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動筆寫我這本短小的《貝多芬傳》的時候（那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的事），我從未考慮從事音樂學方麵的事。那是1902年，我曆經著一個困苦的時期，充溢著毀滅與更新的雷雨。我逃離了巴黎。
我在幼年玩伴的身邊，也就是在人生戰鬥中曾多次支持過我的那個人——貝多芬的身邊。我在他波恩的家中，暫避了十天。我在那裏又看到了他的影子還有他的老友們，也就是說我在科布倫茲從其孫子身上又見到了韋格勒夫婦。在美因茲，我聽到了他的交響樂演奏會，主持人是魏思加特納。隨後我又與他單獨在霧瀠瀠的萊茵河畔，在四月潮濕的灰暗的日子裏，我傾訴著衷腸，完全沉浸在他的痛苦、他的勇氣、他的歡樂、他的弗洛伊德之中，我跪倒在地，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為我的新生兒約翰·克利斯朵夫洗禮，滿懷他的祝福，我又踏上回巴黎的路，充滿信心，與人生重新盟誓，並向神明歌頌著病人康健的感謝曲。——那支感謝曲就是這本短小的書。它先由《巴黎雜誌》發表，後又由佩居伊再版。並且這本書還出乎我意料地從一個狹小的友人圈裏傳出來。不過，“人各有命……”。
我對自己在這裏說了這些細瑣的點滴表示歉意。我應該答複那些今日前來，從這支頌歌中找尋按嚴格的史學方法寫成著作的人。我是個史學家，但是按自己的時間去做事。在幾部書中我對音樂學盡了一種很大的義務，諸如在《亨德爾》和我在關於歌劇的一些研究著作中都有體現。但是，《貝多芬傳》絕不是這樣的研究著作，它並非為了學術而作。它是為受傷的心靈、窒息的心靈所唱的一支歌，它複蘇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謝救世主。我非常明白，這個救世主被我重新包裝了。但所有的信仰的和愛情的行為還是原模原樣。我的《貝多芬傳》就是這種行為。
人們爭相搶購。這本小書逢上了好運，這是出乎它意料的。那時節，在法國，有數百萬人是一代被壓迫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焦急地渴盼著一個解放的大聲呼喚。他們在貝多芬的音樂裏得到了滿足，於是，他們便跑來向他發出請求。從那個時代幸存下來的所有人都記得那些四重奏音樂會，它們宛如一些教堂，在做著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彌撒禱告，——任何人都不會忘記那些痛苦不堪的注視著祭獻並被啟示之光芒照耀著的麵龐!今天活著的人是與昨日的人們遙遙相隔的。（但他們將會與明日的人們靠得更近嗎?）從本世紀開始幾年的這一代人中，身份地位幾乎全無：戰爭是個深淵，他們和他們兒子中的最優秀者都離開了這個世界。我的這本短小的《貝多芬傳》依舊保存著他們的形象。它出自一個孤獨者之手，卻在無意識之中與他們相仿。而他們已從中認出了自己。
短短幾天，這本由一個無名之輩寫的小冊子，走出了一家默默無名的小書店，在人手互相傳閱。由此，它就不再是屬於我的了。
我剛剛重讀了這本小書，盡管有所不足，但我還是想讓其保持原樣。因為不能改變它的原始特征以及偉大一代的神聖形象。在貝多芬百年忌展之際，我既緬懷他，同時也歌頌其偉大的同伴、正直與真誠的大師，紀念那位告訴我們怎樣生與死的人。
羅曼·羅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