變更女王的頭銜？然而，東方的劇變還是讓一些人深感壓力，他們挑釁地宣告“不列顛對印度斯坦的統治將一直延續下去”，因此，“這一領土中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割讓出去”。俄國的邊界距離女王在印度的領土隻有數天的行軍路程，這是造成恐慌的一個重要因素。經過激烈的爭論，國會終於在1876年通過了議案，宣稱維多利亞不僅僅是一位加冕四十多年的女王，還是一位女皇。她本人也很喜歡這一說法：在賜給迪斯雷利的聖誕賀卡中，她的簽名是“女王兼女皇，維多利亞”。
在這種看似膚淺的手段之後，是更為實際的措施。在日益緊張的局勢下，英國越來越擔心它的領土會被對手奪走。英國人和俄國人都致力於在對方的國土上建立間諜係統，試圖贏得當地居民的支持，並拉攏那些有影響力的人士。旁遮普騎兵團的麥克林（Maclean）上校是19世紀80年代那些受委派監視波斯、印度和阿富汗邊境活動的間諜之一。他建立了一些由當地商人和電報運營者組成的團體，並且鼓勵他們打聽傳遞有關這一地區事態發展的消息。麥克林的目標是穆斯林的神職人員，他送給他們圍巾、地毯、雪茄甚至是鑽戒，以顯示與英國合作的好處。麥克林為這些賄賂行為辯護說，這是拉攏當地權勢人物的必要手段。然而，這些禮物最後都被當地統治者用來在這片讓外部勢力激烈競爭的動蕩地區上強化神權。
真正讓英國人擔心的是俄國的意圖和能力，以及俄國在中亞的擴張對印度施加的壓力。倫敦開始將重點轉到與俄羅斯的軍事對峙上，迪斯雷利建議女王做好授權派遣英國軍隊進入波斯灣的準備，同樣，作為印度女皇的她還應該命令她的軍隊將俄羅斯人逐出中亞、趕回裏海。局勢愈發緊張，總督利頓勳爵（Lord Lytton）在1878年至1880年間兩次下令入侵阿富汗，並在喀布爾統治家族中扶植了一個傀儡。英國鍥而不舍地勸說波斯人簽署《赫拉特公約》（Herat Convention），該公約承諾保護中亞地區抵抗俄羅斯的擴張。但這並不是一個輕鬆的任務，波斯人在該地區有著自己的利益，而且英國在近期的幹預活動中不僅沒有幫忙，反而使阿富汗獲益，這讓蒙受損失的波斯人耿耿於懷。與此同時，英國還采取措施與坎大哈以北的人建立聯係，以便更快獲取任何俄國人的行動信息，無論是軍事還是其他方麵。
政府高官們絞盡腦汁，商討該如何應對俄羅斯可能入侵印度的情況。從19世紀70年代起，一係列報告開始從更宏觀的戰略角度研究這一問題，從中可以看出英國與俄羅斯在其他地區的分歧和緊張關係也會給東方帶來壓力：在1877年俄國入侵巴爾幹後，一份備忘錄探討了“萬一英國加入土耳其一方與俄國開戰，他們可以在印度采取哪些手段”；而一份寫於1883年的備忘錄則懷疑“俄國可能入侵印度嗎”；不久之後的另外一份備忘錄的題目是“俄羅斯的弱點是什麽，以及當前的局勢對我們在印度製訂的邊疆政策有何影響”。這些文件的作者、鷹派人士的弗雷德裏克爵士（Sir Frederick，後來升為勳爵）在1885年被任命為印度英軍總司令，這清楚地表明了當時的形勢有多麽嚴峻。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對亞洲局勢持悲觀看法，即便在1886年英國獲取了俄軍上將阿列克謝・庫羅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的一係列入侵計劃。軍事情報機構的負責人亨利・布拉肯伯裏（Henry Brackenbury）認為，從俄國人的進攻意願以及沙皇軍隊的準備程度來看，俄國的威脅明顯被誇大了。喬治・寇鬆（George Curzon）曾經是一位前途無量的年輕議員和萬靈學院（All Souls）的獎學金獲得者，但是在當了十年的印度總督後，變得愈發目中無人。他看不到俄國在東方利益的背後有什麽大計劃、大戰略。他在1889年寫道：“俄羅斯人的策略既不統一，也不犀利，更不持久。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多變的計劃，它依賴於事態的發展。他們期望從其他人的失誤中獲利，但犯錯的又往往是他們自己。”
俄羅斯對中亞大局特別是印度的態度，的確有些虛張聲勢和一廂情願。軍中不乏頭腦發熱之人談論著取代英國成為印度次大陸統治者的宏偉計劃；一些實際行動也付諸實施，似乎表明俄羅斯對待利益並不消極。例如，一些官員被送去修習印地語，為即將介入印度做準備。一些令人振奮的消息也送上門來，如旁遮普大公達立普・辛格（Duleep Singh）就寫信給沙皇亞曆山大二世，希望“約250萬的同胞能從英國統治者的殘酷枷鎖下被解放出來”，並宣稱其“代表了絕大多數有影響力的印度王公”。這似乎是在公開地邀請俄國人將國境線向南推進。
然而事情遠非這麽簡單。一方麵，如何將新近征服的廣袤疆域納入帝國管理體係，對俄羅斯人來說是個難題。被派到突厥斯坦的官員們埋頭於複雜且錯誤百出的土地登記工作，在精簡當地稅務和法律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阻力。這引發當地民眾不絕於耳的批評和抱怨，加上伊斯蘭教影響著這些帝國治下“新俄羅斯人日常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麵”，使得聖彼得堡內閣將之稱為“我們東方邊境上的宗教狂熱”。對這些新領土可能發生暴動和叛亂的擔心如此強烈，以至於俄羅斯免除了當地的強製兵役製度，征稅標準也被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一位頗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刻薄地指出，連俄羅斯的農民都沒有享受過如此慷慨的待遇。
