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設法鼓動羅斯福研發原子彈1939 年7 月26 日,是一個平凡得毫無新意的星期三。在紐約的度假勝地長島,似火的驕陽夾帶著從北大西洋海岸飄來的暑氣,無情地炙烤著馬路兩側枝繁葉茂的梧桐樹。在斑駁的樹蔭裏,兩位衣著邋遢不修邊幅的人匆忙走在大街上。他們手裏拿著一張紙條,像上門收電費的藍領工人一樣,對著那些門牌艱苦地核實著地址。他們怪異而又執著的尋找引起了一個小孩的注意,他主動迎上來幫助他們。在看了那張紙上的內容之後,小孩很熟練地帶領他們來到一個院子前,並且直接推開了一扇門。

屋內,一位頭發像野草一樣亂蓬蓬的人穿著拖鞋迎了上來。與兩位不速之客相比,這位臉頰因過度瘦削而略顯扁平的老者,才是真正的不修邊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籍德國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鈾可能產生連鎖反應!?”愛因斯坦對兩位同行的通報顯然有點意外,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這意味著什麽。“那麽德國人……”未等愛因斯坦的問題脫口而出,兩位同行就急匆匆地說明了來意:6 位最出色的德國原子科學家已經在柏林開了兩次會,他們同意使用鈾235 來製造新型炮彈,並且宣誓保守秘密。

但是一位反納粹的德國物理學家獲得了這個秘密,他認為科學界有理由知道德國正在幹些什麽,於是他將這個消息發表在《自然科學》雜誌上——謝天謝地,戈培爾還沒有禁止這份雜誌進入美國。

“我必須伸出脖子冒這個險。”愛因斯坦幾乎想都沒有想就坐到了書桌前,他鋪開信紙,揮筆寫道:“尊敬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信中愛因斯坦除了告訴美國總統說,德國人已經開始研製新型鈾彈並且已經對鈾礦實行禁運。

既然鈾的用途向來隻限於製造陶瓷和用於夜光鍾表盤,德國人發布這個禁令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對於使用鈾235 製造新型炸彈的意義,愛因斯坦寫道:“隻要用一艘小船把這樣的炸彈運載到港口並引爆它,整個海港連同附近地區就會全部被摧毀。”

這封影響世界的信函輾轉到了一位金融家手裏,他是羅斯福總統的經濟顧問——這也是愛因斯坦能讓總統讀到這封信的最便捷的方法。為了防止總統將這封信隨意處置,金融家親自把愛因斯坦的信念給總統聽。不過羅斯福不感興趣,他隻是輕描淡寫地說,在這樣的時候,政府幹預為時尚早。但是這位金融家沒有放棄,他決心再和總統深入地談一次。

第二天早上,總統正在吃早餐時,這位金融家再次來到了羅斯福麵前。他特意和羅斯福總統談起了一段曆史:美國發明家羅伯特·富爾頓發明了蒸汽船之後去見拿破侖,拿破侖說他的設計沒有實用價值。要是拿破侖采用了富爾頓的設計並使用他的蒸汽船,就可以把更多的法國士兵運到英國,那麽在和英國的戰鬥中,拿破侖是有機會取勝的。羅斯福想了想,轉身從酒櫃裏拿出一瓶“拿破侖”白蘭地,給他的金融顧問倒了一杯酒。

“你的意思是,不要讓希特勒把我們都炸死,對吧?”總統眯著眼問。然後,總統叫來了軍事顧問。就在這一天,一個代號為“S-1”計劃的秘密戰爭打響了——這就是“曼哈頓計劃”的前身。除了總統親自圈定的幾個人之外,連副總統都不知道這個計劃。

這位向總統傳遞信息的金融顧問名叫亞曆山大·薩克斯,他並不認識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但是他和愛因斯坦共同認識《德國經濟學家》雜誌的主編,愛因斯坦就是通過這位主編傳遞的這封信。總統金融顧問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封信可以改變世界,他隻是答應了朋友,他認為信守承諾是基本美德。

