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一
明末流寇的興起，是一個社會組織崩潰時必有的現象，如瓜熟蒂落一般。即使李自成、張獻忠這一群農民領袖不出來，由那貴族、太監、官吏和紳士所組成的壓迫階級，也是要被它腳底下踏著的階級所打倒的。這階級的對立，在當時已經有人看出。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奏道：“臣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於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役愚民而獨擁其利，有事欲其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極其富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仕紳階級利用他們所有的富力，和因此而得到的政治勢力，加速地把農民剝削和壓迫，農民窮極無路，除自殺外隻能起來反抗，用暴力來推翻這一集團的吸血精，以爭得生存的權利。
流寇的發動和實力的擴展，自然是當時的統治者所最痛心疾首的。他們有的是過分充足的財富；舒服，縱佚，****，美滿的生活。他們要維持現狀，要照舊加重剝削來增加他們生活上更自由的需要。然而現在眼見要被打倒，被屠殺了。他們不能不聯合起來，為了他們這一階級的安全。同時，為著個人利害的衝突，這一集團的中堅分子，彼此間還是充滿了嫉妒、猜疑……鉤心鬥角地互相計算。
在反麵，農民是歡迎流寇的，因為是同樣在饑餓中掙紮性命的人。他們自動作內應，請流寇進來。河曲之破，連攻城的照例手續都用不著。據《綏寇紀略》卷一：“辛未（1631年）二月，上召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鹽司於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曰：河曲之城，何以賊到輒破？喬林曰：賊未嚐攻，有饑民為內應，故失守。”和統治者的禦用軍隊的騷擾程度相較，農民寧願用牛酒來歡迎流寇：“樊人苦左兵**掠，殺槁桔燔燒之，良玉怒，奪巨商峨艑重裝待發，身率諸軍營於高阜。漢東之人，牛酒迎賊。”
官兵不敢和流寇接觸，卻會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報功。到這田地，連剩下的一些過於老實的老百姓也不得不加入反抗者的集團了。據《烈皇小識》卷四：“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汙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繁！”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平寇誌》卷二記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奏：“皇上赫然震怒，調兵七萬，實不滿五萬，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劫四日而馬擴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潁亳安廬之賊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至賀人龍等到處**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
在到處殘破、遍地糜爛的景況下，統治者為了軍費的需要，仍然盲目地加重農民的負擔，左捐右輸，迫得百姓不能不投到對麵去。《平寇誌》卷八說：“崇禎十七年二月甲戌，賊遣偽官於山東河南州縣。先遣牌至，士民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借勢逐之。執香迎導，遠近若狂。”也有不願和統治者合作，消極地不肯抵抗“流寇”的。“宣府陷，巡撫朱之馮懸賞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鹹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炮，曰：汝曹試發之，殺賊千百人，賊雖齏粉我，無恨矣。眾又不應。之馮自起燃火，兵民竟挽其手。之馮歎曰：人心離叛，一至於此。”在一些地方，百姓一聽見流寇是不殺人，免徭賦的，高興得滿城轟動，結彩焚香去歡迎流寇進來。
