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曹立群
引子
“老實交代，到底有沒有小芳？”妻子的這個問題已經問了多年了，我每次的答案都很一致，但每隔一些日子，她還是要再問一遍。
“真犯嫌，哪能人人都有小芳！”（“犯嫌”是南京話中討厭的意思，用法也完全一樣。）自從《小芳》這首歌風靡以來，小芳已成了舊情人的代名詞，因為我也下過農村。《孽債》這部電視連續劇問世後，問起小芳，又多了一層以前沒有的含義：沒準不僅有小芳，還有個孩子呢！
“你老實交代，我既往不咎。”她臉上掛著誘人的微笑，無比溫柔地靠在我身上。
“少來這一套，沒得就是沒得。你一定要掐到我說有，不是存心讓你難受嗎？”我耐心地解說。
妻子問不出結果，不久便呼呼大睡。我這邊卻翻轉無眠，大腦裏回**著《小芳》的曲調和歌詞：村裏有個姑娘叫小芳，
長得好看又善良，
一雙美麗的大眼睛，
辮子粗又長……
蒙蒙矓矓中，有些已經忘卻了的記憶開始慢慢地從心底升騰起來。那是絲絲縷縷、淡淡的、苦中帶甜的回憶，隱隱約約，在妖嬈無邊的桃花叢中，還真浮現出個青春活脫的小芳！
故事
不知為什麽，這麽多年來，一直沒有忘記這個小芳。這種追憶，不是切切的思念，隻是不經意時，心底就會飄過一點點小芳若有若無的影像。
我於一九七五年高中畢業，那時我們必須自覺自願地俯首於命運的安排，到農村去“插隊落戶”。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產物。一九六六年開始的“**”，鬧得全國一片混亂，生產力停滯不前。一九六八年底，“紅太陽”的革命目的已達到，但四百萬血氣方剛“拿起筆作刀槍”的中學畢業生待在城裏，既不能升學，也不能就業，看得他老人家心煩意亂，於是揮揮大手，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一時間，全國各地高中、初中的畢業生，熱淚盈眶地響應號召，打起背包就出發，拿起鋤頭作刀槍。
到一九七五年，知青下鄉的熱情已消退。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下鄉再煽**。不像“老三屆”的知青，我們不需穿林海，過雪原，去“支邊”，也不用到偏遠的蘇北農村去“插隊”，我們去的隻是近郊的農村或農場。不幸的是，此時已形成製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基本原則是每家“兩丁抽一”。不過這時也體現了進步，這“丁”男女皆宜，決不重男輕女。此外，獨生子女可以留城，有疾病的也可以留城，這樣，全班一大半的人都可留城，下鄉的隻是少數。
這時的人也學乖許多，人人知道“藍天、白雲”下的艱辛。春節過後一開學，學校裏本來就靠邊站的數理化全部取消，下鄉的政治掛帥，大張旗鼓開會動員，小組討論，人人表態，忙得團團轉。班主任家訪，父母在單位被叫去開座談會。
我校還出了個想順杆往上爬的猴，是某軍區司令的千金。她登台大唱高調，隨著“山丹丹那個開花賽朝霞，延安那個窯洞住上了北京娃”的歌曲，宣布延安窯洞也要住上個南京娃（但願她現在一切都好）。鬧騰得十幾個積極要求上進的同學也跟她報名去了延安。但大部分人此時已變得透心涼，對台麵上的慷慨激昂不感興趣，表麵隨大流、半起哄地鼓掌幾聲。當然，飯得吃，屎照拉，寫申請書堅決要求到農村安家落戶，紮根山村幹革命的都是家裏“兩丁”中該下鄉的。
我在家是老巴子，即最小的一個。一哥留城，一哥下鄉，我成了動員的重點對象。但我對筆、對鋤頭、對刀槍都不感興趣，就像對入紅衛兵、對入團都不感興趣一樣，死活不吃那一套。磨磨蹭蹭搞了幾個月的病退，實在不行後，我“幸運”地搞到一個去國營林場的名額。那年頭，去農場等於吃皇糧，十二元／三十八斤糧票一個月，旱澇保收。於是，一過完年我就走了。
我去的是江浦縣的一個國營林場的水果大隊，桃子小隊。第一次看見小芳，就被她的美麗、鮮活震住了。那是到農場兩三天以後的一個早晨，我和小李、小劉被分配去給桃樹施肥。當我到達時，遠遠看見身披朝霞、亭亭玉立的她，疑是天仙。
我感到奇怪，為什麽沒見過她。記得第一天下午抵達分場，幾個同來有幾分水色的姑娘都被分配留在分場。晚飯後，我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走了十五裏高高低低的山路才到達水果大隊。“廣闊天地”在城裏聽起來還有點詩情畫意，空曠的山野，幾十裏不見人煙，走起來令人心寒無比。短小精悍臉色陰沉的程隊長給我們介紹了隊裏所有的人，當時的注意力都在其他女知青身上，還暗自懊惱，新老知青中一個漂亮的也沒有，一個個都像蔫了的黃花。
每年開春前，隊裏集肥要“幹塘”，挖出魚塘積存的淤泥做肥料。挑塘泥，有負責挑的，有負責挖的。小芳大大方方地問：“新來的？”
我老老實實地答：“唉。”
“挑過擔子嗎？”
“沒得。”
“先試試。我和老王挖，你們挑。”她三下兩下就替我添上一小擔泥。
小芳是個漂亮的農村女孩，天色無飾，漂亮得健康、自然、樸素。辮子又粗又長，擺動在腰下一點，走路時很有節奏的顫動幅度，恰到好處。一雙不大卻很傳神的眼睛，小巧的鼻梁，潔白的牙齒，嘴合起來就像一個紅紅的櫻桃。寬鬆的衣褲掩藏不住那令人羨慕的身材。
小芳的話音像山間的小溪，雖然帶點土，卻非常清脆，和南京人處長了，學得一口的南京腔。她膚色好，淡黃色的皮膚非常細膩，幹活一熱，黃裏透紅，讓人好不心憐。年輕女子的水色好了，就能把整個人帶活，帶出一輪青春，一種光澤，一種韻味。小芳使我想起那年頭的大美人，電影《春苗》裏的形象：健康、敦實，能幹活、能掙工分。
老王卻對我們不大理睬，乍一看，很“夾生”。他動作慢，躬身用鐵鍬賣力地切割，挖起一方一方的泥，擱到我們的竹簍上。看我們很累，也不說一句安慰的話。給他敬煙葉也不收。
