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小京
我出生於一九六三年，喝著“文革”奶長大。
偶然碰到兒時的鄰居叔叔阿姨，他們總誇我小時候聰明，“能背誦所有毛主席詩詞和老三篇”。那時我應該三四歲，據說我本身就是節目，永遠不厭其煩地為任何人背誦，來者不拒。可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過自己的背功。我猜毛主席詩詞和老三篇對於三四歲的我來說，是水果糖或者糕點。
當時，我在北京市府大樓附近的幼兒園，玩伴中一對雙胞女的名字很好記，“東方紅”和“太陽升”，沒姓。她們的父母給她們起這等名字，至少能起到某種意義上的保護作用：欺負她們，誰敢？
一次在大街上，母親突然一把把我拉到牆邊，以免被奔跑的一群人撞倒，他們追趕上他們的獵物——一個年紀挺大的人，一片嘈雜。他是給他們架走的，除了幾塊磚頭和折斷的木棍外，地上還留下幾滴血。
我跟著母親參加過一次衛生係統的批鬥大會，在衛生局樓前。口號聲響起，我吵著要抱要看，母親不抱。我跑到另一邊，一個鄰居叔叔讓我騎在他的肩膀上。我看見台階上站著一排挨鬥的人，一律低頭，每位有三人執行：兩人反押雙臂，一人立後揪著挨鬥人的頭發。我當時會是什麽樣的表情？反正聽到哪裏開批鬥會，我經常要去看，就像現在的孩子去動物園。
搬家後，我轉到北京西郊一個軍隊大院的幼兒園。搬家其實一點沒有意義。母親是兒童醫院的大夫，當時在房山下放，喂豬；父親是軍人，在地方上“支左”，幾乎不回家；妹妹被寄放在永定門附近的人家，我簡直就是幼兒園的永久居民。周末我不孤單，十幾個孩子纏著廚房李大爺，他是老紅軍，一講故事就是長征時他怎樣把皮帶煮出香味。
我們學跳舞和唱歌，跳過一種西藏長袖舞和帶翻跟頭動作的紅軍舞，唱的歌多為樣板戲，因嗓子不好老師隻讓我演刁德一。每次演出完能得到一包餅幹，那種餅幹我自己也經常買，兩角錢一包。我們也畫畫，大院報社的美編叔叔當著大家的麵一會兒就畫了一幅劉少奇的漫畫，之後加上的叉子好像用的是紅蠟筆。我羨慕極了，因為我畫半天也不像。我發覺畫畫是件令人激動的事，我的習作不斷出現在紙上、牆上、馬路上，有一次竟是在一個弱小男孩的外衣上。我善於使用彩色鉛筆和蠟筆，粉筆不好掌握，不鮮豔。
然而，每星期六別人被父母接回家時，我知道我在盼望什麽。
我曾偷著跑回家好幾次，但門永遠鎖著。隻有一次例外，那天，遠遠看到母親背著大行李卷剛進樓門，我興高采烈地一頭衝到家，卻招來一頓打，原因很簡單，我不能在父母不在家時“開小差”，因為我已經被“交給”幼兒園了。
在這之後，我跟母親去鄉下待了些日子。豬場在那個村子一角，養著數不清的豬。每天清晨當我睜開眼睛時，母親已經把豬飼料煮好，用那種直徑一米的鍋。母親拎起盛滿飼料的桶，招呼我一起去。我很喜歡看豬們津津有味的吃相。
村裏經常派人來起圈和送幹飼料。據母親後來講，喂豬是當時最輕的農活。有一次，母親和大隊獸醫把頭病豬治好了以後，憨厚的大隊書記才知道母親是大夫，派人從北京買來針灸針，請她做赤腳醫生。母親出身於中醫世家，但隻受過西醫教育。她想試著學。那個印有語錄的黑色皮夾裏有幾十支針，短的連柄四厘米，長的有十幾厘米。幾天後，就有婦女隊長願意在自己胳膊上試針。
母親在回北京之前的半年，成為了大隊專職赤腳醫生，不僅學會了針灸，還學會配中草藥和號脈推拿。我牙疼，怕門診部的鑽頭，母親一針虎口穴，頓時見效。鄉親們對母親非常尊重，總幫我家劈柴挑水，我惹了誰家孩子，這孩子回家反會挨打。以後許多年一旦有鄉親上京城，都會提一籃雞蛋先來我家。
