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人們在討論這場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時，依然不忘探討這場革命的成功與失敗。那麽，辛亥革命究竟在什麽意義上說是成功，又在什麽意義上說是失敗呢，這場大革命對後世中國究竟有什麽影響或啟迪呢？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
辛亥革命的發動者領導者孫中山在十幾年前就為這場革命規定了明晰的任務，那就是“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建民國”，將中國引向一個現代化的軌道。孫中山之所以這樣想這樣說，是因為他認定滿洲人入主中原創建的清朝，是對中國的殖民統治。在那時的孫中山看來，滿洲人並不屬於中國人，他們隻是中國周邊的一個族群，像中國曆史上周邊的異族入主中原一樣，這樣的周邊族群對中原的統治都不具有合法性正當性，因而都在被推翻之列。晚清的民族主義思想實事求是地說就是這樣的內容。
從今天的眼光看，孫中山的這些看法或許顯得有點政治短視，但從清朝的曆史來說，漢人生發這樣的想法確實很正常，因為正像中國曆史上幾次異族入主中原一樣，文化上的落差總是使這些周邊族群感到自卑，克服自卑的辦法就是蓄意貶抑漢人，就像蒙古人入主中原時所做的那樣，有意識將人群按照出身進行等級劃分，有意無意羞辱漢人。這是一切具有文化落差的周邊族群都難以避免的文化選擇。所以到了清末，當中國政治外交不斷出現危機，社會動**不斷發生時，漢人久已沉沒的反滿情緒不期然又重新出現。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覺醒就是立足於這樣一個背景。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覺醒是對的，這對於喚醒民眾起來革命，甚至對於清廷本身走向改良都起到了非常正麵的作用。假如沒有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呼喚，沒有孫中山堅定不移的排滿革命，清廷即便會發生“自改革”，但可以相信依然是糊弄，就像他們在過去半個多世紀已經做過的那樣。孫中山革命黨人的壓力促使清廷往前走，清廷在最後十年確實出台了一係列重要改革措施，即便在滿漢不平等方麵，清廷至少在1906年之後，也接受了中樞大臣袁世凱等人的建議，慎重考慮怎樣化解滿漢分歧，消弭滿漢畛域。更重要的是，當君主立憲成為一個必須追求的政治目標後，所有種族一律平等，所有人群均享有平等的權利，也就成了政治變革的應有之義，由此才會發生皇族內閣那樣的事情。
按照清廷的解釋，皇族內閣絕對不是清廷不願分享權力，因為根據欽定憲法，各族群一律平等了，皇族既不存在了，哪裏還有皇族內閣呢？清廷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新內閣中那幾個人的身份畢竟是皇族，這是無法辯解的，於是清廷的這個錯誤決定引發立憲黨人堅決反對，這至少在關鍵時刻證明了孫中山十幾年來批評清廷缺乏改革誠意是對的，滿洲貴族統治集團或許真的無法引領中國步入現代化軌道。立憲黨人和漢人高官的不滿，再加上其他諸多因素，終於釀成了武昌起義，又經過南北僵持、南北和談，南方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出於全國大局的考慮，最終放棄了將滿洲人驅逐出去的初衷，放棄或者說不再提“驅逐韃虜”的口號。
革命黨人放棄了驅逐韃虜的口號，當然並不意味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其實這是辛亥革命最成功的地方，先前多少人都悲觀估計革命必將導致中國社會嚴重分裂，血流成河；滿漢不兩立，也必然會引發一場全國性的種族衝突和種族殘殺。現在革命黨人後退一步，不僅沒有重演明初朱元璋將蒙古人趕往大漠以北的舊戲碼，而且以寬廣的胸懷將先前的種族衝突轉化為“五族共和”，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
適度的政治妥協並沒有使革命黨人的聲譽受損，革命黨人的另一個政治目標也沒有因為這個妥協受到影響。革命黨人從一開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底線是推翻帝製，這是才是辛亥革命的主題和真意義。我們看到，不論清廷作出多大讓步或妥協，革命黨人在這一點上是寸步不讓分毫必爭，即便後來願意對清王室給予優待，但清廷必須退出“大中國”的政治舞台，這是必須堅持到底的。從這個層麵說，辛亥革命不存在失敗，而是一場完勝，是一場無以倫比的政治大變動。
在什麽意義上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
對於中國人來說，辛亥革命是完勝，這是兩千年中國巨大的政治變動，君主專製畢竟在這個時候終結了，此後誰再想當皇帝都注定要失敗，沒有絲毫可能性，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手中握有強大軍事權力的軍閥，也往往不得不屈從於民意，聽從民主的裁決。