收工時，小芳在我耳邊悄聲說：“老王是國民黨軍官。”
“國民黨軍官？”我驚訝得張大了嘴。
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當時，認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非常重要。後來曉得，這隊裏還真有不少階級敵人。老王是一九七五年最後釋放的國民黨戰犯。還有個和尚，被迫離廟，雖還俗，但又一直不結婚，於是上頭有令，他在場裏受到“特別照顧”，不能亂說亂動。還有一個名中醫，因為書記的大兒媳也是醫生，一村不能藏二醫，於是被勒令不許再走資本主義單幹老路。
隊裏情況複雜，自己又非根紅苗正，除了裝聾作啞之外，階級敵人這根弦更要繃得緊。頭上有辮子，屁股上有尾巴，和階級敵人一起說話辦事，要格外小心。
據說小芳原來和劉老師的兒子好，後來，小蔣一出現，就把她的心奪走了。劉老師是我們分場唯一的果樹技術員，專門負責全場的苗圃，大家尊稱他為老師。我們的果樹育苗、嫁接、修枝等技術都是他教的。劉老師為人極為客氣，總是悔人不倦，但他說話從不正視別人，即使在講課時，臉上也鮮有笑容，也從不和人主動打招呼。他的狀態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十分普遍。他兒子高中畢業後，在分場的小學教書，是個聰明、憨厚的小夥子。
小蔣是我們隊的團支部書記，也是知青，比我們早來兩年，屬於“老杆子”。身高一米八，皮曬得錚亮，渾身是肌肉，做農活，打籃球，搞宣傳，都是好手。工人出身，一心想向上爬。咋咋呼呼，一臉的春風得意。我來的第一個晚上就認識他了。
小蔣在蘋果小隊，幹活時和小芳沒有接觸的機會，倒是我們桃子小隊的知青，天天和小芳一起幹活。小芳是“老職工”，我們的師父，領我們幹活，一見我們做得不對，馬上就甜甜地大聲吆喝：“哎，看你累得噢，這樣做。”（“累”是南京話，相當北方話裏的“累贅”、“笨拙”的意思。）知青談戀愛是犯雙重錯誤。我們是革命的新一代，是下鄉來“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接受再教育的，要一心一意搞革命。談戀愛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搞”這種情調的人，和亂搞男女關係的“流氓”沒什麽兩樣，都是犯思想路線上的錯誤。
知青和農村人談戀愛更是致命，這意味著一輩子都甭想“上調”（即回城工作）。現成的例子就在眼前，醫務室的趙醫生是一九六八年的知青，和當地人結婚而至今沒能回城。其他“老三屆”的知青大都已回城，沒走的也都在總場、縣城的工廠裏，隻有結婚的她還在偏遠的隊裏。平時常常念叨的“一顆紅心，兩手準備”，此時聽著像醒世警言。
小蔣和小芳的愛情從來不是明目張膽、死去活來的，而是眉目傳情、心照不宣的那種。由於事關重大，竟也沒人開他倆的玩笑。當然這種“戀愛”決不是現在人想象的那種程度，偷偷摸摸地抱起來往**跳。
對於脫離了低級趣味的無產階級，這叫“談朋友”，或叫“搞對象”。這種關係也很簡單，說好聽的是比較含蓄，說不好聽的叫壓抑：隻要倆人經常在一起，看電影、聊天，幹活時相互幫助，生活中相互照顧，就是好上了。當然“好上了”也不是現在人所說的“搞上了”的意思。事過境遷，要想準確表達一個時代的氛圍，而不讓不同時代的人產生不必要的聯想，看來很難。
當然，不是說所有的男女關係都這麽簡單。自古以來，食色，性也。不過還得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即“飽暖思**”。當時，知青想回城的壓力都很大，小蔣也不例外。他不僅有回城的壓力，還有向上爬的雄心。他是我們隊的團支部書記，眼睛卻盯著分場團委書記的位置，每次分場場長或書記來，他都忙得屁顛顛的。據說入黨報告也呈上去多時，還忠實地每月一次地寫思想匯報。因此，他很小心謹慎。
對**的自然向往，被熏紅了的政治壓抑著，化作無盡的、不著邊際的閑聊。如果發現哪對男女可能有實質性的關係，更有好事者跟蹤、窺探。如程隊長和女知青“二噸半”的床頭關係，就硬是被我同宿舍的小李和小劉發現的。
程隊長土生土長，參軍、複員後做隊長也有五六年了，早就把農民兄弟的淳樸和善良磨了個精光。他長得古裏古怪，還一天到晚拉著又黑又長的臉，好像別人都欠他的錢，一雙貓頭鷹似的眼睛，直愣愣地看著人，隨時要發現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知青中有好鬥打架、自稱天不怕地不怕的，但都不敢得罪程隊長。他掌握著本隊知青的戶口和檔案。
“二噸半”是個胖姑娘，在吃得半飽的當時可是個稀有動物。說得一口悅耳的北方普通話，為人爽快，在男女關係上據說也是如此。父母顯然是軍隊上的，但肯定不得誌，說不定是林彪線上的人。
“二噸半”和程隊長的事在知青中繪聲繪色地擴散，結果，新鮮感和好奇心被滿足後，大家的心情變得更加沉重。出身“根紅苗正”，屁股上“沒尾巴”的人，關上門恨恨地罵兩聲。膽大的對著程隊長的老婆縱情高歌：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膽小的隻好在心裏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大家沉重的心情就來自於這知情後而又沒處發泄的悲哀，誰也沒膽量告發大權在握的“黨的幹部”。農村經過“四清”、“文革”，領導班子受到一些衝擊，但總的來說，比城市穩定。誣蔑黨的幹部，是現行反革命罪，輕則開除，重則判刑。和他頂梁子，給小鞋穿，是便宜了你。黨的幹部是人民的公仆，永遠偉大、光榮、正確。他的需要，就是革命需要。於是，這故事就像空氣中回**了大半年的哀樂那樣縈繞心頭，揮之不去。