一九七一年我上小學。小學在大院附近，報到時是被鄰居領去的。我們那時不叫年級，叫“連”，“一連”就是“一年級”。我被分到“一連二班”。我們的教室右上角有一個方盒子喇叭，每天聽數次廣播。音響效果不好，我過了兩個月才聽懂裏麵說的是什麽。課桌上擺一摞課本，最上麵放袖珍紅寶書，老師進來後，如果班長令“起立！”我們要迅速拿寶書按老師說的頁數翻開，念上一段，這都是六連大姐姐告訴的。我們認字不多，基本上是將寶書用右手貼至胸前，背誦口號。“要鬥私批修”和“要複課鬧革命”是我新學會的口號，雖然並不知道含義。
我們班很快有了“標兵”，是一個像貓一樣的女孩。她的最大優點是上課雙手背後，一動不動。“五好戰士”、“優秀紅小兵”和以後的“三好學生”與我無緣，我連哪“五好”也不知道。幾乎所有事情都和軍事有關，操練是每天的節目，喊口令很絕，普通話的不行，要那種“口令語”，稍息讀“燒洗”，立正讀“裏爭”，齊步走是“期補，揍”。我最喜歡報數，每次都有好玩的事情發生，每個人報出自己的數字時立即頭向左轉，下一個接著，數到十以後就難了，總錯，一片嬉笑。我沒出過錯，生來個小，隻喊“一”。小個子排第一是不符合軍事要求的，我多年後才發現。班上軍隊子弟多，有人還能惟妙惟肖地走段正步呢。我們不比誰爸的官階大，杠杠星星早沒了。我們願吹噓自己的爸爸打過仗站過崗，站崗其實很普通，但我們羨慕那端槍的神氣勁。順便提一下，我的所有玩具除了一台自製老吊外，都是“準軍事物資”：手槍、杆槍、衝鋒槍、紅纓槍，望遠鏡、坦克、軍艦，子彈殼和武裝帶都是真家夥，“軍事撲克”的大小王分別是司令和副司令。
第一個班主任田老師畢業於師範，很受我們歡迎，她生小孩後調走了。韓老師繼任，她是隨軍家屬，認字，也愛說，沒完沒了。韓老師說話很難懂，管“腳丫”叫“腳片兒”。讓我不能忘懷的是她總忘記留家庭作業，為我們省下不少工夫。她的拿手好戲是傳達重要消息，告訴我們林彪摔死了，但不許對外國人說(當時已有少許外國人到公園遊覽名勝)，讓我們都宣誓。“批林批孔”時，她改教唱歌，但她不會彈琴，屬於清唱那種。有一首歌的開頭是這樣的：“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嘴上講仁義，肚裏藏詭計。鼓吹克己複禮，一心想複辟。”她教一遍就有人能跟著哼，原因是歌曲本身沒旋律，念詞時帶點河北方言就齊活。她把“複辟”這個詞讀“複屁”，“和屁有關的能有什麽好事？”她的反問引起我們哈哈大笑。她指著窗外操場上推單輪車運煤渣的幹癟老頭說，他就想複屁。幹癟老頭原來是校長，“文革”被打倒後一直留校監督勞動，若工作態度不好，據韓老師說，學校就會讓他把煤渣運到垃圾堆以後再運回去，如此反複。可後來他又當了副校長，主管環境衛生。他的聲音出現在學校廣播裏，幾乎永遠是：“廁所堵塞了！”我們班有一個壞小子在副校長後麵用柳條趕他，被傳達室楊大爺扇了一耳光。楊大爺一直追到我們班瞪著眼睛喊：我工人階級誰都敢打，誰都不怕。韓老師一句話沒說。
韓老師有個發明，叫做“背對背揭發”，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變種，每月都做一遍。具體做法是：學生每人寫自己和別人的壞事和錯誤言行。“包括其他老師和我自己！”她強調。署自己名字後上交給她。韓老師在講課時經常能不點名地列舉誰的劣跡，並且堅定地說這壞家夥就在班內，順著老師的目光大家互相瞅著，做了壞事的孩子，如果誠懇一定會低頭和紅臉。也不知哪個狗東西把我七歲半曾在人家菜窖裏撒了泡尿的故事透露給韓老師，以至於以後誰說“菜窖”，大家就看我。
