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希凡
我的少年時代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度過的。那時的北京城才四百多萬人。古城牆四圍，古城門仍在。藍天高高，白雲淡淡，遠處的西山依稀可見。那時也正值“文革”期間，學生不用上學，擺脫了考試和升學的煩惱——所有學校都關門了。我們一幫半大小子根本就不懂什麽是“**”，趁著不用上學的大好時機，每天就在這藍天白雲下的古城邊，玩得不亦樂乎。
偷桃
在物質匱乏的“文革”時期，小孩都特饞。如果哪兒有吃的，那一定是好去處。那時西出阜城門三裏就是農田和村落了。我家所在的機關大院西邊是生產隊，還有亂墳崗子。生產隊的菜地裏種著茄子、青椒什麽的。這些玩意兒沒吃頭。要是種西紅柿，那一定絕收——全讓我們給包圓兒了。村頭路口有一排大槐樹，春天一到，滿樹都是白色的槐花。有人說那槐花不但聞著香，吃著還甜。這下我們來勁了，手持長竹竿，跑到樹下打槐花。那槐花雖不如水果糖那麽解饞，也有幾絲甜意。於是，我們幾根竹竿一攪和，一樹的槐花被捅下來一半。先坐在樹下吃夠了，然後把剩下的兜回去。臨走還看著樹尖上沒捅下來的槐花，想著下次帶根長點的竹竿或幹脆上樹。
到了每年六月中下旬，最誘人的地方是大院北邊臨街三裏的桃園了。那些桃子香飄四溢，見白見紅地掛在樹上，**力太大了，於是，偷桃就成了這個時期的“中心任務”。這三百畝桃園歸月壇公園果農班管理。果農們不但給桃樹施肥，澆水，還負責對付我們。這片三百畝的桃園全部用一人高的鐵絲網圍著，鐵絲網外還種著帶刺的灌木。一到收獲季節，果農們日夜輪班，巡邏護桃。
他們在明處，我們在暗處，而且我們是“團夥作案”，讓他們防不勝防。往往我們能輕易得手：在桃園裏挑大個的、軟乎的照飽了吃，順手再揣幾個回院裏向其他哥們兒炫耀，也可以給他們解解饞。這樣一來，大家都嚐到了桃子的甜頭，每年的偷桃大軍不斷壯大。這令果農班的師傅們頭痛不已。果農班的班長姓高，人稱高師傅，個子也高，估計是個複員兵。果農班的農工享受工人待遇，每月有固定工資，旱澇保收。不知為什麽，他們非要同我們這些小孩子較勁。如果古時文人“偷書不算偷”的話，那孩子們吃個把桃子就更不是偷了，就算“拿”吧。如果高師傅隔三差五地給我們送兩筐桃子來，我們一人吃仨也就飽了，誰還去“拿”？也省得他們天天轉圈巡邏了。我們在桃園裏連吃帶扔，不知禍害了多少桃子……但是，“從來沒有救世主”，不能指望高師傅賞咱們桃子吃，還得自己去“拿”。
某日，我們幾位又要下手了。這次我把家裏的老虎鉗子拿來了，這玩意兒是剪鐵絲網的快手。由於我有鉗子，所以充當了“尖刀班”的角色。在一片灌木稀疏的僻靜處，我鑽進去就開剪。剛剪幾下，衣領忽然讓人揪住了。回頭一看，不好！是高師傅！這時幾個同夥已做鳥獸散狀逃走，剩下兩個鐵杆在旁邊看著我幹著急。忽然，他們衝我大喊：“鉗子，鉗子！”我立刻明白了他們的意思，乘高師傅不備，抬手把鉗子扔給了他們。他們拿著鉗子，一溜煙就不見影了。高師傅抓到我頂多批評教育，但是如果拿到我的鉗子，一定會沒收——那玩意兒值三塊多錢呢，能買十斤好桃。高師傅看我把作案工具“轉移”了，氣得不行，但也拿我沒脾氣，打不能打，罵不能罵，氣哼哼地帶我去找家長。到了家裏，父母上班了，隻有外地來暫住的親戚在家。盡管高師傅把我一陣數落，但親戚也拿我沒招兒。後來，她根本沒把這事向我父母匯報。鉗子保住了，前些年我回國時，還看到那把舊鉗子躺在工具盒裏，但是那三百畝桃園卻早就鏟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樓房。農工班的師傅們也不知去向了。
