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奕?（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遺詔封“恭親王”。鹹豐十一年（1861），授議政王之銜。光緒二十年（1894）起曆任領班軍機大臣與領班總理衙門大臣。
1898年6月15日，即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是當朝帝師、協辦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傅翁龢的六十八歲生日。淩晨一時許，京城開始下起了小雨，漸漸越下越大，年邁的翁大人以為是個好兆頭，喜而不寐。晨起，鄭重其事叩頭如儀，然後乘轎子入宮上班，批閱各地報來的奏折，治事如常。翁師傅萬萬想不到他的政治生涯竟然在這一天戛然而止。
早朝時，傅翁龢如同往常一樣與各位大臣準備進入會議大廳，突然宮中主管宣布傅翁龢暫時不要進來。各位大臣進去後，傅翁龢感到事情似乎有點不對頭，遂獨坐看雨，隨手將一些看過未看過的奏折等文件五匣整理出來交給蘇拉英海。
大約一個小時後，同人退，宮中太監向傅翁龢宣讀朱諭：“協辦大學士傅翁龢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谘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辭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任樞機之任。本應察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傅翁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欽此。”
一個故事的不同解讀
當天清政府還宣布了另外兩項人事調整：一是召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迅速來京陛見，稍後以戶部尚書入值軍機處，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一是命協辦大學士兼總理衙門大臣榮祿接替王文韶代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兩項人事調整案顯然與傅翁龢開缺回籍密切相關，是清政府在四天前宣布“明定國是”進行變法維新後的一個重大舉措，迅即引起國內外各種各樣的解讀，即便是後世研究者也對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情看法不一，莫衷一是。
一種流傳比較廣泛且被人們長時期認同的說法是：這些人事調整案預示著以慈禧太後、榮祿以及軍機大臣剛毅為中心的保守勢力對光緒帝主導的維新變法運動不放心，罷免傅翁龢就是刻意斬斷光緒帝的左膀右臂。甚至有一些外國觀察家認為將傅翁龢免職實質上構成一次政變，它的重要性在於即使不是真正廢黜了，也實際上廢黜了光緒皇帝，因為二十天前清政府重臣恭親王奕?的突然死亡，已使光緒帝失去了一位老一輩的庇護者，而慈禧太後又立刻進了一步，脅迫這位可憐的年輕皇帝革去了他最忠誠的支持者傅翁龢的官職。同時，慈禧太後還強迫光緒帝下令，受任新職的高級官吏必須到太後麵前謝恩。這就意味著，她將親自垂詢這些高級官吏對當前事件的見解，並親自向他們頒發怎樣處理這些事件的懿旨。
當時在中國的一些外國人還聽說，清政府內部高層已在議論真正廢黜光緒帝，而不隻是實際上的廢黜了，但是又懼怕牽涉到外國列強而引起複雜的局麵，似乎已放棄了這種設想。他們根據這些傳言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突然罷免當朝帝師傅翁龢的一切職務，產生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光緒帝可能已被剝奪了權力。這些解讀基本上都是依據帝黨、後黨權力衝突的兩分法，以為以太後為首的後黨先發製人，奪回了權力。
其實，經過幾天觀察，許多人發現事情的真相遠非那樣簡單，罷免傅翁龢的一切職務、改組政府，可能並不是太後的意思，更不是所謂後黨發動的政變。真相可能相反，當時占據主動地位的是光緒帝，而不是慈禧太後。人們很快發現，兩宮之間的一致性遠遠大於他們的分歧，罷免傅翁龢是兩宮協調一致的政治決定。
更為重要的是，許多人開始意識到，在罷免傅翁龢這件事情上，無論是慈禧太後占據主動，還是年輕的光緒皇帝占據主動，其結果都意味著新改組的政府已經擯除原先的保守與暮氣，將傅翁龢免職不是削弱光緒帝的權力，更不是保守派對革新者的打擊，恰恰相反，是清除了傅翁龢這個極端保守主義者，是為新政府將要進行的改革掃清人事上的障礙。國內外許多關心中國政治形勢的人相信，沒有傅翁龢的新政府，在光緒帝的帶領下和慈禧太後的協助下，一定會采取許多有意義的改革。美國新任駐天津領事向美國國務院報告稱，被開缺回籍的傅翁龢多年來一直身居要位，且深得皇帝寵信。他相當誠實，心地善良，但極端排外，“是頑固派中的頑固派”。對於中國政局的未來，美國領事一方麵憂慮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在治國理念上的差別遲早會引出麻煩，另一方麵對中國的政治前途充滿信心，相信隨著慈禧太後重新掌握權力，李鴻章將很快再次複出並恢複其影響力，而李鴻章是中國高級官僚中少有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們相信李鴻章主導的政府一定會進行一些有意義的改革，促進中國的進步與發展，縮小中國與西方文明世界的距離。
