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1950年7月3日出生於杭州。祖籍廣東新會。1966年初中畢業於杭州第一中學（現杭州高級中學）。19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鄉，在黑龍江省鶴立河農場勞動、工作8年。1972年開始發表作品。1977年考入黑龍江省藝術學校學習編劇專業。1979年畢業後調入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至今。現任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黑龍江省第六、七、八屆政協委員。
從事寫作以來，已發表短、中、長篇小說，散文共計400餘萬字。出版各類專集40餘種。代表作：《張抗抗自選集》5卷。曾出訪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俄羅斯、南斯拉夫、馬來西亞等國，從事文學交流活動。
本刊2003年第10期曾轉載她的中篇小說《芝麻》。
《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編輯（以下簡稱問）：能否談談您閱讀巴別爾的短篇小說集《騎兵軍》，其中最喜歡的篇目？作為一個女性作家，您為什麽偏愛這位與海明威的小說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硬漢風格的小說家？
張抗抗（以下簡稱答）：最早讀到《騎兵軍》的其中三個短篇小說，就是刊登在《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上的。印象中，貴刊是較早推介這部小說的。《鹽》《我的第一隻鵝》《一匹馬的故事》，確實都是全書中給人衝擊力最強的幾篇。當時就覺得巴別爾小說的構思很特異，文字緊密讓人看得透不過氣，一段話需要來回“掃描”好幾遍。後來很快去買了《騎兵軍》的插圖本，讀過前後的序和跋以及他的生平介紹，更使我對這位被“掩埋”幾十年的前蘇聯作家心生敬仰之情。
除了貴刊選載過的那幾篇小說，還有像《泅渡茲勃魯契河》《家書》《基大利》《多爾古紹夫之死》《馬特韋·羅季奧內奇·巴甫利欽傳略》《政委康金》《阿弗尼卡·比達》《歌謠》，以及《一匹馬的故事續篇》，都給我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
我不知道其他的女性作家和女性讀者是否也喜歡巴別爾的小說。在我看來，巴別爾打動讀者的並非是因為他的“堅硬”或“強硬”，而恰恰是他的文本背後潛藏的“軟弱”。用地球來比喻，地殼的表麵是泥土而後岩石，岩石堅硬而厚重，包裹了整個地球。但是通過岩石層，鑽透地殼到達地層深處，“地心”的岩漿就像生雞蛋的蛋黃一樣，是液態的、流動的。地麵上的人看不到地心的岩漿，但是它存在著。滾燙、沸騰，在某個時刻，會從被岩層封鎖的地殼中猛然噴發出來。
我在讀《歌謠》的時候，腦子裏閃過了這個念頭。我覺得巴別爾始終在用文字，同他性格中的膽怯和優柔寡斷進行搏鬥。這種狀態，有點像女性麵對整個“強硬”的男性社會的那種心情———你必須得不斷地戰勝自己。
問：在巴別爾的小說裏，我見識了真正的“現實主義”，說實話，他多少使我對“現實主義”的看法有所改變。他的小說，往往隻選取發生的，真實的，片斷的，用一種最直接的方式呈現給我們，依靠事件自身的力量打動我們，而且這力量也相當強大。我想問，你覺得“現實主義”在巴別爾那裏和在中國作家那裏有著什麽樣的不同？
