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的失敗大大震驚了英國人，這一挫折暗示出帝國的脆弱性。通過直接管轄或委任東印度公司，英國人千辛萬苦地確立了統治地位，並從中收獲了繁榮、權勢和力量。英國瘋狂地保護著它在通往帝國道路上的墊腳石：那些連接在一起並最終通向倫敦的綠洲。英國人牢牢控製著從爪哇海到加勒比海、從加拿大到印度洋的航道，並且對任何想要清除或削弱他們控製力的企圖都心存警惕。
盡管19世紀通常被視為英帝國的全盛時期，一個英國地位不斷鞏固的時期，但這也意味著將出現盛極而衰的跡象：它的掌控開始放鬆，這常常給戰略、軍事和外交造成災難性的後果。為了保護和控製遍布全球的領土，英國不得不與歐洲甚至全球的競爭對手展開賭博性的冒險遊戲，其賭注也變得越來越高。到了1914年，事態終於一發不可收拾，連帝國本身的命運都被押在了一場爆發在歐洲的戰事上。將歐洲拖入泥潭的並不是圍繞倫敦、柏林、維也納、巴黎、聖彼得堡等權力中心的長期誤解和一係列不愉快事件，而是已經醞釀了數十年、為了爭奪亞洲而引發的緊張局勢。隱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背後的不是德國，也不是俄羅斯，而是歐洲各國在東方投下的陰影。英國曾極力試圖阻止陰影的擴散，最終卻還是將世界拖入了戰爭。
在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遇刺前的一百年間，俄羅斯成功地從一個搖搖欲墜的古老農業王國轉型成為一個改革後野心勃勃的帝國，它對英國的威脅就像惡性腫瘤一樣不停增長。警鍾不斷地在倫敦敲響，人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俄羅斯的壯大和擴張不僅觸及到了英國的利益，甚至還威脅到了英國本身。
麻煩最早出現在19世紀初。數十年來，俄羅斯一直在推進它的邊界，吞噬著中亞大草原上新的領土和新的人口。其東部和南部的草原上錯落地分布著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和衛拉特人（Oirat）等部落。俄國的擴張首先從容易的地方開始。盡管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了“新俄羅斯”建立過程中的帝國主義行徑，但是不得不說俄羅斯人在此進程中表現得相當理智。很多時候，被征服的當地首腦不隻得到了豐厚的回報，而且還被允許保留權力；他們在自己地盤上的地位得到了聖彼得堡的支持和正式認可。賦稅減免、土地授予和兵役蠲除等優惠政策，使得俄國人的統治地位更容易被接受。
領土的擴張促進了19世紀俄羅斯的經濟增長。一方麵，之前用於抵禦來自大草原的掠奪和襲擊的沉重開支逐漸減少，釋放的資本可以被用在其他地方；另一方麵，從黑海北岸一直向東延伸的草原地帶上有著肥沃的土地，給俄羅斯人帶來了豐厚的回報。
俄國人以前不得已，隻能在貧瘠的土地上種植穀物。其農作物的產量在歐洲是最低的，這使他們常常麵臨饑荒的威脅。據一位18世紀初的英國旅人記載，居住在伏爾加河下遊及裏海北岸的卡爾梅克人（Kalmyk，衛拉特人的一支）擁有十萬名體格強壯、武器精良的男人，不過因為遭受幾乎連續不斷的襲擊，他們沒有充分發展農業。這位旅人寫道，此處“幾百英畝的肥沃土地在英格蘭會很值錢，但是在這裏卻被荒廢了”。由於貿易受到了損害，城鎮難以發展，其規模和數量都很一般，在19世紀之前僅有一小部分人口是城鎮居民。
隨著這些情況得到改變，俄羅斯人的野心也開始膨脹。19世紀初，俄國軍隊襲擊了奧斯曼帝國，以維護在當地的特權，包括位於德涅斯特河（Dniester）與普魯特河（Prut）之間的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以及裏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之後不久，俄羅斯又進攻了高加索南部，但卻被波斯人打敗。
