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奕助（1838—1917），晚清宗室重臣，清朝首任內閣總理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加郡王銜，任禦前大臣。光緒二十年（1894），被慈禧封為慶親王。
在紀念甲午戰爭兩個甲子的時候，我們對中國在那場戰爭中的慘敗充滿惋惜，一個古老文明為什麽不敵一個新生小國？
一百多年來研究者提出許多看法，其中一個重要看法，就是中國在那“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的時代固步自封，自以為是，而日本則潛心好學，順勢變革。中國不是沒有人看到問題關鍵，隻是統治者不思進取，不知世界大勢，依然陶醉在自己編織的“盛世”神話中。結果，不到半個世紀，中日師生易位：先前的學生成為老師，先前的老師變成了學生。在這個過程中，魏源的《海國圖誌》扮演著非常奇妙的角色。
《海國圖誌》的原本為林則徐主持編輯的《四洲誌》，而《四洲誌》來源於英國人慕瑞編著的《世界地理大全》。1840年，道光帝懾於英國人的威脅犧牲林則徐，放棄武力抵抗，任命琦善接替林則徐議和。
林則徐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但曆史沒有留給他足夠時間。1841年6月，承擔戰爭失敗責任的林則徐前往流放地新疆，當他路過現在的鎮江（京口）時，正在此地的老朋友魏源盡地主之誼，熱情款待，“與君宵對榻，三度雨翻蘋”（《魏源集》，第781頁），朝夕相談，交換看法。
林則徐預感自己可能沒有機會繼續編寫《四洲誌》了，遂將書稿交給魏源，希望魏源在此基礎上編寫一部合乎中國人需求的世界概覽。魏源沒有辜負老友的期待，在此後一年時間裏，魏源以林則徐《四洲誌》為基礎，廣搜新舊資料，成《海國圖誌》五十卷，1843年初版於揚州。此後數年，魏源再接再厲，在地理學家鄒漢勳、汪士鐸等人協助下，1847年增補為六十卷本。1851年擴充為一百卷本。1856年，魏源去世，一百卷本遂成為《海國圖誌》定本。
《海國圖誌》根據那個時代所能獲得的資料，詳細記述了世界各國曆史、地理、製度、文化習俗，是近代中國一部最偉大的著作。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盛讚這是中國人研治“域外地理學”的開山之作，意義重大。
在《海國圖誌》中，魏源不僅依據豐富的資料向中國人詳細介紹了世界各國，而且提出許多偉大的見解，一再叮囑中國人要重建寬廣胸懷，不要將域外文明視為洪水猛獸。東西文明盡管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必須承認，這些不同文明均有中國文明所不具備的優點。中國人應該潛下心來，記住先賢教誨，一事不知以為恥。魏源指出，即便從複仇觀點看，中國要想打敗英國，複仇雪恥，也必須向人家學習，必須“師夷之長技”。
魏源“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具有相當曆史局限性，這個口號將一個正常的文明交流轉換為“文明衝突”。不過在“天朝上國”迷思仍未被打破的近代早期，“師夷之長技以製夷”應該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權宜之計。
盡管魏源的主張如此溫和，這一主張在那個時代並沒有在中國獲得應有回響。那時的中國人並不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東來的西洋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本質區別。一個古老、精致的農業文明怎樣麵對工業文明、商業文明，那時中國人似乎根本沒有想過。
魏源在這部書中建議中國人應該正視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應該盡快發展自己的工業、商業、航運業、金融業。中國不僅應該大度接納西方人來華貿易，而且應該“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國資本開放市場。將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種子，漸漸嫁接至中國農業文明老樹上。更有甚者，魏源在這本書中，還刻意介紹了英美等國民主製度，英美聯邦製、選舉製、分權製衡的司法製度，“以變古今官家之局，人心翕然，選官舉能，可謂不公乎，可謂不周乎。”（《海國圖誌後序》），實在值得中國人注意借鑒。
《海國圖誌》意識到了曆史大轉折，意識到了中國無法固守單一的農業文明，中國應該增強“海國”意識，應該與世界互動，雙向開放。
一百多年後重讀《海國圖誌》，我們依然能感覺到一個敏銳的知識人對世界大勢的清晰判斷，中國如果沿著這樣的路徑走下去，在鴉片戰爭後發奮改革，中國應該很快可以步趨西方，與世界一致。然而，“天朝上國”的惰性太強大了，失敗很快成為過去，剛剛醒來的雄獅打個哈欠又睡著了。中國辜負了林則徐、魏源的一片苦心。“書成，魏子歿，廿餘載，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國圖誌序》）。
中國是一個崇尚工具理性的國度，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沒有實踐的檢驗，許多道理在很多人看來就不一定具有真理意義，因而近代中國的每次大進步，幾乎都伴隨著失敗，總是“失敗實踐”後的覺醒。失敗得越慘烈，進步就越大。
《海國圖誌》在自己的國家沒有贏得應有尊重，沒有轉化為變革的力量，根據魏源好友姚瑩分析，這主要是因為《海國圖誌》“犯諸公之忌”（姚瑩：《與餘小波言西事書》，《東溟文後集》卷八），談論了不該談論的事，從而使中國錯失至少二十年機遇。（蔣廷蔽：《中國近代史》）
與中國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個偶然機會讓《海國圖誌》傳到了日本。此時的日本還處在鎖國狀態，但魏源這部書卻讓日本人如獲至寶，在此後五年間，《海國圖誌》的日文版本竟然又出了二十幾個，深刻啟發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識。
江戶晚期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在閱讀了《海國圖誌》後，格外佩服魏源“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主張，以為應該像魏源那樣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規劃日本方略。在許多人仍將西方文明視為“奇技**巧”之“邪教”的時候，佐久間象山由魏源啟示開始了對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
《海國圖誌》傳到日本的第三年（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佩裏率領“黑船艦隊”抵達江戶灣叩關，與英國人1793年、1816年、1838年三次來華具有類似性質，但日本人或許是基於十幾年前鴉片戰爭的教訓，或許是《海國圖誌》已將世界經濟必將交流的意義說得很明白，或許是因為日本人已有與歐洲人（荷蘭人）打交道的經驗。
總而言之，日本並沒有像中國那樣先訴諸於兵，再訴諸於禮，打敗之後畫押通商，而是直接通過談判，達成了妥協，日本既沒有像中國那樣長時期沉浸在失敗陰影中，也沒有單純地成為西方工業品的傾銷地。日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商業基礎，用不太長的時間實現了在遠東建立一個西方式國家的夢想。日本學者井上靖說，幕府晚期之所以能發生“開國主義”思想，其契機主要是因為那時的日本知識人普遍閱讀過傳來不久的《海國圖誌》。
我們當然不能說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完全得益於《海國圖誌》，就像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失敗不能歸罪於任何單一原因一樣。但是，我們似乎可以說，《海國圖誌》在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遭遇，不僅讓中日師生易位，而且折射了這兩個東亞國家勝敗中的深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