另一方麵，人們對當地居民的看法也是個棘手的問題。俄國批評家們提醒民眾不要抱有像英國人那樣的偏見態度，他們注意到英國士兵“像對待動物一樣”對待塔什幹集市中的商販。據說，一位英國上校的妻子曾經拒絕參加克什米爾大公的晚宴，並稱後者是一個“肮髒的印度人”。然而盡管有這些批判，俄國人的態度也沒有開明到哪裏去。沙皇的官員們也許會相互抱怨英國對待當地人的方式，但是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他們的言行有何不同。一位在19世紀來到印度的俄國遊者寫道：“所有的印度人無一例外地將他們全部的才智和靈魂都奉獻給了最可怕的高利貸。這些被誘騙上當的當地人真是活該倒黴！”
盡管如此，人們對俄羅斯即將觸摸到新世界仍然深感振奮，正如內政部長皮奧特魯・瓦魯耶夫（Pyotr Valuev）在1865年的日記中描述的那樣：“切爾尼亞耶夫（Cherniaev）上將已經占領了塔什幹。沒有人知道此舉的意圖何在……但是我們在帝國遙遠邊疆所做的一切事情總是那麽的喜人。”疆域擴張的感覺實在是太美妙了。俄羅斯人第一次來到了阿姆河畔，接著是烏蘇裏江，現在又到了塔什幹。
盡管麵臨著這麽多的新困難，但俄羅斯對東方的影響和介入仍在不斷地推進，加速打造著屬於自己的絲綢之路。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建設以及與中國的連通立即帶來了貿易的繁榮：1895年至1914年間，俄羅斯的貿易量幾乎漲了三倍。新的企業實體，比如為在遠東的經濟擴張提供資金支持的華俄道勝銀行（Russo-Chinese Bank）的成立，為這些發展提供了支持。俄國首相皮奧特魯・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在1908年告訴杜馬（Duma，俄羅斯議會），俄羅斯的東部是一個前景廣闊、資源豐富的地區。“我們偏僻而荒涼的邊疆蘊藏著大量的黃金、木材、皮毛，擁有適合耕種的廣袤土地”，他提醒說，盡管目前人口稀少，但這種狀態不會持續很久。俄羅斯必須抓住眼下的發展良機。
不過對於同樣希望精心維護其遠東地位的英國人來說，事情就沒那麽順利了。打開中國的市場尤其困難。例如，在1793年，第一個來到中國的英國使團在向乾隆皇帝提出建立貿易關係的請求後遭到了傲慢的對待。中國的關係網絡滲透到“天朝治下的每一個村莊”。因此，大清皇帝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信中說道，英國的請求真是出乎意料。“正如你的大使親眼所見的，”他繼續寫道，“我們擁有一切。我不認為奇技**巧有何價值，貴國的產品沒有用處。”
事實上，這是在自我吹噓，清朝後來還是同意了這些條款。這種強勢的答複恰恰是基於對英國人得寸進尺的敏銳認識，因此攻擊就是最好的防守。這種疑慮並沒有錯，一旦被授予了貿易特權，英國人便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來保護並擴大它的利益。貿易擴張的核心是鴉片銷售。盡管這遭到了中國人的強烈抗議，他們對藥物上癮導致的災難性後果憤怒不已，但英國政府卻對此不屑一顧。鴉片貿易在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後更加猖獗，該條約打開了一些之前受到嚴格限製的通商口岸，並且將香港割讓給了英國。在英法聯軍於1860年入侵北京、洗劫並燒毀了圓明園之後，他們獲得了更多的特權。
一些人將此視為西方的又一次偉大勝利。當時的一份英國報紙寫道：“英格蘭人注定會打破這個政府的虛偽行徑，歐洲人被它迷惑了太久，並向其子民揭露它的空虛和邪惡。”另外一位評論員也進行了同樣的報道，他寫道：“中華帝國的神秘和排外作風已經被開放積極的西方文明所打破。”
英國試圖抑製俄國在遠東的興起，因此決定在1885年占領位於朝鮮半島南部海域的巨文島（Komondo）“作為基地”。英國內閣被告知：“這次行動的目的在於封鎖俄國在太平洋的勢力，並且作為對符拉迪沃斯托克采取行動的前哨陣地。”為了保護英國的戰略地位，尤其是它在中國的貿易地位，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先發製人打擊對手。1894年，在帶來新機遇的鐵路開通之前，中國超過80%的海關收入都來自英國和英國公司——他們的船隊為中國貢獻了全部貿易額中的五分之四。因此很顯然，俄羅斯的崛起以及能將商品通過陸路運往歐洲的新貿易線路的出現，將大大損害英國人的利益。