高加索地區的勢力平衡正在被打破。這片土地上的疆域、省份和汗國要麽已經獨立，要麽是波斯數百年來的附庸國。重新繪製勢力地圖意味著該地區的重大轉變，同時也表明了俄羅斯向南擴張的野心。很快，英國人就了解了這一轉變的意義，特別當他們收到消息稱，法國已向波斯派遣了一個使團，試圖危及英國在東方的地位。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起到了類似黑死病的效果，繼大規模混亂之後而來的是崛起複興的新時代。
到了18世紀末，拿破侖不僅謀劃著征服埃及，而且還想把英國從印度趕出去。據稱他曾經寫信給邁索爾（Mysore）的蘇丹蒂普（Tipu），宣稱數量龐大且戰無不勝的法國軍隊很快就會“將他從英國人的枷鎖中解救出來”。的確，印度對當時的法國戰略家們來說極具誘惑力。深受拿破侖信任的將軍加爾丹伯爵（Comte de Gardane）在1807年被派到波斯。加爾丹的任務是與波斯國王結盟，同時還要繪製一份詳細的地圖，為法國在印度次大陸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做準備。
英國人立即做出了反應，他們派遣了一位高官——高爾・烏斯利爵士（Sir Gore Ouseley）麵見波斯國王，以對抗法國的行動。與他一同前往的是一支龐大的代表團，“能夠最大限度地向當地人展示我們之間長久的友誼”。英國代表團做了大量的工作來引起波斯國王及王室的注意，盡管關上門後沒有人會掩飾他們對當地習俗的蔑視。波斯人不停地索要昂貴的禮物，這一點尤其讓英國人瞧不起。與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的信一起送給波斯統治者的一枚戒指被認為太小了，不值什麽錢，這讓烏斯利憂心忡忡。他憤憤不平地寫道：“這些人的卑鄙和貪婪令人惡心！”另一位在同一時期訪問德黑蘭的英國官員也深有同感。他寫道，波斯人對納貢和賞賜的儀式十分拘泥，那些關於“坐下和站起的規矩”都可以寫一本厚厚的書。
然而在正式場合中，一切都是另一幅光景。波斯語說得相當流利的烏斯利確定，與法國大使相比，當他到達時，波斯人從首都出迎的距離更長，這意味著他和他的使團地位更高；他與國王的會麵安排也會比對手快；此外烏斯利還高興地注意到，他的座位比正常情況下更靠近王位。為了爭取波斯人的好感，英國人還派出一支由兩名皇家炮兵軍官、兩名士官以及十名炮手組成的英國軍事顧問團。他們負責訓練波斯士兵，並就邊境防務提出建議，甚至指揮突襲了位於蘇爾塔納巴德（Sultanabad）的俄羅斯人據點，迫使這裏的守衛於1812年初投降。
同年6月，隨著拿破侖向俄羅斯發動進攻，局勢發生了變化。當法國軍隊兵敗莫斯科後，英國人看到了與波斯保持距離並與俄國人站在一邊的好處。在發給外交部的報告中，烏斯利將俄國人稱為“我們的好朋友”，而外交部也注意到了因法國進攻俄國所導致的更為複雜的局麵。烏斯利總結道，“波斯人性格怪癖，他們對所有給予他們的善意都毫無感覺、毫不領情”；波斯人可以輕易地犧牲別人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友誼，並且沒有絲毫愧疚，因為他們是“世界上最自私自大的人”。
英國人對英俄關係的重視讓波斯人很失望，他們認為這個曾經堅定的盟友意外地改變了策略。1812年，俄國人攜擊敗拿破侖的餘勇穿過高加索山脈突襲波斯，從而引發了英國人和波斯人之間尖銳的相互指責。俄羅斯—波斯戰爭結束之後，曾經為討好波斯國王付出極大努力的烏斯利於1813年起草了《古利斯坦條約》（Treaty of Gulistan），將裏海西側絕大部分地區——包括達吉斯坦（Dagestan）、明格雷利亞（Mingrelia）、阿布哈茲（Abkhazia）和特爾賓特（Derbent）——劃歸俄羅斯。這對波斯人來說無異於背叛行為。
這一嚴重偏向俄國的條約激起了波斯人的反感，他們將之視為英國人毫無信用、自私自利的表現。波斯大使在寫給英國外務大臣卡斯特雷格勳爵（Lord Castlereagh）的信中說道：“我對英國政府的行事深感失望。我信賴與英格蘭的偉大友誼，信賴你們支持波斯的堅定承諾。”大使接著寫道，“然而，事情的結果卻讓我感到徹底失望。”他警告說，“如果再繼續這樣下去，將有損於英格蘭的聲譽。”拿破侖進攻的失敗使得俄羅斯成為一個大有用處的盟友，但作為代價，英國人不得不犧牲與波斯的關係。