在軍事地帶的人民尚受盤剝，比較安靜的區域更不用說了。崇禎十四年（1641年）吳中大旱瘟疫，反加重賦，據《啟禎記聞錄》二：“是歲田禾，夏苦亢旱，少不插蒔，即蒔亦皆後時，至秋間複為蝗蟲所食。有幸免蝗禍者，又因秋杪旱寒，遂多秕死。大約所收不及十之三四。歲凶異常，撫按交章上請，不惟不蒙寬恤，征賊反有加焉。糙糧每畝二鬥五升有零，折銀每畝一錢七分有零。又急如星火，勒限殘歲完糧，連差督餉科臣至吳中者兩三員，賜劍專敕行事，人皆惶駭不安，大戶役重糧多，中人支吾不給，貧民困餒死亡，井裏蕭條，鄉城同象，非複向時全盛矣。”
蘇州如此，他處可知。政府不因災荒蠲免，地主亦複不能例外。同書又記常熟民變事：“崇禎十一年（1638年）八月撫臣屢疏以旱蝗上聞，而得諭旨征糧，反有加焉。至收租之際，鄉民結黨混賴，田主稍加嗬斥，每至起釁生亂，田主有鄉居者，征租於佃戶，各佃聚眾焚其居，搶掠其資。”
二
流寇的組成分子是，“一亂民，一驛卒，一饑黎，一難氓”。這是崇禎七年（1634年）三月己醜南京右都禦史唐世濟疏中所說的。以陝西發難地而論，則“延綏以北為逃兵，為邊盜，延綏以南為土寇，為饑民”。邊盜土寇可以歸入亂民一類；加上逃兵，約略地可分五類。
關於亂民之起，《明史·楊鶴傳》說：“關中頻歲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鳩眾墨其麵，闖入澄城，殺知縣張耀采，由是府穀王嘉允、漢南王大梁、階州周大旺群賊蜂起，三邊饑軍應之，流氛之始也。”則亦是因饑舉事。
關於驛卒的加入，《明史·流寇傳》說：“以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山陝遊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俱從賊，賊轉盛。”
《綏寇紀略》卷一引禦史薑思睿疏也說：“各遞貧民千百為群依輦輿以續命者，饑餓待死，散為盜。”
據《明史·五行誌》三：“崇禎元年夏旱，畿輔赤地千裏。陝西饑，延鞏民相聚為盜。二年山西、陝西饑，五年淮、揚諸府饑，流殍載道，六年陝西、山西大饑，淮、揚洊饑，七年京師饑，太原大饑，人相食，九年南陽大饑，有母烹其女者，江西亦饑，十年浙江大饑，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十二年兩畿、山東、山西、陝西、江西饑，河南大饑，人相食。十三年北畿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浙江、三吳皆饑，自淮而北至畿南，樹皮食盡，發瘞胔以食。十四年南畿饑，山東洊饑，德州鬥米千錢，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大盜滋矣。”在十四年中，災荒迭起，河北更是厲害，內中山西、陝西、河南被災情形最嚴重，次數也最多，由此可以知道流寇發難於秦晉，和流寇以秦晉人為中心的原因。
關於逃兵之加入，《明史·李自成傳》記：“京師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勤王兵嘩而西，延綏總兵吳自勉、甘肅巡撫梅之煥勤王兵亦潰與群盜合。”
在這樣情形之下，當時的統治者仍是蒙蒙昧昧，不但不想法補救，反而以為是“疥癬之疾”不足致慮。地方官也未嚐不知道叛亂之起是由於饑荒，而不但不加撫恤，反而很輕鬆地說：“此饑氓，徐自定耳。”他們對於低低在下的民眾，本來不屑置意，隻要民眾能忍辱負重地像羔羊一般供他們宰殺剝削，他們便可以高枕而臥了。他們想不到饑民的集合暴動，最初固然是毫無政治企圖，隻求免於餓死；但等到一有了勢力以後，他們也會恍然於敵人之無能，會來奪取政權，打倒舊日曾魚肉他們的階級的。
三
