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興（1874年—1916年），字克強，號慶午、競武。近代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的創建者之一。
適值早春，又近清明，撫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偉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究民主憲政的真誠、韌性。
在過去，大多數研究者比較傾向於認為宋教仁是近代中國最堅定的憲政追求者，不惜為憲政獻身。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甚至在“後階級鬥爭”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當多的人覺得宋教仁對憲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與虎謀皮。宋教仁為憲政而死，在許多人看來，有點兒不值，革命黨隻能用實力說話，沒有實力，沒有槍杆子，清政府不會自動立憲，袁世凱更不會乖乖地接受憲法約束。這種基於階級分析的觀點，不能說不對，但顯然還有重新研究的空間，至少還應從宋教仁本身進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還是不值。
宋教仁在晚清民初政治分類中，確實屬於革命黨人，但宋教仁又與絕對的革命黨人孫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孫中山最早看出清政府政治體製不具備改革基礎，不具有改革價值，因而孫中山自1894年萌發反清意識後，始終如一，堅持到底。當然，孫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猶豫，曆史也沒有給他反悔的機會。自從1895年策動第一次武裝起義，孫中山就與清政府勢不兩立，清政府即便宣布預備立憲了，也不願將孫中山等人赦免。這就將孫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
與孫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於1882年，是19世紀晚期典型的“80後”。他們成長的年代，經過大挫折、大波折，他們品嚐過“同光新政”的輝煌與驕傲，緊接著就是甲午戰敗、馬關之恥，就是維新時代、義和團戰爭、新政改革。這就是宋教仁那代“80後”的成長背景。
1902年，新政第二年，20歲的宋教仁前往武漢報考新式學堂。這表明他對傳統士大夫成長道路已失去了興趣，或者說科舉製度已經意義不大，已不再對宋教仁這代青年構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漢如果沒遇到黃興、劉揆一、章士釗、陳天華等人，或許應該在新學道路上前行。然而當他遇到這幾個人之後，不期然而然地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國為什麽會在1903年之後發生反清革命呢？清政府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嗎？不是在政治體製、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麵都有很多改革了嗎？既然改革了，為什麽還要革命呢？
這確實是一個悖論。改革本來是為了反製革命，改革本來就是被革命逼出來的。清政府雖說宣布新政，實行改革，但先前因種種原因而對政治極端冷漠的知識人複蘇了，政治熱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為這樣，當人們的視野已打開，已經知道世界，知道東西洋立憲各國真實情形的時候，清政府已宣布的改革政策當然無法滿足革命者的訴求。所以在1903年，不僅宋教仁、黃興等人鬧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鄒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政府。先前孫中山“一個人的革命”正在逐漸變成一個民族的覺醒。
按照清政府的方案，所謂新政其實隻是一場行政體製的改革，隻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的調整，並不是真正的政治體製改革，並不涉及統治權力的弱化或讓渡。這是引起這批革命者不滿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發生前，大家經過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經過1900年義和團戰爭，許多漢人知識分子對滿人極端失望，而新政給予了稍微寬鬆的政治空間，遂使這些人有可能將這種失望釋放出來，轉化為一場運動。
再從國際背景看，1900年義和團戰爭留下非常嚴重的後遺症，沙俄乘機占領東三省遲遲不願歸還，也是許多青年知識人對清政府不滿的理由。稍後，日本宣布為中國索要東三省主權而與俄國開戰。更重要的是，東鄰日本竟然以一個小島國打敗了大俄國。不唯如此，對中國人來說，日本贏得日俄戰爭是一個重要指標，使中國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個小島國打敗大中國。日本人少國小，為什麽能在十年內連敗中俄兩個大國？日本究竟憑什麽這樣牛氣？中國為什麽不行？日俄戰爭，尤其是日本人的勝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種的中國人。
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國反體製革命者相聚東京，他們先前或許期待過清政府“自改革”，或許是從“革政”走向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的啟發下，他們覺得中國要強盛，要雄起，就必須革命，繼續指望那個不斷令人失望的清政府已經沒用。中國人必須自己救自己，必須推翻滿人在中國的政治統治。這就是宋教仁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這批青年革命家組織成立同盟會，號召散布國內外的革命者聯合起來，擯棄偏見，一致對著清政府，對著滿人。同盟會成立是一個重要標誌，是那些熱血青年對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的回應。