我學習不錯，算術、圖畫老師最喜歡我(我當過唯一的“班”級幹部是數學課代表)。我害怕看到韓老師嚴厲的目光，更害怕這目光變成“慈祥”。她微笑著說請我母親晚上去她家，我就知道大難要臨頭。母親晚上快九點才下班到家，趕去老師家後，我至少會挨母親一通訓斥，韓老師那時的目光就更顯慈祥。說起我們那時候的課餘活動，貢獻型的有撿糞、撿樹葉和撿廢鋼鐵。撿廢鋼鐵有時就是偷，馬路邊的井蓋幾人抬起一摔就碎，我們班撿的分量最重。驚險型的是打架和鑽地道，我挨打的次數相對多些，地道有時鑽著鑽著就迷了路，甚至拐進下水道裏，太味兒。還有賭博型：彈球是賭具，子彈殼充賭資；煙紙的賭具是我們的小手。彈球遊戲，我琢磨出了經驗，贏的子彈殼堆滿床底。一次有人抓了隻野貓，我們把它倒吊在樹上，學著電影裏壞蛋或鬼子的口吻和動作，“往死裏打”，誰家的奶奶便捯著小腳跑來，罵我們是遭天殺的，我們一哄而散。年齡大些的壞小子一般十五六歲時就被他爹送去當兵，幾年後都算有了出息。
我至今仍相信，小學時代上課隻是基本持續的副業，主業是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走廊的牆壁上總有大字報，老師寫的都是連筆字，不好認；學生的作品狗爬類居多，一般寫不出什麽，照抄報紙。我紅模字沒練仨月，也被選成大字報“抄手”，有次連拔草勞動都免了。
“反潮流”是我印象中投入較多的政治運動。我們班好幾人秘密商量要給韓老師貼張大字報，因我是抄手，讓我旁聽。大家控訴半天，也不知怎麽動筆，因為她從未打過我們，無奈，隻寫了一句標語：韓老師是個壞東西！！落款的主意是我出的：全校革命師生。我們犯的錯誤現在看來是既沒講事實也未講道理，標語很快就被別的大字報覆蓋住了。地理王老師曾摔斷劉小軍的鉛筆，因為劉小軍把筆夾在下唇下。老師稱他做怪樣，劉小軍申辯他正在思考，至少老師違反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地理王老師哭著給那個壞小子送來一打新鉛筆，我突然聽到劉小軍也哭，說不是老師錯是他錯。我算糊塗了，真鬧！
我們還不斷受過學習雷鋒的號召，做好事。做好事也可以，但不知為什麽，我們被要求不顧家地為班集體做好事。張國典的父親是大院大轎車司機，他做好事的方法是在學校春遊時讓他爸爸出車，每次都得到老師誇獎。他爸爸一次因執行任務沒來，他覺得自己沒臉見人，竟從大院偷來一輛大卡車。老師問司機叔叔在哪兒，他嘿嘿一笑指指自己。春遊沒成行，他父親受了軍紀處分，他在挨他爸一頓暴打後成為我們崇拜的英雄——十二歲的飛車大師。
不顧家，對我們來說就是不顧父母姊妹和自己。我們發現所有報紙上表彰的英雄模範榜樣都把自己的家折騰得夠戧，家人生病還是死亡他眼不眨家不回；他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差不多都死了。雷鋒、王傑、歐陽海、焦裕祿。按說雷鋒叔叔做好事又不是一年兩年，人家死之前怎麽不誇誇？
外出勞動當時叫“開門辦學”，我們很開心。走出去：來回路上一律打紅旗齊步走，到附近的農村搶收過大白菜，踩過麥苗，還“三夏”過，所到之處雞飛狗跳。劉小軍逗狗，狗急，他沒站穩掉進糞坑，差點出人命。我們幹完的農活農民大伯還要返工，都忙。請進來：貧下中農上講台，這可絕。教我們認認什麽是害蟲和憶苦思甜也好啊，偏不，要講數學和語文。講不下去，就唱歌。樓裏歌聲此起彼伏，我們不認為隔壁教室的歌聲比我們嘹亮，貧下中農鏗鏘出一句：“給他一大哄啊！”我們更鏗鏘：“啊哄，啊哄！！”
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學校設靈堂，一片啜泣，尤其是女老師和女生，弄得我也跟著熱淚盈眶。派我守堂，沒人的時候，我無聊地在一株萬年青的肥胖葉子上刻滿小人和動物。
小學畢業，我們都沒有得到什麽證書，一走了事。但是那天，學校的玻璃碎了至少三十塊。而今，回想起那瘋狂的幾年，我心裏依舊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