農場的日子很有規律，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工作六天，一、三、五晚上政治學習兩小時，星期天休息。知青們不開夥，食堂裏大鍋煮菜，大桶淘米，五分錢一盤素菜，一毛錢一盤搭葷的素菜，一毛五分錢一盤葷菜。
星期天，洗衣服，洗澡。夏天，跳到水塘裏又遊泳又洗澡。春秋冬洗澡，總是成群結隊、男男女女一起走到湯泉鎮上，來回走二十裏路，連自行車都沒有。好處是洗的是免費的溫泉浴，特解乏。洗完即在小鎮上撮一頓，出了館子，再在地攤上順便買個好吃得一塌帶一抹的旺雞蛋。我常和其他幾人加入小蔣和小芳的行列。
做活的女人，此刻最美。平時幹活，長發礙事，總是紮起辮子盤在頭上，此刻，人如出水芙蓉，發似柔情萬種的柳枝，長長的、密密地披垂下來，迎風飄逸。再飽餐一頓，更是滿麵紅光。回來的路上要是能爬上個時速不到五公裏的手扶拖拉機，那比在城裏乘紅旗轎車還風光。
便車不是每次都有，常常是十裏路走下來，沒見一輛手扶拖拉機。或者是人家在坐滿了人的手扶拖拉機上向你招手。更糟糕的是爬錯了車。
有一次，我急猴猴地第一個爬上一輛手扶拖拉機，心裏還很得意，但覺味道有點不對，再回頭一看，同來的人，一個也沒有跟著我爬上來，還個個都捂著嘴，隻有小芳在招手叫我下去。我趕緊又跳下車，擦身而過的手扶拖拉機送來一股惡臭的巨浪，我差點兒被熏昏過去，定神再看，才知是運尿素的。身上、手上的濃烈的騷味，幾個星期都沒散盡。
周末吃飽喝足後，大家有時在一起“提壺”。我知道，“提壺”在八十年代的南京又有了新的含義。漢語的優越性在於語義隨環境和音調而產生特殊的意義。男知青站在山岡上扯著嗓門，“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鬆——”不由得不讓女知青打個冷戰。或者，男知青笑眯眯地看著女知青說：“奶奶，你聽我說。”這種流行的革命的句子，一下賦予了前所未有的新意。言歸正傳，在當時的知青中，“提壺”就是打撲克。因為小芳喜歡“提壺”，我也常混跡其中。不論吵吵嚷嚷，大聲吆喝地打，還是在一旁做小芳的參謀，我都不亦樂乎。
開春後的一個周末，吃飽喝足後，大家聚在山岡上。有男有女，空氣中自然就彌漫著曖昧，興得一頭核子又有文藝才能的人，開始即興表演（核，讀ｈｕ，指臉上的青春痘）。起先唱的歌都很“主流”，如八個樣板戲片段、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這些歌曲鏗鏘有力，和八十年代紅遍大江南北的港台靡靡之音有天壤之別。
小芳的二胡獨奏，是一曲知青不敢拉不敢唱的《苦菜花》，絲絲扣扣，如訴如泣，把眾人帶入了一個不同的境界。在小芳的帶動下，膽大的開始唱蘇聯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不知誰領頭唱起了《三套車》，立馬把大家唱得如癡如醉，情緒低落，兩眼發直，深感自己的前途和那匹百十年前的俄羅斯老馬沒什麽不同。
孤月昏暗，天幕低垂，夜漸深了，女知青都先回去睡覺了。走了女知青，大家唱歌的興頭也沒了，就轉為吹牛聊天。我和幾個男知青也悄悄地離開這是非之地。
回房後，我輾轉反側睡不著，夜風中隱隱約約傳來一陣歌聲，蒼涼且悲愴。我禁不住心生好奇，披了件外套，回到那山岡。這時隻有三四個神情淒涼的男知青，地上多了半瓶山芋酒。他們看到我，也不覺意外，也不避諱。小李衝我欠意一笑說：“吵醒你了？”
“唱的什麽歌？”我問。
“我們知青自己的歌。”平時吊兒郎當的小李，此時很嚴肅。吸了口煙，又唱了起來：“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滔滔的揚子江畔，有我那可愛的南京古城，是我的故鄉……”小李音色渾厚，略帶嘶啞，透著蒼涼。雖然二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能感受到當時內心的震撼，那種從心裏往外滲透的寒意……過後我才知道這首歌叫《南京知青之歌》，是南京五中知青任毅插隊江浦時創作的。它表述了知青悲愴的思鄉之情和強烈的失落感，而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絕對不允許公開表現的。任毅因此已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了刑。
這首歌是知青心聲的自然流露。廣播站的高音喇叭播放的知青之歌是：“走革命的金光大道，向廣闊的天地進軍，農村需要我們，我們更需要農村。拜工農為師，擔革命重任，開一代新風，做一輩新人。”（《向廣闊的天地進軍》）。播放的知青詩詞是：“胸懷朝陽何所懼，敢將青春獻人民。”“戰鬥在廣闊的天地裏，脫一身皮煉一顆心，為消滅城鄉‘三大差別’，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如今讀起來，甜酸苦辣，百味俱全。
我從沒敢公開和別人一起唱過《南京知青之歌》，隻敢躲在被子裏，含著熱淚在心裏哼道：“跟著太陽出，伴著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們神聖的天職，我的命運啊……”
我們隊位於半山腰，四排平房。一間宿舍四張床，放上桌子，撐起蚊帳，掛上毛巾，立馬顯得很擠。春天一到，我常常一人到山岡上，圖個清靜，看點書。一天，我帶著本英語書，獨自坐在山岡上，癡癡地望著山下唯一的一條馬路，蜿蜒南去，心神隨公路上的車，駛往南麵家的方向。
