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向善，愛自由高於一切。
就是為了禦座，也絕不背叛真理。”
——貝多芬
（1792年手冊）
他粗壯矮小，一副運動員的健壯骨架。一張土紅色的臉龐非常開闊，隻是到了垂垂老矣，臉色由此變得蠟黃、病態，尤其是冬季，當他遠離田野幽居室內的時候。他額頭突起、寬大。烏黑的頭發，極為濃密，似乎梳子都不能通過，毛戧立著，似“墨杜薩頭上的蛇”。閃爍的雙眼透著一種神奇的力量，使每一個麵對它的人都為之震懾；但大多數人都會看不到其細微差異。由於兩隻眼睛在一張褐色悲壯的臉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們通常都感覺眼睛是黑的；事實不是黑的，而是藍灰色的。這兩隻極小而又凹陷的眼珠在興奮或憤恨時會瞬間變大，在眼眶裏轉動，反映出它們蘊含著一種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來。它們常常用一抹憂愁的目光望著天空。寬大短方的鼻頭，一張獅麵臉。嘴細膩，但下唇趨向前超出上唇。牙床可怕至極，如同連核桃都能咬碎似的。右下頦有一個深深的酒窩，使臉看起來極其地不平衡。莫舍勒斯說：“他笑起來很甜，說話時，常顯露出一種可愛而鼓舞人的神情。與之相反，他的笑卻是不正常的、粗野的、難看的，而且笑聲轉瞬即失。”——那是一個不喜歡快活的人的笑。他的表情一貫是陰鬱的，是“一種難以驅除的憂傷”。1825年，雷斯塔伯說看見“他溫柔的眼睛及其裂肺的痛苦”時，需要竭盡全力來控製住流淚。一年後，布勞恩·馮、布勞恩塔爾在一家小酒店碰見他時，他正抽著一支長煙鬥，坐在一個角落裏，雙目緊閉，仿佛死神在與他握手，他的狀態越來越是如此。有個朋友與他搭言，他淒涼地微微一笑，從口袋裏摸出一個小小的談話本，並用其聾子常有的尖聲告訴對方，讓其把要求寫在本上。——他的臉色變化無常，或是突然有靈感出現，若是在街上，會使行人大驚失色，或是他正在彈琴被人撞見的時候，“麵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變得分外地嚇人；嘴唇發抖；一副被自己召來的魔鬼降伏的巫師的神態。”那形象如同莎士比亞作品中的人物。尤利烏斯·貝內迪克特說：“像李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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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馮·貝多芬於1770年12月16日生於科隆附近的波恩的一所可憐的破屋的閣樓上。他祖籍弗朗德勒。其父是個男高音歌手無才華而又酗酒。母親是個女傭，身為一廚師的女兒，第一次嫁給一個男仆，喪夫後改嫁貝多芬的父親。
淒苦的童年，得不到家庭溫馨的嗬護，一切都難以與莫紮特相提並論。自一開始起，他的人生就如同一場淒慘而殘暴的戰鬥。他父親依靠他的音樂天賦，把他吹噓得如同一個神童。四歲時，父親就把他一連幾個小時地釘在羽管鍵琴前，或給他一把小提琴，把他關在房間裏，壓得他非常窒息。他幾乎因此而永遠與手術為敵。父親必須使用暴力才能使貝多芬學習音樂。年少時的他就得為物質生活而費盡心思，想法掙錢吃飯，為過早的重擔而愁煩。十一歲時，他進了劇院樂團；十三歲時，他當了管風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敬愛的母親。“對我來說，她是那麽善良，那麽值得尊重，我的最好的朋友!啊，當我會喊‘媽媽’這個甜蜜的字眼，而她又能聽見的時候，還有誰比我更幸福呀?”她因肺結核而死；貝多芬感覺自己也染上了同一種病；他已常常覺得不適；再加上比病痛更加殘酷的憂鬱。十七歲時，他挑起了全家的重擔，擔負起對兩個弟弟的教育責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親退休，後者已無力支撐門戶。人家把父親的養老金都交給了兒子，免得他亂花。這些悲慘的往事在他心中留下了一個難以磨滅的烙印。他在波恩的一家人家找到了一個親切的依靠，那是他永遠感到彌足珍貴的布勒寧一家。可愛的埃萊奧諾雷·德·布勒寧小他兩歲。他教她音樂，並引導她走向詩歌。她是他童年的夥伴，因此二人之間似乎產生了一種非常綿軟的情誼。埃萊奧諾雷後來嫁給了韋格勒醫生，後者與貝多芬也是好友；直到最後，他們之間都一直保持著一種恬靜的友情，韋格勒和埃萊奧諾雷與貝多芬之間的書信就是見證。當三個人都垂垂老矣時，友情更加地感人，而且心靈仍如從前一樣的年輕。
盡管貝多芬的童年是非常淒涼的，但他對童年，對童年呆過的地方，始終保持著一種溫馨而淒涼的回憶。他於無奈中離開波恩，前往維也納，幾乎在此度過了他整個一生，在大都市維也納及其鬱悶的近郊，他從未忘懷過萊茵河穀以及他莊嚴地稱之為“我們的父親河萊茵河”的萊茵河，它的確是那麽地活躍，幾乎滲透了人性，仿佛一個巨大的靈魂，聚集的思想和力量在河裏流過，沒有任何地方比親切的波恩更加地耀眼，更加地威武，更加地溫柔，萊茵河以它那既溫柔又澎湃的河水滋潤著它綠樹濃蔭、鮮花滿地的堤坡。在這裏，貝多芬度過了他的頭二十年；在這裏，他形成了少年的心靈之夢，——那一片片的草原好似懶洋洋地漂浮在水麵上，霧氣籠罩著的白楊、矮樹叢和垂柳以及果樹，都把它們的根浸在平靜而湍急的水流中，——還有那些村莊、教堂、甚至墓地，都睜著好奇的眼睛懶洋洋地俯瞰著河岸，——而在遠處，泛藍的七峰山在天穹裏繪出模糊的身影，已成廢墟的古堡矗立在山上，顯現著瘦削而古怪的輪廓。對於這片土地，他的心永遠地深愛著它；直到生命的最終，他仍夢想著再看它一眼，但終究未能如願。“我的祖國，我美麗的出生地，在我眼裏，始終與我離開它時一樣地美麗，一樣地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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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爆發了；它開始席卷歐洲；它添滿了貝多芬的心。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中心。貝多芬於1789年5月14日注冊入學；他聽未來的下萊茵州檢察官、著名的厄洛熱·施奈德教授在該校上的德國文學課。當攻克巴斯底獄的消息傳到波恩時，施奈德在課堂上朗誦了一首**昂然的詩，點燃了同學們的熱情。第二年，他發表了一個革命詩集。在預訂者的名單中，就能找到貝多芬和布勒寧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戰爭已經逼近，貝多芬離開了波恩。他前往德意誌的音樂之都維也納定居下來。路上，他碰到向法國進軍的黑森軍隊。想必他的愛國之情又油然而生。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裏貝格的戰鬥詩篇譜寫成曲：一首歌《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們是偉大的德意誌人民》。但他想歌頌大革命的敵人簡直是白費心機：大革命已征服世界，也把貝多芬征服了。自1798年起，盡管奧地利和法國的關係僵硬，但貝多芬仍同法國人、同使館、同剛到維也納的貝爾納多特將軍交往甚密。在互動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益加堅定，而且人們也能夠在他以後的歲月中看到，這種情感得到了強有力的發展。