當然從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立場說，辛亥革命確實失敗了。這主要是因為在辛亥革命之後很多年，具體地說就是到1928年重建統一前，孫中山的政治理想都沒有轉化為中國人的政治實踐，所謂的民國，其前半程根本就不是孫中山的理想，而是清朝政治的延續，用魯迅的話說，所謂中華民國除了一幅空招牌，什麽都沒有變，奴隸還是奴隸，而且更為悲摧的是，許多人在許多時候成了奴隸的奴隸。用毛澤東的話說，辛亥革命缺少一場真正的社會大變動，社會底層尤其是廣大農民階層依然處在蒙昧狀態。所以，孫中山在經曆了民國元年、二年短暫的勝利之後，很快就意識到革命並未成功。
孫中山的意思是對的，毛澤東的分析也是對的，魯迅的牢騷也不錯。那麽我們今天究竟應該怎樣解讀這些問題呢？
我們知道，孫中山的政治理念是民主共和，是要創建一個美利堅式的合眾國。在政治步驟上，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在很早的時候也有具體設計，即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至於這三段的具體時間長度，以及怎樣過渡，孫中山當然就不知道了，因為設想畢竟是設想，設想無法替代政治實踐。
我們不能說孫中山的政治設想是空想，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自從1894年踏上排滿革命的道路後，他就沒有回過國，直至1911年武昌起義之後兩個多月。在這長達十七年的時間裏，國內的政治民主究竟是什麽樣子，從國內政治家和一般知識人的立場看，究竟什麽樣的民主最合乎中國國情，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無疑不是很清楚，他們即便知道國內自1901年的新政改革，知道1906年之後的預備立憲，但由於他們一直是以一種批判的眼光看待清廷，看待新政和預備立憲，所以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始終沒有對國內的政治進展建立一個起碼的理解和同情，他們一直認為清廷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騙人的把戲，其目的都是為了拖延時間消弭革命。
一百年後反觀清末十年的曆史，我們應該很容易地看到，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對國內政治進程的看法主觀猜測多於客觀評估，義憤、**替代了平和與理性。清廷的新政和後來的預備立憲有許多問題，但是我們並不能由此完全否定清廷政治改革的企圖與努力。
清廷政治改革的誠意我們暫且可以不去討論，我們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清廷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後來的預備立憲所規劃的路線圖和最終目標究竟與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的目標有多遠，差距何在？
假如我們說孫中山和革命黨人規劃的政治民主路線圖是一種全民政治的話，那麽清廷的新政和預備立憲所要走的路，所要實現的目標其實就是精英政治，是將政治作為一種專門的職業去做。所以我們看到在預備立憲啟動之後，在各省谘議局開局之後，谘議局議員的選舉，谘議局本身的運轉，以及資政院的開院及其運行，其實都是按照精英政治的路數，都是盡量按照不擾民不驚動地方為民主政治運行規則。我們無法說這種精英政治與孫中山革命黨人的全民政治誰好誰壞，誰的進步更大些，我們隻能說這是兩種不同的政治設計，是兩種政治樣式。
兩種不同的政治樣式在1911年武昌起義之後，特別是在南北和談開始之後也有過交集，在某種程度上說，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在相當層麵其實就是在嚐試孫中山的那一套設計，隻是由於南京臨時政府的時間太短了，前後一百多天的時間，根本無法看到孫中山全民政治的優點或問題。
南北妥協，南京臨時政府結束，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北京成立，我們現在反觀袁世凱政府的政治設施、政治舉措，不難感覺到民國初年的政治架構、政治舉動，其實都是沿著晚清新政—預備立憲這條精英政治的路線往前走。中央層麵的資政院變成了國會，省級的谘議局變成了省議會，巡撫先是變成都督，稍後正式定名為省長。這一切其實就是預備立憲的延續，隻是剔除了革命黨人堅決反對的君主而已。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失敗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辛亥革命對後世中國的影響與啟迪
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沒有按照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的政治設想往前走，這當然使革命黨人心中不爽，特別是到了“二次革命”發生後，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心中的憤怒更暴烈。此後，孫中山心中最大的別扭就是那個短暫的南京臨時政府雖說為古老的中國開了一個新紀元，但這個臨時政府在民國法統中竟然沒有絲毫地位，袁世凱和他的政治繼承人不斷暗示他們的權利來源和合法性並不是革命黨人和南京臨時政府給的，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清廷的禪讓，這在清帝退位詔書等文獻中都有相當明顯的流露。