隨著俄羅斯的勢力不斷擴張，它的國際影響力已經不局限於歐洲或近東。和我們現在看到的世界地圖不同，19世紀上半葉俄羅斯的東部邊境根本不在亞洲，而是在其他地方：北美。俄國人首先穿過白令海，在今天的阿拉斯加地區建立了殖民地，之後沿著加拿大西海岸一路向南修建了定居點，並於19世紀初抵達加利福尼亞索諾瑪縣（Sonoma County）的羅斯堡（Fort Ross）。這些並非臨時的商人，而是永久的移民，他們在那裏投資修建港口、倉庫甚至是學校。北美沿海地區土生土長的克裏奧爾人（Creole）男孩們在學校裏學習俄語和其他俄羅斯課程，其中一些人被送到聖彼得堡深造，有時還會被招收進入最負盛名的醫學院。巧合的是，沙皇派出皇家公使抵達舊金山灣與西班牙總督商討物資供應等事宜的那段日子，也正是高爾・烏斯利在1812年拿破侖入侵俄羅斯之後試探俄國人結盟意向的時刻。
隨著俄羅斯以更大的步伐擴張領土，它的野心也愈發膨脹。俄羅斯人對待邊境線外那些人的態度也變得強硬起來。他們將南亞人及中亞人視為野蠻人，認為他們需要被教化，並且
采取了相應的行動。這引發了一場災難，尤其是在車臣（Chechnya），自大而殘忍的阿列克謝・葉爾莫洛夫（Aleksei Ermolov）將軍對當地人施加了令人震驚的暴行。這不僅催生出像伊瑪目・沙米爾（Imam Shamil，他曾領導了卓有成效的抵抗運動）這樣具有號召力的領袖，而且還使得該地區與俄羅斯的惡化關係持續了好幾代人。
人們對高加索和大草原的印象十分陳舊，認為那些地區充滿了暴力和犯罪。這在諸如亞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高加索的俘虜》以及米哈伊爾・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的《搖籃曲》等詩篇當中均有體現：後者描繪了一個嗜殺成性的車臣人沿著河岸匍匐前進，手中握著匕首，準備殺死一個小孩。一位政治激進主義者在基輔說道，俄羅斯的西部環繞著“最精致開明”的世界，而它的東部卻麵對著可怕的愚昧；因此，“與半野蠻人的鄰居分享我們的知識”是我們的義務。
然而並不是人人都認同這一做法。對於未來幾十年中俄羅斯帝國到底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哪裏，俄國的知識分子爭論不休：是西方優雅的沙龍，還是東方的西伯利亞和中亞？在皮奧特魯・察達耶夫（Pyotr Chaadaev）看來，俄羅斯不屬於“任何一個人類大家庭。我們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東方的”。但是對其他人而言，東方的處女地提供了一個機會，一個可以讓俄羅斯擁有自己“印度”的機會。歐洲列強不再被視為努力追趕的榜樣，而是成了俄羅斯人的競爭對手，他們的優勢將受到挑戰。
作曲家米哈伊爾・格林卡（Mikhail Glinka）從俄國早期曆史和可薩人的生活中為他的歌劇《魯斯蘭與柳德米拉》尋求靈感。亞曆山大・鮑羅丁（Alexander Borodin）也把目光投向東方，他在交響詩《在中亞細亞草原上》中勾勒出大草原上商隊連綿的遠途貿易場景；由他創作的《波羅維茨舞曲》也受到了遊牧生活節奏的啟發。無論在主題、旋律或樂器使用上是否模仿得當，“東方主義”韻味始終是19世紀俄國古典音樂的一大特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進一步提出，俄羅斯不僅應該涉足東方，而且還要擁抱它。19世紀末，他在一篇題為《對我們來說，亞洲是什麽？》的著名短文中呼籲，俄羅斯必須從歐洲帝國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寫道：在歐洲，我們是小醜和奴隸；但在亞洲，“我們是主人”。