清政府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革命**反過來必然反製清政府，促使清政府走向真改革，否則就隻能等著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的形成得益於日俄戰爭，同樣的道理，日俄戰爭也對清政府形成巨大刺激。清政府統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國應該能夠戰勝小日本，如此，清政府就可以緩解變革壓力。現在一切都反了，俄國失敗了，也開始革命了，沙皇也隻得宣布改革了。俄國的情形同樣深刻影響著中國。清政府終於感到了變革的壓力，於是在1905年派遣親貴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一年後，宣布預備立憲，發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裏重建國家體製。
預備立憲改變了中國曆史進程，追隨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鬧革命的人中，有許多原本就不是堅定的革命者，他們之所以跟著起哄鬧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清政府不思進取、不願變革，現在朝廷變革了，同意以日本為藍本實行君主立憲，他們還有什麽理由繼續革命呢？於是，同盟會領導層相當一批人，如劉師培夫婦、章炳麟等，都在考慮以怎樣一種方式放棄革命，回歸體製，參與變革，或者即便不參與變革，不回歸體製，也不繼續鬧革命了，總應該給朝廷一個機會。於是，中國革命僅僅輝煌了一年多一點兒時間，就從**到低潮。
在這個過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變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憲政問題，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樣激進地參與革命，主要是因為他遇到了黃興等一批革命黨人並做了好朋友，還因為清政府不改革。現在既然清政府開始憲政改革，既然有了回歸體製的機會，既然革命因預備立憲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當然要考慮自己的前程，考慮自己能為國家做點什麽。這是人之常情。曆史上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革命者，沒有隻知造反不知妥協的革命黨。宋教仁這個轉變很正常，一點兒都不讓人奇怪。
1908年，宋教仁機緣巧合地與袁世凱等體製內大員建立了聯係，袁世凱對宋教仁的才華非常欣賞，希望宋教仁回歸體製，參與立憲。然因種種原因，宋教仁並沒有如袁世凱所願回歸體製。
武昌起義發生後，宋教仁受湖北軍政府邀請，第一時間來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約法》。《鄂州約法》所體現的隻是近代政治必須具備的“三權分立”，約法規定新政府以都督為行政中心，都督與議會、司法三權共同構成最高權力中心，行政權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務員行使，立法權屬於議會，司法權歸屬於法司。這套立憲架構的法律體製，與清政府正在進行的君主立憲一脈相承。如果要說區別的話，《鄂州約法》隻是剔除了君主，權力來源屬於人民，不再是君主立憲，而是人民立憲。很顯然，這套思想並不是同盟會，甚至不是華興會的政治主張，反而與袁世凱十多年來提倡、推動的君主立憲改革具有許多契合處，由此也就預示了宋教仁與袁世凱在未來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南京臨時政府是“臨時”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袁世凱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麵，中華民國實際上延續了過去十年的憲政改革，隻是君主不在。
宋教仁熱心政治，是因為他的憲政立場。他認為中華民國民主政治其實就是憲法政治，就是憲政。憲政的原則在競爭，政治上的合法競爭、和平競爭是民國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須永遠完全放棄，否則不足以憲政。
根據這樣的政治理念，宋教仁進入民國後更加活躍，他的理想不是閣僚，而是閣揆，所以他按照政黨政治的原則努力打造議會第一大黨，爭取通過和平的議會競爭實現政黨輪替，奪取組閣權。
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對民主憲政的忠誠與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長一段時間，宋教仁就像我們今天能夠在西方民主國家大選中看到的那樣，風塵仆仆東奔西走，縱橫捭闔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爭取議會多數，其實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時的政治家一樣，宋教仁也曾操控選舉，比如在湖南選區曾與反對者發生肢體衝突，而且不止一次。這些其實都是民主初潮時的正常現象，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一步到位，成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論有多少不足或問題，都必須承認他仍然是中國民主初潮時代的弄潮人，是中國民主政治先驅者之一。
遺憾的是，曆史並沒有讓宋教仁的理想變成現實。當他對謀取議會多數信心滿滿時，一顆罪惡的子彈擊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剛剛開啟的民主政治遇到了巨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