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根據自己與傅翁龢直接交往的經驗，表示傅翁龢的出局不會影響中國的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他的出局為中國的改革力量掃除了一個堅定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竇納樂說，傅翁龢是守舊派，他的影響是以不變應萬變，以此反抗革新及進步。傅翁龢思想極端保守和落伍，隻是在個人修養方麵，傅翁龢有學者風度，受人尊敬，是“一位守舊的中國政治家最優美的典型”。
連連失誤
與傅翁龢有著很多直接交往的英國人赫德也表達了類似看法。他認為傅翁龢總體上代表了舊的方麵，他的出局應該有助於改革的進行。赫德說，傅翁龢被開缺回籍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件，它意味著清政府對一種過於守舊的政策的放棄。這可能表明了宮廷內的爭吵，皇太後要廢掉光緒皇帝。赫德表示自己很為可憐的翁老頭難過。傅翁龢有很多卓越的見解，但是據說他利用了作為太傅的職權，過多幹預了這位皇帝關於實行民眾參政的主張。可惜的是，光緒帝沒有把它施行得更溫和一些。赫德既為傅翁龢的結局感到遺憾與惋惜，也慶幸中國終於放棄了過於守舊的內外政策。這大概就是當時人們的一般看法。
其實，日本駐華公使林董早在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不久就預料到，傅翁龢與李鴻章的矛盾不可調和，他們兩人之間遲早會有一拚。當年12月3日，吏部右侍郎汪鳴鑾與戶部右侍郎長麟被突然免職，永不敘用。由於兩人均為傅翁龢的門生，故而當李鴻章獲知消息後，輒對人說：此乃是對傅翁龢進行的第一重打擊。而與李鴻章關係密切的羅豐祿等人認為，此事意味著李鴻章恢複勢力的第一步。據林董說，傅翁龢在任職總理衙門時經常露麵，他也屢屢與其會麵，但汪鳴鑾、長麟的事情發生後，卻很難再見到傅翁龢。林董曾就此向各國公使詢問，其他人也同樣很難見到他。這大概是因為外交事務之困難，常出於意想之外，而令其不知所措。因此，傅翁龢不能像往常那樣，旁觀於局勢之外，放言高論。他在甲午戰爭後擔負著巨大的外交責任，然而他並沒有足夠的外交經驗，長此以往，傅翁龢不能保其地位，必受挫折，似乎可以肯定。而接替傅翁龢充當外交責任的人選，在林董看來，非李鴻章莫屬。所以甲午戰爭後被視為承擔戰敗責任的李鴻章也一直等待著傅翁龢出局。
李鴻章在等待機會，他並沒有在甲午戰爭後很快與傅翁龢鬧翻。相反，在最初階段，他們兩人在表麵上更加和氣，甚至相互恭維。尤其是當李鴻章出訪歐美歸來後，他們先前勢同水火的關係有了很大改善。被視為李鴻章門生的伍廷芳、羅豐祿躍升為出使大臣時，傅翁龢對此不僅沒有表示異議，反而大加讚助。從其處理總理衙門事務的情況看，兩人也未見有特別軋轎的現象，相反有了幾分惺惺相惜、互相依賴的傾向。據法國公使施阿蘭的觀察和分析，傅翁龢與李鴻章的關係之所以如此契合，是因為傅翁龢已知道目前與李鴻章相爭的害處，且厭惡與各國公使直接談判，從而利用李鴻章，以李鴻章當談判之衝；而李鴻章亦知目下與傅翁龢相爭乃失策之舉，故利用傅翁龢無勇氣與各國公使折衝的機會，自當其衝，企圖漸次恢複自己的勢力。此乃相互利用之事，故外表相和，而內心不然。他們都在相互等待著對方的倒黴和失勢。據日本駐華代理公使內田康哉觀察，此為大清國官吏之常習，互相伺隙，何時昔日關係重演時，也難免會反目為仇。
至於國內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對傅翁龢被罷免一切職務的看法在當時雖有多種說法與評論，但大體上，他們並不像戊戌政變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強調的那樣，開除傅翁龢意味著慈禧太後對維新變法運動不滿，意欲製約主張變法維新的光緒帝的權力，真實的情況或許正相反。他們差不多都對清政府如此嚴厲處分傅翁龢覺得有點過分，但也承認傅翁龢可能真的代表了守舊的一麵，其為守舊黨之領袖或為事實。民間知識分子對傅翁龢似乎一直沒有多少正麵的評論，一個流傳很廣的段子說傅翁龢“滿麵憂國憂民，滿口假仁假義，滿腹多忌多疑，滿身無才無識”。國內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一般認為，傅翁龢的出局或許有助於維新變法運動的深入開展。在傅翁龢被罷官第二天，康有為按照既定的安排覲見光緒帝，他不僅沒有對傅翁龢被罷官提出任何異議，相反卻鼓勵光緒帝為了能夠順利推行變法新政，應該更多地將那些守舊高官剔除出局。在他等候皇上召見時，巧遇新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向他谘詢怎樣才能補救時局、順利推行變法，康有為明確表示僅僅將那些守舊高官免職出局還不夠，最好能夠殺幾個一品大員。由此可見康有為此時似乎並不同情傅翁龢的遭遇。
