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頭幾版發行時，人們尚不能估量托爾斯泰的思想通過作品在世界上的反響。種子還埋在土中，必須等到夏季。
今天，收獲已畢。從托爾斯泰那兒出現了一棵係譜樹。他的話語見諸了行動。接續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先驅者聖約翰”思想薪火的是印度的救世主：聖雄甘地。
人類文明史中令人讚歎的事比比皆是，盡管思想的巨大波瀾表麵上消失了，但其底蘊絲毫沒有失去，相互間的回響與共鳴似流水般奔湧向前，理想不斷地壯大著，灌溉著大地。
1847年，十九歲的青年托爾斯泰因病住進了喀山的醫院，旁邊病**躺著一位喇嘛，麵部被強盜嚴重砍傷，托爾斯泰從他那兒第一次獲得了不抵抗主義的啟迪，而他以後一生的三十年中一直奉行不諭。
六十二年以後，1909年，年輕的印度人甘地從垂危的托爾斯泰手中接過來俄羅斯的老使徒以他的愛與苦培育的這束聖光；而且，還把它變成火炬，照遍了印度：它的光芒照遍了全球的各個地方。
但是，在敘述他倆的承接關係之前，我們想先概括地介紹一下托爾斯泰同亞洲的關係。沒有這一介紹，一部（托爾斯泰傳）今天就不會完整了，因為托爾斯泰對亞洲的影響在曆史上也許比他對歐洲的影響還要特別地重要。他是從東到西聯係舊大陸的第一條思想“通途”。現在，東西方的兩條朝聖者人流在這條大道上穿梭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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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已擁有一切了解主題的資料，因為大師的虔誠門徒保爾·比魯科夫正把所有掌握的材料結集寫成了《托爾斯泰與東方》。
東方始終在吸引著他的目光。早在喀山大學求學期間，他便首先選擇了阿拉伯一土耳其東方語言係。在高加索的那些年，他長期很深入地接觸了穆斯林文化，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70年剛過，在他為小學編纂的《童話與傳說》中，就開始收集了一些阿拉伯和印度的童話。當他的宗教危機到來時，《聖經》對他來說已無法滿足；他於是便研究起東方宗教來。他讀了許多的有關書籍。很快，他便產生了要把自己讀到的東西介紹給歐洲的念頭，他把福音書、菩薩、老子、克裏希納的東西結成一集，命名為《聖賢思想集》。他在看第一眼時便斷定，人類的各種大的宗教都是共通的。
但是，他在意尋找的是同亞洲人民的直接關係。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裏，亞斯納亞與東方各國的通信一直沒有間斷。而東方各國中，中國的思想與他最為接近。但中國思想卻介紹得最少。自1884年起，他便研究起孔子和老子來；在中國古代的聖賢中，他偏愛老子。但是，實際上，托爾斯泰一直到1905年才開始與老子的一位同胞通了第一次信，而且他好像隻有兩個中國通信者。當然，這倆人都是優秀的人。一位是學者，名叫秦漢春；另一位是大文豪，名為辜鴻銘，在歐洲負有盛名，原為北京大學教授，革命時被驅逐，流亡日本。
在他寫給這兩位中國精英的信中，特別是寫給辜鴻銘的那封堪稱一部宣言（1906年10月）的信中，托爾斯泰表達了他對中國人民的同情與欽佩。近年來，中國以極大的寬容來承受歐洲各國對它的殘酷暴行，這更加深了他的這種情感。他認可它堅持這種沉默的忍耐，並預言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中國被迫把旅順港割讓給俄國，讓俄國同樣付出了慘痛代價（俄日戰爭），這個結果將適用於侵占膠州灣的德國和強占威海的英國。盜賊們最終會因分贓不均而大動幹戈的。——但是，托爾斯泰得知最近以來，暴力抵抗的思想在中國人心中蘇醒了，這使他感到不安；他要求中國人放棄這種思想。