答：近年來，當代中國作家作品的“現實”深度、藝術風格和個性，已經有了很大差異。現實主義創作在中國，已經呈現出越來越多樣化的趨勢，甚至有時是對立和互斥的。所以這種比較有一定難度。但在大多數作家的潛意識中，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認識，仍然有一種同根同源的一致性：這個所謂的“現實”，必須是經由作者主觀意識“改造”或是認可的現實，也就是說，不是“他”的現實，而是“我”的現實。我們很少能在當代作家的作品中，見到顯形的“他”，與隱形的“我”之間的巨大心理衝突（例如巴別爾作品中所流露的他對哥薩克的欽佩與厭惡———這兩種矛盾的心情所構成的極度緊張感）。因而，我們目前所熟稔的那種寫作者與寫作對象之間，達成了“妥協”的“現實主義”，客觀性被閹割或是修飾，於是變得有些可疑。
巴別爾的小說在世界範圍產生影響，並受到廣泛讚譽的許多年中，仍有人批評他的寫作方法是自然主義和客觀主義的。因為十八九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經典文學作品，都具有強烈的“批判”色彩。而“現實”（故事所呈現的社會生活），已經過精心提煉、提取和加工；情節的鋪陳和小說構思，也大多建立在虛構的基礎上。因此，巴別爾那種“用最直接的方式”將事件和人物呈現給讀者的小說，就成為文學的一個異數、或是傳統現實主義的“叛徒”。巴別爾的作品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出版後，如同颶風一般橫掃文壇，迅速引起關注和好評，因為他確實“顛覆”了原有的“現實主義方法”，創造了“另一種現實”，他的作品為既定的文學模式，注入了一股強勁的新鮮血液。
問：再就是，我有一個顯得拙劣的假設，但請允許我堅持這種拙劣：就是假設巴別爾的生活中沒有戰爭，他和騎兵軍的哥薩克人沒有這樣直接的接觸，那麽巴別爾能夠寫下的是什麽？他小說中的那種力量還在不在？因為“現實”在許多時候並不是呈現得那麽極端和暴烈。
答：我覺得像巴別爾那樣的作家，即使沒有經曆戰爭和騎兵軍，他的作品也會是與眾不同的。因為他的靈魂始終動**不安，對“現實”與“自我”的質疑，使他的寫作與一切的現成秩序都可能發生潛在的心理衝突。（優秀的作家也許大多是這樣）隻是，《騎兵軍》中的那種“力度”，（生命與尊嚴、死亡與榮譽、文明與野性）除了記述戰爭之外，是否能找到更合適的載體來加以揮發，並達到那樣的極致，我也難以假設。因為文學作品的基本素材———故事本身的“質地”：軟硬、疏密、濃淡、險夷等等，就已經決定了小說對“力量”的承受程度。有些故事先天就注定是無法“受力”的。所以，從作家的選材，便可大致窺見寫作者的精神取向。為什麽有些作家隻對庸常的瑣碎生活感興趣，而有的作家，總是鑽到曆史的深洞裏，試圖把某種稀有礦石掏出來……
巴別爾的創作經曆，實際上已經為這個問題做了注釋。他26歲那年，在蘇波戰爭前夕，主動請求去騎兵軍做戰地記者。此前，他就已經有了多次離奇而冒險的戰爭閱曆。這裏似乎有一種宿命的意味，就是說，那個戴著細圓邊兒眼鏡的“柳托夫”，日後是一定要成為享譽世界的作家“巴別爾”的。並不是布瓊尼的“騎兵軍”成就了巴別爾，而是巴別爾成就了《騎兵軍》。因為巴別爾不是被迫或是無意中撞上了騎兵軍的一切，那匹“馬”是他自己跨上去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寫作的人，選擇了什麽，也許就會成就什麽。
問：在另一類作品裏，騎兵軍的這些戰士完全可能是一些更有光環的“英雄”，在我以往看到的小說中，將他們描述成英雄的可能性更大，似乎也更合理。它使我疑惑的是，英勇和殘暴之間的距離在哪裏？
