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爾斯泰的周圍，其精神革命並未被人理解；這革命使其家人受牽連。托爾斯泰伯爵夫人早就在憂慮不安地觀察著一個人徒勞抗爭的一種病症的發展。自1874年起，她便因見其丈夫為學校的努力而氣忿不已。
“這啟蒙讀本，這算術，這文法，我不重視，我對它們不感到興趣。”
當他用宗教考量教育學時，情況就非常不同了。伯爵夫人對托爾斯泰新理念最初的傾訴非常敏感，以致當他在信中說到上帝時帶著歉意：
“提到上帝，你別像以往那樣生氣發火；我無法避開他，原因是那就是我的思想之基礎。”
伯爵夫人的信仰無疑是真誠的；她盡力地掩飾自己的不滿並不安地觀察著自己的丈夫：
“他的眼神很怪，直勾勾的。沒有話語。他似乎脫離這個世界。”
她想他是生病了：
“據列夫自己說，他這是在工作。唉!那不過是一些泛泛的宗教論述。這工作弄得他頭疼不已，而這一切隻是為了表明教會與福音書不一致。在俄羅斯頂多隻有十來個人對這個感興趣。但是，毫無辦法。我隻希望一件事：就象疾病一樣結束吧。”
但病一點也未好轉。夫妻間的關係漸漸緊張。他倆原本相親相愛，相敬如賓；此時卻無法相互理解。他倆都在盡力地互相讓步，但這卻像以往那樣，讓步變成了新痛苦。托爾斯泰不情願地跟著家人們來到莫斯科。他在《日記》中寫道：
“生平難熬的一個月。滯留莫斯科。大家都冷靜下來了。到底何時開始生活呢?這一切並非生活，而是別人都在這麽做!不幸的人們!……”（1881年10月5日）
在這同樣的時日裏，伯爵夫人寫道：
“莫斯科。到明天，我們住了滿一個月了。剛來時，我每天哭泣，因為列夫不僅憂慮，而且頹喪。他寢食不安，有時還在哭泣；我覺得我快要崩潰了。”（1884年10月14日）。
他們隻好彼此分開一段時間。他倆決定痛苦而互致歉意。他倆相愛一如既往!……他寫信給她說：
“你說：‘我愛你，可你並不需要我的愛。’不，那是我所需要的惟一……你的愛比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更令我快樂。”
但是，一旦二人再次聚首，又開始格格不入了。伯爵夫人無法接受托爾斯泰的那種宗教執著，這執著促使他向一個猶太教教士學習希伯來語。
“他對其它失去了興趣。他在努力去幹一些沒有意義的蠢事。我不能裝作高興。”（1882年3月）
她於是寫信說：
“你的精力耗費在去劈柴，燒水，縫靴，我為你傷心落淚。”
她又象一個溫情的母親，對自己有點瘋癲的孩子，嘲弄她說道：
“‘孩子愛怎麽玩沒有不對，隻要不哭就行了。’一想到這句俄羅斯諺語我就平靜下來了。”（1884年10月23日）
但這封信怎能寄出，因為她想像得出讀到這一段話時，他那孩子般的眼睛會被這嘲諷的口吻弄得很憂傷；於是，她又把信拆開，懷著親情寫道：
“猛然間，你清晰地顯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心中對你的別樣的柔情!你身上有著某種那麽乖巧，那麽善良，那麽天真，那麽執著的東西，這一切被一種同情且透澈的目光照耀著……獨一無二的你。”
就這樣，本是相愛的人兒，不斷地被給對方造成的折磨，苦惱著。這是一種消沉的境況，拖了將近三十年，隻有當垂死的老李爾王在迷惑之時逃往大草原時才告平息。
大家忽略了《我們該怎麽做?》末尾的那段對婦女們的熱烈呼喊。——托爾斯泰反對當代的女權主義。但是，對於他稱之為“賢妻良母”通達人生的女人，他卻虔誠的崇敬；他對她們的喜怒哀樂，對她們的養育之恩，對她們那沒有歇息的歲月，對她們那不圖回報的瑣碎費心的勞動，對她們幹完活輕鬆的滿心歡喜，加力讚頌。
他勾勒出一位勇敢的妻子，一位賢助女人的肖像。她知道，“默默奉獻著不求回報才是女人的天職”。
“這樣的女人從不慫恿其丈夫去幹虛假欺瞞、那類占有別人勞動的事情，而且還深惡痛絕地對待這種可能影響自己孩子的活動。她將要求自己的伴侶去幹真正的工作，去幹不怕付出、不怕危險的工作……她知道孩子們——下一代——是生來對人類創造聖潔的典範，而她活著心甘情願為這一神聖事業服務。她將在自己的孩子們和丈夫心中開發這種犧牲精神……統治著男人們並充當引導者的就是這種女人……啊，賢妻良母!人類的命運將掌握在你們的手中!”
這呼喚完美貞德的聲音……它會沒人聽見嗎?……
幾年之後，這最後的希望破滅了：
“你們也許不會相信的；現在我有多麽地孤獨，真實的我被我周圍的人輕蔑到何種程度。”（《致友人書》1895年）
如果連最愛他的人都這麽不了解他的思想變化的偉大，那我們怎能企盼其他人對他有更深入的了解，有更大的尊敬了。
托爾斯泰對出於那種謙卑的基督教精神而非對他感情有所認同而堅持與之重歸於好的，他就常常嘲諷地說：“我非常替托爾斯泰抱屈，不過，正如法國人所說，滅跳蚤的方法因心不同。”
幾年後，將死的屠格涅夫給托爾斯泰寫了那封著名的信，他在信中懇求他的“朋友，俄羅斯大地的偉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學上來”。
歐洲的所有藝術家都與將死的屠格涅夫有著同樣的心情。歐仁·邁希奧爾·德·沃居埃在1886年撰寫的《托爾斯泰研究》一書的未尾，捧著托爾斯泰身著農民服裝手拿縫靴錐子的一幅肖像，向他雄辯地疾呼：
“傑作的巨匠，我不認為那是您的工具!……我們的工具是筆；應投向人類靈魂的沃土，它也應嗬護和灌溉的。請允許我向您提及莫斯科的第一個印刷工，當人們讓他像一個俄羅斯農民一樣地去犁地時，他大聲呼喊道：‘我不是幹播撒麥種的，我是在全世界播撒智慧種子的。’”
好像托爾斯泰就要放棄其思想種子播撒者的角色似的!
……在《我們信仰的寄托》的末尾，他寫道：
“我認為我的生命、理智之光，是專門為普照眾人才具有的。我認為我對真理的認識能力是為此目的而賦予我，這才智是火，且隻有在燃燒時才是火。而我生命的惟一意義就是活在我內心的這種光明之中，就在於把這光明高高舉起，使人們都能看到。”
但這光明，這“隻有燃燒時才是火的火，令大多數藝術家惴惴不安。他們自作聰明地預見藝術會被第一個燒毀。他們以為整個藝術都受到了毀滅，而托爾斯泰則應像普洛斯帕羅一樣，永遠折斷他那根創造幻想的魔棒。
這真是荒謬至極；我想表明，托爾斯泰非但沒有破壞藝術，反而在藝術中激起了陣陣漣漪，而他的宗教信仰非但沒有撲滅他的藝術光華，反而使他的這種才華得以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