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剛剛過去，就迎來了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紀念。在這特殊的日子裏，回想大清帝國最後十幾年走過的路，不禁感慨萬千，令人唏噓。
清朝的曆史，從發端就與世界曆史密切相關。滿洲人入主中原創建大清王朝時，正值西方世界發生突變的前夜，大航路的發現，以及稍後蒸汽機發明、工業革命，在在使滿洲人統治的中國被動地卷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潮流。
對於世界經濟一體化，中國人應該說已有足夠準備，如果不是明清易代，按照晚明中西交流慣性，中國應該在徐光啟、利瑪竇這批中西智者引領下，坦然踏上世界一體化道路，因為當時的中國已有接受外來文明的足夠經驗，也有文化上的足夠儲備。
然而遺憾的是，滿洲人畢竟是來自周邊的一個弱小族群，他們入主中原創建帝國後，麵臨著漢化和西方化的雙重壓力。權衡利弊，清代統治者至少在乾隆大帝之前，選擇了漢化優先的政策導向。滿洲統治者迅速認同了中國文明，成為中國文明的信仰者追隨者。當然，也就中止了晚明以來公開且繁盛的中西文化交流。這是中國曆史的遺憾，也是大清王朝的缺憾。
經濟上的世界一體化是工業革命之後必然要發生的，是世界上隻要人跡能到的地方都無法避免的。事實上，清代統治者盡管遏製住了晚明中西交流的潮流，建構了一個虛假的中國文化繁榮，所謂康乾盛世，所謂乾嘉漢學，所謂《四庫全書》，如果放到大曆史背景中進行考察，與西方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裏計。盡管如此，清代統治者的刻意封鎖依然無法阻止住中西文明交流的潛流，特別是貿易上的**，也使得中西之間文化交流在那時隻是一種管製性的交流，不是無限度自由的交流而已。
管製性的交流也是交流，涓涓細流終究會匯成大河。中西文明在艱難環境中接觸交流著，至十八世紀晚期，這種交流本身又構成了嚴重問題。西方人在對東方對中國的貿易推廣中遇到了極大障礙，即中國的市場不開發不發育使中西之間的貿易嚴重失衡，西方需要中國大量初級產品，比如茶葉，比如瓷器，都已經成為西方人生活方式中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而在中國，西方工業革命形成了巨大的產能過剩，大量的紡織品急需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廣袤市場。然而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太強大了，當然主要還是因為中國人靠天吃飯收入低下，當土布可以替代洋布的時候不會超出購買能力去買洋布，當打火石還能打出火花的時候，也不會花錢去買洋火。中國市場的不開發當然不利於中國人生活品質的提升，但對統治者來說，統治秩序的穩定可能還是第一位的。於是當馬戛爾尼率領龐大的貿易代表團前來談判時，乾隆大帝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大清帝國物產豐富，無奇不有，我們不需要你們那些東西。
乾隆大帝的豪氣引起了複雜的曆史後果，中西貿易的不平衡引發了“罪惡的鴉片貿易”，也就僅僅三十年光景，一個原本算不上富庶但總算還能過得去的中國竟然被那個鴉片摧殘得差點終結：中原已無可用之兵，國庫亦無可用之餉。緊接著，就是以鴉片名義發生的戰爭。
鴉片戰爭將中國被迫拉上世界一體化，五口通商使中國人的觀念、生活形態都在發生變化，到了1860年代，中國在經曆了內亂外患多重打擊後重新起步，踏上中體西用洋務新政的軌道，也就幾十年時間，大清帝國元氣盡複，又以世界大國的麵貌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成功是因為行政主導的中體西用洋務新政，一場持續三十多年的大試驗竟然在一場局部衝突中一敗塗地。追根溯源，人們將責任歸結為這場“跛足的現代化”，以為洋務新政隻變其末不變其本，隻要西方之用，不要西方之體，失敗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知恥而後勇是中國人的優良傳統，失敗乃至慘敗都不可怕。在經曆了1894年的巨大刺激後，中國人很快重建共識，走進變法圖強的“維新時代”，開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注意參照東西洋成功經驗進行體製變革。
遺憾的是，這場變革被1898年秋天的一場政變所打斷，緊接著又是席卷大半個中國的義和團戰爭，直至1901年，中國重回政治變革的軌道，開始新政。又過了幾年，開始君主立憲的預備。
君主立憲是那時中國人的普遍共識，正像梁啟超所說的那樣，既然君主專製不合乎我們的需要，既然民主共和超越了我們的社會發展程度，那麽執其兩端而用中，君主立憲就是合乎中國國情的理想選擇。然而，當這個選擇即將成為現實時，清廷的幾個技術性失誤使先前的努力前功盡棄，一個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機中走進曆史。
曆史無法遺憾，也不必惋惜，走過的就是走過了。隻是一百年後回望大清王朝，特別是分析這個貌似強大的王朝為什麽在一場危機麵前不堪一擊，這個過程究竟有哪些教訓可以汲取？這是這本小書希望探究的問題。
感謝《新世紀》的徐曉老師和劉芳小友，如果沒有他們的敦促和經營，這些文字或許不會寫出，更不會用這種方式呈現給各位。
馬勇，2011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