這一時期，施坦豪澤為他做的一張畫像，較完全地表現了他當時的體貌。與他後來的畫像相比較，這幅畫像與蓋蘭的波拿巴畫像是具有區別的，那是一張嚴峻的臉，衍射著野心勃勃的烈焰。畫中的他顯得年輕，瘦瘦的、筆挺的、高領口使他顯得僵直，且目光不屑和緊張。他清楚自身的價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筆記裏寫道：“勇敢不屈!盡管身體羸弱，但我的天才將會必勝的……二十五歲!這不已經來臨嗎!我二十五歲了……人必須在這一年讓自己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說他目中無人，舉止粗俗，陰鬱，說話時帶有濃厚的外地口音。但是，惟有幾個密友了解他被這種傲然的笨拙所覆蓋的善良心地。他在給韋格勒寫信時，第一個念頭便是：“譬如說，我看見一個朋友囊中羞澀，若是我的經濟能力不能使我馬上接濟他的話，我就隻要坐到書桌前，一會兒工夫，我就使他遠離了困境……你看這有多美。”在稍遠處，他又寫道：“我的藝術應該為窮人們的利益謀幸福。”
苦痛已經叩開了他的門；它纏住了他，不再離去。在1796年到1800年之間，疾病重新開始嚴重起來。耳朵嗡嗡直響且晝夜不停；而內髒的痛苦更讓他難以承受。他的聽力越來越差。有好幾年工夫，他都沒把這事透露給任何人，就連他最親愛的朋友；他總躲著別人，免得自己的殘疾被人知曉；他獨自承受著這個可怕的秘密。但是，到1801年時，他實在難以隱瞞了；他絕望地告訴了他的朋友中的兩位：韋格勒醫生和阿曼達牧師：
“我親愛的、我善良的、我真摯的阿曼達……我多麽渴望你能經常陪伴在我的身邊啊!你的貝多芬真的太苦痛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重要的部位，我的聽力，大大地下降了。我和你在一起的那一段時間，我就已經感覺到一些症狀了，但我從未談起；而此後，就越來越糟糕了……我還有希望嗎?我當然是充滿幻想的，但希望渺茫；這樣的一些疾病是最無法醫治的。我隻能悲慘地生活著，躲開所有的我喜愛和對我彌足珍貴的一切，而在一個又是如此悲慘、如此自私的世界裏!……我隱藏著自己在淒慘地聽天由命!無疑，我曾考慮要戰勝這些災禍；但這又怎麽可能呢?……”
他在給韋格勒的信中說：“……我在過著一種悲涼的生活。兩年來，我一人獨處，因為我無法與人交談：我是個聾子。如果我從事別的什麽職業，這尚有可能；但在我這一行裏，這種情況卻非常可怕。我的眾多仇敵們，他們對此會有什麽反應!……在劇院裏，我得坐得特別靠近樂隊才行，否則聽不見演員說什麽。我如果坐得稍微遠一點的話，就連樂器和歌聲的高音都聽不到……我幾乎聽不見別人輕聲說話，但是別人大聲喊叫時，我又難以忍受……我時刻詛咒自己的一生……普魯塔克引導我聽天由命。但如果可能的話，我卻想挑戰命運；但是，在我一生中的這一段時間，我是上帝最可憐的造物……聽天由命!這種隱忍是如此悲慘啊!然而，這卻是我所僅有的惟一的路!”
這種悲劇式的愁苦在這一時期的一些作品中體現出來，如作品第十三號的《悲愴奏鳴曲》（1799年），作品第十號的鋼琴曲《第三奏鳴曲》的廣板（1798年）表現得比較嚴重。奇怪的是並非所有的作品都表現出這種愁苦，還有許多作品，諸如歡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響樂》（1800年）等，都散發著一種年輕人的全心的歡樂。必須得有一段時間才能讓心靈學會忍受痛苦。心靈太渴望歡樂，所以當它得不到時，它就得自己製造歡樂。當麵對太殘酷的“現在”時候，它就必須回到“過去”生活。過去的幸福時光仍留下些許的記憶；它們的光芒在未來的時間裏仍將長久地照耀著。在維也納孤單獨旅的貝多芬，常沉浸於對故鄉的憶想之中；他的每一根神經都裝滿對故鄉的思念。以變奏曲出現的《七重奏》中行板的主題就是一支萊茵歌謠。《第一交響曲》也是對萊茵河的讚美，是青少年笑迎夢幻的詩歌。它是幸福的，慵懶的；人們在其中可以體味出取悅於人的那種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裏，在某些低音樂器的明暗對比裏，在荒誕的諧謔曲裏，人們十分興奮地發現未來天才的目光顯露在那青春的麵龐上。那是波提切利在《聖家庭》中所畫的嬰孩的眼睛，人們認為從中已經可以看出很快就要降臨的悲劇了。
既要忍受這些肉體的痛苦，還要麵對另一種苦痛。韋格勒說他總是見貝多芬熱情強烈。這些愛情似乎總是潔白無邪的，**和歡娛如兩條平行線。人們今天將二者混為一談，那證明大多數人愚味無知，不懂得**及其難求。貝多芬在心靈中信仰某種清教徒的東西；他厭惡粗俗的談論和思想；對待神聖的愛情他是一絲不苟的。據說他不能原諒莫紮特，因為後者糟蹋自己的才華去寫《堂·璜》。他的摯友辛德勒鄭重地說，“他的一生都充滿一種童貞，從未因任何脆弱而責備自己的。”這樣的一個人注定受愛情的欺騙，是愛情的受害者，他就是如此。他一次又一次地癡情地去戀愛，也一次又一次地追逐著幸福，但幸福一旦失去，隨即便是痛苦的深淵。隻有在那種愛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搜索貝多芬最豐富的靈感的泉源，直到他到了激昂的性格隱忍於悲苦之中的年歲為止。
1801年，他**的對象好像是朱麗埃塔·居奇亞迪，他把他那名為《月光奏鳴曲》的著名佳作（第二十七號之二1802年）題獻給了她。他寫給韋格勒的信中說：“我現在的生活方式非常溫馨，並且也在與人廣泛地接觸……這一變化源於一位親愛的姑娘的魅力；她愛我，我也愛她。這是我兩年來所擁有的初次幸福時光。”他為此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首先，這段愛情使他為自己的殘疾倍感痛苦，還有使他痛苦的是不可能娶這個他所愛的女子的艱難境況。再者，朱麗埃塔**、稚氣、自私；她使貝多芬受盡折磨，而且，1803年11月，她嫁給了加倫貝格伯爵。這類**摧殘著心靈；而像貝多芬那樣，已經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心靈，再加上這類**摧殘，心靈差不多要毀滅了。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時刻。他經曆了一場絕望的危機，我們從他的一封信中可以了解到這一點，那是他那時寫給兩個弟弟卡爾和約翰的遺囑，上麵標注有“待我死後方可拆閱並執行”的字樣。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聽見這種呐喊讓人難以禁止住悲傷。他幾近想了結自己的生命了。隻是他那堅韌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後希望破滅了。“我再也沒有了支撐著我那崇高的勇氣。噢，主啊，給我一天，僅僅一天的真正歡樂吧!我已好長時間沒有聽到那歡樂深邃的聲音了!在何時，啊!我的上帝，在何時我再能見到它啊?……永遠也見不到?——不，這太殘忍了!”