如果中國人讓這種思想傳染了，那將是一場空前大劫難，這不僅是在“西方最野蠻之一的德國愷撒”替歐洲擔心的橫禍這層意義上，而且是對人類崇高利益而言。因為，隨著古老中國的消失，它那從中華帝國應逐漸傳播給世界民的民眾的與實用的、平和與勤勞的真正智慧的支柱也將隨之倒塌。托爾斯泰相信人類生活的一種巨變將會到來；他堅信中國將被召喚來對此發揮首要的作用，成為東方各國之首。亞洲的任務就是要向世界其它各國指出通往真正自由的真正道路；而托爾斯泰說，這就是“道”。他保特別希望中國不要照搬西方的方式與榜樣來進行改革，也就是說不能用立憲製來代替它的君主專製，不必建設一支國家軍隊和大工業!他不忍再看到歐洲各國人民那樣悲慘的景像!無產者生活在地獄之中，階級鬥爭層出不窮，軍備競賽和戰爭連綿不斷，殖民政策慘無人道，——這是整個文明的血淋淋的災禍!歐洲是一個先例，——是的!——是不該做的事情的先例。另外，中國也不應老這麽遭受各種侵略，它麵前有一條道路敞開著：民眾對於自己的政府以及各國侵略的絕對不抵抗。隻要它堅持始終地耕田犁地，服從神的唯一律令，歐洲將在這四萬萬人的英勇而平靜的沉默中解除武裝!人的全部智慧與幸福的秘訣就存在於平靜地農業生活之中，一麵以中國的三個宗教的原則為人處事：儒家，索已複禮；道教，宣揚“己之不欲，勿施於人”；佛教，忘我與博愛。
從托爾斯泰的建議中，我們依稀看出今日中國在做的事情；但好像他的那位知識淵博的通信者辜鴻銘並未從中獲得有多少教益，因為他那標新立異但狹隘局限的傳統精神不能作為醫治當代世界的大狂熱的萬能藥而隻是對過去建立的秩序提出一種“忠誠的大憲章”。——但是，絕不能用表麵的波濤來判斷茫茫大海。托爾斯泰的思想與中國的聖賢數千年的傳統是相承一致的，誰能說中國人民的思想不是與托爾斯泰的思想相通呢，盡管在永恒中時生時滅的那些黨派之爭與那些革命同托爾斯泰宗教的思想是不沾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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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人恰恰相反，日本人因其狂躁的生命力與他們對世界上的一切新的思想的如饑似渴的窺視心態，而成為托爾斯泰與之相聯係的亞洲最早的民族（自1890年起，或稍後不久）。托爾斯泰，對日本人的民族與好戰的狂熱，特別是對他們那種吸收歐洲文明與馬上加以濫用的神奇的靈活性深表懷疑。我們不能說他的懷疑是完全沒有依據的，因為他與日本人的頻繁通信中的不愉快使他不止一次地感到失望。例如年輕的佐木，《Didlaitschoo—lu報》主編，自稱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但卻把他的教導與愛國主義攪和起來，而在1904年日本與俄國的戰爭爆發時，這位年輕人竟然公開地指責托爾斯泰。更讓他失望的是另一個年輕人田村，一開始，他讀了托爾斯泰的一篇關於俄日戰爭的文章，激動得涕淚縱橫，不能自已，激奮地叫喊“托爾斯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唯一的先知”，但是，沒過幾個星期，當日本人在馬島摧毀了俄國艦隊以後，被愛國主義事件的瘋狂浪潮所席卷，終於發表了一本攻擊托爾斯泰的惡劣的書……
較比堅定真誠的——但他們的思想與托爾斯泰的真正的思想比較相去甚遠，——是那些英勇的反戰派的社會民主黨人。1904年9月，他們主動給托爾斯泰寫了信，而為了感謝他們，托爾斯泰在回信中表達了他既對戰爭又對社會主義的絕對譴責。