如今的孩子們生不逢時，沒有了要練本事、上樹下河的空間，也沒有了“拿桃”的樂趣。他們小時候不缺吃穿，要吃桃子家裏一準兒給買，為什麽要去桃園“拿”呢？其實這不是桃子的問題，而是那種“拿”法特刺激，又驚險，又曲折，還有點英雄主義。吃買來的桃子沒味兒。
滑冰
我們小時候，北京的冬天特別冷，尿一泡尿都能結成冰柱。天氣越冷，我們這幫孩子越高興——滑冰的季節到了。那時我們人小，也沒有冰鞋，就自造冰車在湖上滑。冰車是在一塊大木板下邊裝上兩根粗鐵絲。這樣，鐵絲在冰麵上摩擦力很小。滑冰時手持兩根尖細的長鐵釺子，人坐在冰車上向後戳冰，有點像撐船的意思。我很笨，自己不會做冰車，我的冰車還是我爸爸做的。為了打造滑得快的冰車，有的孩子去工廠搞來三角鐵。那玩意兒裝在冰車底下比鐵絲的摩擦力還小，而且還能越過小的障礙物。
從家裏去鄰近玉淵潭公園裏的八一湖或後湖滑冰，隻要走三站路，本來很近，後來，江青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把相鄰的玉淵潭公園封了一大半，我們去滑冰就要繞路了，還要過一條上了凍的河。不過閑著也是閑著，多幾步路不算啥。家裏大人們都上班，中午在機關食堂吃完飯後，一幫小子就扛著冰車去滑冰，到天黑才回家。我們在湖麵上追逐嬉鬧，每次都是渾身大汗。去的時候大家都戴著大棉帽子，玩了一陣子後，一摘帽子，每個人的頭上都是小蒸鍋——熱氣騰騰的。有時玩累了就跑到岸邊上休息。北岸邊是一片土坡，上邊長滿了鬆樹，十分僻靜。自然，這裏也就成了我們的“野外廁所”。有時，我們會發現樹叢後邊隱蔽處，常有一男一女在一起“鬼鬼祟祟”的。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告訴我們，他們一定沒幹好事。我們滿腦子的壞水也告訴我們，一定要給他們搗亂。於是，我們每人手持幾個大土塊，隱蔽接近。待到射程之內，“萬炮齊轟”，然後呼嘯而散。遭到突襲的或真或假的“鴛鴦”們，往往也是掉頭就跑，不見了蹤影。有個別的男方膽子大一點，但也隻是站起來吼兩聲而已，從來沒人敢來追我們。話說回來，他們也追不上。襲擊成功後，我們還不甘心，過一會兒還要潛回去勘查一下現場，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有一次，那對男女又回來了，他們的遭遇可想而知——又是一頓土塊的襲擊。一九八三年時我去上海出差，傍晚時在外灘上看到一對對情人擠在一起談戀愛，我當時就想找土塊，可怎麽也找不著——周圍都是水泥地。
我們這些無憂無慮也無須上學的少年們，就這樣一天天地度過了美好時光。每次滑冰一去就是近四個鍾頭。這期間沒吃沒喝，也沒有取暖的地方。到身上的熱乎氣散盡了之後，我們就拖著疲憊的腳步，穿著濕透冰涼的衣服回家。我現在這點抗餓耐寒的本事，全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經過一個冬天，滑冰的技術已是爐火純青。我們不但能把冰車滑得飛快，還可以玩急轉彎、急停等特技，臂力和耐寒的功夫也大有長進。但是，好景不長，冬去春來，冰麵鬆軟了，開始融化了。我們一年一季的浪漫滑冰生活也到了尾聲。