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觀點，要歸功於俄羅斯人的不斷成功。在擊退了19世紀20年代波斯人的進犯後，俄羅斯又進一步獲得了高加索地區的大片土地。受到當地人對葉爾莫洛夫將軍的仇恨鼓動（他曾當眾吊死女人和兒童），飽受《古利斯坦條約》打擊的波斯國王法特赫・阿裏（Fatḥ ʿAlī）於1826年下令進攻俄軍據點。結果，葉爾莫洛夫被解除職務，沙皇的軍隊穿過高加索山口，擊潰了波斯人，並在1828年迫使波斯簽署了比15年前苛刻得多的條約：更多的土地被割讓給俄國，同時還要支付巨額的現金賠款。更令人感到屈辱的是，波斯國王不得不請求沙皇，正式承諾支持他的太子阿巴斯・米爾紮（ʿAbbās Mīrzā）在他死後繼位，因為老國王擔心太子可能無法登基，更別說掌控大權了。
不久之後，德黑蘭爆發了動亂。1829年2月，人群包圍並攻占了俄國大使館。36歲的公使、著名諷刺小說《聰明誤》的作者、對波斯人態度強硬的亞曆山大・格裏鮑耶陀夫（Alexander Griboyedov）被殺害，他那還穿著製服的屍體被暴徒們拖著遊街。波斯國王得知此事，立即采取行動以防止俄國發動全麵入侵。他派深受他寵愛的孫子向沙皇致歉，並獻上將沙皇稱為“我們時代的蘇萊曼”的詩歌，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寶石之一作為禮物。這顆將近90克拉重的寶石曾被其他紅寶石和綠寶石圍繞、一同鑲嵌在印度多位君主的王冠上，現在則作為換取和平的貢品被送往聖彼得堡，並且幸不辱命：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宣布，這件事情從現在起就會被忘記。
倫敦開始緊張了。剛進入19世紀的時候，英國還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波斯，試圖對抗拿破侖的威脅和狂妄。然而如今英國人發現自己麵臨著另一個意料之外的對手：威脅更大的是俄羅斯而非法國，前者似乎每天都在朝各個方向擴張。一些人對此早有預見。時任英國駐德黑蘭大使的哈福德・瓊斯爵士（Sir Harford Jones）指出，英國的政策意味著“將波斯的手腳捆起來送給俄國”。其他人則更為直接。20年代，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內閣中的重要成員埃倫伯勒勳爵（Lord Ellenborough）寫道，英國在亞洲的政策很簡單：製約俄國的力量。
這的確令人擔心，波斯發生的事變強化了沙皇的力量，並使他成為波斯國王及其政權的保護者。1836年至1837年，為了反對俄羅斯的統治，哈薩克草原爆發了大規模暴動，中斷了俄羅斯與中亞和印度的貿易路線。於是俄國慫恿新任波斯國王對赫拉特采取行動，希望打通一條連接東方的新路線。俄國還向波斯軍隊提供了軍事及後勤援助，以幫助他們達成目標。英國人完全被打蒙了，頓時陷入一片恐慌。
外務大臣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始終警惕地關注著局勢的演變。他在1838年春天寫道：“俄國和波斯正在阿富汗搞鬼。”盡管那時的他仍然樂觀地認為事情很快就會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然而幾周之後，他不得不開始真的擔心起來。不列顛帝國皇冠上的寶石突然變得搖搖欲墜。他在寫給密友的信中說，俄國的行動讓它“離我們的印度大門有點兒太近了”。一個月後，他又向其他人發出警告：歐洲與印度之間的障礙已經被清除，“入侵帝國領土的道路一片平坦”。事態看起來的確不妙。
英國人緊急派出一支部隊占領了哈爾克島（Kharg），通過轉移波斯國王的注意力，成功地替赫拉特解了圍。不過接下來的一係列舉動則給他們帶來了災難。英國急於在中亞扶植一個可以信賴的、能確保其統治地位的領導人，於是一頭紮進了阿富汗亂成一團的局勢當中。在收到報告說該國的統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 Muḥammad）接受了俄羅斯使節的合作提議後，英國決定支持他的對手舒賈沙（Shah Shuja），幫助其取得統治權。作為回報，舒賈沙同意英國軍隊在喀布爾駐防，並承認英國的合作者、強大的旁遮普王公對白沙瓦的吞並。