這是一種臨別世界的悲鳴；但是，貝多芬的生命又延長了二十五年。他那堅強的性格不可能向挫折低頭。“我的體力與以往相比隨著智力的發展而更加地增強……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覺到它了——才剛剛開始。我每天都在向我窺見而又不能確定的目標靠近……啊!如果我能遠離這病魔，我將擁抱世界!……沒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什麽是休息；可我挺不幸的，不得不比以前花更多的時間睡覺。隻要我能驅除我病魔的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將忍受不了病痛了。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將無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麽地美妙啊!”
這愛情、這痛楚、這意誌、這沮喪和傲岸的交替，還有這些內心的悲痛，都體現在1802年所寫的偉大的作品之中：附有《葬禮進行曲》的《奏鳴曲》（作品第二十六號）；稱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鳴曲》（作品第二十七號）；《第二奏鳴曲》（作品第三十一號），包括仿佛一場雄偉和哀婉的獨白的戲劇化的吟誦；題獻給亞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鳴曲（作品第三十號）；《克勒策奏鳴曲》（作品第四十七號）；根據格萊爾的詞改編的六支雄渾悲壯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號）。1803年的《第二交響曲》大部分地反映的是他少年時的愛情：可以感覺得到，他的意誌在左右著大部分。一種無法抗禦之力把他那陰鬱的思想驅除得幹幹淨淨。生命的沸騰奏響了音樂的終曲。貝多芬渴望幸福；他始終相信自己的不幸是可以醫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愛情；他充滿著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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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好幾部作品中，人們所為之震撼的是進行曲和戰鬥曲節奏的強烈和緊湊。最突出的是在《第二交響曲》的快板和終曲中，特別是在獻給亞曆山大大帝的奏鳴曲的第一章中，益發地鮮明。這種音樂所顯示出的英雄氣概使人聯想到產生它的那個時代。大革命正在抵達維也納，貝多芬為它所燃燒。賽弗裏德騎士說道：“他在親朋好友中間積極談論政局，他用鮮有的聰穎、清晰明確的目光評判著。”他所有的感情都是革命思想。他晚年時對他最了解的朋友辛德勒說：“他喜歡共和原則。他支持無限製的自由和民族的獨立……他希望大家攜手並肩創建共和的政府……他希望在法國舉行全民選舉，希望波拿巴能把它搞起來，從而為人類的幸福奠定好的基礎。”他如同革命的古羅馬人，思想受著普魯塔克的熏陶，夢想著一個由凱旋之神——法國的第一執政——創製的英雄共和國，於是他接連不斷地寫出了《英雄交響曲：波拿巴》（1804年）、《帝國的史詩》和《第五交響曲》的終曲，《光榮的史詩》。第一首真正的革命樂曲——時代之魂——在其中再現了，事件如此巨大，但在偉大的孤獨的心靈中顯得極其地衝擊和單純，雖然他也沒有減弱對現實的接觸。在其中顯現著貝多芬的麵容，帶著這些史詩般戰爭的痕跡。在他這一時期的作品中，處處都跳躍著它們的蹤影，也許他本人並不知曉：在《科裏奧蘭序曲》（1807年）中，暴風雨在高叫；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號）中，其第一章就有許多與這個序曲相似的地方；在俾斯麥談到的《熱情奏鳴曲》（作品第五十七號，1804年）中同樣如此，俾斯麥說：“若是我經常聽它，我會永遠堅強果斷的。”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調鋼琴協奏曲》（作品第七十三號，1809年），甚至技巧的炫耀都是壯烈的，如同奔騰的千軍萬馬。——這又何許感到驚疑呢?貝多芬在寫與一位英雄之死有關聯的《葬禮曲》（作品第二十六號）時，比《英雄交響曲》中的英雄倍加值得稱讚的將軍霍赫即將戰死在萊茵河畔，其紀念碑卻仍在科布倫茲和波恩之間的一座小山丘上矗立著——貝多芬就是在維也納見證了兩次革命的勝利。1805年11月，《菲岱裏奧》首演時，法國的軍官都前往觀賞。家住在洛布科維茲的巴斯底獄的攻克者於蘭將軍是貝多芬的朋友和保護人，貝多芬把自己的《英雄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題獻給了他。1809年5月10日，拿破侖進入了舍恩布倫。不久，貝多芬就對法國的征服者們發起了仇恨。但他還是能更多地感受到法國人的史詩般的狂熱；若是不能像他一樣地去感受這種狂熱的人就不能十分地明白他的這種行動與勝利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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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突然中止他的《第五交響曲》，一改習慣的手法，一鼓作氣寫出了《第四交響曲》。幸福在他麵前招手。1806年5月，他與泰蕾茲·德·布倫威克訂了婚。她對他的愛已經好長時間了，——自從貝多芬來維也納的最初的日子裏，那時她還是個小姑娘（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從跟著貝多芬學習鋼琴時就萌發了對他的愛。
1806年，貝多芬與兄妹倆在匈牙利的馬爾車瓦薩家裏做客，他們的愛情在那裏誕生了。他對那些幸福時光的回憶體現在泰蕾茲·德·布倫威克的一些敘述中。她說道：“在一個星期天的晚餐後，月光溶溶，貝多芬坐在鋼琴前，他先是用手平撫了一遍琴鍵。對於他的這一習慣弗朗索瓦和我都了解。他總是在這個動作之後再開始彈奏的。然後，他在低音部敲了幾個和音；接著，他舒緩地帶著一種神秘的莊重的神情，彈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把心獻給我，先無聲地相傳；我倆心靈相通，不要告知別人’。”