羅斯福總統倒是不必拘泥什麽。把愛因斯坦的信交代給軍事助理並批準了“S-1”計劃之後,他就把這件事情放在了一邊。總統要做的事情多著呢,首先是歐洲,然後是選舉。

·拯救歐洲:羅斯福隻能做,不能說在歐洲,納粹空軍和裝甲師用三周時間吞並了波蘭,英國和法國以為——事實上他們希望——希特勒在占領波蘭後轉而去進攻蘇聯,所以他們坐視了納粹對波蘭的占領。英、法對德國的“綏靖”讓和波蘭一樣的那些歐洲小國惶惶不可終日,他們不知道希特勒的軍隊是否會在一夜之間成為他們的國家警察。

歐洲大國中,意大利成了納粹的盟友。見法國已經在納粹德國的全麵進攻下陷於絕境,意大利就拿上匕首,在背後向法國捅上一刀。1940 年6 月10 日,意大利對法國宣戰。6 月22 日,納粹進入巴黎,法國投降。推行綏靖政策的巴黎本想將禍水東引,未曾想希特勒先捏了法國這個軟柿子。84 歲的法國陸軍元帥菲利普·貝當不失時機地跳出來,在南部的度假勝地維希成立了法西斯的法國新政府。貝當元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但是他當上法國總理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卻是向德國投降。

貝當政府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缺席審判抵抗納粹進攻的戴高樂將軍。夏爾·戴高樂是法國坦克部隊的司令。巴黎淪陷後,戴高樂飛往英國繼續他的抵抗運動。對於那些賣國求榮的叛徒,戴高樂將軍顯然並不把他們放在眼裏。當賣國賊煞有介事地審判時,他正坐在倫敦西區的一個公寓裏撰寫廣播稿,號召法國人民堅持抵抗。他說:既然命中注定是同胞,自己必然和法國人民生死與共。

在講話稿中,戴高樂旁敲側擊地呼籲美國支持歐洲對納粹的戰爭,“新世界就會拿出所有的一切力量,來拯救和解放這個舊世界。”

與黑夜茫茫的巴黎比較起來,倫敦也好不到哪裏去。9 月的一個夜晚,德國派出了1500 架飛機飛抵倫敦上空,把440 萬磅炸彈扔向倫敦的大街小巷。始建於1123 年的聖瑪麗教堂價值連城的彩色玻璃被震碎,白金漢宮也被五枚炸彈命中。風景如畫的劍橋小鎮,在納粹的轟炸中成了人間煉獄。劍橋大學的莘莘學子除了用最時髦的詞語譴責法西斯之外,似乎也沒有更多的建樹。1940 年的這個夏天,除了對美國人的幻想之外,英國隻剩下三樣東西:皇家空軍的勇氣、丘吉爾發誓抵抗的聲音,以及莎士比亞的一句遺言:“我們英國從來不曾跪倒在征服者的腳下,將來也不會。”

在連接歐亞大陸的地中海之濱,希臘已經被納粹征服。這個人類文明最早發源地之一的神奇大陸,留給世界最悲情的一幕是:一名德國軍官下令,叫一個希臘士兵把藍白兩色的希臘國旗從阿克波利斯古城上降下來。遵照辦理的士兵爬上100 多米高的城牆,將國旗裹在自己的身體上,然後從城牆上縱身躍下,黯然死去。

在這樣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裏,遠離戰場的美國是否能夠獨善其身,成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不同答案,把美國民眾分成截然不同的兩派:孤立派和幹涉派。

“別讓美國參與戰爭!”——孤立派看起來深諳第五任總統詹姆斯·門羅“退回美洲去”的要領,他們要求美國政府首先要保衛美國,對於7000 公裏之外的歐洲以及遠在1 萬公裏之外的亞洲事務,美國應當置身事外。在孤立派看來,希特勒隻要占領了英國,便會心滿意足。英國人沒有了祖國,那又有什麽關係呢,不是還有美國嗎?聯合王國的艦隊根本用不著和德國軍隊火拚,隻要高高興興地向西開拔,改由美國指揮就是了。

至於在美國本土不斷呼籲援助歐洲的猶太人,孤立派認為其心可誅。他們認為猶太人控製和影響著電影、報刊、廣播和政府,如果美國參戰,“猶太人就罪責難逃”。對於日本在亞洲的侵略,孤立派要求美國政府保持克製,參議員塔夫脫不留情麵地警告白宮說:“為了印度支那某個連名字也念不上來的地方,叫美國的子弟去送死,美國婦女是不會幹的。 ”