這時，同NBA的季後賽一樣，最具挑戰的時候到了。當冰麵向陽的一邊融化之後，我們開始比賽：誰的冰車能最接近水邊，誰就最牛。這似乎是不要命，明擺著往冰窟窿裏鑽。其實，技巧大大的有。向陽一邊的冰已經化了，水邊的冰麵很薄，難以承受重力，這是簡單的物理事實。但是，我們可以將冰車滑得飛快，在薄冰上快速掠過。當冰層剛剛裂開時，我們的冰車已經衝過去了。用這種玩兒法，我們一次次從冰層較厚處出發，猛衝向水邊，然後畫一個大弧線滑回原處。在接近水邊時聽到冰層斷裂的尖銳聲響，看到一條條新的冰縫在腳下產生並延伸而去，那真是刺激。
長大以後，不滑冰車了，換上跑刀，專攻速度滑冰。玩兒的方式變了，但我對冬天的熱愛和追求冒險、刺激的嗜好，卻是從滑冰車時開始的。
遛車
有的人喜歡遛貓，遛狗，但您聽說過“遛車”嗎？“遛車”當然不是在汽車上拴根繩，牽著汽車滿街走，而是坐著汽車閑逛。注意這個“閑”字。請不要以為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是有車族——我講的是遛公共汽車。
我們這夥不用上學的少年，在家門口的地盤裏玩兒膩了之後，就想著走出“領地”，去北京市其他地方轉轉。北京市大得很，這就要乘公共汽車。那時乘車的人不多，有時中途上車還有座位。進車門的第一個座位上寫著孕婦專座。我們沒念過幾天書，都是小文盲一個，把“孕”字念成“學”字，成了“學婦專座”。我當時還想：公共汽車還挺照顧學生，為學生和婦女設了專座。
公共汽車不能白坐——要花錢買票。三站以內四分錢，五站以內七分錢……去個不遠不近的地方，一會兒兩三毛錢就沒了。這誰花得起呀？！於是，我就讓家裏給買一張公共汽車月票。一票在手，四通八達，可乘市內汽、電車的所有線路。那會兒的學生月票是兩塊錢一張，在當時可買十一斤白麵，不是小錢，家裏都不答應。我們也就慢慢斷了“遛車”的念頭，去開發其他的玩兒法了。
我那時因為受凍，慢性鼻炎發作。這是個不大不小的病，鼻子天天堵著，有點難受，又無礙大事。去醫院看了幾次病，大夫要求做理療，隔天去一趟北京市兒童醫院，一共三站地。這回不用我說話，家裏立馬兒給買了汽車月票。月票到手，“遛車”也就開始了。
先是又花四分錢買了一份北京市交通圖。看圖細數，市內共有從１路到２８路共二十六條汽車線路（當時缺２路和４路）和從１路到12路十二條無軌電車線路。我計劃將全部三十八條線路從起點到終點都遛個遍。這麽大的工程需要做計劃，要選擇每天的遛法，少走冤枉路，以求高效率，還要盡快行動。不然醫生一句話，理療結束了，我也就沒有月票了。那樣，“遛遍北京市”的理想就泡湯了。
每次上車我都要坐在司機旁邊的位置上。這樣不但可以看司機是怎麽開車的，而且這個座位的視野也最開闊，前、左、右都有大窗戶。有時上車後，這個位子不空，那我就等下一輛車。反正我有的是時間，圖的就是看景。在司機旁邊觀察了半天我也沒整明白司機是怎麽開車的。他轉方向盤怎麽那麽輕鬆？一次，一輛車停著，我偷著上去想轉幾下方向盤，怎麽也轉不動。