“我母親和教士都進入了夢鄉；我哥哥睆目遠望；而我，完全溶解在他的歌聲和目光中，感到生活無比的幸福。第二天早上，我們在花園中碰麵。他告知我說：‘我正在寫一部歌劇。我心中的那個主角，就在我麵前，不論我身在何處，不論我在何處停留。我從未達到過如此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如此的光明、純潔、明亮。在這之前，我就象童話中的那個孩子，隻知撿石子玩，對路上盛開著的鮮花視而不見……’1806年5月，在得到我親愛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後，我和他訂親了。”
這一年完成的《第四交響曲》創作象是一朵盛開的鮮花，蘊藏了他一生中的這些平靜歲月的精華。人們從中準確地發現，貝多芬那時正在努力地把自己的才華與廣大群眾在前輩們所傳下來的形式中認同的東西協調一致。愛情的力量使他的行為和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賽弗裏德和格裏爾巴澤說，他興趣廣泛，心情開朗，幽默風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禮，胸懷寬大注重儀表；他在迷惑他們，以致未能察覺他的重聽；他們說他身體善特良好，隻是有點近視而已。梅勒當時為他畫了一張肖像，其神態也是帶有一種浪漫的高雅、稍微有點的不自然。貝多芬希望世人喜歡，並且知道自己已獲取了歡心。獅子在戀愛：它把自己的爪子藏起來。但是，人們在他的眼睛裏，甚至在《第四交響曲》的夢幻和綿軟之中，仍感到那可怕的力量，那任性的脾氣，那慍怒的俏皮話。
這種深邃的平靜隻是短暫的；但是，愛情的溫馨影響卻一直延續到1810年。顯而易見，隻因為這一影響貝多芬才獲得自製力，使他的才華結出了最壯麗的果實，諸如：那古典悲劇《第五交響曲》；夏季的一天那神聖之夢——《田園交響曲》（1808年）；還有那《熱情奏鳴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亞的《暴風雨》的啟迪寫成的，他認為那是他作品中最強勁有力的奏鳴曲，是題獻給泰蕾茲的哥哥的，發表於1087年。他把充滿夢幻和暢想的奏鳴曲（作品第七十八號，1809年）題獻給了泰蕾茲。並將一封沒有日期的信，寫上“致永遠的愛人”，與《熱情奏鳴曲》一樣，表達了他熾熱的愛情：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有許許多多要對你說的話語，完完全全地把我的心填滿了……啊!不論我在什麽地方，你都近在我的身邊……當我想到我最新的消息無法在星期日之前讓你知曉時，我哭了。——我愛你，就像你愛我一樣，但我的愛更強烈……啊!上帝!——沒有你的日子裏，那是什麽樣的日子啊!——這麽地近，卻無限地遙遠……我的思緒湧向你——我永遠的至愛，那思緒有時是快樂的，剩餘的就是憂鬱了，在向命運發問，問它能否接受我們。——我隻能同你在一起才能活，否則我就活不成……另外的女人絕不會走進我的心中，絕不會!——絕不會!——噢，上帝!為什麽相愛的人兒要分離?可是，我現時卻過著憂愁的日子。你的愛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又最不幸的男人。……稍安勿躁……安靜下來——愛我!——今日，——昨日，——多麽迫切的渴望、多少熱淚拋向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別了!——啊!繼續愛我吧，——永遠也別讓你親愛的人的心受到誤解。——永遠忠於你——永遠忠於我——永遠忠於我們。”
是某種神秘莫測的原因阻礙了這兩個相愛之人的幸福?——也許是沒有財產，條件的差異。也許貝多芬對於那份被迫的溫長等待，對讓他保持愛情的秘密屈辱而引起反抗。也許粗暴、染病、憤世的他在無意中也使他所愛的女人感到難過，而他也對此感到希望滅絕。——婚約毀了；然而雙方似乎都銘記著這段愛情。直到她生命的最終（她隻到1861年才去世），泰蕾茲·德·布倫威克仍愛著貝多芬。
1816年，貝多芬說：“每當我想起她時，我的心就如同初次見到她時激烈地跳動。”就在這一年，他創寫了六支樂曲，名為《獻給遙遠的愛人》（作品第九十八號），生動真切，感人深邃。他在筆記中寫道：“一見到這個可心的人兒，我便心情激**，然而她並不在這兒，不在我的身邊!”泰蕾茲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給貝多芬，並題獻雲：“送給奇有的天才，偉大的藝術家，善良的人。泰·布贈。”在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發現貝多芬孤身一人地抱著這幅肖像哭天抹地，並如習慣的那樣大聲說著：
“你如此美麗，又如此地偉大，宛如天使一般!”那位友人悄然離開，稍後重新返回，看見他坐在鋼琴前，便對他說道：“我的朋友，您今天的臉色非常和善。”貝多芬回答道：“那是因為我的天使來看望過我了。”——創傷是很根深蒂固的。他自言自語地說：“貝多芬是多麽可憐呀，在這個世界上你的幸福是不存在的。你的朋友隻有在理想的境界中才能找到。”
他在筆記中寫道：“屈服，深深地屈服於你的命運：你現在不再為自己而生存，隻能是為他人而生存；對於你而言，隻有在你的藝術中才有幸福了。啊，上帝，賜給我力量吧，讓我戰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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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把他拋棄了。1810年，他又孤單一人了；但是，光榮來到了，而且他感到渾身也充滿了力量。他正值壯年。他隨意地發泄著自己那暴躁和粗野的脾氣，對人言、習俗、社會等等一切都全然不顧。他有什麽可顧忌或敷衍的?愛情不再，雄心已無。唯有的就是他的力氣了，力的歡樂和消耗，幾乎是在濫用它的需要。“力量，那是起出於常人的人的精神!”他又開始衣衫不整了；他的行為舉止也不再如從前那樣有所收斂。他知道自己有權按自己的意願講話，甚至對崇高的人物。1812年7月17日，他寫道：“在我所承認的高貴的標誌中，也許就隻有善良了。”那時見過他的貝蒂娜·布倫塔諾說：“他對自己的力量的體味超過任何一個皇帝，任何一個國王。”她被他的威力所懾服。她在寫給歌德的信中說：“當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我覺得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貝多芬讓我忘記了世界，也讓我忘記了你，啊，歌德……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我覺得此人遠遠地走在當代文明的前麵。”
