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改革能不能使國家去補足自然經濟（économ-iespontanée）的匱乏？我不信這種結果是可能的，亦不信是值得願望的。由國家單獨統治的經濟永遠是勉強的。一切工作將因之官僚化；集團救濟亦將有所不足，因為當未來的疾苦顯得“非個人的”疾苦時，也不會如何令人驚怵了；連選利益的壓迫，勝過了需要與責任的壓迫。國家可以有益地運用監督機能；它可以強迫生產者顧及大眾利益；但事實證明它若要支配生產，必得把權力轉移。
那末怎麽辦呢？恢複一個與十九世紀相仿的社會麽？鼓勵那些在經濟恐慌時有神妙的調節力的小農莊、小企業，使它們複興麽？許多國家都試著這麽做。美、德、意各國的政府，都希望能創造那些非“企業的”而隻是生產食糧的農莊。即在法國，因為工業到處都和農業有密切的關連，工人們家裏都有一方菜園，故失業的痛苦亦沒有別國劇烈。在英國，某閣員正在設法振興農業。在俄國，由莫斯科指揮一切的計劃，試行了很久，現在卻亦努力放棄官僚政治而提倡土著生活了。在美國，小企業及中等企業之比著大實業更易複興，已是大家公認的事實。應當回複那有生機的生活方式，應當把這一點勸告青年，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使青年們抱著“大量生產”“巨額主義”的理想也太久了。我們可以假想，未來的一代，將尋求一種幽閑的耕種生活，隻要簡單的工作便可支持的生活。
但此隻是本問題許多原素之一。若幹技術，因性質關係，唯有在大工廠中方能實現。交通事業與重工業的集中，公務員聯合會的勢力，都是事實。人們盡可不讚同，盡可表示扼腕，但不能否認它。自由主義本身固不失為良好的主義，在理論上，幾亦無懈可擊。但它有一點大毛病，即是已經死滅了。我們是否應當去請教職業組織及勞資聯合會，以便駕禦這些巨大的機器？此種會社之目的，在於團體的自衛，在於和另一個團體鬥爭，以前，它們難得顧慮處在明哲的觀點上必需顧到的國家利益。它們組成激烈的，富於感情的團體，領袖們也隻籌劃如何獲得會員的讚同，全不知國家有何需要，他們的敵人有何理由。
然而這些職業會社中盡有內行的人材。假令不請他們參與政權而隻去谘詢他們，是不是有益的呢？人家已經用種種不同的方式試過，結果老是很平庸，或竟毫無。谘詢委員會是最枉費的組織。委員們知道自己是毫無勢力的，故對於無目標的工作感到厭倦。“願而不為的人釀成腐敗。”開會時難得出席，決議亦沒有下文。一個委員會所能產生的是報告書而非行為。
但一種工業，不能在國家監督之下自己定出一種法規，定出若幹製度麽？這似乎並非不可能。惟我們對於此等方法究能有何種期望，則尚須等待美國與意大利試驗的結果如何，方可知道。如果結果有利，則我們可在同樣的製度中，以生產者相互間的協定，獲得統治生產的方法，且在新形式下，有方法重新組織一個具有健全反應的活的社會，重新確立一種職業的榮譽。
有人常把人類比做一個失眠的人，因為右側睡不熟，故翻向左側，幾分鍾後，重複轉向右側。這境象可說形容畢肖。人們對於使其受苦的弊病加以反抗；他們試用一種全然相反的方法；應用到矯枉過正的地步，到荒謬絕論的地步，以致又促成了新的弊害；於是，百年前稱為解放的，現在稱為苛暴，往昔的弊病重新成為熱烈願望的一種改革。
中世紀時曾有過統治經濟，訂定物價與工資的權，不是操諸競爭者，而是先在同業聯合及同業會手中，終於落在國家掌握內。有利率的貸款與“收益”這種思想，是被教會排斥的。教會承認人類有以勞作來增加自己財富的權利，但不承認他稱為高利貸的放款，不問放款之數目多寡。為避免生產過剩起見，選擇職業權的限製之嚴，遠過於羅斯福總統的複興法規。
隨後，時代變了，十八世紀末葉，人類開始反抗上述的思想，經濟學家宣稱，自然律的變化，較諸同業的監督更能保障物價的正當變動。各人依著自己的利益而行動，私人利益的總和終究與公共利益相符。此種主義在當時的大地主目光中是革命的。自由，無異是“急進”。醞釀法國大革命的“頭腦組合”（Trust descer veaux）即是自由經濟學者組成的。同業會被當時的急進派斥為“流弊無窮”，抨擊不遺餘力。
一個半世紀過去了，循環的周圈告成了。在今日，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者是保守者。正統派的大家，把中世紀的統治經濟認為“急進的”，危險的。而年輕的人對於高利貸，又抱著如十二世紀時教會所倡的那麽嚴厲而明哲的主張。他們把產業區別為具體的（如農莊、小商店、主人自營的小企業等）與抽象的（如股東、董事等的產業）二種：前者是他們認可的，後者是排斥的。有的有意識地，有的無意識地，他們都祝禱人類回到在三百年前已非新穎的思想與製度上去。
我們再來觀察英國。這個國家曾經是自由貿易與放任製度的禁城，這些主義也為它掙了全部財富，但數年來已聽到有完全相反的理論：這豈非可怪麽？英國今日亦在怨歎自由的放任製度，而需要“他的計劃”了。它便創立了無數的計劃。有“牛乳計劃”，有“豬類計劃”，有“啤酒原料計劃”。不列顛政府向棉業界鋼業界的人說：“我們極願保護你們，但有一個條件：即你們得妥協，定貨得由大家來分配，得確定你們的工資，並且一律遵守，國外市場應當用合理方法共同研究。”這不是中世紀的同業組合經濟是什麽呢？放任了少年之後，豈非重又回到從前英國羊毛以集團方式輸入弗朗特的局勢麽？
這種說法，可不足以藉此反對似乎新穎實是再生的主義。這等往複循環的運動是極自然的，而且是必需的。人類永遠缺少節製。因為自由是一種美德，故把自由濫用，直到無政府狀態。於是，發覺他所繼續推行著的混亂狀態，（他還不相稱地謂為自由，）使一切社會生活變得不可能了，他便喊起集權的口號。他們是對的，或更準確地說，如果他們隻以恢複威權為限，他們是對的。但如他們狂嗜自由一般，他們又狂嗜威權了。他們把最不足為害的東西，也說是自由的過失。威權與苛暴，堅決與蠻橫，他們都混在一起，終於，不可勝數的極端行為，使一般為提倡而犧牲的人都感到失望。在新恢複的秩序中，要求獨立的願望與嗜好覺醒了。不久，三十年前的人冒著鋒鏑去打倒的東西，人們又不惜犧牲生命去爭取。
挽救之道莫如在生死關頭懸崖勒馬。但往前直衝的來勢太猛了，鍾錘依舊在搖擺。這便是我們所謂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