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二月在舍衛國對佛教訪問團團員講我初出家，雖然有很多複雜的因緣，而最主要的還是仙佛不分，想得神通而出家。所以受戒、讀經、參禪，都是想得神通。當出家的最初一年，是在這樣莫名其妙的追求中。第一年已經讀熟了《法華經》，每日可背誦五六部。第二年夏天聽講《法華經》，始知佛與仙及天神不同。曾住禪堂參禪，要得開悟的心很切，一方讀《楞嚴經》，一方看語錄及《高僧傳》等。
第三年又聽講了楞嚴經，對於天台教觀已有大體的了解。並旁研及賢首五教儀、相宗八要等。而參究話頭的悶葫蘆，仍掛在心上。
秋天去住藏經閣看藏經，那時喜歡看《憨山集》《紫柏集》，及其他古德詩文集與經論等。如此經過了幾個月，同看藏經的有一位老首座告訴我說：“看藏經不可東翻西找，要從頭依次地看到尾。”當時我因找不到閱藏頭路，就依他的話，從《大藏經》最前的《大般若經》看起。
看了幾個月，身心漸漸地安定了。四百卷的《大般若經》尚未看完，有一日，看到“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過於涅槃者，亦不可得”！身心世界忽然地頓空，但並沒有失去知覺。
在這一刹那空覺中，沒有我和萬物的世界對待。一轉瞬間明見世界萬物都在無邊的大空覺中，而都是沒有實體的影子一般。
這種境界，經過一兩點鍾。起座後仍覺到身心非常輕快、恬適。
在二三十天中間，都是如此。
《大般若經》閱後改看華嚴經，覺到華藏刹海，宛然是自心境界，莫不空靈活潑；從前所參的禪話，所記的教理，都融化無痕了。我從前的記憶力很強，隻要用心看一遍就能背誦。
但從此後變成理解力強而沒有記性了。
我原沒有好好地讀過書，但從那一回以後，我每天寫出的非詩非歌的文字很多。口舌筆墨的辯才，均達到了非常的敏銳鋒利。同看經的有後做金山的方丈靜觀和尚等，他們疑我得了憨山大師所說一般的禪病，但我自心中實很安定。
我現在想起來，當時如從這種定慧心繼續下去，三乘的聖果是可以成就的。可惜當時就改了途徑，因為遇到了一位華山法師，他那時就在杭州辦僧學校，暫來藏經閣休息。大家說起我的神慧，他與我談到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常識；並攜示《天演論》、康有為《大同書》、譚嗣同《仁學》、章太炎文集、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等書要我看。我起初不信，因為我讀過的書，隻是中國古來的經史詩文與佛教經籍。當時與他辯論了十幾天，積數十萬言。後來覺他頗有道理，對於譚嗣同的仁學，尤極為欽佩。由此轉變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國救民的悲願心。
當時以為就可憑自所得的佛法，再充實些新知識，便能救世。次年乃從八指頭陀辦僧教育會，冬天又同去參加鎮江所開的江蘇僧教育會，繼又參加楊仁山居士預備複興印度佛教的祇園精舍。
自此以後，就沒有依以前的禪定去修，這樣從光緒三十四年，一直到民國三年。一戰爆發，對於西洋的學說及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發生懷疑，覺到如此荒棄光陰下去，甚不值得，遂到普陀山去閉關。
閉關二三個月後，有一次晚上靜坐，在心漸靜時，聞到前寺的打鍾聲，好像心念完全被打斷了，冥然罔覺，沒有意識，一直到第二天早鍾時，才生起覺心。最初，隻覺到光明音聲遍滿虛空，虛空、光明、聲音渾然一片，沒有物我內外。嗣即生起分別心，而漸次恢複了平凡心境。自此，我對於起信、楞嚴的意義，像是自己所見到的，所以我當時就開始著成了《楞嚴攝論》。
經過這次後，繼續看經、著書、坐禪。這一年中專看法相唯識書。當時其他的經論雖亦參看，但很注意看《唯識述記》。
述記中釋“假智詮不得自相”一段，反複看了好多次，有一次又入了定心現觀。這與前兩次不同，見到因緣生法一一有很深的條理，秩然絲毫不亂。這一種心境，以後每一靜心觀察，就能再現。
從此，思想文字等都有改變，從前是空靈活潑的，以後則轉入條理深細堅密的一途；在此時所寫出的文章不同，亦看得出。
上述經過定境三次，都因後來事緣紛集的時間太多，致不能有長時的深造成就。自從經過第一次後，我的記憶力便沒有以前好，但理解力很深。那年頭發已變白，眼已近視，但後來頭發轉青了，眼睛到現在未變。經過第二次後，起信、楞嚴的由覺而不覺的緣起相，得了證明。第三次現觀唯識的因果法相。
古人所謂不昧因果，實在一一皆有條理、秩然而不紊亂。
經過這三次的定境，每一次心理生理都有改變，並曾偶然有過天眼、天耳、他心通的征兆；六通可能，則建基天眼、宿命通上的業果流轉相續亦決可信。因為悲願心太重，未能向禪定去繼續深進。這裏是佛說金剛般若經的舍衛國，我所以把自己的定心境界，從前沒有對人講過的，也同佛與須菩提談家常一般，因昨晚高文大的請說禪定，專向自家人談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