但是，托爾斯泰的思想畢竟已經深入到日本，並對它產生了深深的影響。1908年，為了慶賀他八十大壽，他的俄國友人們向全世界他所有的朋友寫信征文，擬出一本紀念冊。加藤寄來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表明了托爾斯泰對日本的巨大影響。他的宗教著作大量地在日本翻譯出版了；加藤說，大約在1902年到1903年間，這些作品引起了一場精神革命，不僅僅是在日本的基督徒中間，而且也在佛教徒中間；而且，由此而引發了佛教的一次革新。在這之前，宗教是一種既定秩序、一種超俗的律令。在這時候，它有了（或又有了）一種社會的特點。“宗教意識”隨之成為一個時髦詞匯。當然，這個“我”的覺醒並不是沒有危險的。它可能會導向——許多情況，它已經導向了，——與犧牲精神和博愛精神完全不同的結局，導向自私的享樂、麻木不仁、絕望，甚至自殺：這個躁動的民族在情緒激動時往往把一切主義推到極致。這個時期，在京都附近有一些托爾斯泰研究小組成立了，他們既耕田犁地又宣揚愛的純潔真諦。可以這樣來說，日本的精神生活中部分地受到了托爾斯泰的思想影響。直到今天，在日本還有一個“托爾斯泰社”，發行一種很有意義而且內容豐富的七十來頁的月刊。
在這些日本信徒中，值得一提的是年輕的德富健次郎，他也為1908年的賀壽文集寫了文章。1906年的頭幾個月裏，他從東京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給托爾斯泰，而托爾斯泰也立即回了信。但是，德富健次郎沒等收到托爾斯泰的回信，便急著登上一艘船前去拜訪他。盡管他一句俄語也不懂，英語也不靈。他於七月份抵達亞斯納亞，呆了五天，受到了托爾斯泰慈父般的接待，然後直接返回，一生之中都被這一個星期以及老人那燦爛的“微笑”鼓舞著。他在1908年寫的那篇熱情的文章中提及此事，敘述時是用他那顆慈祥與純潔的心靈在說話的：
“透過別後那七百三十天的霧氣，與上萬公裏的距離，我看到了他的微笑。
現在，我與妻子和我的愛犬住在小鄉村的一個破屋裏。我種植蔬菜，拔去瘋長的雜草。我的全部精力與全部光陰就用於拔草，拔草……也許這是我的思想本質使然，也許是這不完美的時代使然。可我非常地幸福……但是，在這段時間裏，我也隻能寫上幾句話而已，這真是太可悲了!……”
這個小日本通過他那幾句樸素的文字記述了他的智慧的，勤勞的幸福生活，比起寫賀壽文的其他所有信徒都更能表達托爾斯泰的理想，更能說到他的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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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以其俄羅斯人的身份，有許多的機會去了解穆斯林，因為俄羅斯帝國的穆斯林有兩千萬之眾。因此，他們在他的通信往來中占有很大的份量。但是，1901年之前，他們的通信還很少出現。隻是在同年的春天，他回複聖教會的信和被逐出教會才感動了他們。崇高而堅定的話語就像先知愛裏升天時乘坐的火戰車似的鼓舞著穆斯林世界。他們從中隻記住了對一神論的肯定，他們感覺其中回**著他們的先知的聲音，而且他們天真地在其中尋找先知的影子。俄羅斯的巴什基爾人、印度的穆夫提、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給他寫信說，讀到你公開指斥整個基督教的宣言，他們“快樂得要哭了”；他們祝賀他終於掙脫了“對三位一體的黑暗信仰”。他們稱他為他們的“教友”，並竭力地要勸說完全改變信仰。他們中的一位，是印度的穆夫提，帶著一種滑稽的執著，開心地告訴他說，他們的新的救世主，一個名叫哈茲拉特·米爾紮·吉拉姆·穆罕默德的，聲稱在克什米爾找到了耶穌的墓，從而就打破了基督教關於耶穌複活的謊言，他還給他帶來了耶穌墓的照片，以及他那位新救世主的肖像。
我們很難想像托爾斯泰收到這些表示友誼的信件時的表情幾乎沒有嘲諷（或悲哀）的令人讚歎的平靜。但凡未親眼見過在這些論辯中的托爾斯泰的人，是根本無法了解他那威嚴的性格，所達到的那種端莊的溫和態度的。他從不失去他的關注的平靜。反倒是那個勸說的穆斯林憤怒地斥責他為“中世紀的基督教偏見的渣子”，或者因為托爾斯泰不能妄信新的穆斯林救世主，便用該聖人把接受真理的光輝的人分為三類的話威脅他：