隨著對立氣氛的日益緊張，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俄羅斯人開始著手拉攏波斯。俄國與波斯結盟的可能威脅到了印度的西北大門。經過深思熟慮的評估，倫敦認定俄國經由阿富汗和興都庫什山脈對印度次大陸施加的壓力是有限的。對那些紙上談兵的戰略家來說，在中亞地區畫出一條進軍線路是件很容易的事；不過他們也得承認，這裏的山路非常危險、難以通行，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可能性（當然，小規模的突襲還是不能被忽視的）。
除了拉攏波斯，俄羅斯在其南部的行動同樣越來越活躍。在1884年的一次行動中，俄羅斯人出乎英國的官員和情報人員意料地（他們是從報紙上得知這一消息的）占領了梅爾夫，並且還向德黑蘭請求支援。現在，俄國的邊境距離赫拉特隻有不到200英裏，通向坎大哈及印度的道路已被打通。更讓英國擔心的，是緊隨著擴張行動建立起來的、連接新領土與俄羅斯腹地的基礎設施：1880年，能夠實現在撒馬爾罕和塔
什幹之間快速往返的外裏海鐵路（Trans-Caspian Railway）動工修建；1899年，一條鐵路支線連接了梅爾夫和庫什克（Kushk），並將赫拉特納入了軍事打擊範圍內。這些鐵路線不僅僅是象征性的，它們是能夠將物資、武器和士兵運輸到大不列顛帝國後門的動脈。陸軍元帥羅伯茨勳爵（Lord Roberts）不久之後便向東方司令部的官員強調說，這些延伸如此廣泛的鐵路很是棘手；必須確立一條“阻止俄國人前進”的界線。元帥表示，如果他們越界了，就將“被視為宣戰行為”——即開戰的理由。
這些鐵路線還帶來了經濟上的威脅。1900年，英國駐聖彼得堡大使轉給倫敦一份小冊子的摘要。這本小冊子的作者是一位鼓吹將鐵軌延伸進入波斯和阿富汗的俄國官員。他承認，英國可能不會歡迎這一新的交通體係，這一點兒都不奇怪，畢竟一個遍布亞洲的鐵路網絡將使得“印度和東亞、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貿易全被掌握在俄羅斯人手中”。這有些誇張了，資深外交家查爾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如此評論道，“作者提出的戰略思想沒有太大價值”，因為考慮到英國對波斯灣的控製，俄羅斯人隻有瘋了才會在該地區采取行動。
盡管如此，麵對俄國貿易觸角的擴張，英國人仍然惴惴不安。幽靈和陰謀在每個角落裏都可以被發現，並且都被焦慮的英國外交官們忠實地記錄下來。比如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為什麽出現在布什爾（Bushihr）的俄羅斯醫生帕斯楚斯基（Paschooski）沒有在第一時間被發現？他聲稱是來治療瘟疫患者的，這是真的嗎？一位被確認為是達比紮大公（Prince Dabija）的俄羅斯貴族的到訪也受到了極大懷疑，甚至他的一些看起來“十分低調的活動和意圖”都被人們廣泛關注和傳播。在倫敦，俄國人登上了議會日程的頭條，受到首相本人的重視，並且成為外務部的首要事務之一。
眼下，波斯成了競爭最為激烈的戰場。波斯坐落在東西方的中心，擁有著令人垂涎的戰略要地，它的統治者被那些爭取與之建立友好關係的人所提供的慷慨軟貸款給養胖了。英國一直小心翼翼地滿足著波斯統治者的奢侈要求和物質欲望，直到1898年，揮霍無度、留著八字胡的伊朗國王穆紮法爾・奧丁（Moẓaffar od-Dīn）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彈：他拒絕了一項200萬英鎊的貸款。英國立即派了一位高級官員前去詢問原因，但卻吃了波斯人的“閉門羹”。連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裏勳爵（Lord Salisbury）都開始親自過問此事，指示財政部緩和局麵並且提高貸款額度。有關幕後交易的謠言開始流傳，最終確認的結果是，俄羅斯提供了金額大得多的貸款，而且條件更加優惠。
這顯示出聖彼得堡的高超手腕。俄羅斯的國內稅收出現急速增長，同時外國投資開始大量進入。俄國的中產階級逐漸湧現出來——就像契科夫戲劇《櫻桃園》（Cherry Orchard）裏的洛帕欣（Lopakhin），他這一代人在過去會被拴在土地上，現在借助社會的變革、新的國內市場和新的出口貿易機遇為自己贏得了財富。經濟曆史學家喜歡用城鎮數量、生鐵產量和鐵路長度的大幅增加來表明經濟的迅猛發展，但是隻要看看這一時期文學、藝術、舞蹈和音樂等方麵的興盛，以及托爾斯泰、康定斯基（Kandinskii）、佳吉列夫（Diaghilev）和柴可夫斯基等人的成就，就能感受到當時正在發生的事情：俄羅斯的文化和經濟欣欣向榮。
國家的日益興盛使得俄羅斯有資本主動向波斯人示好，滿足他們對金錢貪得無厭的欲望。這種對金錢的渴望一方麵來自於政府的結構性低效，另一方麵則是統治階層的驕奢**逸。英國駐德黑蘭公使莫蒂默・杜蘭德（Mortimer Durand）發回了他的奧地利線人在20世紀初從君士坦丁堡收集的資料，該資料表明沙皇政府有意提供金額高於英國的貸款。倫敦頓時亂成了一片。英國人組建了一個委員會，負責監督從奎達到錫斯坦的鐵路擴建以及電報線路建設項目，目的正如寇鬆勳爵所寫的那樣：“拯救南波斯，防止它落入俄國人手中。”
