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的廣州，天已經很熱了，人們穿著短袖衫在陽光下行色匆忙，安徽省外貿公司的一位年輕業務員坐大巴在廣州白雲機場下車時，身上已經冒汗了。廣交會剛結束，他買了許多廣式餅幹、臘腸、魚罐頭，還有時髦的尼龍衫、香港拖鞋，塞滿了整個行李箱。機場值機服務台辦理行李箱托運時，年輕美麗的值機員多此一舉地問了一句：“合肥在哪裏呀？”
同樣年輕的外貿業務員有些生氣地嗆了她一句：“合肥在哪裏，你不知道，沒看過地圖？”
值機員並不生氣，問：“合肥是不是在貴州呀？”
旁邊的另一位值機員嘲笑她說：“你真無知，合肥明明是在寧夏。”
省外貿公司的年輕業務員是我中學同學，這是他1985年時對我說的，這個真實的情節很刺激人，所以，他說的話至今我連每一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
1992年秋天，我接待一位從北京來的雜誌社的編輯。他住在長江路省委對麵的華僑飯店。我們談完稿件，晚上喝了不少酒，京城編輯情緒高漲，他要我帶他到合肥最繁華的市中心轉轉，我就陪著他從華僑飯店沿長江路一直逛到三孝口，總共逛了二十來分鍾，再往西，就是大西門了，出了大西門，燈火漸漸稀少，偶爾一輛汽車從身邊急速駛過，揚起的灰塵嗆得人睜不開眼睛，那裏已是城郊了。於是，我說：“回去吧！”
北京來的編輯很不高興，他說：“我要你帶我到合肥最繁華的市中心轉轉，你把我帶到這麽一條偏僻的路上。”
那一刻，我啞口無言。我要說長江路就是合肥最繁華的市中心，他會覺得我在敷衍和撒謊。可那時候的合肥最繁華的環城路以內，平均樓高隻有4.2層，購物除了長江路上有幾家商場，剩下的隻能去安慶路上的城隍廟了，那裏與繁華毫不相幹。
1992年的冬天漫長而寒冷，1993年春節剛過，風像刀子一樣削過江淮丘陵，瘦弱的麥苗在風中瑟瑟發抖，早起趕集的村民裹緊棉襖縮著腦袋匆匆趕路，他們對身邊麥田裏發生的事情一開始並沒怎麽在意。
這是肥西縣肥光鄉二十埠、棗廟、黃崗村的麥田，已經連續好多天了，一些“形跡可疑”的人在冰凍的田野裏晃動著。起初村民們以為是城裏下鄉來收鵝毛、鴨毛的小販，走近了一看，他們在麥田裏架起了三腳架，手裏端著水平儀，反複轉換角度，不停地東張西望。中午時分，村裏的炊煙升起來了，雞鳴狗吠聲中，村民們圍坐在開裂的小桌邊，抽著旱煙喝著劣質燒酒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有人不太有把握地說是城裏下來探礦的，有人盲目而自負地認定自家麥田下麵有煤炭，還有人說麥田下麵有黃金。
其實，崗頭水尾的這一帶的地下，沒有黃金，隻有黃土。
村民們並不知道這些“來路不明”的人是合肥市規劃局派出的測繪小組，共7路人馬，他們正在把肥西縣肥光鄉、煙墩鄉、桃花鎮，包括合肥郊區常青鎮在內的16個村，計53平方公裏的土地當作一張白紙，按1∶10000的比例進行測繪製圖。兩個月後，這張地圖最終要攤開在合肥市決策者的辦公桌上，眼前的麥田、菜地、村莊將在地圖上改變性質。
地圖上的布局已經遠遠超出了16個村村民們貧窮而美麗的想象，也將讓一座城市麵貌一新。
三國時建起的合肥城牆早已拆除，城牆遺址上緊挨護城河而建的環城公園將合肥牢牢地固定在5平方公裏範圍內，一座城市，局限於方寸之間，兩千多年，固若金湯，雷打不動。直到在肥西縣麥田裏測繪地圖的那一天，合肥雖說在護城河之外已溢出了不少，但人們還是以環城公園內的居住和生活為合肥之正宗，市民們擁擠在狹窄的長江路上，無休無止地逛著四牌樓和三孝口並以此為自豪。在這張地圖繪製之前，合肥實際上像是一個擁有城市名分的縣城，它隻是比肥西縣肥光鄉的農村多了一些鋼筋混凝土的建築而已。
這張地圖令人目瞪口呆在於：合肥市的決策者們居然要在肥西縣鄉下的麥田裏、油菜地裏建一座“新的合肥”，新合肥在地圖上的控製麵積是環城公園內老城區的10倍，這是一座按高起點高標準規劃設計的現代化和工業化新城，新城不僅要改變合肥的麵貌，而且將改寫合肥的曆史。1993年春天，當許多合肥人糾結於中菜市黃瓜價格漲得太猛的時候，他們做夢都不會夢到環城公園之外還會出現一個新合肥。
然而合肥的決策者們亮出了這樣的口號：開放開發，再造新合肥，建設現代化大城市。
當這一夢想在市人代會上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之後，它就不再是口號，而是整個合肥市必須為之不懈奮鬥的戰略目標。
1993年，麥田裏的春天就這樣向人們走來了。