康有為在當年並不同情傅翁龢，但他在戊戌年過去之後卻一再表白對傅翁龢的同情，表示對慈禧太後罷免傅翁龢的憤懣。於是傅翁龢的形象在康有為、梁啟超那裏又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顛覆，他們認為變法之初將傅翁龢開缺回籍，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保守派意欲斬斷光緒帝的左膀右臂，是慈禧太後、榮祿、剛毅等人在變法正式開始前的一個大陰謀。
參照這個說法，最近幾年又有一個全新的解釋，認為傅翁龢被開缺不能歸罪於慈禧太後，是光緒帝本人的意思。即便慈禧太後有責任，那也隻是默許而已。
誠如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所指出的那樣，傅翁龢之被開缺是戊戌年間政治改革成敗的一大關鍵，因此弄清楚傅翁龢為何被開缺，以及這一事件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是什麽，確實是戊戌維新運動史研究中的一大課題。
作為光緒帝的師傅，傅翁龢不僅長期受到光緒帝本人的信賴和倚重，實際上也為慈禧太後所信任。試想，如果慈禧太後在過去不信任傅翁龢，她會讓他長時期在年輕的皇帝身邊充當老師嗎？所以說，傅翁龢被開缺，不必從更遠的背景去尋找。還是應該回到光緒帝所宣布的上諭上來，通過這份上諭的主線去貫穿大家都能看到的史料，看看哪些符合邏輯，哪些隻屬於戊戌政變後的政治宣傳。
朱筆上諭所列傅翁龢免職的原因主要是兩項，一項是從遠處說，另一項則從最近期的責任上說。先看第一項，該上諭開篇第一句說傅翁龢“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顯然，傅翁龢的免職是因為他“近來”工作實績及效果不佳。那麽這個“近來”究竟有多遠？所謂“眾論不服”的“眾論”又指哪些？所謂“屢經有人參奏”的那些奏章又都說了什麽？對於這些指責傅翁龢是辯解，還是承認？所有這些似乎都是弄清傅翁龢被免職的關鍵因素。
根據這些提示，我們不必遠求，隻需分析甲午戰爭後傅翁龢主要擔負哪些職責、他的工作效率如何，就可得知什麽原因導致他從兩宮最為信任和依賴的寵臣、重臣而變為被人指責、被人不斷參劾、最終被兩宮不得不疏遠的人。
在甲午戰爭前，麵對日本的步步進逼和不斷挑釁，傅翁龢是堅決主戰的領袖人物，在他的影響下，年輕的光緒帝漸漸被莫名的**所激**，逐步走上了主戰道路。可惜這場戰爭失敗了，清政府不得不麵對《馬關條約》所規定的巨額戰爭賠款和巨大麵積的國土喪失。當此關頭，傅翁龢提出“寧增賠款，必不可割地”的主張，清政府的決策者似乎也接受了這一主張，於是有三國幹涉還遼的發生。中國借此收回了遼東半島，卻增加了更多的賠款。
在短時期內籌集這一筆巨大的戰爭賠款是戰後清政府最主要的工作。曾經提出可以增加賠款而不願割地的傅翁龢，自然要對怎樣才能迅速籌集到這筆資金擔負相當大的責任，更何況他還以帝師身份兼任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督辦軍務處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數職呢？
根據當時清政府的財政狀況，要想依靠自己的財政結餘去償還這筆巨款是根本不可能的，清政府的唯一選擇是向西方國家籌借。
清政府在戰前向西方國家借款之事，基本上是由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負責經辦的。於是當清政府在戰後有意向西方籌借款項作為賠償日本的費用時，赫德就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希望將海關每年兩千萬兩白銀的洋稅全扣，這樣差不多十年的工夫，就可以將這筆巨額賠款全部了結。赫德的建議遭到了戶部侍郎張蔭桓的反對。張蔭桓以為如此辦理肯定會影響政府的日常財政支出。接著，赫德提出向英國匯豐銀行借款五千萬兩白銀，除了償還日本的費用外，還可以剩餘一千數百萬兩白銀作為辦理其他事情的費用。
向英國的商業銀行借款沒有成為事實，因為當時俄、德、法三國自認為在聯合幹涉日本向中國歸還遼東半島的交涉上有功，企圖以此強製中國向他們借款。而清政府內部如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等人看到三國幹涉還遼的外交意義，同樣期待通過向俄國等國家進行借款，加深兩國的關係，以便聯合俄國等國製衡或者壓製日本。
經過反複交涉與爭奪，甲午戰爭後第一筆大借款由俄、法兩國共十家銀行分攤提供，總額折合白銀一億兩，年息四厘，九四又八分之一的折扣，分三十六年償還，以海關關稅為擔保。中國方麵由總理衙門和戶部共同負責，徐用儀、張蔭桓等戶部堂官等參與談判，而擔任戶部尚書的傅翁龢因故沒有參加，這就為後來的紛爭埋下了伏筆。