車坐得多了，地方去得多了，見識也就多了。有的售票員特好，特和氣，有的特壞，繃著個臉，專說刺兒話。有的乘客看上去特氣派，特橫兒；有的特老實，特土。有的司機以開車為樂，吹著口哨，耍著花活兒就到站了；有的司機特沉重，一臉菜相，滿眼血絲。我當時不明白，這就是社會上的不同人等。
兩個月下來，公共汽車帶我去了不少地方：穆斯林居住的牛街“回民區”，外國使團駐紮的“使館區”，宣武區內低收入家庭的“小平房”，以及凸現老北京特色的國子監、雍和宮、鍾鼓樓等等。我不但親臨了許多以前隻聽說過的地方，還見識到許多不曾聽說的地方。這對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講是大開了眼界。
一次，我遛過鍾點了，趕上了下班時間。公共汽車路過某國營大廠時，呼啦一下擠上來一群剛下班的青年工人。人人帶著飯盒，估計是用來帶午飯的。他們上來就搶座位，自己坐一個不算，還用飯盒霸一個。誰要不讓他們占位子，他們就橫眉立目。等幾個女青工上車後，男青工把占好的位子給她們。這時女青工的眼神裏一片感激；男青工的眼神裏一片得意。
就這樣，每天遛車除了看風景，還能看窮，看富，看熱鬧，看人際關係，真有意思。看得多了，其中的一些道道也就明白了。
我的理療足足搞了兩個多月，鼻炎也沒見好。大夫又推薦去西郊的解放軍總醫院紮針灸。這回我更樂了，因為去那裏要乘郊區線路的公共汽車，得買郊區專線月票。我的“遛車”半徑得以增大。
這種“遛車”的玩兒法隻能自己享用，找不著伴兒。原因在開頭說過——其他哥們兒的家長們不給買月票。我一人出門在外，除了學會了事事要計劃周全，還學會了觀察地形，認路辨向。另外，還有機會問這問那，同生人打交道的手段也摸熟了。幾個月下來，我逛遍北京城，儼然成了一幅北京市區活地圖。不管去哪兒，我可以馬上說出如何乘車，去哪兒轉車，在哪一站轉車最方便等等。
今日的北京市交通堵塞，公共汽車比牛車還慢，街上什麽樣的閑人都有，如果現在放一個十歲的孩子在街上“混”上兩個月，不是有去無回就是學壞了。話說回來，有點門麵的人現在都買了汽車。學校門口都是接送孩子的小轎車。現在的小轎車在市區，根本沒有往日的公共汽車快，但那份氣派和舒適卻非公共汽車可比。但是，坐在小轎車裏獨往獨來，也就沒有了“遛車”的樂趣。
騎車
六七十年代，跨一輛錳鋼自行車在北京街頭耍飄，是很風頭的事。所謂錳鋼自行車，是指用錳鋼材料做車架，全包鏈，漲閘，加轉鈴的高檔車。那時自行車屬於緊俏產品，買車需要“車票”並加付“工業券”。“永久”、“飛鴿”、“鳳凰”等名牌車的“車票”很難搞。錳鋼車在市場上根本見不到——都是內部銷售。
我父親的一位同事買了一輛新錳鋼車，不幾日，車上的轉鈴鈴蓋就讓小偷拿跑了。有人問他：“轉鈴蓋怎麽丟了？”此公答曰：“小孩子拿去玩了。”這語氣中不但沒有絲毫不快，還夾帶著幾分輕鬆。以這種態度對待得失的人，當是大家。
無論去哪兒，我們都是把車騎得飛快，呼呼地超人超車。遇到有誰比我們還快，超過了我們，那一定要趕上去，超回來才算數。遇到較勁的對手，一時超不回來，那就要死跟，讓他也歇不著，最後再伺機超上去。有時候，跟著跟著，人家拐彎兒了，不同路了。即便是這樣，也要跟上，不然那小子以為他把“尾巴”甩掉了呢，不能讓他得意。