民國法統在今天看來已經可有可無，但在當年不論對孫中山革命黨人還是對袁世凱以下的北方政治家，都是比較重要的事情。後來所謂的護國、護法，以及到了1920年代各方軍閥的火並與重新組合，其實都是在爭奪民國的法統，爭奪政治統治的合法性。這是辛亥革命對後世中國政治生活最直接的影響。
按照孫中山構建的民國法統，民國政治當然就是全民政治，當然就是一種先知先覺對後知後覺的啟蒙運動，就要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這是一個完整的政治鏈條，所以到了袁世凱之後，當孫中山有機會利用軍閥的矛盾在南方創建分立政府時，南方政府的基本特征一定與北方有別，大致思路就是重回孫中山的政治設計：全民政治，三民主義，嚐試著從軍政到訓政再到憲政的可能性。
與南方孫中山的幾次嚐試很不一樣，北部中國，其實應該說是中國的主體部分，其主流政治形態是沿著沒有君主的君主立憲路數往下走。從袁世凱開始至段祺瑞、張作霖結束，中國主流政治模式雖然也是一種民主，但這種民主不是南方孫中山的全民政治，而是代議製，是間接民主。這裏沒有軍管沒有軍政，也沒有訓政，而是直接進入一種憲政狀態。這是民國前半程的政治主流，也是前半程中國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態。我們無法從價值層麵去說哪一種形態好，我們隻能說這兩種基本形態都是辛亥革命留給後世中國的政治遺產，都值得珍視和分析。
中華民國前半程的政治，或許並沒有處理好，在民主初步的時候也確實難免一些幼稚甚至令人難堪的問題。然而不管怎麽說，民國前半程的民主政治實踐，不論是主流中國的代議製、精英政治，還是局部的全民政治、軍政—訓政—憲政的三階段論，其實都是中國人的民主政治遺產，都有值得汲取的經驗或教訓。不過當我們百年之後回首這段往事時，其實我們依然應該抱持一種溫情和敬意，即便在1920年代軍閥紛爭最嚴重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軍閥並沒有因為民主的艱難而放棄民主的實踐和嚐試。
在討論辛亥革命對後世中國的影響和啟迪時，還有一個現象最值得今天檢討和汲取。我們過去習慣說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指責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沒有像後來那樣痛打落水狗，一戰到底，而是對包括清廷在內的舊勢力妥協退讓，將到手的革命果實丟失。現在想想，這些後見之明的指責可能是沒有多少道理的，不要說革命黨人的實力能否做到北伐，能否直搗龍亭，即便革命黨人那時真有這種力量，這樣不顧一切往前衝究竟有多大價值多大意義，可能也值得檢討。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其實都是一種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政治解決，軍事隻是政治的延伸，或者是政治的助力，沒有政治上的談判與妥協一味用兵一味往前衝，即便獲得一時成功，也很難贏得人民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同情。政治就是一種妥協，隻有妥協和讓步，才能贏得尊重贏得成功。政治變革在很多時候並不是你死我活，政治變革的最好結果，就是我贏你也不輸，或者輸的不是太多，不是不可接受。由此反觀1911年各方政治勢力相互妥協，我們不得不由衷感念那一代政治家寬廣的政治胸襟：革命黨人的政治妥協，中止了“驅逐韃虜”的口號，為中華民族迎來了“五族共和”的結果，構建了一個至今都令中國人自豪的現代民族國家；革命黨人接受妥協同意以民國的名義優待皇室，區區幾百萬不僅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為人類和平化解此類政治危機提供一個成功範例，而且為中華民族輕鬆解決東三省問題提供了曆史性的依據。試想，假如當年革命黨人不知妥協，執意驅逐韃虜，將滿洲人趕出中原，趕回關外，那麽我們今天中國所麵臨的內部問題外部問題可能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退一步海闊天空。革命黨人的妥協為中國贏得了曆史性的機遇。這是我們應該永遠銘記的。
革命黨人有力量繼續僵持打下去，清廷也有繼續打的資本和機會。就像滿洲貴族統治集團以及後來的宗社黨所分析的那樣，他們隻要堅持打三個月打半年，他們就會打出一個新天地，就會重現半個世紀之前洪秀全太平天國時的局麵，就能等來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的勤王之師，就能扭轉被動挨打局麵。即便這些都等不來，清廷也有焦土抵抗、玉石俱焚的資本和機會，但清廷最終放棄了這些選擇，接受妥協，退出“大中國”的政治舞台。這一退讓，其實也為大清王朝贏得了最後一點尊嚴，依然值得後人感念。
辛亥革命大幅度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隻是曆史主義地看，辛亥後的社會進步與發展，其實蘊涵著晚清數十年的積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