事情在一開始進行得很順利，英國沒費多少力氣就控製了奎達（Quetta）、坎大哈、加茲尼和喀布爾這些位於商道交會點的地區。但是，外部幹涉再一次（而且絕對不是最後一次）為阿富汗境內相互迥異且常常是分裂的利益集團提供了庇護。部落、種族和語言上的隔閡被放到一邊，當地人對多斯特・穆罕默德汗的支持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同時拋棄了自私自利、不得人心的懦夫舒賈沙，特別是在他發布了看起來是為了討好英國人而犧牲當地居民利益的政令之後。全國的清真寺都拒絕以舒賈沙的名字來稱頌“胡特巴”這一統治者的榮譽稱號。沒過多久，對英國人以及被認為是親英分子的人來說，喀布爾已經是個危險之地了。
1841年11月，蘇格蘭人亞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在喀布爾遭到伏擊身亡。他曾在這一地區廣泛遊曆，因其知名作品和無休止的自我推銷而聞名英國。不久之後，英國做出了撤兵退回印度的決定。1842年1月，少將埃爾芬斯通（Elphinstone）指揮的撤退隊伍在前往賈拉拉巴德（Jalalabad）途中的山口處遭遇攻擊，在冬季的雪地裏幾乎全軍覆沒，這是英國軍事史上最恥辱和慘痛的記憶之一。隻有一人奇跡般地生還——醫生威廉・布萊頓（William Brydon）。一本《黑森林》（Blackwood）雜誌救了他一命：為了保暖，他把雜誌卷起來塞到帽子裏，從而抵禦了阿富汗砍刀的大部分力量，否則他必死無疑。
英國人在其他地區也企圖先發製人、遏製俄國人的勢力，但這些努力並不比在阿富汗的更有成效。他們希望同布哈拉的埃米爾（Emir）修好，並在阿富汗以北地區贏得影響力，最終卻事與願違。亞曆山大・伯恩斯和其他人將這片地區描繪成一幅民風淳樸的畫麵，讓英國人誤以為自己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然而事實遠非如此，與世隔絕的希瓦（Khiva）、布哈拉和浩罕等中亞汗國，根本無意卷入一場被自私自利的英國人天真地稱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遊戲。兩位英國官員查爾斯・斯托達特（Charles Stoddart）和亞瑟・康諾利（Arthur Conolly）上尉於19世紀40年代初來到布哈拉，提出中亞地區英俄關係問題的解決方案，結果卻在一大群狂熱的圍觀者麵前慘遭斬首。
第三個來到布哈拉的是一位叫作約瑟夫・沃爾夫（Joseph Wolff）的不凡人物。沃爾夫的父親是一名德國猶太拉比，但他自己卻改信了基督教。他曾經被羅馬的大學除名，之後又進入劍橋大學學習神學。其導師是一名反猶太主義者，曾因觀
點過激而被學生們在大街上扔臭雞蛋。作為一名傳教士，沃爾夫最初前往東方是為了尋找遺失的以色列支派。最後，他設法進入布哈拉，試圖找到失去音信的兩位公使。在這之前，他還給埃米爾寫了一封信，讓埃米爾不禁猜想這可能是個怪人。信中稱：“我，約瑟夫・沃爾夫，著名的基督教猶太人。”“你們要小心了，”信裏接著說，“我就要進入布哈拉，對康諾利和斯托達特被處死一事進行調查。但我知道布哈拉居民熱情好客，因此並不相信這個謠言。”他很幸運，沒有享受到和那兩個人一樣的待遇，而是被關進監獄並被告知將會一直待在裏麵直到死去。不過最後他還是得到了釋放，但他的遭遇和死亡也相差無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戰略的角度講，俄羅斯對布哈拉和中亞地區其實並沒有太大興趣。反倒是這一時期的一些民族學研究，例如在聖彼得堡大受歡迎的阿列克謝・李夫辛（Alexei Levshin）關於哈薩克人的著作，顯示出俄羅斯人對那些沒有讀寫能力但卻極具“音樂和詩歌天賦”的民族越來越強的好奇心，盡管他們從表麵上看既愚昧又野蠻。正如伯恩斯所寫的，俄羅斯人在該地區的野心並不大，他們最主要的兩個目標是促進貿易和禁絕將俄羅斯人當作奴隸販賣的行為。問題是，英國人從伯恩斯的作品中讀到的並不是這些，真正引起他們注意的是他那些危言聳聽的報告：“聖彼得堡宮廷對亞洲這一地區懷有長遠的構想。”
