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梁實秋先生為了《拓荒者》上稱他為“資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雲“我不生氣”①的文章。先據《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頁上的定義，“覺得我自己便有點像是無產階級裏的一個”之後，再下“走狗”的定義，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恩惠”，於是又因而發生疑問道——
“《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麵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隻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賬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XX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麽能知道呢?……”
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敘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於後一類的了，為確當計，還得添幾個字，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
然而這名目還有些缺點。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識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終於不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在《答魯迅先生》②那一篇裏，很巧妙地插進電杆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裏又寫出“到XX黨去領盧布”字樣來，那故意暗藏的兩個X，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產”這兩字，指示著凡主張“文學有階級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和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學生，《晨報》③卻道學生為了幾個盧布送命，自由大同盟④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報》⑤的通信上便說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買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許以為給主子嗅出匪類（“學匪”⑥），也就是一種“批評”，然而這職業，比起“劊子手”來，也就更加下賤了。
我還記得，“國共合作”時代，通信和演說，稱讚蘇聯，是極時髦的，現在可不同了，報章所載，則電杆上寫字和“XX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那麽，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XX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麵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注解】
①梁實秋所說的“我不生氣”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話，都見於1929年11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按實際出版日期當在1930年2月以後）《“資本家的走狗”》一文。
②《答魯迅先生》：也見於《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梁實秋在文中說：“講我自己罷，革命我是不敢亂來的，在電燈杆子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我是不幹的，到報館門前敲碎一兩塊值五六百元的大塊玻璃我也是不幹的，現時我隻能看看書寫寫文章。”
③《晨報》：梁啟超、湯化龍等人組織的政治團體研究係的機關報。1918年12月在北京創刊，1928年6月停刊。
④自由大同盟：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簡稱。中國共產黨支持和領導下的一個革命群眾團體，1930年2月成立於上海。宗旨是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魯迅是它的發起人之一。
⑤《革命日報》：國民黨內汪精衛改組派刊發的報紙，1929年底在上海創刊。
⑥“學匪”：1925年12月30日國家主義派刊物《國魂》旬刊第九期上，載有薑華的《學匪與學閥》一文，辱罵在北京女師大風潮中支持進步學生的魯迅、馬裕藻等人為“學匪”。當時的現代評論派也對魯迅等進行過類似攻擊。
【精品賞析】
文章作於1930年4月19日，原刊於同年5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副題是“社會雜觀之三一”。
1930年2月，《拓荒者》第二期刊載了馮乃超的《文藝理論講座（第二回）·階級社會的藝術》，文中對梁實秋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吧?》一文中的某些觀點進行了批駁，文中說：“無產階級既然從其鬥爭經驗中已經意識到自己階級的存在，更進一步意識其曆史的使命。然而，梁實秋卻來說教——所謂‘正當的生活鬥爭手段’。‘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隻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那末，這樣一來，資本家更能夠安穩的加緊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對此，梁實秋於1929年11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實際出版日期當在1930年2月以後）發表了《“資本家的走狗”》進行辯駁一。
魯迅則就梁實秋的辯駁發表了這篇文章進行更進一步的批駁，把梁實秋等人喻為“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走狗。針對梁實秋的“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的話，魯迅巧妙地加上一個“喪家的”；對於梁實秋所說的“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的辯駁，魯迅則川頁水推舟地說：“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麵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同時，魯迅還指出梁實秋為獻媚當局，竟不惜在文章中采用誣陷的手段：“很巧妙地插進電杆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句子去，……”，並暗示“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
文章通過鞭辟入裏的分析，層層遞進的證明和有理有據、一針見血的反駁表現了魯迅先生對事物獨特的判斷能力。也正是因為這樣，賦予了這篇文章強烈的戰鬥性和獨特的諷刺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