“……一些人是憑著自己的理智接受它的。另一些人是通過有形信號與奇跡接受它的。第三類人是通過劍的力量得到它的。（例如法老，摩西為了讓他信仰上帝，不得不讓他喝紅海之水。）因為上帝派遣的先知應該教導全人類……”
托爾斯泰並采用鬥爭的手段回複他的通信者。他的堅持原則是熱愛真理的人們永遠不因宗教之不同為基準，而是應以團結各個宗教以及發現各宗教之價值的東西為基準。——“我對於各種宗教就是這麽做的，”他說道，“特別是對待伊斯蘭教。”——他接著對即位的穆夫提說：“但凡對宗教有真正情感的人的責任就是以身作則，過有道德的生活”。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他崇敬穆罕默德，他的某些話讓他佩服。但是，穆罕默德像基督一樣，也隻是一個人。為了讓伊斯蘭教與基督教變成正當的信仰，必須使之放棄對一個人和一本書的盲目理解；必須讓它們隻接受讓所有的人的良心和理智相通的東西。——即使是在他包容有節製的形式之下，托爾斯泰也還是擔心會損害了跟他對話的那個人的信仰：
“如果我萬一傷害了您，請多加原諒。我們不能隻說一半的真理：應該說出全部真理，或幹脆什麽都不說。”
不用說，他根本就沒有說服他的對話者們。
至少，他也遇見了其他的一些穆斯林，一些開明的穆斯林，他們同他完全談得來：首先是那位埃及著名的大穆夫提、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勒，1904年4月8日，他從埃及寫了一封真摯的信給托爾斯泰，祝賀他被開除教籍，這是對上帝的選民的神聖回報。他讚揚托爾斯泰的光輝溫暖著並聚集著對真理的尋求者，說他們的心一直期盼著他創作的一切作品。托爾斯泰同樣誠摯地回了信。——他還接到波斯駐君士坦丁堡大使、1901年海牙首次和平大會的代表米爾紮·裏紮.卡恩親王的致敬信。
但他受到巴布主義運動的特別吸引，他經常同這派人物通信。他還同某些巴布主義者保持私交，例如從埃及寫信（1901年）給他的神秘人物加布裏埃爾·塞西，據說他是阿拉伯人，後來改奉了基督教，後加入巴布主義運動。塞西向托爾斯泰申明自己的主張。托爾斯泰回信（1901年8月10日）說，“他對巴布主義早就感興趣了，而且能弄到的有關的書籍他全都讀過”；他對於它的神秘依據及其理論並不重視，但他相信它將來在東方的道德教育中很有作用：“巴布主義會同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融為一體。”他還給一位給他寄了一本有關巴布主義的書的俄羅斯人寫信，說他相信“現在正從各個不同教派——婆羅門教、佛教、猶太教、基督教——中呈現的理性宗教的全部教義必將取勝”。他指出這些教派全都在“向著唯一的普適於人類的一種宗教匯聚”。——他高興地聽說巴布主義已深入俄羅斯，影響著喀山的韃靼人，而且他還邀請韃靼人的頭領沃伊索夫到他家作客人，與他深入晤談良久，此事被古謝夫記載了下來（1909年2月）。
1908年的賀壽文集中，伊斯蘭教派加爾各答的法學家作為代表，他名叫阿卜杜拉·阿勒·瑪姆·蘇赫拉瓦爾迪，他寫文章把托爾斯泰稱頌為一座偉大的豐碑。他稱頌托爾斯泰為瑜珈僧，認為他的非暴力抵抗觀點與穆罕默德的教誨不相矛盾，但是，“如同托爾斯泰讀《聖經》一樣，必須在真理的光輝之下而不是在迷信的濃霧中去讀《可蘭經》”。同時他稱頌托爾斯泰不是超人，而是所有人的兄弟，不僅是西方或東方的光輝，而是神的光輝，是照耀眾生的光輝。他還預言道，托爾斯泰的非暴力抵抗觀點“與印度的聖賢們的教誨融為一體之後，將在我們這個時代產生出一些新的救世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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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為托爾斯泰宣傳的那頗具影響的聖言是出自印度。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印度處於全麵覺醒之中。