一片綠葉掉在我頭上，我一抬頭，小芳笑嗬嗬站在我身後。我挪了挪身子，她就在我身邊坐下。異性的芬芳撲麵飄來，讓我心頭一顫。還從沒有和自己暗戀的姑娘這麽靠近地坐過。表麵上我卻裝得滿不在乎。
“吃過了？” 她開啟芳唇，露出碎玉般的牙齒。
“嗯。”我飛快地瞥了她一眼，點頭答應道。
“哎喲，學外語呀？”她有點吃驚。那年頭，外語就是英語。在讀書無用的氣氛裏，學外語很邪門。
一駕飛機劃過曠野的寧靜，從頭上飛過。
“坐過飛機嗎？”小芳溫柔地問。我本想幽默地哄她說坐過，但話到嘴邊，又變了老老實實的“沒有”。過了一會兒，我又加了一句幹巴巴、酸溜溜的話：“但坐過火車，去過北京、上海。”
旅遊在當時幾乎不存在。即使城裏長大的年輕人也很少到其他地方去玩。小芳像大多數當地人一樣，除了南京，哪兒都沒去過，也沒坐過火車，對北京、上海憧憬無比。
一時無語。我偷眼看小芳那透明的眸子，充滿向往地注目著飛機消失。那年頭，我不敢胡天胡地吹牛，給人的印象是說話不多、老實巴交的讀書人。見到女孩子，尤其是漂亮的，我就有一種莫名的驚慌，話未說臉先紅。作為狗崽子，要想不受傷害，隻有把自己深藏起來，時間長了也就變得很木訥。暗地裏，活躍的思維常讓我感到自己像《海港》裏的錢有為。和小芳在一起的愉快就包括不言的默契，寧靜中的自在。
“你家老頭是幹什麽的？”（“你家老頭”是南京方言，指爸爸。）“燒鍋爐的。”我從不告訴別人爸爸的真實工作，已成習慣。
“不告訴我拉倒。”小芳嘴一撇，不再說話了。
小芳號稱初中畢業，實際上那年頭，多數人連小學也都沒能好好上。她特別相信鬼魂，對科學解釋天文現象絕對不信，而一口咬定有“人”操作日月星辰的起落，四季的變化。我常常想，如果讓她去問“動腦筋爺爺”幾個問題，保證能讓“動腦筋爺爺”張口結舌，啞口無言。
同時她又很有實際生活的經驗。我問她為什麽到桃子小隊工作，她說這兒離家最近，她又最愛吃桃子。她告訴我“桃飽李傷人，杏子樹下抬死人”的民諺，還活龍活現地教過我一個治便秘的偏方：空腹吃倆梨子後，再喝一大杯涼開水，保證十分鍾內拉肚子。
來這兒一個月後的一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天，她提醒我要曬被子。結果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別暖和，並做了個夢，夢見過去媽媽為我曬被子的身影。
一天，一個女知青吃午飯時突然厲聲尖叫，指著碗裏的一個米蟲，“異怪死了！”（“異怪”就是“惡心”的意思。）聞聲而來的小芳在眾目睽睽之下，用筷子挑過來米蟲，一口吞了，讓沒吃過米蟲的我們目瞪口呆，大開眼界，如同當年第一次見人吃螃蟹一樣。從此以後，在缺油少葷的知青中，再也沒聽說有人埋怨過白白胖胖的米蟲。
但小芳也有那麽一種或是天真、或是心計的舉動，讓人不敢衝動。有一次我和她單獨幹活，有一句無一句地瞎聊，偶爾說起心髒的位置，我故意說在右胸，她竟然認真地說她的心在左邊。我說人人都在右邊，她的也一定在右邊。她急了，挺著胸脯要讓我摸。看著她熱得帶火的身材、細得發膩的皮膚、顫巍巍的**，我怦然心跳，趕緊四周看看，沒敢輕舉妄動。更糟糕的是，休息時，她竟把這事告訴其他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她似乎這才意識到我在開玩笑，紅著臉跑了。
去農場的第一年，最難熬的是黃梅天。盡管農場在江北，但那整整一個月，細雨霏霏，和江南無異。不出工固然好，在屋裏待久了也憋得慌。十七歲是一個不怕雨的年齡，然而到了雨季才真正體會到城鄉的另一大差別。撐一把雨傘，在如絲的雨中走著，全身的每一個毛孔都受到無微不至的滋潤，令人陶醉。淋一頭雨無所謂，淋濕衣服不在意，唯有那歸來後滿腳的爛泥讓人懊惱不已。
黃梅天的政治學習更是沒完沒了、沒日沒夜。白天不出工，時常邀請外麵的人來作報告。這種“到處鶯歌燕舞”的報告大同小異，十分雷同、枯燥。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小芳爺爺的憶苦思甜。
小芳爺爺六十開外，白發斑斑，身板硬朗，滿臉皺紋，閱盡人間滄桑卻耳不聾、眼不花。他三代貧農，早年暗中幫助過新四軍的傷病員，還結識了當今的一位省領導。但他心直口快，剛正不阿，因此沒能入黨。文革中這位一度倒黴的領導又在他家躲了幾個月的“風頭”，逃過大劫。後來黨的陽光又暖洋洋地照在他身上，被“三結合”進入“省革命委員會”。這也是小芳能從農村進農場的原因。
小芳爺爺的憶苦思甜讓人終身難忘，因為他淨說些離經叛道的事。說到抗日，先說日本人的罪行，沒說幾句套話就會說，其實真正的日本軍人並沒有在他的村子裏燒殺**，真正的日本人個個長得白白胖胖，燒殺**的都是二鬼子和三鬼子。這些二鬼子、三鬼子長得又黑又瘦，最壞。二鬼子是朝鮮日本人，三鬼子是台灣日本人……嘿，大夥在下麵聽得來勁了。程隊長趕快尖聲地打斷他的發言，請他控訴國民黨的滔天罪行。於是，小芳爺爺開始大罵國民黨兵殺人放火，慘無人道，可是罵了兩聲後又走了調——真正的國民黨中央軍，穿得整整齊齊，從來也不殺人放火，殺人放火的都是地方雜牌軍……這下，底下聽的人開始議論了。小時候，報刊、課本、老師的教導中，日本人、國民黨軍人都是燒殺**、嗜血如命的惡魔，對其仇恨“高萬丈”。程隊長幹咳一聲，瞪了下麵一眼，全屋的幾十個隊員便噤若寒蟬。我們這些可憐兮兮的知青，更是老老實實縮在角落裏。程隊長又堆上笑臉，請小芳爺爺控訴地主老財是如何剝削農民的。於是他又大罵地主老財，狼心狗肺，可是罵著罵著又離了譜——當長工經常吃不飽，餓得難受啊，但再餓再餓，也沒餓死過人，直到一九六一年、六二年，我們村上個個餓得骨瘦如柴，一年就餓死了十幾口人……程隊長小心翼翼提醒他，六一年、六二年是解放以後。小芳爺爺此時已講得動了真感情，刹不住話啦，“你懂個屁。那年頭，人人餓得發了昏。你知道那年你弟弟餓得把什麽吃了嗎？那年你奶奶被餓死，村裏剛好接到破舊風俗立新風尚的指示，死人不許土葬，要火化。你大、你媽帶頭，火化了你奶奶，把骨灰放在鍋灶上一罐子裏。幾天後，你大見灰沒了，問你弟弟，他說吃了。你大問吃的是什麽，你弟弟說是炒麵。你大當時就昏過去了。”（“你大”就是你爸爸的意思。）小芳爺爺的話剛落音，程隊長一聲厲叫，也差點昏過去……黃梅天也使上廁所成了問題。我們宿舍裏沒有廁所，公共廁所離宿舍有二十米之遙。但陰雨綿綿的黃梅天之夜，睡得春情勃發，稀裏糊塗的男同胞一泡尿憋醒了，掏出那東西就在門口放。第二天清晨，臊氣熏天，路過的人，個個掩麵，人人唾罵。