在叛亂起後，統治者的措施是一麵愚蠢地冀圖用武力削平，一麵加重搜括來應付非常的軍費，在叛亂發生前農民被強迫加負的有嘉靖三十年（1551年）的“加派”一百二十萬，三十七年的“提編”四十萬，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的“遼餉”三百萬，前後迭增到五百二十萬，在叛亂起後，崇禎三年（1630年）又增百六十五萬，八年增“助餉”，十一年行“均輸”及“加征”，十三年加“練餉”。統計在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到崇禎時加派“遼餉”到九百萬，“剿餉”到三百三十萬，“練餉”七百三十萬。這些都是農民的血汗，有政治勢力的地主紳士商人是不用負擔的。
就陝西一地而論，民眾的新加負擔有“新餉”，有“均輸”，有“間架”，其他瑣細的勒索，更無從數起。關於民間的苦痛，崇禎六年（1633年）正月禦史祁彪佳疏陳十四項：曰裏甲，曰虛糧，曰行戶，曰搜贓，曰欽提，曰隔提，曰訐訟，曰寓訪，曰私稅，曰私鑄，曰解運，曰馬戶，曰鹽丁，曰難民。其最為農民所苦者是虛糧，據說當時納稅的則例“小民多未見聞，第據縣符，便為實數。遂致貧戶反溢數倍，豪家坐享餘租，此飛灑之弊也。近來苦盜苦荒，遷徙載道，丁糧缺征，裏甲代償，富戶化而為貧，土著化而為客，此逃亡之弊也。又有戶產盡廢，戶糧猶存，買產之家，視若隔體，代納之戶，慘於剝膚，此賠墊之弊也”。為工人所苦者是行戶：“一小民以刀錐博什一，為八口計也。有司僉為鋪行，上自印官，下及佐貳，硃票一紙，百物鹹輸，累月經年，十不償一。又有供應上司，名曰借辦，每物有行，每行有簿。”為小商人所苦者是私稅：“大江以北，凡貿易之家，官為給帖，下至雞豚，無得免者，至隘口渡頭，有少年無賴借牙用為名，橫加剝奪，蠅頭未獲，虎吻旋吞。”為一般百姓所苦者是私鑄：“私鑄之為錢法害，固也。而南中為甚，每錢止重七分，每百不盈三寸。更有私鑄奸人控官請禁，小民畏罪，去之惟恐不速，此輩一鑄一賣，一禁一收，利五六倍，而小民何以堪哉！”
不但農民的負擔增加，他們積欠官府的陳年爛賬也不曾被放鬆，崇禎八年（1635年）二月侍讀倪元璐上疏說：“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十休，扳貽而旁及數千裏之人，部文一下，冤號四徹，誰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兵燹之區哉！”
四
使人民愁苦的，除了捐稅之項目的和數量的增加以外，還有皇帝私人的聚斂。萬曆以下諸帝把家族的財富比國家的富強更看得重要，努力積聚，為縱情享樂計。但是國家的財政有定額的支配，皇帝隻能奪取一部分過來，為著內庫的充積計不能不另外想法去收斂財貨，除了可以公開的進奉獻納及臨時的征發如大工大婚的費用外，皇帝也收受賄賂、捐款，更不時地想法加罪臣下，目的是為籍沒他們的財產，例如萬曆初年張居正、馮保的得罪，張鯨的因獻財免罪，天啟時代的追髒。
皇帝聚斂財貨的爪牙是太監，太監代表著皇帝出來剝削民眾和官吏，在劉瑾用事的時候，“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有許多官吏因為不能照規定的數額進賄，甚至自殺。魏忠賢用事的時候，朝中宰執卿貳都甘願做他的義子幹兒，有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孫兒之目。自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以後，到處派稅使礦監，“大璫大監，縱橫驛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矣”。這一些皇帝代表的作惡情形，如《明史·陳增梁永傳》所記：“大作奸弊，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產什傾家。殺人莫敢問。”陳奉在荊州，恣行威虐，每托巡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其黨至入民家，**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馬堂在臨清，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鐺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中人之家，破者大半。