駐巴格達總領事亨利・勞林森（Henry Rawlinson）不知疲倦地遊說，他警告所有願意聽他說的人，除非俄羅斯的崛起被抑製，否則英國將在印度麵臨嚴重的威脅。可行的辦法有兩個：英國可以將帝國延伸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並建立一個能夠保護西方通道的緩衝區；或者從印度派出一支主力部隊向高加索地區的俄國人發動攻擊。勞林森大力支持他能找到的當地反俄勢力：他為伊瑪目・沙米爾提供武器和資金，後者在車臣的軍事基地是19世紀中葉俄羅斯境內一根拔不掉的刺。勞林森的幫助導致車臣地區形成了長期反俄恐怖主義的傳統。
所以，一旦出現可以削弱俄國的機會，英國自然不會放過。如何對待基督徒的問題讓奧斯曼帝國陷入了混亂局勢，並在煽風點火之下迅速升級。1854年，英國人向黑海派出了一支大部隊，與那裏的法國人會合——法國人急於保護其在君士坦丁堡、阿勒頗和大馬士革的廣泛商業利益。他們的目的很簡單：要給俄國一個教訓。
正如帕默斯頓勳爵在戰亂期間所指出的：“真正的目標在於遏製俄羅斯的勃勃野心。”在克裏米亞、亞速海和其他地方（如高加索和多瑙河沿岸）爆發的這場莫名其妙的戰火，其表麵下隱藏的是更深層次的利益鬥爭。這位魅力超凡、受人尊敬的英國外務大臣還向他的政府同僚們提出了一個分裂俄國的計劃：要想控製俄國同時捍衛英國在印度利益，就必須讓土耳其人獲得對克裏米亞和整個高加索地區的控製權。盡管這一龐大的計劃沒能實施，但它卻有力地證明了俄羅斯的擴張對英國官員來說不啻是個噩夢。
一些人對英法兩國的侵略行為感到震驚。隨著戰事的推進，卡爾・馬克思寫下了大量義憤填膺的文章。他從中找到了豐富的素材，用來完善幾年前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帝國主義具有破壞性影響的觀點。馬克思詳細羅列了陸軍和海軍開支的增長，並在《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發表數篇評論，強烈抨擊那些將西方拖入戰爭的人的虛偽本質。當阿伯丁勳爵（Lord Aberdeen）因俄國戰場上持續嚴重的傷亡而被迫辭去首相職務時，馬克思難以抑製他的欣喜之情。倫敦物價的上漲引發了英國本土的抗議活動，對於馬克思而言，這顯然說明了受一小撮精英擺布的英國帝國主義政策是以犧牲廣大人民的利益為代價的。共產主義並非出自於克裏米亞戰爭，但是無疑因此而完善。
意大利的統一運動也是如此。在俄羅斯被打得滿臉開花後——其代價是大量英法士兵的犧牲，其中包括了那些參與了丟人現眼的衝鋒行動的輕騎兵——終於在巴黎舉行了停戰談判。撒丁王國首相加富爾伯爵（Count Cavour）也是談判桌上的一員，他之所以能夠參加談判，是多虧了他的國王維托裏奧・埃馬努埃萊（Vittorio Emanuele）曾派出過一隊士兵去黑海支援法國。加富爾巧妙地利用了這次亮相的機會，呼籲意大利統一和獨立。這一號召得到了盟友們的響應，並激起了支持者的歸國熱情。五年後，撒丁國王成為了意大利國王，這是一個由眾多迥然不同的城市和地區組成的國家。坐落於羅馬市中心、曆時三十年建成的、壯觀的維托裏亞諾紀念堂（Altaredella Patria）——用普裏莫・萊維（Primo Levi）的話說，是為了讓羅馬感受意大利人，以及讓意大利感受羅馬人——標誌著意大利的建國運動達到了頂峰，而推動這場運動的無疑是東方數千英裏外的那場爭奪土地和影響力的戰事。
對俄羅斯而言，1856年巴黎和談上所提出的條件幾乎是一場災難。英國和法國勾結在一起，試圖往他們對手的脖子上套絞繩。俄羅斯被剝奪了在高加索地區得來不易的果實，並承受了無法使用黑海軍事通道的恥辱。黑海被宣布為中立區，任何軍艦不得駛入。同樣，黑海沿岸也要非軍事化，不得修建防禦工事和軍火庫。