那年秋收，程隊長派我們去支援農民秋收，田間收割，烈日當空，幹渴難耐。休息時，小芳帶我們去農戶家喝水。這家老農，滿臉風霜，和藹謙卑，為我們一一洗碗、倒水。小蔣像個“舌搭子”一樣，問寒問暖。（“舌搭子”是南京人說好主動跟別人囉唆的那號人。）喝完水後出來，小蔣說：“老貧農對知青好，是革命的感情深，我們應向貧農學習。”大家點頭附和。
小芳不開竅地笑著說：“他是地主。”
大家聽了，嚇了一跳。地主在我們的印象裏，是黃世仁、南霸天、劉文彩、周扒皮，是壞人，怎麽會衣著破爛，一副忠厚可親的樣子呢。
小蔣責備小芳：“你怎麽帶我們去地主家喝水？”
小芳不以為然：“他家離得最近唄。”
小蔣咋呼道：“我們隻能喝貧農的水！地主是階級敵人，恨我們革命知青，誰能保證水中無毒？”那口氣像高玉寶、劉文學，眾人聽得倒吸一口冷氣。
小芳驚愕半響才漲紅了臉說：“他在我們村住了一輩子，從小對我很好，要害你幹什麽！真是活二五。”頭一扭，辮子一甩，跑開不理小蔣了。當時，許許多多這樣的小事衝擊知青多年所受的教育。大家思緒混亂，似乎有所覺悟，但又不能與人言。
一九七六年是個多事之年。年初，做了二十七年總理的周恩來去世。七月六日，朱德過世。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發生了百年未遇的大地震。九月九日，“紅太陽”終於合上了他那已經不再光芒照四方的雙眼。十月六日，“四人幫”倒台……由於這一係列事件的發生，大道、小道消息頻傳，日子過得還算順。
當時的大事是每月一次的團組織生活，所有青年人，不論團員與否，都可參加。表麵上，靠攏組織，列入共青團的幫教對象，以後上調才有希望。實際上，這組織生活能吸引人主要是可以和其他點的知青聚會，交朋友。出門在外，交幾個狐朋狗友，相互有個照應。
對單身男女青年來說這組織生活也像每月一次的“社交”，大家拾掇得跟過節似的，口中哼著：“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沒有大事不登門……”
這年秋天，又遇到這種月會在深山老林的“夾皮溝”開，即我們場最偏遠的茶葉隊開，全隊青年人走得隻剩三個：我和另外兩個“落後分子”。這兩人，大字不識幾個，隻因為生在城裏，居然也叫“知識青年”，雖識字不多，但肌肉不少。那天他們一定讓我出個主意，嚇唬一下其他點的知青。我靈機一動，讓他倆裹著雨衣，抱成一團，從山坡上緩緩地滾下。他們練了幾次就配合得天衣無縫。我們選好地方，等待他人回來。
那天新月剛剛上懸，月光從樹縫中瀉下來，劃破濃濃的夜色，映照在山穀的羊腸小道上。一股股陰森森、涼颼颼的山風從山脊梁上吹來，把大樹變換成各式各樣張牙舞爪的魔影，時而還變換出曠野的低聲哀嚎。我一人埋伏在槐樹上，暗地裏思量，相信科學是城裏人的奢侈，在這空曠無人的山野裏待久了，不由你不信神鬼。
大約十一點鍾，我遠遠地看到一隊男女，有說有笑地打著手電筒走來。待他們走近，我使勁搖響了樹枝，那倆人便乘著夜色，不緊不慢地從坡上滾下來。
他們倆非常準確地從隊伍中滾過，穿過每個人，嚇得鬼哭狼嚎的男女青年四散逃命，竟沒有一個人敢阻止這眼前黑糊糊的“怪物”。連平時處世幹練的小蔣也被嚇得眼睛發直，兩腿打戰，他手上還捏著一根手腕粗的棍子！
我從樹上悄悄下來，假裝從遠處聞聲跑來。隻見幾個女孩嚇得哭成一團。小芳也在小蔣的肩頭哭，讓我有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覺。我既後悔也後怕，這種事如果追究下來，轉眼可成為一起“現行反革命事件”。那年頭的政治，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誰也說不準。昨天是親密無間的戰友，今天是不共戴天的敵人。老母臨別之前，一再囑咐，說話當心，做事三思。
好在那時剛剛打倒“四人幫”，政治氣氛開始寬鬆，沒有人較真。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教訓了那倆小子一頓：“你看，團支部副書記的尿都被你們嚇出來了。”他們嘻嘻哈哈，一邊認錯道歉，一邊說：“我還以為你們共青團員都是‘越是艱險越向前’呢。”
知青剛來常鬧些常識性的笑話，對家畜**總是看得津津有味。時間一長，開竅不少。於是，憤憤不平的男知青一臉**邪地問女知青，為什麽每家隻養一隻公雞，幾十隻母雞呀？狗是在打架還是在**？春天深夜的貓為什麽叫得那麽揪心？
那個時候，什麽黃色的東西都看不到，人們穿的衣服的色彩比古代還單調。有一次，我在小李的鋪蓋下看到一張發黃的報紙，打開一看，有一張尼泊爾比蘭德拉王後的照片，當即就被她的美麗驚呆了，傳給大家看，他們也看得很興奮，嘴上卻把小李好好嘲笑了一番。