與孤立派針鋒相對的,當然就是幹涉派。如果說孤立派相對超脫的話,那麽幹涉派看起來則有一種自尋煩惱的使命感。他們認為:在棘手的問題引起普通人關注之前把它提出來是一種美德。作為與美德並駕齊驅的智慧之一,幹涉派認為應該引導人們超越短期的個人利益,用長遠的、有利於大眾幸福的眼光來思考問題。在幹涉派看來,希特勒的目標並非是歐洲大陸,特別是納粹和意大利、日本結成軸心國聯盟之後,其征服世界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風景這邊獨好”是美國一廂情願的幻想。

幹涉派的危機感和使命感引起了英國的共鳴,英國駐美國大使羅西恩勳爵為這種觀點叫好。在耶魯大學1940 年6 月的畢業典禮上,羅西恩勳爵警告說,孤立是完全辦不到的。一個富裕強盛的美國一定會讓希特勒垂涎三尺,戰爭就在美國人身邊。

在兩派激烈的交鋒中,總統支持哪一派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問題。稍有不慎,就會造成民眾的分裂。從根本上說,羅斯福當然是支持幹涉歐洲戰局的,白宮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防止任何國家單獨控製歐洲——這事實上是第一次大戰以來美國從未改變的外交政策。但是總統卻不能公開表達自己對幹涉派的支持,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是總統。因為他是總統,羅斯福就必須是最孤獨的那個人。也就是因為這一點,總統隻能屬於自己的那一派——曲突徙薪派①。

作為曲突徙薪的重要措施,羅斯福加快了備戰的準備。1940 年,美國將自己的鋼產量提高到6699 萬噸。同年,希特勒的德意誌第三帝國全麵開工,一共也隻生產了2800 萬噸鋼。除了高級知識分子和那些在政治上比較敏感的美國人之外,羅斯福的未雨綢繆並沒有引起普通美國民眾的注意。這倒正中羅斯福的下懷,因為在戰爭尚未波及到美國人身上時,美國人需要的就是和平。

羅斯福的備戰隻能去做,但卻不能說。相反,在公開的談話中,羅斯福還一再重申他不會派美國青年到國外打仗。他說,“既然聽眾中盡是為人父母的,我願意借此機會再提出一項保證。這句話我早已說過,自己都覺得耳朵起繭子了,不過不妨再說一遍、兩遍、三遍:你們的孩子是不會被送出去參加外國的戰爭的。”

羅斯福的言行不一遭到了那些看穿他底細的知識分子的恥笑。他們中就有時代》周刊發行人盧斯的夫人——她後來擔任過美國駐意大利的大使。盧斯夫人說,各國領袖都有自己的風格:丘吉爾的標誌性動作是雙指做V 字形表示勝利;希特勒喜歡高舉右臂——納粹軍官也都跟著效仿;墨索裏尼雖然骨氣一般,但是走起路來卻昂首闊步;至於蔣介石的光頭,那簡直是中國國民黨首腦的專利。

而美國總統呢,什麽也沒有。如果說羅斯福有特點的話,那麽——盧斯夫人詭異地舔舔手指,然後伸出去試探風向。

盧斯夫人對於羅斯福“見風使舵”的諷刺盡管刻薄,卻未必不是事實——事實上這對於羅斯福而言,可能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①注釋:曲突徙薪的成語源自於中國漢朝。《漢書·霍光傳》記載:有一戶人家,在燒飯的灶上裝了個垂直的煙囪,還在灶旁堆滿了柴禾。有人勸他把煙囪改彎,把柴堆搬開,以免發生火災。但是主人對這個建議不以為然,後來果然發生了火災。幸虧鄰居相救及時,才沒有遭受更大損失。主人擺酒致謝,在救火中被熏得焦頭爛額的鄰居成了上賓,但是建議他改造煙囪和移走柴禾的人卻未被邀請。“焦頭爛額座上客,曲突徙薪亡恩澤”的典故由此而來。

·羅斯福憑什麽能連任三屆總統

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羅斯福決定參加下一任的總統競選。不過這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因為從1932 年當選總統並於1936 年連任以來,羅斯福的任期將在1941 年1 月20 日屆滿。自從美國的締造者喬治·華盛頓拒絕連續擔任第三屆總統以來,美國一直保持著一個約定俗成的傳統:任何一屆總統的任期都不得超過兩屆。雖然競選連任第三屆總統並不違反憲法(1951 年美國憲法修正案第22 條確定總統任期不能超過兩屆),但是它將顛覆自華盛頓以來從未被動搖過的傳統。傳統固然不具備約束力,但是必須承認,傳統的力量有時不僅勝過法律,而且比法律更有群眾基礎。