根據中俄法達成的共識，這次借款所附的政治條件是，俄國不但要插手中國海關，分享由英國人獨占的權力，而且獲得了不少通商優惠以及在中國境內修建西伯利亞鐵路的商業機會等；而法國則通過與清政府簽訂的《中越分界通商條約》，獲得了中國雲南境內的大片土地使用權，以及投資開采礦產、修築鐵路及通商等方麵的商業利益。
政治借款附帶某些商業性的條件，按理說也是外交上的通例，況且吸引外國資本到中國投資、開發市場也未必就是一件壞事。不過，沒有參與此次談判的戶部尚書傅翁龢似乎並不這樣認為。他的看法是，中國因這次借款“受虧不少”。基於這種認識，傅翁龢批評徐用儀在與俄國人的談判中一味屈從俄國人的要求，甚至同意俄國人提出的九三折扣率，致使中國蒙受了不該有的損失。他甚至與同樣沒有參與此次談判的張蔭桓聯名致電中國駐俄公使，要求更改折扣率。作為清政府負責此次談判的徐用儀當然也有自己的理由與感受，他既不承認屈從俄國人的壓力出讓國家利益，更沒有因為傅翁龢的特殊身份而接受傅翁龢的指責。
同為軍機大臣的徐用儀沒有接受傅翁龢、張蔭桓的指責與勸告，他們之間自然發生了深深的誤會乃至“齦齲”與“忿爭”。再加上那些自命清流不明事理的禦史王鵬運之流接二連三的告狀，徐用儀很快就被光緒皇帝罷免了職務。
1896年3月，《馬關條約》規定的第二批賠款到期，清政府依然需要向西方國家借貸。鑒於第一筆借款中的曲折坎坷，清政府決定這次借款由傅翁龢與戶部侍郎張蔭桓具體負責。張蔭桓在外交主張上有聯英拒俄製日的傾向，而管轄長江流域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也傾向於向英國和德國借款。他們分別致函傅翁龢表達了這一看法，希望傅翁龢通過這次借款保持各大國在中國的戰略均衡態勢。翁同赫接受了這些主張，他與張蔭桓開始了與英、德方麵的借款談判。
這次談判進行得非常艱難，英、德方麵提出了相當苛刻的借款條件。經反複交涉，1896年3月終於達成協議，此次借款折合白銀共一億兩，年息五厘，折扣九四，以海關收入作擔保，分三十六年還清。清政府還同意，在這筆借款沒有償還完畢前，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仍由英國人擔任。
這次談判的附加條件是英國通過《中緬條款附款十九條》掠奪了大片土地，擴大了在雲南境內投資修築鐵路及在西江通航、通商等商業機會；而法國則獲得了龍州至鎮南關修築鐵路的合同。
兩次借款的達成使中國付出了不少代價，尤其是各種折扣、傭金以及政府內部的挪用、個別官員的貪汙等，都使實際上償付日本的數額大為減少。如果照此下去，《馬關條約》約定的數額必將大為增加，中國的負擔將更加沉重。長痛不如短痛。傅翁龢與戶部滿人尚書熙敬及戶部侍郎張蔭桓等都覺得，這樣拖下去不如將剩餘的賠款一次性償還，中國為此還可以節省一千數百萬兩白銀的利息。
清政府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據傅翁龢的建議，光緒帝委派李鴻章會同傅翁龢及其他大臣一起負責這次借款。李鴻章提出鑒於過去幾次借款困難，不再向各國政府借款，改向商業銀行借貸。然而他們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奔波，發現這種想法根本不可能成為現實，中國隻好繼續向各國政府借款。
1897年12月，李鴻章向俄國政府提出借款一億兩白銀，俄國財政大臣維特很快表示同意，但附加條件是中國應該滿足俄國在滿洲與蒙古享有修築鐵路及工業開發的獨占權、中東鐵路部分支線的修築權及相關港口的修築與使用權，中國還要承諾一旦海關總稅務司一職空缺時，應聘請俄國人擔任等。
英國政府得知俄國的借款條件時甚為憤怒。英國方麵設法迫使中國同意向英國借款，並提出相應的附加條件。英國、俄國就向清政府借款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他們甚至為此使用了並不光彩的行賄手段。傅翁龢、李鴻章、張蔭桓等人或許並沒有像那些捕風捉影的消息所說，接受過大筆賄賂，但似乎都多少得到過一些好處。這在後來的“倒翁”風波中，起到過相當重要的作用。這或許也是光緒帝由格外信任傅翁龢轉而不信任乃至厭惡的原因之一。
一次性借款一次性償還日本的方案最終沒有實現。提出這一方案的傅翁龢不僅背上了“辦事多不允協”的責任，而且因其受賄嫌疑遭遇了“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的後果。
不僅僅是這樣，當傅翁龢一次性借款一次性償還的方案無法繼續執行時，他又別出心裁地向清政府建議，通過發行“昭信股票”作為籌措戰爭賠款的辦法。昭信股票的發行是近代中國第一次發行國內公債。傅翁龢和其他主持此次發行的大臣們沒有相關經驗是事實，但傅翁龢等人對這件重大事務調研不充分、宣傳不得力、工作太草率等致使昭信股票毫無誠信，無人購買，實在使大清王朝丟盡了臉麵。光緒皇帝即便有心保他的師傅不丟官罷職，恐怕也“眾論不服”。1898年3月24日，禦史徐道焜上奏指責昭信股票流弊甚多，建議清政府速籌良法，亟圖補救。3月29日，禦史何乃瑩上奏稱昭信股票失信於民，弊端叢生。