歌德想要同貝多芬成為朋友。在於1812年他倆在特普利茲的波希米亞浴場相見了，但卻難以打成一片。貝多芬對歌德的才華大加褒揚；但是，他過於自由、過於暴躁的性格，與歌德的性格難以共處，當然難免會傷害後者。他講述了他倆一起散步的情況：這位傲大的共和派把魏瑪大公的樞密參議教訓了一通，使後者永遠不原諒他的過失。
“君主們和親王們造就一些教授和機要參議並非難事；他們隻要把各種各樣的頭銜和勳章送給後者就可以了；但是對於造就偉大的人物和超脫於庸俗社會的心靈，他們是難以辦得到的；——而當像我和歌德這樣的人在一起時，這幫大人先生們應該感覺到我們的偉大。——昨天，在回去的途中，我們和全體皇族碰麵了。在很遠的地方就看見他們了。歌德便擺脫我的手臂，立於大路旁。我對他說了我想說的全部的話，卻是白費口舌，也未能讓他多走一步。於是，我使勁壓低帽子，扣上外套上的鈕扣，倒背著雙手，鑽進擁擠的人群中去。親王們和朝臣們排隊恭迎；太子魯道夫脫帽向我致敬；皇後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們與我都很熟悉。——我覺得很有意思地看著皇家車馬在歌德麵前經過。他在路邊站立著，身子彎得很低，帽子拿在手裏。事後，我劈頭蓋臉地把他狠狠地訓斥了一通……”
歌德對此也永遠記恨於我。
1812年，在特普利茲這一時期，貝多芬隻用了幾個月的工夫，就把《第七交響曲》和《第八交響曲》寫成了：前者是節奏的大祭樂，後者是幽默的交響曲，他在這兩部曲子流露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說，是最“放鬆”的，帶有歡樂和瘋狂的激越，出乎意料的對比，令人驚訝的、雄壯的機智，使歌德和澤爾特如巨人似的驚懼爆發，並在德國北方流傳說，《第七交響曲》是出自一個酒鬼之手。——不錯，是出自一個醉鬼之手，但他是陶醉於力的天才。
他自己也說：“我是個酒神為人類釀製玉液瓊漿。是我給人們精神上的神聖的癲狂。”
我不確定他是否如瓦格納所說，想在《第七交響曲》的末尾中描繪一個酒神慶祝會。在這首熱情昂揚的鄉村音樂中，我驚奇發現他那佛來米族的遺傳，同樣地，在以紀律和服從為天職的國家裏，他那肆無忌憚的所言所行，也是其本人血統的因素。在所有作品中，都找不到《第七交響曲》中蘊藏的那麽多的坦**、自由的力。這是一心為著娛樂而毫無目的地在耗費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條決堤之河的那種歡快。在《第八交響曲》中，力顯得沒那麽雄渾，但益發地奇特，益發具有人的特點，悲劇與鬧劇交錯，力士般的強健與孩童般的執拗合融在一起。
1814年，貝多芬達到極致巔峰的程度。在維也納大會上，人們把他作為歐洲之榮光。他主動地參加節日歡慶。親王們向他致敬，而他則如他向辛德勒所吹噓的那樣，高昂著頭顱地任由他們向自己獻媚取寵。
他為獨立戰爭而激動。1813年，他寫了一首《威靈頓之勝利交響曲》，而在1814年年初，他又寫了一個戰鬥合唱曲：《德意誌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在君王們麵前他指揮演奏了一支愛國主義歌曲：《光榮時刻》；而在1815年，因為攻陷巴黎他作了一個合唱曲：《大功告成》。這些即時之作比他其它所有音樂作品為他帶來了更響亮的聲譽。布萊休斯·赫弗爾以弗朗索瓦·勒特羅納的一張素描作參考而完成的木刻畫，以及1812年弗蘭茨·克萊恩在他臉上拓出的臉模，都把貝多芬在維也納大會期間的形象表現得生動逼真。這張緊咬著牙床的獅子臉、深印著憤怒和痛苦，麵部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意誌力，——一種拿破侖式的意誌力。此人在談到耶拿戰役之後的拿破侖時說道：“太失望，我對戰爭不像對音樂那樣運用自如!否則我將擊敗他!”
但是，這個世界卻沒有他的王國。如同他給弗朗索瓦·德·布倫威克寫的信中所說：“我的王國在天空中。”
*****
在這光輝的時刻之後卻是最悲慘的時期。
維也納從未喜歡過貝多芬。像他那種傲岸而無拘無束的天才，在瓦格納這座特別討厭輕俏浮華的城市裏是不可能討得別人歡心的。貝多芬總是尋找著任何可以離開它的機會；將近1808年，他急切地希望離開奧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亞國王熱羅姆·波拿巴的宮廷。但是，維也納的所有地方都跑躍著音樂的源泉；我們也必須坦誠地首肯，維也納似乎始終有著一些高雅的鑒賞家，能感覺出貝多芬的偉大，以免失去他而讓祖國蒙受的奇恥大辱。1809年，維也納的三位富有貴族——貝多芬的學生魯道夫大公、洛布科維茲親王和金斯基親王——許諾每年給他四千弗羅林，但條件心謗腹非是他不能離開奧地利。他們說：“由於一個人隻有在沒有生活所迫的情況之下才能忘我地投入自己的藝術，才能創作出閃耀藝術之榮光的那些壯觀的作品，所以我們決定用這種途徑使路德維希·馮·貝多芬擺脫可能阻礙其才華發展的物質障礙。”
不幸的是，承諾沒有完全兌現。這筆年金並未足額給付；很快就分文不給。自1814年維也納大會之後，貝多芬的性格發生了變化。社會開始輕藝術而厚政治，意大利風吹壞了音樂的意味，而時尚則完全傾向於羅西尼，把貝多芬看為迂腐之人。
貝多芬的朋友們和保護人們，或散或亡：金斯基親王在1812年逝世；裏希諾夫斯基親王死於1814年；洛布科維茲死於1816年。貝多芬曾為其題贈美妙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號）的拉美莫夫斯基，於 1815年2月舉行了自己的最後一場音樂會。1815年，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萊奧諾雷的哥哥斯特凡·馮·布羅伊寧翻了臉。從此，他獨來獨往。他在1816年的筆記中寫道：“我沒有一個朋友，我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耳朵已聽不到一點聲音。自1815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除了書寫交流外別無其它交往。最早的談話筆記是1816年的。對辛德勒關於1822年《菲岱裏奧》演奏會的那痛苦的敘述，所有人都已知曉。