一天，小劉氣喘籲籲地跑來告訴我們一個新發現，山上站著一匹五條腿的馬！正當大家要起身去看個究竟，小芳突然亮起了她清脆的笑聲，其他職工也都跟著大笑。我們被笑得莫名其妙，直到程隊長虎著臉說：“腿你個！那匹馬看到你小劉長得英俊，**啦！”嘿，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真不會相信，牛馬的腿中之物竟會粗長如腿。
農場職工對性認識的普及、態度之隨和常常讓知青轉不過腦筋來。我和小李與一群已婚婦女鋤草，程隊長的屋裏人讓小李猜謎解乏：“有個東西一拃長，一頭有毛一頭光，塞進去時呼呼響，拉出來時淌白漿。”大夥哄地大笑起來。小李和我想得都麵紅耳赤，不敢猜，小芳卻臉不改色地說出了謎底：“哎喲，笑什麽，笑什麽，這個都不知道呀，真笨。是牙刷唉。”
小芳的父母不是農場的職工，他們住在離農場不遠的村子裏。我曾去過那村子，那兒的生活更加艱辛。貧瘠的土地，破敗的村莊，農民承受著貧困苦難的煎熬，每日彎腰辛苦地勞作，對生命的幻想漸漸地變成了悲傷的宿命，祖祖輩輩都這樣無奈地承繼著先輩的苦難。他們在貧瘠的山地上種油菜、山芋、玉米、稻子、麥子，都願意把命運托付給國營農場，讓我看到人們強烈的生存欲望和對命運堅韌的忍耐。
那次去小芳父母的村子裏，因為分場殺豬，分給各個隊後，發現肉裏有豬囊蟲，通知我們不要吃，就地埋了。程隊長卻說，怕它個，照吃。在他的帶動下，也有幾個職工從食堂取走幾塊豬肉。知青們也很饞，但大家愛麵子，隻好暗自把口水往肚裏咽。豬肉還剩很多，程隊長叫我們給村民們送去。他特意關照，要給小芳的父母送一塊。村民們明知肉裏有豬囊蟲，但對不要錢的肉，也都歡天喜地收下了。
那年過年沒回家。“四人幫”打倒了，但兩個“凡是”還在，場裏繼續組織大家過一個革命化的新年。我在分場宣傳隊裏拉小提琴，濫竽充數。小芳跳喜兒的北風吹，唱雪花飄。小李演大春，摟著小芳滿台轉，讓我看得嘴上叫好，心裏酸。
小芳會拉二胡，對小提琴特感興趣，滿懷嬌嗔地多次讓我教她。我總是笑笑，半真半假地說，這可不是要飯的二胡。看著她因情急而紅潤的臉，我安慰她說，將來一定把小提琴送給她，如果有一天我回城的話。
那年頭，知青是狗的天敵。知青在農村幹的最多的壞事就是偷雞摸狗。一到冬天，所到之處，像鬧狗瘟似的要死一批狗。我們那裏也不例外。好在農村的狗，放養在外，又沒有計劃生育的指標，又沒把那活兒給做了的傳統，春風一吹，一片欣欣向榮的野外繁殖的景象。因此，狗的數量也不見少。
夏天時，小劉見一小狗，看它好玩，便拿些剩飯喂它。於是這狗就天天來我們這兒。過了幾個月，小狗大長。
冬天農活雖少，人體的熱量卻需要大量的食物來補充，可我們的主食是中熟米外加辣油或老鹹菜，肚裏的油水嚴重不足，加之寂寞，嗅覺對葷腥的敏感突然大增。於是，打狗的主意就慢慢滋生了。
一天，小李小心翼翼地試探：“要是把這狗宰了，燉一大鍋狗肉，那該有多麽好啊！”他搖頭晃腦把最後一句的聲調拉得長長的，極具煽惑力。眾人聽罷，個個像威虎山“百雞宴”上的土匪一樣地熱烈附和。於是也由不得小劉了。畢竟，狗也不是他的。
大家就計劃在過一個革命化的新年時，把狗給宰了。看著即將成為肉湯的狗，大家那幾天特別疼愛，都搶著多喂幾口。可憐那狗哪知人心的險惡，開心地躥前躥後，仰著頭，搖著尾巴，來得更勤。
可殺狗這事並不簡單。萬一這狗是村裏革命幹部或貧下中農的，追究起來，罪責不輕，所以必須偷偷摸摸地幹。要是像殺豬那樣，嚎叫起來，讓隊長或職工知道，大家都吃不了，兜著走。
大夥一邊看著搖頭擺尾的狗，一邊研究如何下手。打狗的招數有用棍子，用槍，用毒，用電……但都被一一否決。最後，看這一幫人確實不怎麽高明，我忍不住說出了一個無聲無血的經驗，用繩套住狗頭，兩人一人拉一頭，使勁一拉，往樹上吊一個時辰，狗就死定了。
大家一致叫好。說幹就幹，小劉好言好語地把狗哄到僻靜處，套上繩子，和小李兩人一二三，一下子就了結了狗的性命。剝狗皮時，我忽然想到，到哪兒去燒這狗肉呢？這個問題一提出，大家立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知青平時吃隊裏的食堂，自己不開夥，沒鍋、沒灶、沒有柴鹽醬醋。想來想去，職工中，設備齊全而又可能幫忙的，隻有小芳。於是大家的眼睛一齊望著小蔣。
小蔣平時台麵上一本正經，革命口號喊得能衝破房頂，私下裏卻很“胎氣”，即很講義氣、很夠哥們兒。在打狗吃狗的問題上，他一直站在廣大的知青群眾一邊。可讓他出頭找小芳，有點為難他這個當“官”的。
小劉一看，火了，“操！關鍵時刻，豬鼻子插大蔥，裝象了。你不去我去。”沒等小蔣說話，小劉就走了。大夥等了一袋煙的工夫，隻見小劉春風滿麵地回來了。
元旦的晚上，演完節目後，狗肉也燒好了。大家趁著黑黢麻烏的夜色，把燒好的狗肉悄悄從小芳的廚房運到我們的房間裏。一瓦盆狗肉剛端上來，正要下筷子，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門被拍得震天響，嚇得膽小的差點翻窗而逃。
開門一看，一群女生在小芳的帶領下吵吵嚷嚷地湧了進來。真是聞到狗肉香，神仙也跳牆！“二噸半”一進門，叉著腰，大著嗓門嚷道：“吃獨食呀，真不夠意思！”那年頭，遇到這種事，叫見者有份。小李趕緊關門：“輕點聲，輕點聲！”
小王也罵小劉：“你這小炮子子的，有好吃的就把老娘忘啦！”
平時貌似文靜的幾個女知青已經上桌，趁其他人鬥嘴的工夫，先自下筷了。其餘的人也一擁而上。那一夜，對酒當歌，盡興而散。
一九七七年是充滿了變機的一年。忠厚的華國鋒此時已“脫貧”，被周圍一群阿諛奉承之輩冠以“英明領袖”，捧得暈乎乎的。台下的鄧小平卻韜光養晦，呼之欲出。
開春後，農業學大寨的新**席卷農場，我們這次也沒幸免，如火如荼地參加了劈山造平原。以往農業學大寨隻停留於口號上，打倒“四人幫”後，英明領袖華主席火眼金睛看穿以往下麵隻喊口號，沒有行動的把戲，號召全國把農業學大寨落實在行動上。躍進分場決定以我們大隊為重點，把一百畝坡地桃園平整為一百畝平原，同時，把二十畝低窪地的梨園也拉平。