這種“屢經有人參奏”的辦事大臣不被開缺，不被免除職務，清政府要開始推行新政何以能服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傅翁龢於1898年6月15日新政剛開始第四天就被開缺回籍，實際上隱含有光緒帝殺一儆百的深意。光緒帝是要告誡那些官員們，如果對新政推行不力，或橫加阻撓，即便尊為帝師，也照樣嚴懲不貸。也隻有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才能弄清楚光緒帝何以在宣布免除傅翁龢的職務後“警魂萬裏，涕淚千行，竟日不食”。他似乎也覺得因“這些工作中的失誤”就將與自己朝夕相伴十數年的師傅開缺回籍太過殘忍，但是為了新政的順利推行，為了大清王朝的未來，也隻好委屈自己的師傅了。所以，傅翁龢被開缺回籍有著許多複雜的背景與原因，既有政敵的報複與暗算，也有他自己的失誤和不檢點，但根本原因卻是慈禧太後與光緒帝為了新政順利推行，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而作出的選擇。回想自商鞅、王安石乃至曆朝曆代的政治改革，哪一次沒有拿自己的親信、同道、朋友乃至親人去祭旗？
真正的背後推手
這是從“近來”的遠因上說，翁同的作為已經產生了許多弊端，誠如張蔭桓告訴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的那樣，傅翁龢開缺之因，其源甚遠。先是甲午戰爭爆發之初，傅翁龢即力主開戰。此戰以來給中國釀成無數災難。然後，傅翁龢所主張諸政策多不允協，且於內部被視為驕恣專權的事例也為數不少。這類事情逐漸積累，遂演成今日之結果。
就近因而言，傅翁龢已無法滿足新政的政治需要。他已屬於過去的政治人物，新朝新政必須要有新的氣象，所以上諭中指責傅翁龢近來“每於召對時，谘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辭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任樞機之任”。這些指責所隱含的內容非常具體，足以表明傅翁龢已不再適宜於繼續擔任推行新政、從事維新變法的政府首領了。恭親王奕?去世後的政府必須進行改組，傅翁龢就必然成為一個犧牲品。
張蔭桓對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還有分析說，傅翁龢的“近來之事”之最大者是關於德國亨利親王1898年5月份來華訪問時的禮節安排問題。亨利親王謁見光緒皇帝時，傅翁龢執意反對皇帝與亨利親王行握手禮，而皇帝則采用其他革新派官員的建議，與亨利親王行握手禮。於是傅翁龢仗著自己的帝師身份對光緒帝大放怨詞。這不能不引起光緒帝的反感。當光緒帝招待亨利親王餉宴時，大臣理應作陪，而傅翁龢也不屑為之。諸事凡不合其意者，惱怒之情溢於言表。此等事逐漸積累，不能不引起年輕氣盛的小皇帝的反感。小皇帝執意罷免翁師傅的職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過去的研究與史料記載都表明，傅翁龢不僅同情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鼓吹的變法維新，而且也正是他向光緒皇帝推薦了康有為，從而使維新變法運動在經曆了幾多曲折之後終於在1898年正式開始。傅翁龢是康有為的發現者，沒有傅翁龢，即便康有為的變法維新運動仍然會以某種形式、在某種時候變成現實，但絕不會是已經發生過的那個樣子。所有這些都是不可更易的事實。
不過正如史料所表明的那樣，傅翁龢讚成、支持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但他與康有為之間依然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他雖然也是“公羊”學的研究者和鼓吹者，但卻不能讚成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與“新學偽經”兩大根本學說。而這兩個震動學界、政治界的“異端邪說”才是康有為鼓吹政治變革、向西方學習的思想基礎。所以當光緒帝1898年5月26日向傅翁龢索要康有為關於變法維新的著作時，傅翁龢竟一反常態，突兀地表白自己不與康有為往來。
傅翁龢的這一反常回答肯定使光緒皇帝莫名其妙，因為光緒皇帝清楚地記得正是這位師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薦過康有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光緒皇帝能夠破格召見康有為，聽聽這位年輕政治改革家關於中國未來的設計。後來在恭親王奕?指點下，禮部以光緒帝以皇帝之尊去接見康有為這樣的年輕後生不合禮儀為由回絕了傅翁龢的請求，改由總理衙門的大臣們在西花廳向康有為問話。第二天，正是這位翁師傅在皇帝的書房裏向光緒帝密報了大臣們與康有為談話的情形，使光緒帝對康有為的印象又增加了幾分。光緒皇帝由此開始格外留意康有為這幫維新誌士的一舉一動，而這位翁師傅也開始“議論專主變法，比前判若兩人”，每天向皇帝講授的課程也由先前的儒家經典改為“日講西法之良”。