不久，肥西鄉村裏的傳說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明確，村民們終於知道了他們的村莊被一張地圖重新策劃和設計了。
這張地圖區域裏的肥西農民有幾分興奮，還有幾分忐忑，更多的是無限的迷惘。崗頭水尾靠天吃飯，貧窮的日子由來已久，可收走了土地，等於收走了飯碗，未來的日子被安排在了一張地圖上，而他們看不懂地圖。
合肥向南過了南七，合安路兩邊是雜亂無章的低矮的樓房，一些農田和菜地穿插其間，這種低水平的城市擴張到十八崗戛然而止，十八崗有一個收費站，過往汽車經過一個空中噴水的閘口進出合肥。出了十八崗，進入肥西縣地界，一望無際的農田撲麵而來，1993年春天這裏是徹頭徹尾的農村。
對於世代生活在這片貧瘠的崗衝之地上的村民來說，發家致富不過是村民們漫漫長夜裏的黃粱美夢。在江浙滬農民你追我趕地蓋樓房、裝空調、騎摩托的1993年，這一帶近90%的農民住著空心磚牆或土坯牆灰瓦搭建的低矮房屋，其中不少是搖搖欲墜的危房，黑白電視還沒有普及，電風扇是高檔奢侈品，主要交通工具是兩條腿和兩條腿騎著的自行車，農民人均年收入隻有700多塊錢。這裏離合肥市中心雖說隻有20來裏，但他們要先步行幾裏土路，走到合安路邊，再搭肥西到合肥的汽車到南七，然後轉1路公交車到三孝口、四牌樓，村民去一趟合肥步行加搭車、轉公交，單程就要花兩個多小時，對於大多數村民來說，去合肥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村裏經常有從合肥回來的人眉飛色舞地對村鄰說：“四牌樓百貨大樓，那真叫個氣派！”聽的人就很羨慕地表示懷疑：“你上合肥了？”
進行這番對話的村民當然不會想到二十多年後他們已是合肥的市民，他們廝守了幾千年的麥田和油菜地如今不僅是合肥城市的一部分，而且成了合肥的一個城市副中心，“再造新合肥”已經沒有了爭論，也不再作為一個奮鬥目標，因為新合肥在這裏早已成為事實。
那張地圖展開二十多年之後，地圖上的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合肥市1%的土地上生產出合肥市三分之一的工業產值，創造出了合肥市近15%的地區生產總值（GDP）。
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一任當家人杜平太是一個敢做夢也會做夢的人，1996年3月2日，由他簽發了一份給當時安徽省省長的報告，報告在請求省裏支持經開區體改的同時，還沒忘了拍著胸脯表態，2000年經開區將實現工業總產值100億，2010年經開區工業產值力爭實現400億。可以想象，當時杜平太簽發這樣的表態時，他的心裏是不踏實的，項目開工的沒幾個，稅收一分錢還沒到手，10公裏框型大道上雞鴨橫行、野兔亂竄，經開區的開發建設，正在老城區被當作酒桌上的笑料和另一道下酒菜。
而2010年，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工業總產值已經突破1000億，到這本書完成的2022年，經開區規模以上工業產值已經實現3400億元，長三角地區一個全新的現代製造業基地和高新技術產業基地正在以風馳電掣的速度書寫著一個城市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傳奇。
1993年初，在一份《合肥市“三年大發展，五年上台階”目標任務》的文件中，合肥市政府滿懷信心地向全社會承諾，從1993到1997年，合肥工業總產值從100億起步，五年力爭拿下277.7億，而整個合肥市1997年為之拚命奮鬥的工業產值十來年後不過是合肥經開區“海爾”或“江淮汽車”一家企業的產值。
數字是枯燥的，當數字與我們的**、創造和奮鬥聯係在一起時，數字就是最生動的。
陶醉於數字的輝煌是一種統計學意義上的滿足，而還原那段九死一生、矢誌不渝、劍走偏鋒、絕地反擊的創業史和奮鬥史，將會使那段曆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獲得精神上的命名和心靈深處的慰藉。
也許，這對置身於那段曆史之外的人更有意義和價值。
如果我們都願意認同1993年麥田裏的春天是一個曆史象征的話，那麽，在拍板繪製那張地圖的合肥市決策者們的想象中，麥田裏的春天並不是從麥田裏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