“貝多芬要求指揮總排練……自第一幕的二部起，顯而易見，對於舞台上的演奏他一點也聽不到。他大大地滯後了演奏速度；當樂隊跟著他的指揮棒演奏時，而歌手們卻全然不顧地在超前。於是乎，一下子全沒有了頭緒。平常的那位樂隊指揮烏洛夫建議略休片刻，但並未說明原由；同歌手們交談了幾句之後，演奏重新開始。於是又出現了同樣的混亂。演奏必須再次停止。很顯然，貝多芬無法再繼續指揮演出了；但又如何同他講呢?沒有人忍心對他說：‘可憐的家夥，退下吧，你無法指揮了。’貝多芬焦急，煩躁，來回張望，努力地想從不同的表情中知曉是怎麽回事：但大家全都默然無語。突然，他厲聲喚我。當我來到他的身旁時，他把他的筆記本遞給我，示意我寫。我在上麵寫下了這樣的話語：‘我懇求您停止指揮吧；回去後我會告知您理由。’他猛地一下跳到下麵，衝我嚷叫道：‘咱們快走!’他一口氣跑回家來；一進門，他就跌坐在沙發上，全身癱軟雙手掩麵；他就這樣一直呆到吃飯。飯桌上，沒法讓他說一句話：一副痛苦不堪、沒有一點鬥誌的樣子。晚飯後，當我起身欲離開時，他挽留我，向我示意不願一個人呆著。我倆分別時，他求我陪他去看那位在治耳疾方麵久負盛名的醫生……在我同貝多芬的整個交往中，這十一日的這一天是我見到最致命的一天。他的心靈所受的打擊，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被這個可怕場麵的陰影所籠罩。”
兩年後，1824年5月7日，在指揮（或者不如按節目單上所說，“參與音樂會的指揮”）時，他壓根兒就沒有聽見全場向他發出的一片喝彩聲；直到女歌手中的一位拉著他的手，讓他麵對觀眾，他這才突然發現觀眾全體起立，揮舞著帽子，拍著手。——1825年一位美國旅行者羅素看見他彈過鋼琴，說當他想輕柔地彈奏時，琴鍵寂然無聲，在這靜寂之中看著他臉部激動的表情和那抽搐的手指，真令人無限傷感。
他把自己孤立了起來，離群索居，隻有從大自然中尋找一點慰藉。泰蕾茲·德·布倫威克說：“大自然是他惟一的知心朋友。”他把大自然當作避難所。1815年認識他的查理·納德說他從來沒見過有人如他那樣地對花草、雲彩、自然滿含熱情：他似乎依賴著大自然而生存。——貝多芬寫道：“世界上找不到像我一樣地喜愛田野的人……我對一棵樹勝過對一個人的喜愛……”——在維也納，他每天都沿著城牆遛一圈。在鄉間，他常獨自散步，從黎明到夜晚，光著腦袋，冒著烈日或風雨。“全能的主啊!——在樹林裏，我好快樂，——在樹林裏，我很快樂——每一棵樹都在將你的話語傳達。——上帝，多麽地燦爛!——在這些樹林裏，在這些山丘上，——一片寂靜，——為你效勞的寂靜。”
他精神上的焦慮從中找到了平靜。但金錢的憂煩把他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寫道：“我幾乎淪落到乞討的光景，可我還得裝出一副衣食無憂的神氣來。”另外，他還寫道：“在緊迫的情況下他完成了作品第一百零六號。為填飽肚子而創作真是苦不堪言。”施波爾說他經常無法出門，因為鞋子破了洞。他欠很多出版商的債，因為他的作品賣不出什麽錢來。《D大調彌撒曲》預訂時，隻有七個訂購者（可一個音樂家也沒有）。他的那些精品奏鳴曲，每一支曲子都花費了他三個月的心血，但每一曲僅僅能給他換回三四十個杜加。加利欽親王指名讓他創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也許是他的最好的一部的作品，仿佛以血和淚譜寫而成，但親王卻分文未給。在日常的窘境中，在連續不斷的官司裏（或因索取別人允諾給他的津貼，或因要履行對侄子——他兄弟在1815年由於肺結核死後留下的兒子——的監護權），貝多芬耗得精疲力盡了。
他把心中所消的溫情全都給予了這個孩子，他這樣做隻會給自己增受折磨。似乎有一種慈悲的境遇在絞盡腦汁地不斷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難，以便為他的才氣補充營養。——一開始，他必須同一個合格的母親又想奪走小查理的弟媳爭奪這個孩子。
他寫道：“啊，我的上帝，我的城垣，我的防衛，我惟一的安全地!我深刻了解了我的心靈深處，你明白我必須容忍那些想與我爭奪我的查理——我的寶貝的時候，我所承受的痛苦!聽聽我的呼喚吧，我不知該怎樣稱呼的上帝呀，我是你造物中最不幸的一個，請接受我強烈的祈禱吧!”
“啊，上帝!救救我吧!你看見我遭受到全人類的遺棄，因為我不願與不義答成和解!接受我的乞求吧，至少在未來的日子裏，讓我的查理能生活在我的身邊!……啊，殘酷的命運，無法抗爭的命運!不，不，我的不幸將永遠走不到盡頭!”
後來，這個被熾熱地愛著的侄子的表現辜負了其伯父對他的信賴。貝多芬給他的信充滿了痛苦和怒恨，就像米開朗琪羅寫給他的兄弟們的信，但更加地天真，更加地讓人心動：
“莫非我還得再一次得到最無恥的無情無義的回報嗎?好吧，如果要斷絕我們之間的關係的話，那就隨它去吧!任何公正的人知道之後都將會恨你的……如果你無法忍受我們生活在一起的約束，我以上帝的名義起誓，——但願一切都能按照上帝的意願行事!——把你交給我；隻要我所能做的我都做到；我無愧站在最高審判者的麵前了……”
“像你這樣被縱容壞了的孩子，想好好做個普通和真誠的人是不會有害處的；你對我的虛偽讓我的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我無法忘記……上帝為我作證，我隻渴望著讓你在千裏之外，遠離這可悲的小兄弟，遠離這醜惡的家庭……我無法再信任你了。”然後他簽了名：“不幸啊，你的父親，——也許最好，我不是你的父親。”
但他轉瞬又心軟了：
“我親愛的兒子!——一切都別說了，——到我的懷抱中來吧，這兒不存在一句惡言惡語……我將以同樣的愛接受你。關於你的將來如何安排，我們可以平和地談一談。——我以榮譽擔保，沒有任何責備的言辭!責備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給予你的隻有疼愛和最親切的幫助。——來吧——來到你父親那忠實的心坎裏。——貝多芬。——來吧，一接到信就馬上回家來。”（在信封背麵，他用法文寫道：“如果您不來，您必將把我逼上絕路。”）
他又請求說：“別撒謊，永遠做我最親愛的兒子!如果我相信你像人家所說的那樣，以虛偽來報答我的話，那樣多卑鄙啊!……別了，不曾給過你生命但卻肯定扶養過你，並為你的才智發展竭盡了心血的人，我以心底那高於父愛的情愛求你走上善良和正直的惟一的大道。你的忠誠的好父親。”
貝多芬本想把這個天資不錯的侄子引上大學之路，但在為他的未來做過各種各樣的規劃之後，隻好答應他去經商。但查理常去賭場，欠了一屁股的債。