可是剛剛三四個月過去，這位翁師傅怎能說他不與康有為往來呢？於是年輕的光緒帝不得不反問道，是什麽原因使你不與康有為往來？翁答道，康有為此人居心叵測。這個回答更使皇帝感到莫名其妙，翁師傅你先前竭力推薦的所謂年輕有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變成了“居心叵測”的政治小人，那你先前是怎麽考察的？你先前為什麽不詳說？傅翁龢的回答是，先前沒有看到過康有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讀他的《孔子改製考》方才得到這樣的認識。這樣的解釋雖然可以自圓其說，但年輕的光緒皇帝肯定認為，這位師傅要麽是在騙他，要麽這位六十八歲的翁師傅確實老了。於是光緒帝決定當天不再與翁師傅理論，待明日師傅調整好情緒再說。
第二天，光緒帝重演昨日的故事向翁師傅索要康有為的著作。傅翁龢並沒有忘記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樣回答了皇帝的提問：一是康有為居心叵測，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與康有為沒有什麽往來。傅翁龢的這種回答使光緒帝非常憤怒。皇帝清楚知道用人不當將會給大清王朝帶來怎樣的危害，何況將要提拔、使用的這位康有為將要負擔這麽大的改革重任呢？於是，光緒帝史無前例地對自己這位素來尊敬的師傅發火了，而傅翁龢麵對皇上的盛怒似乎沒有絲毫悔意。他依然執著地表白自己的看法，並一再聲稱自己無論如何都不會進呈康有為的著作，並勸告皇上如果一定要康有為的著作，最好請總理衙門通過正式渠道進呈。盛怒中的光緒帝根本聽不進傅翁龢的建議，聲稱即便要總理衙門進呈，也必須由你翁師傅轉達給軍機大臣張蔭桓。這就更使傅翁龢感到困惑，張蔭桓每天都可以見到皇上，皇上你為什麽不能當麵交代，何必一定要難為老臣傳話呢？對於傅翁龢的困惑，光緒帝根本不予理睬，他執意傅翁龢必須這樣做。不得已，傅翁龢隻好到張蔭桓的辦公地點轉達了皇上的諭旨。
這個故事發生在1898年5月26日和27日兩天，故事的細節清楚地記在傅翁龢的日記裏。過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這個故事，但在解讀上都認定這表明傅翁龢與康有為在學術上確實存在著差別，或者說，傅翁龢與光緒帝在用人、治國理念上存在差別。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這個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傅翁龢為什麽要把這個故事記錄到自己的日記裏，因為遭到皇上的訓斥畢竟不是一件多麽光彩的事，更何況這隻是他們師徒兩人之間才知道的事情呢？
從背景上說，1898年5月26日、27日，正是清政府重臣恭親王奕?彌留的日子。前麵已提到，彌留之際的恭親王出於對大清王朝的忠誠，對清政府的未來尤其是用人方麵向慈禧太後、光緒皇帝等表達了自己的擔心。作為正當紅的軍機大臣、帝王之師的傅翁龢不會不知道這些談話，即便不知道細節，也肯定知道大概，所以當光緒帝5月26日向他問及康有為時，他的本能反應就是抹殺他與康有為的任何關係，並指責康有為是“居心叵測”的政治小人。至於傅翁龢將這些責難與衝突詳細記載在自己的日記裏，不過是為了將來某一天康有為真的出事了，能夠由此證明他與康有為等人確實沒有關係。
這是從遠的方麵說，至於最近的方麵，傅翁龢之所以急於辯解他與康有為沒有來往，並指控康有為居心叵測，顯然他已得知恭親王關於他與康有為的評價，既然恭親王已向皇上指出不可聽信“廣東舉人”的變法主張，既然恭親王已懷疑康有為的製度局等建議有取代大清王朝舊有國家權力機製的嫌疑，那麽他為什麽還要將自己綁在康有為的戰車上呢？所以傅翁龢選擇了舍棄康有為而自保的辦法。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傅翁龢的政治人格似乎也並不像奕?所分析的那樣卑鄙，但他當紅的身份與權力，特別是被官場公認的“好延攬，而必求為己用，廣結納而不能容異己”的風格，必然使他在得意之時人皆畏之，而在失意之時落個牆倒眾人推的結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實，人之將死，其言也真。一個將死之人已不存在什麽思想包袱，更不擔心那些複雜的人際關係。所以，恭親王奕?在臨終關頭終於向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吐露了自己對朝中人物的真實看法，這些看法肯定深深影響了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在後來的一些重要決策。所以說，將傅翁龢免職的考慮，光緒帝和慈禧太後至少在變法維新運動1898年6月11日正式開始前的某一個時刻就已決定。他們遲遲不願動手的原因，一是要直接考察傅翁龢是否像恭親王所分析的那樣卑鄙，二是尋求適當的方式以免給清政府帶來更大的損失與震**。