我們轟轟烈烈沒日沒夜地幹了一個月，真正懂得了“生土”與“熟土”之間的區別。半米以下的生土，硬得和石頭沒有區別。一鎬頭下去，火星四濺，也頂多刨半寸深。抬土一杠子兩百多斤，壓得齜牙咧嘴，直不起腰、邁不開步。兩天的熱情一過，常常想，難道當年楊白勞、田大江為地主打工會比這更苦、更累嗎？為了提高大家的積極性，農場天天為大家提供午飯。因為不要錢，吃起來特別歡，有一次我一口氣竟吃了兩斤饅頭！這時想起小芳爺爺說的，地主到秋收秋種時，也給長工們吃大魚大肉白米飯。看來世道並沒變。大家累得半死不活，著實體會了麵朝黃土背朝天的感覺和晚上“挺屍”的睡覺，翻個身都困難啊。
正當大家沉浸在瞭望一馬平川的平原的喜悅之中時，卻傳來今年要實行根據經濟效益發獎金的文件。這對我們無異於當頭一棒，暈暈乎乎中明白了飽漢不知餓漢饑，站著說話腰不疼的道理。一百畝的人造平原至少三年沒產量！
隨風而逝的桃花落英，轉眼換作滿樹累累的果實，又到了夏天收獲的季節。這一年，周圍的農民偷桃子的事件受到特別的關注，因為要根據經濟效益發獎金，全隊拿獎金的希望都寄托在不到九十畝的坡地桃樹上。農場的職工和周圍的村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拉不下麵子，於是，程隊長就鼓動所有知青來巡邏，並反複交代任何人都不得吃桃子。
剛開始因為桃核不好銷贓，真還不敢偷吃。一天，小芳來吃桃子，隻見她手握一根拇指粗的棍子，消失在桃樹中。半小時後，她笑嗬嗬地出來了。我問她，吃的桃核呢。她舉起手中的棍子往地下一蹾說，埋了。我這才意識到她手中木棍的另一作用。
年輕人對朋友“胎氣”，對外人卻很忠於職守，與來偷桃子的插隊知青和村民常常發生衝突，甚至打架。周圍人要來報複的風聲很緊。
男子漢值夜班，每隊一個人。盛夏的上半夜，屋裏溽熱難熬，林中值班，反倒清涼。難熬的是下半夜，夜賊黑，天賊冷。夜深人靜的山穀，涼風回**，夢幻在山風間升騰。除了像夜貓叫春一般揪心的風，還有那由風而起的嘩嘩的樹葉聲，很是撩人、很是瘮人、很是蕭殺。每逢值班，我總是非常小心，非常害怕，從不敢偷懶睡覺，每隔一段時間，就和別人以哨聲聯係。
吹哨子是小芳的絕活，食指與拇指一勾，往小嘴裏一放，哨聲直衝雲霄，幾裏之外都能聽見。我用指頭吹哨子，就是跟她學的。這種吹口哨的方法，城裏的流氓、小痞漏才會，但山林裏值夜班護林，彼此聯絡全靠這哨聲。
在一個月白風稀的夜晚，一聲撕裂心肺的慘叫，劃破夜空。許多人都聽到了，但沒有人起來。第二天一早人們才發現小蔣被打死在桃林裏。從流血的現場看，小蔣在被擊中要害後，拖著重傷流血的身體，爬了近一百米，死在離宿舍不到三十米的地方。
小蔣被埋在桃林後鬆林前的山岡上，背靠茫茫的林海，麵朝西麵的桃園。凶手沒有被抓到。
小蔣死後一個月，我搬進了他的房間。小蔣是老知青又是團支書，所以有自己的小房間。農村對死人住過的房間有忌諱，而我要清靜，也就不管吉利不吉利了。
這時已是一九七七年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搖身一變成了無產階級的組成部分，高考已經靜悄悄地在全國緊張地開始。這些年來，無產階級一統天下，靠推薦上大學，實際上是靠父母的關係網和送禮。出身好、父母們又在台上的，當然“綱舉目張”，下鄉磨個屁股就接到上大學的推薦。出身好但父母們不在台上的，總可以看看革命戰友吧，禮尚往來，堂而皇之，也接踵走之。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因成分不對，豈敢和革命幹部稱兄道弟？農場的日子，一直因為沒有希望而妄自悵然，高考成了我回城的唯一救命稻草。
這時才發現來農場是個錯誤。插隊的知青此刻都一溜煙地回城複習了。對他們來說，最多沒有工分（不拿錢），而農民因為知青不分他們的口糧，正求之不得，因而皆大歡喜。而農場是國營企業，要走就開除你。那年頭全國一盤棋，要是被任何國營企業開除，或者是沒有檔案，永遠也甭想再進其他任何國營企業。誰也沒吃豹子膽，敢冒這危險，隻好找個安靜的環境自學。
夏天收完桃子後，全隊實行小承包製。所謂大承包是按組承包，而小承包是按人承包。大承包時，要是遲到幾分鍾，程隊長一定會扯著他的公雞嗓子在門前大喊大叫。小承包後，再也聽不見他的嗓門了。小承包既讓好幾個斤斤計較的知青反目成仇，也促成了好幾對知青鴛鴦。往往女的不能完成她們的承包定額，男的完成後就來幫忙。回家後，女的幫男的洗洗衣服，用煤氣爐炒盤小菜。這時，感情最容易升華。漂泊的心需要的就是安慰，哪怕是一點點。
小承包對我的最大好處是因為我主動放棄獎金，大家也不擠兌我。國營農場不許請假看書，卻可“生病”。於是，我成了醫務室的老病號。老知青趙醫生，是個“赤腳醫生”，平時管個頭痛腦熱的病，發發**之類的事，所以養得白白胖胖。我去“看病”，她應該知道我的病根，但她從不多問，總是要幾天假，給幾天假，還關切地問寒問暖，讓我永遠心存感激。
幸虧小承包和高考同時開始，不然，我和小芳可能不是今天的結局。因為我不去上工，免去相互幫忙的機會。我除了吃飯整天整夜的閉門不出。房間裏彌漫著卷煙和山芋酒的混合味道，床很淩亂，是我輾轉難眠的痕跡。桌子上攤滿了書籍、草稿，地上擺著一台收音機，無聊地沉默著。
小芳偶爾來看我。有時她來，還給我帶點吃的，讓我暗暗憧憬著“素碗秉燭，紅袖添香”的美景。表麵上，我卻裝作無所謂的樣子。其實，我們之間，或許由於小蔣的去世，或許由於我的高考，突然有了距離。我們之間往日的默契時時摻和著莫名的尷尬，令人窒息的寧靜。