除了一小部分十分了解情況的學者精英而外（他們並不急於向廣大群眾宣傳他們的知識，隻知躲進其語言學的小屋自成一統），歐洲尚不注意，且遠未想到這印度的覺醒自1830年起便已見端倪，並在1900年前後蓬勃發展起來了。這是思想領域的一次突發的鮮花綻放。在藝術界，在科學界，在思想界，全都如此。泰戈爾的大名超越了其家庭的星座，幾乎是同時地照遍全世界。吠檀多派雅利安社的創始人，被稱作“印度的路德”的達耶南陀·婆羅斯瓦蒂改革（1875）；而凱沙布·申德爾·森則把梵社變成一種轟轟烈烈的社會改革的工具和拉近基督教思想和東方思想的基地。但是，印度的宗教上空，特別閃耀著兩顆耀眼的巨星，他們是突然出現的巨星，——或者如正印度人所說，是幾世紀之後又再次出現的，——是思想界的兩大奇跡。一個是拉瑪克裏希納（1836—1886），他是上帝的狂子，他把他的愛普施於神明的所有形式；另一個則是他的門徒韋夫卡南達（1863—1902），他比他師父威力更加強大，他那用之不盡的精力在他的疲憊不堪的民眾中長久地喚醒了行動之神——毗濕奴神。
托爾斯泰閱讀涉獵很廣，不會不關注他們的。他讀過達耶南陀的論文集，是《真理》雜誌的主編拉瑪·德瓦寄給他的。自1896年起，他便為韋夫卡南達發表的頭幾部著作而激動起來，並且很欣賞拉瑪克裏希納的談話文章。——韋夫卡南達1900年的歐洲之行，因事沒有前往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這對於世界來說是一大不幸。寫這段話的作者甚覺惋惜的是，在萬國博覽會舉行的那一年，這位偉大的印度先行者途經巴黎，因脫不開身，未能去見托爾斯泰，以致於歐洲和亞洲的這兩位宗教天才竟未能聯手。
如印度的先行者一樣，托爾斯泰也深受“愛之主”克利希納的思想熏陶。而且，在印度，不少的人都把托爾斯泰敬為“聖人”，敬為一位再世的古賢哲。《新改革》的主編戈帕爾·切蒂，在印度是托爾斯泰思想的忠實信徒，他在1908年的賀壽文中把托爾斯泰比成出家的王子釋迦牟尼，並且說，如果托爾斯泰生在印度，就會被視為毗濕奴神，被視為宇宙心靈的化身，被視為斯裏·克裏希納。
但是，曆史長河的流水把托爾斯泰從苦修士對於神明的瞑想帶到了韋沃卡南達和甘地的偉大實踐的跟前。
命運的奇巧轉變!第一位把托爾斯泰引導到這一方麵的而後來成為聖雄甘地的得力助手的那個人，當時如同去大馬士革之前的聖保羅一樣，是托爾斯泰思想的激烈的反對者，名叫C.R.達斯……能夠想像是托爾斯泰的聲音把他終於召回來完成其傾向的使命的嗎?——1908年底，C.R.達斯身在革命陣營之中。他常寫信給托爾斯泰，毫不遮掩自己的暴力傾向；他公開抨擊托爾斯泰的不抵抗理論；然而，他又懇請托爾斯泰為他的報紙《自由印度斯坦報》美言。托爾斯泰回複他一封長信，幾乎是一篇論文，題名為《致一個印度人的信》（1908年12月14日），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流傳。他奮力地捍衛自己的不抵抗與博愛的理論，每一觀點都引用克裏希納的話作為佐證。他在抨擊古老的宗教迷信同時，也毫不放鬆對科學的新迷信的痛斥。他強烈指斥印度人放棄其古老的智慧而去重犯西方的錯誤。
“我們希望，”他說，“在這佛教與儒家的廣闊世界中，這新的科學偏見是站不住腳的，而且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認清了暴力是正確的那種宗教謊言之後，會直接蘊育那適合人類的、為東方的大師們極力頌揚的愛的真諦。但是，代替了宗教迷信的那現代思想迷信則日益地侵犯東方人民。它已經征服了日本，為它種下了最嚴重的災難。它又在中國和印度，傳播給了那些像您一樣，自命為民眾的領袖的人。在您的報紙上提出下麵的思想作為應該指導印度的基本原則：
‘……什麽!你們，最虔誠的民族中的一個成員，竟然以一種輕鬆的、深信自己的科學教育的心情把那自遠古以來就根植於你們的人民心中的愛的真諦放棄掉!……而你們竟然悲哀深信那些暴力的擁護者、真理的敵人、先是理論的後為科學的奴隸——你們對歐洲老師們——所提供給你們的謊謬言論，鸚鵡學舌，深信不疑!