由於一種比人們認為的還要常見的可悲的現象，伯父的偉大情操不但對侄子起不到任何幫助，反而有害於他，使他惱恨，促使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說的那句活現其可恥靈魂的可怕的話語：“我變得更糟糕了，因為我伯父要我上進。”1826年夏天，他竟然朝自己腦袋開了一槍。但他並沒有死，反倒是貝多芬為此差點兒送了命。他始終未能擺脫這個可怕的打擊。查理治愈了,他到其伯父臨終之時都沒有讓他安生過，而伯父之死，他或多或少也是有責任的；貝多芬臨死前，他都沒有在其身邊。——幾年前，貝多芬給他侄子寫信說：“上帝一直都在陪伴我。將來定會有人來為我送終的。”——但送終的卻不是他稱作“他的兒子”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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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憂傷的深淵底處，貝多芬開始頌揚歡樂了。
這是他畢生的規劃。自1793年，在波恩的時候，他心中就對此開始作打算。他一生都在準備歌頌歡樂，並以此作為他的大作中的一部終曲。整個一生，他都在研究歌頌的具體形式以及應該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一直都難以決斷。即使在《第九交響曲》中，他還是沒有下定決心。直到最後一刻，他還打算把《歡樂頌》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響曲裏去。應該注意《第九交響曲》並不是如大家所說的，題名為《合唱交響曲》，而是叫《以歡樂頌歌的合唱為終曲的交響曲》。《第九交響曲》可能差一點就有了另一種結尾。1823年7月，貝多芬還在想把它的終曲定為器樂曲，後來，他把這器樂曲用到第一百三十二號作品的那個四重奏裏去了。車爾尼和鬆萊特納甚至肯定地說，在演出（1824年5月）過後，貝多芬還在保留這一想法。
在一部交響曲中引入合唱在技術上有很大的困難，這從貝多芬的稿本上就有所發現，為了在作品的其它段落引進合唱，他作了多次的嚐試，想以別的方法來代替。在柔板的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寫道：“也許在這個地方合唱很合適。”但他無法狠下心來同他忠實的樂隊分手。他說：“當我突生一個念頭時，我就聽見一種樂器在彈奏它，卻從來沒聽到人的歌聲。”因此，他總是盡最大的努力讓聲部的使用靠扣；他甚至不僅把終曲的吟誦，而且把歡樂的主題全都交給器樂演奏。
必須更深一刻地去了解這些延後和猶豫：內中的原委更加地深刻。這個經常備受憂愁折磨的不幸者，自始至終都渴望著謳歌歡樂之美；而他卻年複一年地把這個任務延後，因為他不斷地被卷入**的漩渦，為憂愁所困擾。隻是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才滿足了自己的心願。那是抱有多麽偉大的精神的啊！
當歡樂的主題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樂隊突然中止；突然間，一片寂靜；這使得一種神秘和神聖的氣氛融入到歌唱之中。本該如此：這的確是個神明的主題。歡樂自天而降，被超自然的平靜包裹起來：它用舒緩的氣息安撫著痛苦；當它悄無聲息地流淌進康複的心靈之中時，一開始的接觸是特別地溫柔，於是就像貝多芬的那個朋友一樣，“若要看到他那雙溫柔的眼睛就很想流淚”。當主題隨後進入聲部時，起初表現的是低音部，帶著一種嚴肅而有點壓抑的情調。漸漸地，歡樂把人的心揪住了。這是一種征服，是在與痛苦作戰。然後是進行曲的節奏，浩浩****的大軍，那熱烈而急促的男高音，以及那些所有令人震顫的樂章，我們可以在其中感覺到貝多芬的氣息、他呼吸的節奏和受啟迪而發出的呼喊，使人看到他一邊穿越田野，一邊還在如癡如醉、激動狂放的作曲，猶如置身於雷雨之中老國王李爾。緊接著戰鬥的歡快的是宗教的陶醉；隨即又是神聖的狂歡，一種瘋狂的愛。整個人類全都像在伸開雙臂擁抱蒼穹，發出強烈的高呼，衝向前去迎接歡樂，把它緊緊地擁入懷中。
巨人的作品打倒了公眾的平庸。在一段時間震撼了維也納的輕浮；該城一直由羅西尼和意大利歌劇一統天下。鬱悶受辱的貝多芬準備到倫敦定居，並想在那兒演出《第九交響曲》。還是像1809年那樣，幾位尊貴的朋友又一次懇求他一定不能離開祖國。他們說：“我們知道您寫了一部新的聖樂曲，您在其中表達了您深刻的信念及由受啟迪而發出的那些情感。超自然之光深入您那偉大的心靈而照耀著它。另外，您的那些偉大的交響曲的桂冠上又擁有了一朵永不凋謝的鮮花……您最近幾年的與外界隔離讓所有曾把心思放在您身上的人感到心有所失。大家都痛苦地在想，當一種外國音樂在設法移植到自己的舞台，想把德國藝術作品搞到讓人們不聞不問的地步，而那位在人們心中擁有崇高地位的天才人物卻一語不發著……我們的民族渴求著一種新的生命，新的光耀，不顧當今時尚而重創一種真與美的時代，這一重任隻能您的雙肩才擔負得起……但願您能讓我們很快遂了心願……但願在您的天才滋潤下未來的春天為了我們，為了世界而益發地鮮花盛開!”這些言詞誠懇的信證明貝多芬在德國的精英們中間，無論在藝術上，還是在道德上，都擁有頗高的威望。他的崇拜者們為頌揚他的才華而所用的第一個詞兒，既非科學詞，也不是藝術詞，而是信念這兩個字。
這些話語深深地打動了貝多芬。他留在了自己的祖國。1824年5月7日，在維也納舉行了《D大調彌撒曲》和《第九交響曲》的首場演出。幾乎是盛況空前，非常成功。當貝多芬露麵時，觀眾們的掌聲經久不息，連續五次響起；在這講究禮儀的國家，即使皇族駕臨，一般的慣例也隻是鼓三次掌。演出之狂熱把警察都驚動了。交響曲引起了一陣狂熱的**，以至於許多人哭了起來。音樂會後，貝多芬由於過度激動而暈了過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他迷迷糊糊地和衣躺著；整夜水米未進，直持續到次日早晨。但這隻是轉瞬即逝的勝利，貝多芬沒有掙到一分錢。音樂會沒有給他帶回一個子兒，物質生活的窘迫沒有任何改觀。他貧病交加，孤立無援，——但他卻是個戰勝者：——戰勝了人類的平庸，戰勝了他自己命運，戰勝了他的苦痛。
“犧牲，永遠犧牲人生的愚鈍，為了你的藝術!上帝淩駕於一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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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終於抓住了他終生的目標。他抓住了歡樂。他能夠長久地保持著這控製著這暴風雨的心靈高峰嗎?——當然，他還會步入對往日的憂愁之中。當然，他最後的幾部四重奏裏全是怪異的陰影。但是，《第九交響曲》的勝利似乎在他身上留下了光榮的痕跡。他未來的計劃是：《第十交響曲》、《紀念巴赫的前奏曲》、為格裏爾巴澤的《曼呂西納》譜的曲子，為克爾納的《奧德賽》和歌德的《浮士德》譜寫的音樂，還有《大衛和保羅的聖經清唱劇》，都體現出他的思想向德國古代的大師們的極致的寧靜靠近：巴赫和亨德爾，——而且，更多地傾向於南方的明媚，傾向於法國南部或他夢想遊曆的那個意大利。