一些人提出了更激進的建議，試圖抵消俄國已經取得的優勢，其中包括承建錫斯坦地區的大型水利工程，以作為土地開發和與當地建立聯係的手段。甚至還有人提出租借赫爾曼德省（Helmand）的土地，這樣就可以有效地保護通往印度的道路。現在要考慮的已經不是俄國會不會發動進攻的問題，而是何時發動。正如寇鬆勳爵在1901年所說的：“我們與俄羅斯之間需要一些國家來提供緩衝。”這樣的國家越來越少：中國、突厥斯坦和阿富汗相繼失守，現在又輪到了波斯。他繼續說道，緩衝帶已經被擠成了一張薄片。
索爾茲伯裏勳爵絕望了，他敦促外相蘭斯多恩（Lansdowne）找到借錢給波斯的途徑。首相在1901年10月寫道：“局勢看起來……毫無希望。”財政部極不情願地增加了貸款金額，然後震驚地看著波斯國王及其隨從們迅速大筆揮霍。英國人別無選擇，首相寫道：“如果找不到錢，波斯就會淪為俄羅斯的附庸國，屆時我們隻能靠武力保護波斯灣的港口不落入俄國人手中。”
早在一年前英國人就已經開始擔驚受怕了，當時有消息說，俄國正準備控製扼守著波斯灣最窄處霍爾木茲海峽的戰略要衝阿巴斯港。一位驚慌的貴族告訴上議院：“讓一個強國在波斯灣建立海軍兵工廠，不僅會威脅到我們與中國和印度的貿易，而且還威脅到我們與澳大利亞的貿易。”英國軍艦被授權對俄國人的任何可疑舉動采取相應對策，蘭斯多恩勳爵態度堅決：“我們必須將其他大國在波斯灣建立的海軍基地或者港口要塞視作對英國利益的重大威脅。”他說，後果將是嚴重的——換句話說，就是戰爭。
俄羅斯的幽靈到處都是。有關俄國官員、工程師和勘測員進入波斯活動的情報如潮水般湧向倫敦，讓英國外務部的官員們焦心不已。議會就一家新成立的俄羅斯公司所代表的意義進行了激烈的討論，該公司在黑海的敖德薩港（Odessa）與波斯南部沿海的布什爾之間從事貿易活動。報告言之鑿鑿地稱，那些以“鳥、蝴蝶和其他動物”為代號的模糊人物，實際上就是俄國間諜，他們正在向那些生活在邊境爭議地區的部落成員分發武器，並且煽風點火——這可嚇壞了議員們。這一局麵引起了國王愛德華七世的注意，他在1901年寫信給外相，表達了他對“俄國在波斯的影響力似乎正在日益擴大，損害了英格蘭的利益”的關心，並敦促他轉告波斯國王，英國絕不能容忍敗給俄羅斯。英國駐德黑蘭公使塞西爾・斯普林・賴斯（Cecil Spring-Rice）報告稱，波斯國王發誓他“不會讓波斯卷入入侵印度的意圖”——不過他的報告並未受到重視。
當英國人意識到帝國已經擴張過度時，焦慮的心理達到了頂峰。與南非布爾人（Boer）以及中國義和團之間的衝突，使人們清楚地看到不列顛在海外麵臨著崩潰的風險——這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俄國擴張的恐懼。1901年底，倫敦的內閣收到了一份悲觀的報告：一旦鐵路線從奧倫堡（Orenburg）延伸到塔什幹，俄國人將有能力派遣20萬人進入中亞，並且一半以上都會部署在印度邊境附近。前不久還有一份來自格魯吉亞巴統市（Batumi）的報告稱俄羅斯打算向中亞派出2萬人，後來被證明是虛驚一場。問題的關鍵在於，英國人並沒有多少選擇餘地：他們無法承受鞏固邊境所需的開支——根據幾年後的計算結果，至少需要2000萬英鎊，並且之後每年都會滾動增長。
1905年聖彼得堡的暴動以及日俄戰爭中沙皇海軍的慘敗，給那些認定俄國遲早會大肆入侵的人帶來了些許安慰。英國人難以抵禦人們口中的“俄國危險的擴張”（menacing advance of Russia），他們需要其他方案以避免讓事情變得更糟。一份來自軍情處的報告建議，或許可以和德國達成協議，用來牽製俄羅斯的注意力。
在倫敦，人們開始轉而討論英國軍隊是否能夠介入美索不達米亞，因為當務之急是維護不列顛帝國在中東地區的存在。帝國國防委員會仔細評估了占領巴士拉的可能性，並且還激動地商討著瓜分土耳其的亞洲部分以便進入幼發拉底河肥沃平原的方案。於是在1906年，英國向波斯提議修建一條從波斯灣通向摩蘇爾的鐵路線，除了其他的好處，這還使得英軍能夠進入俄羅斯的軟肋高加索地區。但是由於可行性和成本方麵的原因，這些提議被一個個地否決了。正如新任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提醒的，入侵以及保護新的疆域，需要花費數百萬英鎊。
格雷心中打著其他算盤。英國在東方的地位頗受製約，並且岌岌可危。英國所要做的，是轉移俄羅斯人的視線，讓他們的關注點遠離這一地區。1905年底，在接受任命前的一個月，他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一篇大膽的文章，聲稱如果能夠就“各自在東方的財產”與俄國達成共識，一定獲益良多。他說，英國政府從來都無意於“阻止或挫敗俄羅斯在歐洲的政策”，因此完全可以幫助俄國擴大它在歐洲的“地位和影響力”——從而將俄羅斯人的注意力從亞洲轉移出來。
英國人遇上了一個好時機。法國對德國這一鄰居兼可怕對手迅猛發展的經濟感到日益不安。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戰爭中，巴黎遭受圍困，普魯士軍隊在市中心耀武揚威，最後法國被迫簽訂停戰協議，法國人對此曆曆在目。普魯士的入侵速度令人震驚，法國人擔心再一次的閃電打擊仍然會令自己措手不及——尤其是考慮到，前一次戰爭的結果之一便是讓德國在凡爾賽宮宣布了它的統一，成為了一個帝國。