一次，我去西郊木材廠買東西，清晨六點騎車出來，在路上同一個上班的青年工人較上勁了。那小子像奔喪一樣，騎得飛快，不但超了我，還甩下我一大截。這可不行，咬牙死追。追了很長的距離，還是沒超過他，可我已經到木材廠了。那也不管，不買東西了——接著追。又騎了好遠，那小子的速度終於慢下來了，我總算超過去了。那次賽車回來後，大腿酸疼了兩天。如果常有機會這樣賽車，我也許就進北京自行車隊了。
騎車出行自由度很大，或走或停，或快或慢，或遠或近，悉聽尊便。於是，我同幾個夥計騎著自行車東下通州城，西上八大處；北登八達嶺，南行豐台鎮。活動半徑陡然又增大了許多。去八達嶺長城那天，來回騎行了一百三十多公裏，其中有三十六公裏的坡道，十足地考驗了體力和毅力。在酷日當頭的正午時分，我們正在上大坡，坡度很陡，根本就騎不動，隻能推。幾公裏的坡路推車上來後，一身臭汗，渾身透濕。我們脫下襯衣擦汗，一會兒襯衣就能擰下水來。到了八達嶺長城後，我是一步也不想走了，躺在長城的烽火台上就懶得起來，也沒勁爬長城了。現在也記不得是如何騎回北京的，隻記得當天騎回來後，我們三人的屁股都腫了，在**躺了兩天。不過，我們創造的業績是“前無古人”的。當時大院裏誰也沒有騎車去過八達嶺，且當天往返。
表麵上看我們這夥人似乎總是專找苦差使幹，不怕苦和累，實則不然。我們隻是找好玩的，有刺激的差使幹，為了這個目的，再苦再累也去。否則，就想著法兒地逃。
學校複課後組織拉練。拉練就是自己背著行李，每天步行幾十裏路，夜宿老鄉家的土炕，這樣走兩三天，到了郊區農村後，就幫老鄉幹農活，幹完活後再走回北京。你聽聽，這有多累，多沒勁。可是不去又不行，裝病顯得太沒意思了。正為這事犯愁呢，忽然聽見老師在動員大會上講：本年級需要一位同學騎車參加拉練，並進行後勤采購工作，哪位同學願意？我刷地舉起手，生怕別人把這好事搶了去。後來四下一看，也就我一人自願騎車拉練。我問同班一位騎車上學的同學：你怎麽不舉手？騎車拉練多省勁啊！你猜他怎麽回答：“騎車拉練多毀自行車呀！跟著隊伍慢騎特傷車鏈子！”嘿！他還管那些？！
那次拉練我是一步也沒有走，一天農活也沒有幹。背包綁在車架子上，輕而易舉地日行百裏。別人下田幹活時，我的工作就是騎車去懷柔縣城裏，為拉練大軍采購副食品，順便還能在縣裏的商店搞點糖果什麽的解解饞。然後，一拐彎去懷柔水庫看風景。這次拉練對我來講，跟春遊一樣，帶勁。
學校“複課鬧革命”之後，除了外出拉練就沒什麽好玩兒的事了。倒是在課堂上，有幸受教於幾位有學識的老師。一位是特級語文教師魏老師，在課上講到《水滸》人物時她說：潘金蓮是受社會壓迫的婦女，不是壞人。還說《水滸》歪曲婦女形象，其中的女性要麽是“母夜叉”，要麽是“母大蟲”，我們覺得她有自己的觀點。還有一位英文老師，她是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英文播音員的位置上退下來的，她說的英文是帶拐彎的。讓她來教我們這些剛認識ABC的學生，是大材小用了。
從那兒以後，被迫上學。從中學到大學到研究生，十數年下來讀了幾本書，上過一些課，也應景一般地考過很多回試。但這些經曆都平淡得很，不值一提。倒是那些獨特的、玩的經曆對我有很大影響。
依我看，小學生應當以玩為主，兼學別樣。既要玩得高興，玩出水準，還要在玩中認知世界，磨煉性格。
如此辦教育乃是孩子們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