我的情緒時好時壞，心裏充滿矛盾，常常自問，為什麽要冒被譏笑、被打擊報複的風險？為什麽不融入周圍嘻嘻哈哈的人群中，做普通的一員？為什麽這麽含辛茹苦、挑燈熬夜？無數次從噩夢中驚醒，淚流滿麵，覺得自己應該接受命運的安排，過普通人的日子。白天耀眼的陽光，拌著紅辣油的粗飯又使我恢複理智，自以為“我輩豈是蓬蒿人”。
孤悶啊，當時隊裏竟沒有一個公開的誌同道合的高考朋友。政策多變，壞消息一來，大家都信，趕快夾著尾巴過日子為上策。好消息一到，誰也不能確定這次不是又一次“回潮”。因此，即使十月二十三號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招生改革的消息，表麵上眾人還都人五人六地繼續裝著為了共產主義的美好明天，要在農村幹一輩子革命的樣子。暗地裏，許多人都在複習，隻是不“串聯”。正是應了哲人的讖語：情到深處人孤獨。
高考後的一天，小芳又來看我。那天，她身穿一件剛開始流行的連衣裙，平時烏黑而閃亮的辮子，此時卻像高山溫柔的瀑布，婉約地流瀉在圓滾滾的芳肩，宛若天上飄下的仙女。我意會到她眼神裏的含義，“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但我不敢想，也不敢迎接她的眼神，裝作一派純淨，天藍雲白，我行我素。當時叫吃了秤砣，鐵了心。
轉眼就到了一九七八年二月，望眼欲穿的入學通知書終於來了。我悄悄地收拾行裝，在一個靜悄悄的早晨，離開農場。除了領導，我誰也沒告訴，包括小芳。
之前，我沒有忘記我的諾言，把小提琴送給了小芳。在一個冬天的黃昏。小提琴遞到她手裏時，我們的手指輕輕接觸。她的指尖光滑而冰冷，一絲疼痛劃過我的心頭。那一瞬間，是我們手指的唯一接觸。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真的給我呀？”小芳的臉上閃過一絲驚奇，口氣上卻有點揶揄。然而這時，也許她已經意識到我的離去，但她沒問。瞬間的興奮化為沉默的憂傷。她把小提琴貼在心口，眯著眼睛注目著西沉的斜陽，嘴邊顯現出一絲苦澀的血色微笑，目光柔柔。看著她這神情，我心頭一陣衝動，一種莫名的感覺讓我暗暗戰栗。時空在我周圍凝固，那種感覺，像在萬籟無聲中，一把利劍一下一下地戳在我的心坎上。我仿佛聽到她心底的掙紮，我壓抑著衝動，卻感到自己的心被揪得很疼、很痛。
就這樣，在殘冬的夕陽映照下，在埋著小蔣的鬆岡前，我狠心埋葬了兩年來的暗戀。用一絲虛偽、兩點矜持、三成世故、四分膽怯。心緒如亂麻一般，我不能夠毫不在乎。盡管我“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盡管愛莫能助的愧痛始終纏繞著我，度過了整個青少年時期，我卻從來沒有像那一刻，感到自己是那樣地窩囊、那樣地悵然。
二月的氣候，依然挾著深深的寒意。田野、山巒無遮無攔，陰颼颼的山風直往脖子裏灌，透心涼。八點鍾的天，依然灰蒙蒙的，壓抑。吃了最後一頓辣油稀飯，抽了最後一根卷煙，我一夜無眠，為了小芳。凝望蜘蛛網稀疏、房梁畢現的屋頂，默默地回憶許多不相連接的過往殘片，直到天明。
當我坐入進城的早班汽車裏，在回頭一瞥的瞬間，透過車窗沾滿塵土的玻璃，恍惚看見小芳佇立在埋著小蔣的鬆岡前的孤獨身影，寒風蕭瑟，雲鬢飛亂。我的心又被狠狠地抽了一下。汽車轟隆隆地離開桃園的山岡，小芳的身影慢慢被拋棄在遠方。一滴淚珠滾入嘴角，鹹鹹的。
佛主說，良善的友情是人生最大的禮物。當年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被注銷了城市的戶口，自願在烈日下、寒風中幹原始的體力勞動，用青春的汗水換取勉強裹腹的口糧和上調的一線希望。在茫茫的曠野中，在低濕的房屋裏，耳聽蕭蕭落葉，麵迎淒淒冷風，小芳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亮點。
“多少次我回回頭看看我走過的路，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
多少次我回回頭看看我走過的路，你站在小村旁……”
尾聲
“還真能吹呢。”妻子看完後，輕輕地稱讚了一聲。
我鬆了口氣。她卻話鋒一轉，關切但不失溫柔地問：“你寫的可都是真的？”
“寫下來的事兒嘛，總是半真半假。藝術來源於……”我有點得意地想給她上堂文學創作理論課。
“這麽說這事是真的？”她的音調更加關切，“那你和小芳真有一腿？”
“沒得、沒得，我和她沒有任何‘超越友誼的關係’……”我感到她的聲調在升高，趕忙解釋。
“你們要是有個孩子也是很有可能的囉？”妻子不顧我的辯白，窮追不舍地順著自己的思路繼續問。
“那怎麽可能呢。我做事從不留後患。”我有點急了。
“好你個小子，這下子給老娘問出來了吧！”妻像發現新大陸那樣大聲喝道，原先的溫柔消失得無影無蹤，換上了一臉殺氣。
“沒、沒……不、不。”我被妻子的臉色嚇得兩腿打戰，語無倫次。我定了一下神，才緩過氣來，恢複了往日的敏銳，“你聽我說。人家說，初戀無性，況且是在那個年代，那種環境……”
“可你們那麽年輕。人們也說，春風不問路。”
“那是八十年代的春風。”
“……”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從沒有回過那農場，臉色陰沉的程隊長有沒有承包桃場？醫務室的趙醫生是否回了城？小芳頭上的大辮子換成了什麽樣的發式？其餘的知青，是不是也沒忘記那漫山的桃花開得無拘無束，忘情而熱情，那遍野的落英，傷情而悲情？是不是也沒忘記在那欲火中燒、翻轉難眠的夜晚，房頂上傳來的夜貓叫春聲？但願歲月已撫平了我們青春的痛苦、悵然，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