在1826年施皮勒大夫曾見過他，說他麵容變得紅光滿麵了。同一年，當格裏爾巴澤最後與他相見時，是貝多芬在鼓勵這位頹喪詩人重整旗鼓的。後者說：“啊!假若我能有您千分之一的力量和信念的話就好了!”時事艱難，反動的專製政治禁錮著人們的思想。格裏爾巴澤歎息道：“審查製度虐殺了我。如果你想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隻有到北美去。”但任何權勢是不能束縛住貝多芬的思想的。詩人庫夫納在寫給他的信中說：“文字被禁製住了；但幸運得是聲音還是自由的。”貝多芬是偉大的自由之聲，甚至是德國思想界惟一的自由之聲。他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總是說起他必須履行的職責，要依靠自己的藝術為“可憐的人類”、“將來的人類”而鬥爭，為人類造福，增長人類的勇氣，斥責人類的懦弱，讓人類不再沉睡。他在給其侄子的信中寫道：“我們的時代要求用堅強的心靈去激勵那些可悲的人們。”1827年，米勒醫生說：“貝多芬對政府、對警察、對貴族，總是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就是在公眾麵前也是一樣。警方知道這一點，但他們對他的批評和譏諷都能忍受，把它們視作無傷大雅的夢囈，因此也就對這位放射耀眼光芒的偉人不聞不問了。”
因此，沒有什麽能夠震懾住這個無法馴服的力量。現在，這力量似乎要把痛苦戲弄下丟了。在這最後的幾年裏，雖然創作條件艱難，但他所寫的音樂常常有著一種全新特點，即嘲諷的、傲然而歡快的蔑視。在他臨終前的四個月，1826年11月完成的最後一段，作品第一百三十號的四重奏的新的終曲，極其輕快。嚴格地說來，這不是普通人所擁有的那一種。時而是莫舍勒斯說的那種嬉笑怒罵，時而又是戰勝了很多苦痛之後的感人的微笑。總之他是戰勝者。他不相信死神。
但死神還是來了。1826年11月末，他著涼了，患了胸膜炎；當他在隆冬嚴寒為侄子的前程四處奔波歸來之後，他就在維也納病倒了。朋友們都離他很遠。他讓侄子替他去請醫生。據說這個無情無義的家夥竟然忘了，第三天後才想了起來。但是太遲了，而且醫生也很敷衍了事。三個月裏，他那運動員的體魄抗爭著病痛。1827年1月3日，他把他親愛的侄子立為正式繼承人。他記起了自己萊茵河畔的朋友們；他還給韋格勒寫信說：“……我多麽想與你一起聊聊!但我身體實在不行了。我所有的一切都不行了，隻能在心裏吻你和你的洛申。”多虧了幾位英國友人的慷慨解囊，才讓他在人生的最終時刻擺脫了窮困的陰影。他變得很溫順，從不煩躁。1827年2月17日，他經曆了三次手術，在將要進行第四次手術時，他躺在彌留的**平靜地寫道：“我耐心地在想：任何病痛都會陪伴著一些好處而來的。”
這個好處就是解脫，正如他閉上眼睛之前所說的“喜劇的終結”，——我們要說：是他一生悲劇的終結。
他在一場大雷雨——一場暴風雪——中，在轟隆隆的雷鳴中離開了這個世界。一個陌生人替他合上了眼睛（1827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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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貝多芬!有許多人謳歌他藝術上的偉大。但對他本人而言，既是音樂家中的第一人，又是當代藝術的最勇敢的力量。他是在受苦在奮鬥的人們的最偉大和最好的朋友。當我們麵對世界的劫難而憂傷的時候，他就是那個會跑到我們身邊來的人，如同坐在一位服喪的母親身邊，安靜無聲，在鋼琴上彈出一曲隱忍的衷曲，給那位哭泣的女人一份安慰。當我們同善與惡的庸俗進行了無休止的毫無用處的爭鬥而精疲力竭時，重新讓這片意誌和信仰的海洋中衝刷一下，那真是妙不可言。在他的身上迸發出的一種勇氣、一種鬥爭的幸福、一種感到與上帝同在的陶醉，把我們傳染了。好像在同大自然分分秒秒的溝通交融之中，他終於從裏麵汲取了雄厚的力。格裏爾巴澤讚賞貝多芬時顯示出了某種膽怯，他在談到他時說：“他一直走進了駭人的境界，藝術竟和野性與古怪的元素相互混合。”舒曼在談到《第五交響曲》時也說：“盡管我們總是不斷地聽到它，但它仍然對我們有著一種不變的威力，如同自然現象一樣，雖然一次一次地產生，但總是給我們恐懼和驚愕。”他的好友辛德勒說：“他抓獲了大自然的精神。”——這是真的：貝多芬是大自然的一股力；這股原始的力與大自然其他成分之間的那種交戰，便組成了荷馬史詩般的壯麗景觀。
他生命的都像是一個雷雨天。——一開始，是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僅有幾絲柔弱的輕風。但是，在靜止的空氣裏，卻滲透著一種看不見的威脅，一種沉重的預感。突然間，大片的烏雲卷過，雷聲轟鳴，靜寂中攙雜著駭人的聲音，一陣陣狂風怒號，《英雄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奏起。然而，白晝依然保持著那份清純。歡樂仍舊是歡樂；憂傷始終保留有一線希望。但是，1810年以後，心靈卻無法再保持平衡了。光線變得離奇古怪。一些最清晰的思想，在人們的眼裏如同一些在升騰水汽；它們散而複聚，把人們的心籠罩在淒慘而古怪的**中；樂思常常在霧氣中浮現一兩次之後，便全部消失；隻是到曲終之時，才在一陣狂飆之中再次出現。甚至連快樂也滲透著一種苦澀而狂野。所有的情感中都蘊藏著一種熱病、一種毒素。隨著夜幕的降臨，雷雨在蓄勢待發。隨即，沉重的雲黑壓壓的，挾帶著暴風雨，電光閃閃，《第九交響曲》開始了。——驟然間，在疾風驟雨之中，黑夜撕開了一道裂縫，在意誌力的作用下，把黑夜從天空中趕走了，白晝的明媚又回到了我們的麵前。
什麽樣的征服可與之相媲美的?波拿巴的哪一次戰役、奧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陽光能夠擁有這種超凡努力的榮光?獲得這種心靈從未獲得的最耀眼的成功?一個貧困、殘疾、孤獨、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一個不能在世界得到歡樂的人，卻為人間創造了歡樂!就如他用一句豪言壯語所說的那樣，他用自己的苦難在譜寫歡樂。在那句豪言壯語中，是他人生的濃縮，並成為一切勇敢的心靈的箴言：
“用苦痛換來歡樂。”
——1815年10月10日致埃爾多迪伯爵夫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