5月26、27日，光緒帝當場考察了傅翁龢的政治忠誠度，可惜翁師傅沒有通過這次考察。不過，念在多年的師生情分上，光緒帝似乎並沒有因這一次未通過就將翁師傅一棍子打死。他依然給翁師傅留下機會，期待翁師傅能夠回心轉意，協助自己勵精圖治，使大清王朝渡過難關，重建輝煌。可惜，翁師傅辜負了愛徒的期待。於是改組政府、重建新的權力運行體製的想法便由先前的醞釀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傅翁龢的出局已成定案，至於何時進行隻是在等待時機而已。
聰明反被聰明誤
改組政府的想法無論在慈禧太後，還是在光緒帝那裏似乎都有很久了。進入1898年，朝中大事接連不斷：恭親王奕?重病在身；對德、俄的交涉困難重重，不見進展；國內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在康有為等激進分子的鼓動下不斷向政府施加壓力。舊政府實際上已沒有能力去麵對和處理這種困難局麵，而關鍵人物就是恭親王病重之後擁有極大權力的軍機大臣傅翁龢。外交困境按照恭親王和當時一般官僚及公共輿論的看法幾乎都認為這是傅翁龢一手造成的，而傅翁龢對此不僅沒有絲毫悔意，反而鼓動康有為、梁啟超那些年輕一代激進分子向政府施壓。於是政府改組的關鍵點不是別的，恰恰是怎樣將傅翁龢趕出政府。
4月28日，安徽布政史於蔭霖向清政府上奏，公開批評傅翁龢，指出正是傅翁龢的一係列錯誤導致了中國外交失敗和困難重重。他強調，德國強占膠州灣的外交失誤，天下人都將之歸於傅翁龢和張蔭桓，其實張蔭桓出身微賤，貪滔著名，不足深責。而傅翁龢為已故大學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端正虛公，為有名儒臣，傅翁龢承其先訓，受恩至深，夙負清望，本應忠於朝廷，忠於國家，妥善處理外交事務。然而他的作為實在令人失望。膠州灣的外交危機事關重大，本不是一兩個人就可以辦理好的，自應聯合政府內外文武百官的智慧以謀取國家最大利益，而傅翁龢外則徇德人之請，內則惑於張蔭桓之言，以致今日無所措手，已一誤矣。至於對日戰爭賠款，而傅翁龢又惑於張蔭桓之言，遽借英、德商款，全數交還日本，以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厘金作抵。事前不與四省商量，更不問四省以後度支如何應付、民生如何保證，事定之後，一紙公文責令四省督撫照辦，四省各口岸商民無不驚詫。利權既失，又失民心，是再誤矣。鑒於這兩大錯誤，於蔭霖建議盡快罷免傅翁龢等人，速召張之洞、邊寶泉、陶模、陳寶箴等人重組政府，任以事權。這就明確將擯退傅翁龢與改組政府直接結合起來了。
於蔭霖的建議不能不在清政府高層引起議論，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後和光緒帝的關切。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17日，深受慈禧太後信任的重臣徐桐上書彈劾張蔭桓在辦理膠州案過程中誤國、賣國，其實際攻擊的矛頭顯然指向傅翁龢。道理很簡單，因為張蔭桓在膠州案中隻是一個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傅翁龢。
同一天，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也上書清政府，指責傅翁龢主導的昭信股票流弊甚多，禍害極大。
緊接著，禦史王鵬運於5月25日再上奏折，指責傅翁龢是“權奸誤國”，在外交、財政等各方麵都犯有不可饒恕的罪過，將大清王朝推到了一個危險的邊緣。他請求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為大清王朝的未來著想，立即將傅翁龢等人“聲罪罷斥”，以彌後患而恃危局。
這一連串的彈劾奏折件件都攻擊到了傅翁龢的要害，幾年的權臣生涯將原本受人尊敬的帝王之師的名譽徹底糟蹋，傅翁龢真的要開始麵對內外交困的處境了。即便光緒帝有意保他這位師傅過關，恐怕也不能不讓傅翁龢盡快出局。
其實，早在4月28日安徽布政史於蔭霖的奏折中就已提出過政府改組的方案，他向朝廷推薦了徐桐、閩浙總督邊寶泉、四川總督李秉衡、湖廣總督張之洞及湖南巡撫陳寶箴等所謂“五賢”。當時一般輿論公認徐桐為“守舊黨魁”，是主持清議的重要人物；邊寶泉與李鴻章矛盾極深，不談洋務，不坐輪船；隻有張之洞、陳寶箴為講究西學和力圖中國富強的新人物。這些推薦雖並不完全可行，但肯定引起了清政府最高當局的注意。
與此同時，鑒於恭親王奕?病情不斷加重，傅翁龢的勢力不斷膨脹，大學士徐桐在楊銳與喬樹楠等人的影響下，於4月底建議光緒帝調張之洞入京取代傅翁龢主持政府，以削弱傅翁龢的勢力和影響。徐桐的奏折引起了光緒帝的重視，但他猶豫難定，調張之洞進京加強政府固然是個好主意，但以張之洞取代他的恩師傅翁龢，至少在此時光緒帝還下不了決心。於是光緒帝將徐桐的奏折轉呈慈禧太後，請太後定奪。慈禧太後經過一番慎重考慮，特別是考慮到病重中的恭親王奕?的一係列忠告，她很容易就接受了徐桐的建議，決定召張之洞來京陛見，準備以張之洞取代傅翁龢。5月7日，張之洞奉命乘船離開武昌，15日抵達上海，準備從那裏直接趕往北京。
徐桐的建議和慈禧太後的決定以及張之洞的行蹤都被傅翁龢所獲悉。傅翁龢當然不願就此讓出他的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及戶部尚書等職務，更不願意由張之洞來取代他。於是，敏感的傅翁龢與張蔭桓密謀，以沙市發生教案尚未妥善處理為由，阻止張之洞入京陛見。