操縱羅斯福第三次競選連任的,是總統助手哈裏·霍普金斯。他在芝加哥一家飯店開了一個房間,並把這個房間漆成棕黃色,在房間的浴室中,有一條電話線直通白宮。霍普金斯看起來做通了芝加哥市長的工作,因為這位市長在芝加哥體育館的地下室安裝了一個麥克風,並且直通會場的廣播係統。每當人群聚集傾聽演說的時刻,這個麥克風就會大喊一聲:“我們就要羅斯福”,於是會場裏的人也跟著大喊“我們就要羅斯福”。後來共和黨人研究了這個非同尋常的聲音,發現它出自於芝加哥市的下水道監督之口。這份工作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嗓門必須很高,聲音必須洪亮。共和黨批評說,由下水道監督來呼喊這樣的口號,是耐人尋味的。

和民主黨通過麥克風大聲呼叫“我們就要羅斯福”不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進行得如火如荼。呼聲最高的,當屬名滿美國的俄亥俄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和紐約州參議員托馬斯·杜威。這兩位重量級的參議員對於打敗對手都是一副信心滿滿的樣子。塔夫脫甚至以“ME-1940”為競選總部的電話,意思是“1940 年,舍我其誰”。不過,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可不買他們的賬,因為共和黨盼望提名一位可以打敗羅斯福的人。經過黨內六次投票,他們讓來自印第安納州的企業家溫德爾·威爾基代表共和黨和羅斯福角逐。

共和黨的這個提名讓民主黨人跌破眼鏡,因為一方麵威爾基在一生大部分的時間裏是個民主黨人,加入共和黨不過是大選之前的事情。而且威爾基的個人觀點和價值觀也屬於自由派。必須承認,溫德爾·威爾基在人品方麵堪稱模範,不過他在競選方麵不太在行。比如,他支持競選對手把軍火送往英國,支持總統的征兵方案,還支持用美國的舊軍艦換取延長美國租用英國基地的使用權。他對總統唯一的批評是,總統不應該背著國會這麽幹。在這樣的競選麵前,威爾基如果要戰勝羅斯福,那是需要奇跡的。

另一方麵,威爾基身體不好,特別是嗓子,總是在需要大聲疾呼的時候處於沙啞狀態。9 月間,在連續進行了兩場演說之後,威爾基的嗓子竟然全啞了。

耳鼻喉科的醫生建議他不要再說話了,因為這是治療的唯一辦法。這可就成了問題:總統候選人怎麽能不說話呢?倒是一位共和黨律師喧賓奪主,他公開發表談話說:“除了一些窮光蛋,一年掙不到1200 美元,卻還要受之有愧的窮小子支持羅斯福之外,唯一會給羅斯福投票的,就是他的家人。”他以為他說出了威爾基的心裏話,實際上他的話讓威爾基感到難堪。

不僅如此,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電台也跳出來給威爾基幫倒忙,他們在電台中粗魯地說:“當你的孩子快要死在歐洲戰場上,當你的孩子在萬裏之外的印度支那呼叫媽媽的時候,你可別怪羅斯福派他遠征國外,你隻應該責備自己,讓羅斯福回到白宮!”共和黨的電台雖然滿足了一時的快感,但是他忽略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美國畢竟還沒有參戰,他們關於犧牲的宣傳多少有點詛咒的嫌疑;二是,如果納粹打上門來,美國總統難道要帶領1.23 億美國民眾夾道歡迎豺狼嗎?

幫助羅斯福繼續留在白宮的可能還有希特勒,盡管他是最不希望看到羅斯福連任的人。為了阻止羅斯福繼續執掌美國,希特勒同意撥付一大筆錢,用於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支持民主和共和兩黨中的“孤立派”。經手花這一大筆錢的是德國駐美國使館的一名級別不高的官員。在給德國總理府的報告中,他吹噓說,共和黨競選綱要中“美國第一,爭取和平”的部分是他促成的。很可能是為了推卸責任,這位外交官自鳴得意地炫耀:“我們這方麵出了錢,可是一點風聲也沒有走漏。”

讚曰:

洞察先機 科學家赤心奉國未雨綢繆曲突徙薪 羅斯福相忍為國調和鼎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