‘您說英國人之所以統治了印度，是因為印度沒有堅決地以武力抗暴?——可這並不表示印度人不相信武力!如果說英國人征服了印度人，那隻是因為印度人曾經承認過而且現在仍然承認暴力是他們的社會組織的根本原則；他們以這種原則的名義屈從於他們的各邦君主；他們以這種原則說服自己，向各邦君主，向歐洲人，向美國人進行過鬥爭……一家商行——隻有三萬人，而且可以說是軟弱的人，——竟然奴役了一個有著兩億人的民族!把這事說給一個沒有真知灼見的人聽聽看!他一定弄不明白這是什麽道理……現在的事實是，並不是英國人而是印度人自己奴役了印度人，這一點難道不是很清楚嗎?……
‘如果說印度人被暴力所征服，那是因為他們自己就是相信並依靠暴力來生活的，而且現在仍依靠暴力活著，並且還不接受適合於全人類的永恒的博愛。”
“但凡忙於追求他正擁有的東西而又不知自己已占有那東西的人是值得同情而愚昧的人!是的，但凡不了解自己周圍的愛並且是我給予他的愛之好處的人，是可憐的和愚昧的人!”（克裏希納語）
“人應以愛的態度生活，應以適合於自己心態並且含有不反抗與不參與暴力的原則的愛的態度生活。那麽，不僅一百來人無法征服一百萬人，甚而，幾百萬人也無法征服一個人。不要用暴力反抗惡行，也不要參與作惡，不要參與似乎合理的行政的、司法的、稅收的，尤其是軍隊的專製!——那麽，世界上沒有任何勢力，任何人能夠征服你的!”
克裏希納的一段話結束了（如同開頭一樣）下麵是俄國教導印度的不抵抗的宣道：
“孩子們，要把你們那被蒙住的眼睛往更高處看，一個充滿著歡樂與愛的新世界將在你們的麵前出現，那是一個理性的、被‘我的智慧’創造的世界，是唯一的真實世界。那麽，你們將會知道愛使你們變成了什麽，愛給予了你們什麽，以及它要求你們的是什麽。”
這封信轉落到一位年輕的印度人手中，他正在南非約翰內斯堡當律師，他就是甘地。他被這封信深深地打動。1901年底左右，他給托爾斯泰寫信。他告訴托爾斯泰，十多年來，自己一直在托爾斯泰的福音精神感召下，領導著為印度的犧牲運動。他請求托爾斯泰允許他把他寫給C.R.達斯的信譯成印度文。
托爾斯泰對甘地的“以溫和抗強暴、以謙卑的愛抗傲慢的暴力之戰鬥”表示了兄弟般的祝福。他閱讀了甘地寄給他的《印度自治》的英譯本；他立即領悟到這種宗教的和社會的經驗結合的全部重要性：
“您所研究的‘消極抵抗’的問題，具有著人類最高價值，不僅是對於印度，而且是對於全人類。”
他讀了約瑟夫·J·多克撰寫的《甘地傳》，激動不已。盡管有病，他還是給他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短信（1910年5月8日）。而當他感覺好點兒了之後，他於1910年9月7日，從科茨謝蒂，——他離家出走並客死他鄉前的一個月——給他寫了一封很重要的信，盡管這封信很長，我還是要在本文後麵幾乎全文照轉。在以後的人看來，它現在是而且將來也仍將是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的福音書和精神遺囑。在南非的印度人於1914年把它在《印度評論》的黃金版上發表了，該雜誌是旨在宣傳在南非的消極抵抗運動的。它與他們的事業聯係在了一起，同不抵抗主義的第一次政治性成功聯係在了一起。
就在此時，歐洲爆發了1914年的大戰，人們在相互廝殺，這反差簡直令人發指。
但是，當暴風雨過去，當狂野的喧囂逐漸平息，人們在一片茫然廢墟上又聽見了甘地那純潔而堅定的聲音發出的如雲雀般的明亮歌唱。這聲音更清亮更悅耳，這聲調重新唱出托爾斯泰的那句偉大的話語，唱出了一個新人類希望的頌歌。
羅曼·羅蘭
192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