由張之洞取代傅翁龢，從表麵上看是徐桐推薦，實際上當恭親王奕?病重期間，恭親王在向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分析朝中人事格局時就已提出這一主張。他當時明確告訴太後與皇上，朝中內外重臣可以信賴並在將來可以擔當重任的隻有李鴻章、榮祿、張之洞等幾個人。而李鴻章由於最近幾年承擔甲午戰敗的“原罪”，一時尚不能讓他負更多的責任，否則輿論上、民意上都很難協調。剩下的首選當然在張之洞與榮祿之間。
傅翁龢設計破壞了慈禧太後和光緒帝調張之洞入京的計劃，但他實際上已無力阻止改組政府的既定方針。他自以為高明的一係列愚蠢舉動，實際效果卻與他的主觀願望相反，隻是在無意中又樹立了更多的對立麵而已。6月8日，剛剛料理完恭親王奕?後事並對將要進行的改革略有布局的慈禧太後召見慶親王奕助、總理衙門大臣榮祿、軍機大臣剛毅等皇族成員，商討一些重大問題。這幾個皇族出身的大臣平時就看不慣傅翁龢仗勢欺人的做派，對於傅翁龢最近一連串的異常舉動更覺得有必要向太後報告。於是他們借口皇上最近在一些問題上似乎太大膽，有意將矛頭引向皇上的師傅翁龢。
對於慶親王等幾個人的用意，慈禧太後似乎也很清楚。她指責這幾位皇族出身的大臣為什麽不負起自己應該負的責任，為什麽不在一些最為要緊的關頭設法阻止？奕助等人同聲回答道：皇上天性，無人敢攔。而剛毅做得更過分，伏地痛哭，聲稱奴才曾經向皇上委婉表達過類似阻止意見，但從不被接受，反而屢遭皇上斥責。
慈禧太後沉思良久，又問道，皇上敢如此做，難道是他一個人的主意嗎？皇上應該和你們幾個大臣商量才是啊！榮祿、剛毅聞聽此言立即奏道：要說皇上不和我們商量是事實，但要說是他一個人的主意則未必。皇上所做的這些事情都是他的師傅傅翁龢在出主意。剛毅又憑借著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太後哭鬧，希望太後能夠出麵勸阻皇上的一些做法。太後答道：現在時機尚不成熟，到時候，我自有辦法。
太後的辦法是什麽？很簡單，就是堅決將傅翁龢剔除出去，她在尋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6月10日，經過連日來的秘密協商，光緒帝與慈禧太後已經就將要進行的改革和人事布局達成一致。這一天，光緒帝宣布了兩項重要布局：一是宣布補授總理衙門大臣兼兵部尚書榮祿為協辦大學士，並負責管理戶部。補授榮祿為協辦大學士，是將榮祿的地位提拔到與傅翁龢一樣高；榮祿負責管理戶部，就是在實際上剝奪了戶部尚書傅翁龢的權力。同時調補剛毅為協辦大學士，任兵部尚書；補授崇禮為刑部尚書。所有這些舉措實際上都是一個趨向，即在張之洞暫時無法入京替代傅翁龢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讓榮祿、剛毅、崇禮等皇族成員暫時加入政府，接管權力。這明顯傳達出政府正在改組的信息，隻是不希望這種改組震動太大，故而先任命榮祿接管傅翁龢的權力，然後再尋找機會免去傅翁龢的職務。這種權力交接的運作模式在政治實踐中屢見不鮮。二是為了穩住傅翁龢，不至於在權力交接的過程中出現意外麻煩，光緒帝命令傅翁龢草擬《明定國是詔》。一切都在風平浪靜中進行著。
6月11日一大早，光緒帝辭別慈禧太後返回皇宮，他宣讀了傅翁龢代為草擬的《明定國是詔》，標誌著維新變法運動正式開始。
榮祿以大學士身份兼管戶部，隻是處置傅翁龢過程中的緊急措施，至於由誰來接替恭親王奕?及傅翁龢兩人留下的職務，清政府最高決策者仍在考慮。有一種建議是由慶親王奕助和榮祿主持內閣事務，前者彌補恭親王逝世後遺留的空缺，後者代替張之洞取代傅翁龢。對於這個方案，首先的反對者是榮祿本人。他認為按照大清王朝兩百多年的慣例，在政府高層及中央各部中，滿漢官員從來都是取平衡態勢，慶親王接替恭親王已成事實，而接替傅翁龢的，最好還是循慣例找一個漢人官員更為合適。
在當時有名望且有能力替代傅翁龢的漢族官員中，李鴻章有能力、有名望，但他當時實在有點背，很難讓他立即走上前台取代傅翁龢；張之洞有能力、有名望，本來也是主持內閣的最佳人選，但在傅翁龢的阻止下未能及時來京陛見，而棘手的沙市教案似乎也隻有張之洞繼續留在湖廣總督任上方可放心。李鴻章、張之洞之外，漢族出身的高官可供入主內閣的人選委實不多，剩下有名望、有能力的隻有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於是，清政府最高當局決策者經過周密協商，決定調王文韶加入內閣，取代傅翁龢；調榮祿接替王文韶，出任負責拱衛京師、權力甚重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清政府新的權力布局至此終於完成，隻待宣布。權重位尊的傅翁龢終於像赫德所描述的那樣，在一場“閃電”中被擊倒了。
6月15日一大早，光緒帝在早朝時宣布了這一係列的人事變動，政府改組後的基本框架至此終於露出端倪。這也為後來改革方案的全麵推展提供了前提條件，當然也為一百天後的政局變動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