這些還不夠糟。德國蓬勃發展的工業同樣讓法國人十分擔憂，在1870年之後的二十年裏，德國的煤炭產量漲了一倍，鋼鐵產量則漲了三倍。經濟上的崛起使得德國那些已經很可觀的陸地和海上軍事力量得到了更多的投資。19世紀90年代初，法國外交官在幕後拚命活動，與俄羅斯締結了一項軍事協定，並且結成同盟。法俄同盟的首要宗旨是自衛：兩國同意，一旦德國或其盟國出動軍隊，他們就對德國發起攻擊；兩國還正式承諾，如果倫敦對他們中的任何一方不利，他們也將對英國采取行動。
不列顛急於將俄羅斯的注意力轉移到其西部邊境上來，這對法國來說真是個好消息。倫敦與巴黎重新聯手的第一階段發生在1904年，經過對雙方在全球共同利益的詳盡磋商，兩國簽訂了《英法協約》（Entente Cordiale）。不出所料，俄羅斯的角色是這些協議的核心內容。1907年，三國協約正式建成。英法兩國與占據了世界中心地帶的俄國達成了正式協定：一條固定的分界線劃分了三國在波斯的勢力範圍；同時，協定的條款還將俄國在阿富汗的介入空間壓縮到了最小。愛德華・格雷主張，將印度從“緊張和不安”中解放出來的最佳途徑是與俄羅斯取得更加積極的相互理解，這將確保“俄國無法在波斯占據到對我們構成威脅的部分領土”。正如他在1912年時所吐露的，他對試圖同時推動和遏製俄國的傳統外交政策一直都抱有疑慮：“多年來，我一直認為這是個錯誤的政策。”換句話說，尋求盟友是更加體麵、更富成效的前進方式。
然而資深外交家明白，與俄國的和解代價，是德國。正如倫敦外務部的常務副官查爾斯・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在1908年所強調的：“對於我們而言，在亞洲和近東與俄羅斯達成充分諒解，遠比與德國保持良好關係要重要得多。”他竭力地反複強調這一點，即便在兩年之後他被指派到印度擔任總督時也是如此。他寫道，如果俄羅斯意圖在波斯擴張，“我們將對此無能為力”。因此，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維持歐洲的均勢：“一個對我們有敵意的法國和一個對我們有敵意的俄羅斯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要遠遠高於一個對我們有敵意的德國。”英國駐聖彼得堡大使亞瑟・尼科爾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也認同這一觀點：由於波斯的緊張局勢，大不列顛與俄羅斯的關係已經“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他接著說道：“我想，我們應該不惜任何代價與俄羅斯保持充分的諒解，這是絕對有必要的。”
同盟條約簽署後，不計代價地取悅俄國就成為了英國的首要政策。1907年，愛德華・格雷爵士告訴俄羅斯駐倫敦大使，英國會考慮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采取更加靈活的立場，如果俄羅斯人同意與英國建立“永久的友好關係”的話。於是聖彼得堡發起了新一輪的外交博弈，其中包括以俄國對波斯尼亞（Bosnia）事件的默許換取奧地利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問題上的支持——這一交易後患無窮，足以導致歐洲勢力的重新洗牌。
1910年，愛德華・格雷爵士再次強調犧牲英德關係的必要性：“我們不能與德國達成可能分化我們與法俄關係的政治諒解。”這種堅定專一的政策讓聖彼得堡方麵深刻感受到了英國示好的熱切程度，以及其中蘊藏的機會。俄羅斯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 Sazonov）在1910年末時深思熟慮地說道：“在我看來，倫敦內閣似乎認為1907年的《英俄條約》（Anglo-Russian Convention）對於英國在亞洲的利益十分重要。”他接著說道，既然如此，看來英國會被迫做出重大讓步，“以維持這一對其如此重要的條約”。這個判斷真是一針見血。
當俄國軍隊在1910年對蒙古、西藏和新疆發起新一輪的攻勢時，英國人幾乎無法掩飾他們的驚恐。俄國人的擴張舉動顯示出英國的地位是多麽的岌岌可危。就像格雷在1914年春天做出的悲觀評估那樣，事情不可能比這更糟了。同樣的故事也在阿富汗和波斯上演：“這條線上有我們想要的東西，但是我們並沒有可以拿來交易的籌碼。”格雷指出，在波斯，英國對俄羅斯已經“退無可退”了，在阿富汗也沒有任何影響力可言。更糟糕的是，“俄國人想要占領波斯，而我們並不想”。大不列顛帝國正在成為過去時，至少在亞洲是如此。這場政治博弈終於接近了尾聲，剩下的隻是時間和地點的問題。
隨著局麵的急轉
直下，英國官員開始意識到一個可能使處境更為惡化的終極噩夢：俄國與德國結盟。這種憂慮已經困擾了英國決策層很長時間，因為事實上，1907年英俄同盟的基礎就是必須在亞洲進行合作，並且找到一種對雙方都有利的狀態。為了維持微妙的平衡，亞瑟・尼科爾森爵士提醒格雷：必須“阻止俄羅斯人向柏林靠攏”。