答：對於文學的真實性而言，道德評判是一個陷阱。在你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說中，許多作家都是自覺地“赴湯蹈火”的。因為作家擔當著“靈魂的工程師”。但巴別爾拒絕成為工程師，隻願意作為一個“解剖師”。在人性深處，天使與野獸共眠，巴別爾的使命，好像就是要用文字將天使催眠、把野獸弄醒。野獸醒過來咬了讀者，讀者感覺到疼痛，於是憎恨野獸；回過頭，卻看見了一旁熟睡的天使，更覺天使之美之善；想要親吻天使，才發現天使和野獸是連體，共用一個心髒和五髒六腑，隻不過有兩個腦袋而已。真要做分離手術，天使和野獸就同歸於盡。“英雄”若是還原於普通人，情同此理。至於“殘暴”一說，隻看施暴的對象是誰。和平年代的英雄，例如救人救物獻出性命，冒死諫言堅持真理，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以對自己的“殘暴”（犧牲精神）為代價的；而在戰爭年代，英勇殺敵，對敵人越是“殘暴”，越發可見對人民、對“真理”之愛。（這是傳統文學的另一種“連體”式英雄人物）二戰結束後，國際文學界逐漸對這樣的大愛表示了懷疑，（早一個世紀的雨果更像一位先知）反戰文學的誕生順理成章。
但巴別爾在1940年就被蘇共殺害了，來不及加入這場思想清掃。我們隻能從《騎兵軍》的文本進行推測，巴別爾或許試圖顛覆以往的“英雄”模式，或許他根本沒有“英雄”這種概念。就哥薩克人而言，他們隻有自己的是非標準：尊嚴、自由、誠實、勇敢、崇仰自然（更多體現為人與馬的生死之情）、男女間情欲的天經地義、私人財產的不可侵犯……誰冒犯了他們的價值觀，誰就是敵人。“殘暴”是“文明”強加於他們的說法，而褻瀆了哥薩克人的榮譽和天性，才是最大的“殘暴”。所以他們隻能用“你們”所謂的“殘暴”，來維護“我們”對自己的“不殘暴”。
你看，我也掉進這個陷阱裏去了。
我隻是想說，其實，《騎兵軍》同英雄無關。書中那些人物身上暴戾凶狠果敢勇猛的個性，隻同人類原初的生命本質相關。這也是巴別爾潛意識中所追求的，那些被猶太文化“教化過度”而丟失或削弱的精神。他期望通過寫作，釋放自己被秩序所規範和壓抑的焦慮，從而變成“另一個”強大而真實的人。
問：巴別爾一生作品不多，但對文學的貢獻是非常大的。巴別爾的作品，真實記錄了戰爭中軍人的存在狀態，這種如實再現災難中普通人的寫作，使人性的扭曲通過他的作品向人性的自然回歸，也使巴別爾在世界文學界受到了尊重和尊敬。像他這樣作品不多，卻頗得好評的大師，給予我們的文學創作者什麽樣的啟示？
答：我讀巴別爾，最重要的收獲，是再一次印證了我自己的文學觀———即寫作首先是為了解決自己的精神“問題”。這也是我選擇了巴別爾的作品進行分析的原因之一。在俄羅斯文學中，哥薩克是作為“力與美”的象征存在的。巴別爾是猶太人，而哥薩克群落恰恰是拒絕猶太人的；哥薩克人充滿了強壯的生命**，而對於自由和率真的崇尚，又使他們隨時可以舍棄生命。因而，了解並描述這些馳騁在頓河流域的“有紀律的野獸”，對於他來說，具有極地探險一般的**。《騎兵軍》其實一直有一條隱伏的曲線，就是作者與哥薩克的文化較量與對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巴別爾小說中所再現的哥薩克騎兵軍驍勇無敵的“暴力”，並沒有對這個世界造成毀滅性的破壞。而巴別爾本人，卻死於另一種專製的精神“暴力”。在他同自己的怯弱無能“搏鬥”半生之後，麵對至高無上的蘇維埃政權對他本人莫須有的指控，他竟然誣告了自己的文學同行而後痛悔，最後卻仍未免於一死……巴別爾生前也許始料不及，在蘇維埃理想主義的崇高旗號下，那些以革命的名義所製造的血腥清洗、那些精心預謀的政治“暴力”，才是猶太人和哥薩克共同的敵人。相對於斯大林時代的獨裁陰謀統治的紅色恐怖，騎兵軍將士的所謂“殘暴”，卻閃爍著天真而透明的人性之光。
巴別爾的作品數量很少，從1936年到1957年，蘇聯再也沒有出版過他的作品，直到1954年蘇聯最高軍事法庭作出為巴別爾平反的決定。至1986年，意大利《歐羅巴人》雜誌評選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說家，巴別爾名列榜首。巴別爾的小說像一粒體積極小而質地無比堅硬的稀世鑽石，在陽光下反射出多棱角的光澤。讀者和寫作者，可以從奇巧的構思、多變的文體、凝練幹淨的語言、驚人的觀察力、不動聲色的細節描寫、馬蹄般輕捷迅疾的敘事方式，“景物”書寫中近於魔幻的想像力，還有複雜的思想內涵等許多不同的角度去解讀和學習。但對於我來說，巴別爾作品最重要的品質是：對自己的誠實。這種誠實，表現為他敢於向猶太人的“天敵”學習，敢於在作品中直麵自己心靈中最隱秘的痛處的勇氣。