梁永在陝西盡發曆代陵寢，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稅額外增耗數倍。二十年中所遣內官到處苛削百姓，引起民變，毒遍天下。這種情形，皇帝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卻故意放縱，來收受他的代表所剝削的十分之一的殘瀝。《明史》說：“神宗寵愛諸稅監，自大學士趙誌皋、沈一貫而下，廷臣諫者不下百餘疏，悉寢不報，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以故諸稅監益驕。”
五
皇帝太監之下，便是皇族、官吏和紳士。明代是以八股文取士的，人們隻要認得字，會湊上幾段濫調，便很容易從平民而躍登特殊階級，加入仕紳的集團，文理不通的隻要花一點錢捐一個監生，也可仗著這頭銜，不受普通人所受的約束，翻轉頭來去剝削他從前所隸屬的階級。他們不但沒有普通農民所被派定的負擔，並且可以利用他們的地位做種種違法的事，小自耕農受不了賦稅的征索，除了逃亡以外，便隻能投靠在仕紳階級的門下做佃戶，借他們作護符來避免賦役。往往一個窮無立錐的八股作家，一旦得了科名，便立地變成田主，農民除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吏的兩重負擔外，還須做就地豪紳的俎上魚肉。這般科舉中人一做了官，氣焰更是厲害，連國法也範圍不住他們。《明史·楊士奇傳》：“士奇子稷居鄉，嚐橫暴殺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梁儲傳》：“儲子次攄為錦衣百戶，居家與富民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宰相的兒子殺人縱虐，都非政府所能幹涉。楊端用大地主的地位殺小田主，梁次攄以大紳士的地位殺兩百多人，大不了的罪名也隻是充軍。《姬文允傳》：“白蓮賊徐鴻儒薄滕縣，民什九從亂。知縣姬文允徒步叫號，驅吏卒登陴不滿三百，望賊輒走，存者才數十。問何故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貪暴，民不聊生。”王應熊做了宰相，其弟王應熙在鄉作惡的罪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銀一百七十餘萬。溫體仁、唐世濟的族人甚至作盜，為盜奧主。土豪湯一泰倚從子湯賓尹之勢，至強奪已字之女，逼之至死。戴澳作順天府丞，其家便怙勢不肯輸賦。茅坤的家人也倚仗主勢橫行鄉裏。陳於泰、陳於鼎兄弟的在鄉作惡，致引起民變。勳貴戚臣甚至惟意所欲，強奪民田，弘治間外戚王源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嘉靖中泰和伯陳萬言奏乞莊田，帝以八百頃給之，巡撫劉麟、禦史任洛複言不宜奪民地，勿聽。武定侯郭玹奪河間民田廬，又奪天津屯田千畝。潞簡王莊田多至四萬頃。
六
從另一方麵看來，明代官俸之薄，是曆史上所僅見的。據《明史·李賢傳》，當時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當時米一石折鈔十貫，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由此知指揮使一月所得不過二三十文。推而上之，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折錢也不過七八十文。正七品七石，每月俸餉更僅可憐到隻有二三文錢了。其後又定官俸折銀例，雖然稍為好一點，可是專靠俸餉，也非餓死不可。況且上司要賄賂，皇帝要進獻，太監大臣要進獻，家庭要生活，層層逼迫，除了剝削民眾以外更沒有什麽辦法。要做好官，便非像潘蕃那樣，做了若幹年的方麵大臣，罷官後連住宅也蓋不起，寄住人家終老。海瑞揚曆內外，死後全家產隻有一兩銀子，連買棺木也不夠。這些自然是可忽略的例外，大多數官吏很容易尋出生財的大道。