恐慌情緒因德國國力和野心的持續攀升而愈發嚴重。柏林經濟的繁榮以及軍事開支的增長是英國焦慮的根源。德國人的目標是“在歐洲大陸取得優勢”，而這將引發軍事上的衝突，英國外務部的一些資深官員對此深信不疑。所有帝國都麵臨著對手的挑戰，尼科爾森提醒愛德華・格雷爵士道，“我本人確信，我們和德國之間也將遲早爆發一場爭鬥”，因此讓法國和俄國保持滿意是至關重要的。
德國打破歐洲以及其他地區微妙平衡的可能性，意味著一場大風暴正在醞釀。英國人越來越害怕俄羅斯可能會加入同盟國陣營（即德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破壞英法俄之間的關係以及“粉碎三國協約”被認為是柏林的首要目標。格雷後來在焦慮的氣氛中承認，“我們真的害怕”俄國被慫恿脫離三國協約的可能性。
這些擔心並不是沒有根據。例如，德國駐波斯大使就意識到“我們在這個國家得不到什麽好處”，但隻要俄國認為其在波斯的利益受到威脅，我們就可以從聖彼得堡在其他地區的讓步中得利。這就是1910年德國皇帝與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波茨坦會麵的背景。同時，雙方的外交大臣還舉行了一係列高級別的政治磋商。這顯然加深了人們對亞瑟・尼科爾森爵士口中“歐洲集團”重組的恐懼，英國將為此蒙受巨大損失。
在1907年與俄國結盟之前，英國的外交官們就已經對德國及其行為（實際發生的或者想象中的）充滿了猜忌。三年前，在被任命為駐巴黎大使前不久，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收到了外務部一名助理的來信，告訴他，英國駐法使團的領導人應該睜大眼睛盯緊德國人的動向。伯蒂在回信中指出，對德國的不信任是完全正確的，“它從來沒為我們做過任何事，反而一直在傷害我們。它既虛偽又貪婪，是我們在商業和政治上的真正敵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德國人卻在為陷入法俄同盟的包圍而煩惱不已。同盟涉及軍事合作，並承諾任何一方受到挑釁都將采取聯合行動，這讓德國這個中歐國家毫無安全感，而正是這種不安全感構成了德國威脅的基礎。沒過多久，這種腹背受敵的妄想就促使德國最高司令部開始研究自己的對策。1904年法俄結盟後，德軍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爵（Count Alfred von Schlieffen）曾計劃如法炮製1870年對法國的粉碎性進攻，並設想在掉頭向東迎擊俄國之前，德皇的軍隊能夠迫使法國中立化。這一計劃將給軍事和後勤帶來巨大壓力：它需要100萬名鐵路工人、30000列火車、65000輛運兵車以及70萬輛貨車，這樣才能夠在17天內將300萬士兵、86000匹馬以及堆積如山的彈藥運送至前線。
同一時期，俄國軍隊也開始著手製訂對策。1910年的“19號計劃”（Plan 19）擬訂了一係列應對德國進攻的具體方案，包括撤回到從科夫諾（Kovno）到布列斯特（Brest）南北一線的要塞中，同時準備反攻。1912年，基於這一意圖，俄軍又設計出兩個修正方案：“19A計劃”（Plan 19A）和“G計劃”（Plan G）。根據後者的方案，一旦德國發動戰爭，俄國軍隊可以迅速組織反擊，並且擁有明確的目標：將戰火燒到敵國境內——即進入德國和奧匈帝國。
德國最高司令部和德國皇帝都強烈地感受到了外部日益增加的壓力，覺得自己被逼入了牆角。公眾對修建一條從柏林到巴格達鐵路提議的反對讓德皇頭疼不已。不過他也知道，隻要他的國家與英國開戰，在數千英裏之外鋪設鐵軌的舉動當然就會成問題。他接著想到，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將我們的士兵駐紮到離家那麽遠的地方是否現實？
1911年，法國軍隊違反此前柏林與巴黎達成的協議，占領了摩洛哥。當時德國派出了“黑豹”號巡洋艦，企圖用武力迫使法國妥協，結果卻事與願違。德國不僅尷尬地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受到嚴厲限製，而且更糟的是，柏林的股市出現了大幅下跌：1911年9月摩洛哥危機之後，德國的股票暴跌超過30%，導致德國國家銀行在短短一個月內就損失了五分之一的外匯儲備。盡管許多德國人相信這次經濟災難並不是法國人設計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法國在此期間趁機撤出了短期資金，這一做法無疑加劇了德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危機。