問：從文本上看，巴別爾的作品多是短篇，可他作品的容量和價值卻並不因此而缺少什麽，而且超越了許多長篇作品的文學價值。從文學角度和人性意義方麵讀巴別爾的《騎兵軍》，它的敘事價值和文本價值何在？
答：巴別爾屬於那種經驗型寫作的作家。在他的大多數短篇小說中，作者都是“在場”的。即便是用第三人稱敘述，讀者仍然能感覺到作者的“在場”———不插嘴的冷靜的觀察者和記錄者。他的文本價值主要是“呈現”的真實感。但寫作者最困難的就是“呈現”中“我”的位置。近年來曾經風行的“零度寫作”，強調“無我”和“我”的缺席；可是巴別爾的小說卻是“有我”的。有“我”在場的呈現，竟然能夠做到如此“客觀”，這恐怕也是巴別爾很難仿效的原因。一方麵，“我”在觀察時，隻帶著一雙“我”的睜大的眼睛，而忘記“我”的頭腦存在，讓“我”的情感暫時退場；另一方麵，在記錄時，努力控製克服矯正“我”的偏見，讓那個充滿矛盾的“我”凸現出來。這種“我”與“他們”的微妙複雜關係，構成巴別爾作品獨特的魅力。
巴別爾小說的敘事價值，目前一般都集中在對他故事的高度濃縮和語言簡潔的評價上。他的短篇小說有點像病理報告的切片，每一刀都下得又狠又薄。但我卻對巴別爾的“極簡主義”心存疑竇。我並不讚成小說語言應當“像電報和填寫銀行支票一樣準確”這種說法。因為文學語言如同數字一般的絕對“準確性”，有違文學的基本常識。巴別爾小說中，有許多按常規應當展開描寫的故事或細節，都被他省略或一筆帶過了。我甚至懷疑他是否由於素材的準備不夠充分。在《騎兵軍》全書中，始終沒有出現過“貨真價實”的騎兵軍戰鬥場景，因為巴別爾並沒有直接參加過戰鬥。文字的簡練無疑是寫作的美德和才能所在，但在關鍵處若是“簡練到無”，會有一種斷裂的缺憾。
嚴格說，《騎兵軍》中的短篇小說，並非每一篇都是“經典範本”。其中某些篇目給人一種“重心不穩”的感覺，結構不“端正”，更像劄記和隨筆，結尾往往倉促而止。不像契訶夫莫泊桑的短篇那麽中規中矩或頭尾呼應，也不像卡爾維諾小說具有深刻的寓言性和現代性。《騎兵軍》中約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可以明顯看出巴別爾對於文體探索與實踐的興趣。書信體、對話體，有時甚至隻是某個場景，有時是一個截麵或是片段，有時甚至根本沒有人物，而有的人物卻是反複出現的（例如師長薩維茨基）。但是，也許正因其文體之特異，才為文學提供了新的因素。唯因其不拘一格的獨創性，《騎兵軍》的鐵蹄才能在巴別爾辭世65年之後，仍然在全世界的土地上疾馳。
掩卷後我曾產生過一種有趣的聯想：《騎兵軍》其實是用“分解”的方法進行構思的。這一篇專門寫這人的五個腳趾頭，那一篇寫這人的眉毛，再一篇是寫他的頭發。每一篇都是哥薩克的一個局部。然後，三十幾篇小說合起來，匯集成書。一頁頁讀下去，一個局部一個局部連接起來，越來越清晰，最後變成了一個驃悍、精壯、完整的哥薩克人體———群落。所以，必須讀完《騎兵軍》全書，才能真正了解巴別爾。在我看來，他的貢獻還應當加上：為文學提供了一種短篇小說集可作為另類長篇小說閱讀的新範式。
問：您的許多小說和散文深受讀者喜歡，但從《情愛畫廊》和《作女》看，您的敘事方式與先前的敘事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讀者群也似乎不太一樣了。那麽您的這種敘事轉變，是否意味著現實主義作品，必定會隨社會發展而有所轉變。或者說是張抗抗在向更高的文本結構和敘事技巧邁進。
答：說完大師的作品後再來說自己，很是慚愧，隻能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