貪贓不用說了，許多官吏，或他們的戚黨宗族同時也是操奇計贏的大商人。他們可以不顧國禁，到海外去貿易番貨，他們可以偷關漏稅，經商內地，他們可以得到種種方便，去打倒或吞並其他無背景無勢力的小商家。他們獨占了當時最大的企業鹽和茶業。他們有的廣置店房，例如郭勳在京師的店舍多至千餘區。他們也放高利債，例如會昌伯孫忠的家人貸錢給濱州的人民“規利數倍”，有司為之興獄索償。他們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可以科私稅。他們為著自己的經濟利益可以左右政局。《明史·朱紈傳》：“初明祖定製，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葡萄牙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由海外貿易而引起倭寇的侵掠。朱紈巡海道下令禁止出海，福建人一旦失了衣食的貿源，仕紳階級失去不費力而得的重利，聯合起來排斥朱紈，福建人做京官的從中主持，結果是朱紈被劾落職自殺，倭寇的毒焰自此遂一發不可收拾。啟禎間鄭芝龍以海盜受招撫為朝廷官吏，獨占海外貿易，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
七
貴族、太監、官吏和紳士所構成的上層階級一方麵自相剝削，一方麵又聯合地方種種方式去剝削農民。在上的在窮奢極欲，夜以繼日；皇帝大臣們在講長生，求“秘法”，肆昏**，興土木。紳士、豪商和其他有閑分子更承風導流。妓女、優伶、小唱、賭博、酗酒，成為日常生活的要素。昆曲和小品文發達正是這時代性的表現。假如一部文學作品是可以作一個時代的象征的話，無疑地《金瓶梅》是象征這一時代的。另一方麵，農民卻在饑餓線下掙紮著，被力役、賦稅、苛捐、盜匪、災荒、官吏、鄉紳逼迫著；他們忍耐了幾輩子，受苦了幾十年，終於等到了大時代的來臨，火山口的爆發，從火光血海中，才仿佛看見自己的出路！他們喪失了，或被天災所迫而舍去了耕地，便成為流浪的難民。他們即使能找到別的工作，也仍不免於凍餓。據《徐氏庖言》卷一：“都下貧民傭一日得錢二十四五文，僅足給食。三冬之月，衣不蔽體。”他們有生存的權利，有要求吃飽的權利。我們試一考查當時的米價：
天啟四年（1624年），蘇州米一石一兩二錢。崇禎二年（1629年），蘇州糧一石折銀一兩有餘。四年，延綏鬥米四錢。十年，蘇州冬粟每石一兩二錢，白粟一兩一錢。十三年，山東米石二十兩，河南米石百五十兩。蘇鬆米每石一兩六錢，秋杪糙米至每石二兩。十四年，山東臨清米石二十四兩。蘇州白米每石三兩零。十五年，蘇州米每升至九十文有零。
這雖是一個簡略不完整的統計，並且隻是幾個地方在荒歉時的情形，不過也可由此窺見當時農民苦痛情形的一斑，由此以例全國，大概是不會相距過遠的。
在這種情形下的農民，陡然遇見了得救的機會，即使不很可靠的機會，也會毫不遲疑地抓住，犧牲一切，先去裝飽肚皮和打倒過去曾壓迫過他們的敵人。這機會便是腐潰了幾十年的社會經濟所產生的“流寇”暴動。
八
統治者剝削的結果是使占全人口極大多數的生產者——無告的農民陷於饑餓線下，在另一方麵，流寇的口號卻是“吃他娘，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以除力役，廢賦稅，保障生活為號召，以所掠散饑民，百姓稱這軍隊為李公子仁義兵。破洛陽時散福邸中庫金及富人貲給百姓。又下令保護田禾，馬騰入田苗者斬之。對於一般地方官吏和紳富階級，卻毫不矜憫地加以殘殺。《平寇誌》卷六：“城陷若獲富室仕宦，則獻之巨帥，索其積而殺之。”唯一例外是有德於民的退休官吏。《明吏·王徵俊傳》：“崇禎十七年二月賊陷陽城，被執不屈，係之獄。士民爭頌其德，賊乃釋之。”《明吏·忠義傳》所記無數的鄉官和八股家的死難殉節，被史家文飾為忠義報國的，其實不過是自己知道作惡過多，反正活不了，不如先自殺，或作困獸之鬥，企圖落一個好名聲而已。
