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禦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譯文]

秦孝公與大臣們一起研究富國強兵的大事,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就站在孝公的前麵，他們一起分析社會發展的形勢與變化，研究怎樣整頓法製的問題，希望找到管理老百姓的政策措施。

秦孝公開始說："我繼承先王的位置做了國君後，就時刻不能忘記了治理國家，這是作為國君必須應當遵循的原則。我們進行變法必須要體現出國君的權威，這也是作為臣子的行動原則。現在我想通過改革法製來管理國家，改革禮製用來教化百姓，但是又害怕天下的人對我說長道短。"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訾於民。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譯文]

公孫鞅說："我聽別人說'如果行動猶豫不決就不能創造成功，做事遲疑不決斷就不獲得什麽功績。'國君應該盡快下定改革的決心，不要顧慮天下的人們說什麽。況且凡是采取更高明行為的人，一般都會被世人所非議；一個人具有獨到見解，也很容易遭到周圍人的譏笑。俗話說：'愚蠢的人總是在事成之後還沒有搞清楚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而智者在事情還沒有發生前，就能夠察覺到事物發展的軌跡。''對於廣大百姓，是不適合同他們討論怎麽去開創一項偉大事業的，而隻能夠和他們一起慶祝事業的成功。'郭偃的法書上說：'追求高尚道德境界的人，沒有必要去迎合社會上那些世俗的成見，成就大功業的人，也不用與眾人一起去商議。'法令是用來保護老百姓的；禮製是用來為了方便處理事情的。因此，聖人如果能夠讓國家變得強大起來，就沒有必要模仿舊法；如果製度能夠使百姓得到好處，那就不用去遵守舊的禮製。"

孝公說："這樣很好！"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製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譯文]

大臣甘龍說道："不是。我曾經也聽說過這樣一句話：'聖德賢明之人不會改變老百姓原有的習俗實施教化，聰明睿智的人不會改變原有的製度來治理國家。'順應百姓的舊習俗實行教化，不需要耗費多大經曆就可以成功；按照原有製度治理國家，官員熟悉情況，做起事情很容喲，老百姓的生活也就會很安適。如果現在改變規則，不遵循秦國原來的法製，改變禮儀製度教化百姓，恐怕到時候天下百姓都會批評君主了，因此臣希望君主能夠認真思考這件事情。"

大臣公孫鞅說道："甘龍大臣您剛才所說的這些話，正好都是世俗的看法。思想平庸之人固守舊習俗，書呆子也隻會局限在他們所聽過的事情和道理。這兩種人，隻可以把他們放置在當官的位置上，遵守成文的法律，而不可以和他們一起討論改革舊法規的事情。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禮儀製度不同，卻全都可以稱王天下，春秋五霸都有自己的法律，但是卻可以在諸侯之中稱霸。因此聰明睿智之人可以創立法度，而平庸愚蠢之人隻會接受法度的約束；德才兼備的人能夠改革禮製，而無才無能之人隻會被禮製束縛。受到舊有禮製約束的人，不可以和他一起討論國家大事，被舊有法製製約的人，不可以和他一起討論改革。齊王君主不要遲疑了。"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禮法以時而定，製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譯文]

杜摯說："我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好處，就不要去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效果，就不要更換使用的工具。'我還聽說：'效法古時候的法製不會有過錯，遵循舊的禮製不會有偏差。'望國君認真考慮變法的大事。"

公孫鞅說："從前的朝代政教法令各不相同，要效法哪一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令製度各不互相因循，應該遵循哪一種禮製呢？伏羲氏、神農氏對百姓施行教化不施行懲罰，黃帝、堯帝、舜帝雖然施行懲罰但卻能做到量刑準確，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年代，他們各自順應時代的趨勢而建立法令，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製定了禮製。法令和禮製都要隨著實際情況與時俱進來製定，法條、命令都要適應當時的社會實際，就好像兵器、鎧甲、器具的製造都要方便使用一樣。因此我說：治理國家不必都用同一種方式，對國家有利不一定要效法古時候。商湯、周武王能夠稱王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盛的。商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製引起的。既然這樣，那麽違背舊有的法度的人不一定要予以責罰，遵循舊有禮製的人不一定值得大大肯定。請國君對改革的大事就不要再猶豫不決了。"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

於是遂出墾草令。

[譯文]

孝公說："好。我曾經聽說，從偏僻的小巷裏麵走出來的人喜歡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那種人大多喜歡詭辯，愚昧無知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有智慧的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自大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華的人所憂慮的。那些拘泥於世俗人們偏見的議論和言詞，我不會再因為它們而有所疑惑了。"

於是，孝公便頒布了有關開墾荒地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