為了打通新的渠道、建立新的聯係和同盟，德國人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他們在近東和中東傾注了許多精力：德國人的銀行在埃及、蘇丹和奧斯曼帝國迅速擴張；同時，一個在阿拉伯和波斯建立郵政係統的計劃及相關研究，不僅獲得了大量資金投入，連德皇本人都慷慨解囊。伊斯蘭世界與德語世界日益強化的聯係，激起了年輕人、學者、士兵、外交官和政治家的想象力。20世紀初，一名年輕人曾經熱切地寫下，當眺望著維也納精美的建築和環城大道（Ringstraße）時，他不禁感受到一股“魔力”——阿道夫・希特勒並未覺得自己回到了神聖羅馬帝國或者古典時代這兩個被浪漫化了的過去，而是仿佛置身於《一千零一夜》中的場景。
德國人正在建立一種被圍困的危機感，他們強烈地意識到柏林的敵人非常強大，而且可以任意擺布他們。總參謀長施利芬的繼任者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和其他高級軍官確信，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爆發得越早越好。毛奇認為，拖延戰爭對德國不利。他在1914年春天說道，最好在“我們有機會取勝時”就將對手拖入戰爭。
德國作家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在1914年9月這樣問道：為什麽我們被如此憎恨？我們並沒有做錯什麽，這些嫉妒心是從何而來？他注意到了歐洲出現的緊張情緒，連流行文化也在煽風點火。有關德國間諜和德國統治歐洲的陰謀的書籍廣受歡迎：威廉・勒寇（William LeQueux）所寫的《入侵1910》一書賣了上百萬冊，並且被翻譯成27種語言；還有薩基（Saki）的《威廉來了：霍亨索倫王朝統治下的倫敦》，也是戰爭前夕的暢銷書，講的是一位英雄從亞洲回來後發現，大不列顛已經戰敗並且被德國人占領。
這幾乎是一些自我實現式的預言，德國人甚至能從中找到降低或規避風險的方法。例如書中提到，德國人完全可以向俄羅斯尋求和解——這是英國人最不願看到的。同樣地，科爾瑪・馮・德・戈爾茨（Colmar von der Goltz）上將——他曾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改造奧斯曼軍隊，並被那裏的人尊稱為“戈爾茨帕夏（Pasha）”——給德國軍隊的建議，都是關於如何應對軍事危機的。戈爾茨告訴他的同僚們，土耳其的支持不僅能在與俄國的對抗中派上用場，在與中東的英國人作戰中也是“最寶貴的東西”。
問題是，德國人對奧斯曼的關注嚴重刺激了俄羅斯人的神經。聖彼得堡的官員對博斯普魯斯海峽十分在意，並且對硬擠入他們勢力範圍的新來者感到不安。在世紀之交，俄國人曾經無數次有過占領君士坦丁堡的念頭；1912年底，俄羅斯計劃派軍隊控製這座城市，借口則是在巴爾幹衝突中獲取一個臨時基地。然而，對於德國逐步控製奧斯曼的軍隊——包括借調一名奧斯曼艦隊的指揮官——的情況，英法盟友卻漠不關心，這惹惱了俄國。更令俄羅斯人不滿的是，英國即將交付給土耳其人兩艘無敵戰艦。這些最先進的戰艦將使奧斯曼給俄海軍造成極大威脅，沙皇的海軍大臣在1914年悲歎道，奧斯曼將擁有六倍於俄羅斯黑海艦隊的壓倒性優勢。
這一行為所帶來的壓力不僅僅是軍事上的，還有經濟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羅斯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貿易出口都要經過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其中幾乎90%的穀物是在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等克裏米亞港口裝船。於是，為了讓倫敦暫緩、擱置或取消交付軍艦，俄羅斯和英國在一戰爆發前陷入了一場無謂的政治博弈。雙方相互虛張聲勢，俄羅斯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告訴聖彼得堡：“我們在近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數世紀以來俄羅斯人用鮮血和犧牲換來的毋庸置疑的權利”已經岌岌可危。
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國內外的機會主義者開始抓住奧斯曼帝國虛弱的時機，攫取一些邊遠省份，比如1911年意大利對利比亞的入侵，以及1912年至1913年的巴爾幹戰爭。隨著奧斯曼帝國在崩潰邊緣垂死掙紮，歐洲列強的野心日益膨脹、衝突日益升級。德國人開始認真考慮向東擴張的問題，希望通過建立被保護國來打造“德國的東方”（German Orient）。盡管這聽起來像是擴張主義，德國最高司令部的態度也日益強硬，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重要的防守手段。同英國一樣，德國也在做著最壞的打算。對德國而言，他們必須阻止俄羅斯人占據奧斯曼帝國這一風中殘燭中最好的部分；而對俄國來說，占領土耳其意味著夙願的實現以及未來長久的安全保障，其重要性無論如何都不會被高估。