流寇的初起，是各地陸續發動的，人自為戰，目的隻在不被饑餓所困死。後來勢力漸大，始有意識作打倒統治者的企圖。最後到了李自成在1643年渡漢江陷荊襄後，始恍然於統治者之庸劣無能，可取而代之。從此後便攻城守地，分置官守，作奪取政權的步驟。果然不到兩年北京政府即被推翻，長江以北大部被統治在新政權之下。這是在流寇初起事時所意料不及的。其實與其說這是流寇的功績，還不如說是這古老的社會、經濟製度的自然崩潰為比較妥當。戴笠作《流寇長篇序》，就統治階級的不合作這一點來說明流寇之成功，他說：“國之致亡，祖功宗德，天時人事均有之，非盡流寇之罪，賊雖凶狡絕人，亦借成就者之力也。主上則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惡直，好小人而疑君子，好速效而無遠計，好自大而恥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廷臣則善私而不善公，善結黨而不善自立，善逢迎而不善執守，善蒙蔽而不善任事，善守資格而不善求才能，善因循而不善改轍，善大言虛氣而不善小心實事。百年以來，習為固然。有憂念國事者則共詫之如怪物。武臣非無能兵者，而必壓以庸劣文臣，間有不庸劣者而又信任不深，兵食不足，畏人以偏見邪說持其後，無敢展布。至於閹侍之情況，古今同然，不必言也。煤山之禍，眾力所共，闖賊獨受其名耳。”以明統治權之傾覆為眾力所共。文震孟於崇禎八年（1635年）上疏論致亂之源說：“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蹙靡騁之懷，士民嗟束濕之困，商旅谘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此又致亂之源也。”這是說統治者的內部崩潰。“邊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自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複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饉，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麵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這是說統治者的驅民死地，自掘墳墓。李自成檄數統治者的罪狀說：“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師旅，擄掠民財，奸人妻女，吸髓剝膚。”前部的四項罪狀都是古已有之，是這古老社會的病態，不是崇禎及其廷臣所能負責的。在檄文中他特別提出他是代表農民利益，他本人是出於農民階級的，他說：“本營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士民勿得驚惶，各安生理。各營有擅殺良民者全隊皆斬。”標著顯明的農民革命的旗幟向舊統治致死命的攻擊，對方則猶茫然於目前的危機，對內則互相猜嫌排斥，表現充分的不合作精神，對民則加力壓榨，驅其反抗，兩方的情勢達於尖銳化，以一小數的潰腐的統治集團來抵抗全體農民的襲擊，自然一觸即摧，明室的統治權於此告了終結，同時擁護這統治權的仕紳階級的壽命也從此中斷，假如沒有建州部族的乘機竄入，也許這反對宦官、科舉製度，誅鋤紳富的新統治者會給未來的曆史以新的意義和設施。然而他們終於被一更新興的部族所粉碎，曇花一現的新統治權也跟著被消滅，給鏟除未盡的八股家、地主、商人們的舊集團以更蘇的機會，雖然這一舊靈魂已不複能恢複過去所有的勢位，然而他們會從文字的記載來詆毀他們的已失敗的故人，從此片麵的曆史遂決定了所謂“流寇”事件的反麵意義。在文字上所見的流寇隻是一些極凶極惡、殺人、放火、屠城等慘酷殘忍的記載。
最後，我們再引兩條可信的記載，說明這舊社會之必然的崩潰。崇禎十六年（1643年）秋冬之間，外寇內亂，已經到了岌岌不可終日的地步，在同一國家同一禍福的江南，卻仍踵事增華，作升平之歌舞。《啟禎記聞錄》三：“七月二十五日，楓橋有好事者斂銀於糧食行中，以為賽會之資，風聞從來未有之盛……衿紳士庶男女老幼，傾城罷市，肩輿舟楫之價，皆倍於常。通國若狂。”次年三月十九日北京政府顛覆，在得到國變消息後的吳江，竟舉行從來未有之盛會。同書記：“四月初二日吳江賽會，目睹者雲富麗異常，為郡中從來所未有。是時北都不祥之說已競傳，民間猶為此舉，可見人無憂國之心！”這不是偶然的！
（原載《大公報·史地周刊》，第五、六期，1934年10月19日、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