和談的目的是羞辱俄國並扼殺它的野心，但結果卻事與願違。凡爾賽的和約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並造成了危險的後果。克裏米亞戰爭暴露出沙皇軍隊與英法盟軍的差距，後者經驗豐富且訓練有素。和約促使俄羅斯進入了一個轉型改革期。戰爭的懲罰如此嚴厲，以至於俄國人試圖盡快擺脫這一枷鎖。沙皇亞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在收到了一係列措辭尖銳、將俄國軍隊批得體無完膚的報告之後，開展了徹底的軍事整頓。
顯而易見的措施包括：征兵年齡下限從25歲調整至15歲，一下子降低了軍隊的平均年齡；同時大量購入先進裝備，以替換那些老舊失靈的裝備。不過，最驚人的改變來自於影響深遠的社會改革。盡管爆發於19世紀50年代末的嚴重銀行危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克裏米亞的失利和之後的羞辱才是促使沙皇廢除農奴製（該製度使得大量的人口被賣身給富裕地主並束縛在土地上）的主要因素。短短五年，這個在俄羅斯延續了數個世紀的奴隸製度就宣告終結了——雖然與同時代的其他國家相比，俄羅斯還是晚了一步。這預示著社會現代化和經濟自由主義的浪潮，它們幫助俄羅斯在19世紀下半葉取得了驚人的發展速度：1870年至1890年間，鋼鐵產量增加了五倍；而鐵路網的極大擴展，正如一位現代學者所指出的，“將俄羅斯從它的地理局限性當中解放了出來”——換句話說，即將廣袤的國土連成了一個整體。英國不僅沒有將俄羅斯關起來，反而把這個妖精從魔瓶裏放了出來。
人們甚至在巴黎和約筆墨未幹之時，就能夠感受到俄羅斯的遠大抱負。代表沙皇參加和平談判的代表之一、軍事專員尼古拉・伊格納提耶夫（Nikolai Ignat’ev）對俄羅斯的遭遇，尤其是對俄羅斯在本國黑海沿岸所受的製約深感憤怒。他與亞曆山大・普希金的同學兼密友戈爾恰科夫（Gorchakov）公爵商量，要在中亞執行一項任務，目標很明確：“發掘、促進（這一地區的）友好關係，在提升俄羅斯影響力的同時，削弱不列顛的勢力。”
伊格納提耶夫積極遊說政府對波斯和阿富汗進行考察，並派外交代表出訪希瓦汗國（Khiva）和布哈拉汗國。他直言不諱地說：我們的目標是找到一條沿著源自鹹海的錫爾河和阿姆河中的任何一條通往印度的道路。他強調，如果俄羅斯能夠與印度邊境地區的當地人結成聯盟，並激起他們對英國人的敵意，那將會是十分理想的：這能讓俄羅斯取得捷足先登的優勢，而且不僅僅是在亞洲。
由伊格納提耶夫等人主導的這一計劃收獲了成效。在克裏米亞戰爭結束後的15年內，俄羅斯未費一兵一卒就將數十萬平方英裏的土地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一位老練的觀察員在一份1861年提交給倫敦外務部的報告中指出，組織有序的探險活動加上巧妙施加於中國的外交壓力，使得俄國“於短短的十年間”就在遠東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沒過多久，大草原南部的更多疆域以及那些遍布亞洲心髒地帶的綠洲，統統落入了俄羅斯人囊中。到了19世紀60年代末，塔什幹、撒馬爾罕、布哈拉以及富饒的費爾幹納穀地中的絕大部分，都成了聖彼得堡的附庸國，並且最終都會被帝國吞並。俄羅斯正在打造屬於自己的龐大貿易交通網絡，該網絡將俄國的西部邊界與東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北部的白海（White Sea）與南部的高加索山脈和中亞全都連接在一起。
當然，事情並不可能一帆風順。盡管在克裏米亞潰敗之後立馬啟動了現代化改革，但俄羅斯人在大踏步前進的過程中還是拉傷了肌肉。帝國的轉型需要籌集大量的資金，出於地緣政治和財政考慮，俄羅斯隻能將阿拉斯加賤賣給美國。盡管如此，英國人還是越來越擔心俄羅斯崛起所帶來的威脅。倫敦的意見是盡可能想辦法挽回頹勢；或者，如果不行的話，就將俄羅斯的注意力轉移至別的地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