英國和德國之間的相互威脅，不過是某種掩人耳目的說辭。盡管當代曆史學家一再談及前者遏製後者的願望，但是遍及歐洲的競爭卻是交錯多麵的。實際情況遠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展現出的這兩個大國之間的簡單對抗要複雜得多。到了1918年，開支不斷上漲的海軍競賽、幕後叫囂戰爭的激進情緒，以及試圖在歐洲大陸挑起爭端的德國皇帝及其將軍們的盲目殺戮，掩蓋了衝突背後的真正原因。
曆史的真相完全不同。盡管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的遇刺導致了一連串的誤解、爭論、最後通牒以及根本不可能恢複的混亂秩序，但是真正讓戰爭的種子破土而出的卻是數千英裏之外的局勢變化。俄羅斯不斷增長的野心給英國在波斯、中亞和遠東的海外地位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導致協約聯盟陷入僵局。一係列互相承諾的條約，隻是英國人用來阻止俄羅斯人更進一步的手段，它們首要目的是困住俄羅斯這個競爭者，以保護英國數世紀以來打造的令人眼紅的陣地。
不過，盡管風暴正在醞釀，但是在1914年的頭幾個月裏似乎看不到什麽迫在眉睫的危險。亞瑟・尼科爾森在5月寫道：“自從我到外務部任職以來，還未見過局勢如此平靜。”人們有理由指望這是個好年份：美國福特汽車廠的工人們在1月份慶祝他們的工資翻番，這要歸功於銷售提升和刺激產量增加的創新舉措；醫生們正在潛心分析首次成功間接輸血的重要意義，這一成果是由一位比利時人對檸檬酸鈉的開創性使用所帶來的；在聖彼得堡，讓大多數人在初夏時分擔心的是森林火災，它的黑色濃煙將讓陰沉的夏季天空變得更加壓抑；在德國，巴伐利亞州北部菲爾特市（Fürth）的居民正在狂歡，他們的球隊在一場扣人心弦的比賽中，憑借加時賽的一個金球擊敗了奪冠呼聲很高的萊比錫足球隊（VfB Leipzig），首次贏得了全國冠軍，這使得球隊的教練、英國人威廉・湯利（William Townley）成了英雄；在英國，詩人艾麗斯・梅內爾（Alice Meynell）眼中的大自然善解人意——1914年的初夏有如田園詩一般，豐收在望，每月都能見到“天堂般的喜悅”，因為“收獲如同絲綢一般撒向田野”。
英國人並沒有意識到厄運的來臨以及即將與德國爆發的對抗。牛津大學的學者們正在準備歌頌德國人的文化與才智。考試院（Examination Schools）裏懸掛著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大幅畫像，這是這位德國統治者在獲得民法榮譽博士學位後贈送給牛津大學的禮物。即便是在戰爭爆發之前不到一個月的1914年6月底，這座城市裏的重要人物還聚集在一起，出席一位傑出的德國人被授予榮譽學位的儀式。在掌聲中，身穿五顏六色禮袍進入謝爾登劇院（Sheldonian Theatre）的人有：克森・科堡・哥達公爵（Duke of Saxe-Coburg-Gotha）、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以及當時還寂寂無聞的羅馬法專家路德維希・米太伊斯（Ludwig Mitteis），而榮譽博士學位則被授予了符騰堡公爵（Duke of Württemberg）和德國駐倫敦大使利希諾夫斯基大公（Prince Lichnowsky）。
三天後，一名還不滿20歲的理想主義青年加夫裏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用手槍向行駛在薩拉熱窩大街上的一輛汽車連開兩槍。第一槍沒有射中目標，而是打中了汽車後排坐在丈夫身邊的索菲亞王妃（Archduchess Sophie）的腹部，造成了致命的傷口。第二槍命中了目標：奧匈帝國的皇儲弗朗茨・斐迪南。世界從此改變。
當代的曆史學家們常常將注意力集中在之後幾周的“七月危機”（July crisis）、被錯失的和平機會，或者是當時人們對戰爭爆發的擔心和猜測上。近來的學術研究強調，將世界拖入戰爭的並非強烈的敵意，而是焦慮和誤解。那是噩夢般的場景。一位一流的曆史學家恰當地指出：“1914年的主角是視而不見的夢遊者，他們沉迷在夢境裏，看不到他們所製造的恐怖的現實。”當愛德華・格雷爵士意識到“整個歐洲的燈光正在熄滅”時，已經太遲了。
刺殺發生後，對俄羅斯的恐懼導致了戰爭的爆發。在德國，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人們對這個東方鄰國普遍的不安心理。德皇不斷地被他的將軍們告知，隨著俄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它所帶來的威脅也會越來越大。聖彼得堡對德國的判斷也是如此，高級官員們達成了共識：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軍事衝突發生得越早越好。法國人也很緊張，他們在很早以前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們能夠采取的最佳措施是竭力使聖彼得堡和倫敦保持克製，無論如何他們都會支持俄羅斯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