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感錄三十八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隻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Nordau〔1〕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製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隻須用mob〔2〕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製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複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隻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雲：“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雲：“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雲：“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雲雲”，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3〕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雲：“外國也有叫化子，——（或雲）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雲：“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雲：“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麽?”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G．Le Bon〔4〕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製。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麵，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5〕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6〕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7〕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隻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幹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 Bon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隻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麽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隻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麵：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著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麽?
【注解】
〔1〕Nordau：諾爾道（1849 1923年），出生於匈牙利，政論家、作家。著有政論《退化》、小說《感情的喜劇》等。
〔2〕mob：英語，譯為烏合之眾。
〔3〕張之洞（1837 1909年）：字孝達，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清流派重要成員，洋務派首領之一。
〔4〕G．Le Bon：勒朋（1841 1931年），法國醫生和社會心理學家。
〔5〕道學：即理學，是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人闡釋儒家學說而形成的唯心主義思想體係。中國宋元明清時期流行的哲學思潮。
〔6〕陰陽五行：原是我國古代哲學與中醫學的理論觀點。戰國時，陰陽五行學說盛極一時。它用水、火、木、金、土五種物質和“陰陽”的概念來解釋自然界的起源、發展和變化。
〔7〕打臉：傳統戲曲演員按照“臉譜”勾畫花臉。打把子：傳統戲曲中的武打。
【精品賞析】
文章最初發表於1918年11月15日的《新青年》，後收入《熱風》。
時值五四運動前夕，前進與後退，革新與守舊以及革命與複辟的鬥爭日趨激烈，文章針對社會現實，對中國文化及中國國民的國民性進行深入剖析，認為中國社會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是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
“個人的自大”並非個人品德修養方麵的自大，而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他們思想見識高於庸眾，有天份，有狂氣，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各種改革從他們發端，但這種人占少數。而“合群的自大”即“愛國的自大”，卻是黨同伐異，對少數的天才宣戰。他們自己毫無建樹，隻是讚美舊製度，蹲在影子裏瞠目結舌。但他們人數多，能量大，是“再見振拔改進”的絆腳石。前者就是那些社會改革和科學方麵的先行者。是對社會前進、曆史進步作出較大貢獻的人物。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這樣的人越多，發展就越快。而後者是反對新事物，保守、倒退、複古的人。他們自己不肯覺悟，還要阻撓覺悟的人前進和革新。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接著，魯迅列舉了“愛國的自大家”的五種論調，如“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外國也有叫化子……”“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對於這五種論調，魯迅逐一進行了批駁，尤其對於第五種論調深惡痛絕，因為前四種雖然很荒謬，但同最後一種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而最後一種的愛國論出現最晚，最令人寒心，不但因其居心可怕，而且實因其論調更實在的緣故。魯迅認為，要改變這些狀況，療救“不長進的民族”的方法就“科學”一味，因為它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魯迅在這一時期為改造中國社會，為中國國民開出的“科學”之藥方，成為“五四”時期及其後來徹底反封建的光輝旗幟之一。
隨感錄四十八
中國人對於異族，曆來隻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古書裏的弱水〔1〕，竟是騙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雲”似乎無用，於是乎要維新。
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
可惜維新單是皮毛，關門也不過一夢。外國的新事理，卻愈來愈多，愈優勝，“子曰詩雲”也愈擠愈苦，愈看愈無用。於是從那兩樣舊稱呼以外，別想了一樣新號：“西哲”，或曰“西儒”。
他們的稱號雖然新了，我們的意見卻照舊。因為“西哲”的本領雖然要學，“子曰詩雲”也更要昌明。換幾句話，便是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一言以蔽之：前幾年謂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幾年謂之“因時製宜，折衷至當”。
其實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著，又要駝了前輩先生活著；活著的時候，又須恭聽前輩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雲”呢?
社會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隻能在賽會〔2〕這一日抬一回神輿。不知那些學“聲光化電”的“新進英賢”，能否駝著山野隱逸，海濱遺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卜生蓋以為不能，以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說：“All or nothing!〔3〕”
【注解】
〔1〕弱水：中國古代傳說中鵝毛也無法浮起的水道稱為弱水，意謂水弱不能載舟。
〔2〕賽會：舊時民間的祭典活動。一般以儀仗開路，在鼓樂和雜戲演出中迎神出廟，周遊邑巷以酬神祈福。
〔3〕Brand：譯為勃蘭特，易卜生劇作《勃蘭特》中的主人公。“All or nothing”，即英語“不能完全，寧可不要”的意思。
【精品賞析】
文章初次發表於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二號，署名唐俟，後收入《熱風》。
文章批評了當時一些守舊派的折中主義思想。文章指出折中其實就是守舊，而他們打的旗號似乎很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這種辦法是行不通的，對此魯迅認為這就是：“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這無疑是可笑的，對此魯迅還用了一個很生動的比喻進行說明：“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著，又要駝了前輩先生活著。”這個比喻便說明了折中主義想要一身兼具的荒謬性。而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體”和“用”也是不可分割的，因為體用本屬一物，“中學”的體隻能承載“中學”的用，“西學”的體也隻能承載“西學”的用。如果不觸動文化的根本，妄想以調合折中的辦法解決矛盾，其結果也必然如魯迅在《隨感錄四十三》中所說的：“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裏似的，無不失了顏色”。文章最後，魯迅借用了易卜生的劇作《勃蘭特》的主角勃蘭特所說的一句話：“All or nothing!”表達了他對於拋棄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堅決態度。
在寫這篇文章時，正處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醞釀、開始的時候，新舊文化交匯碰撞，給欲探索中國文化前途的人以很大的困惑。於是，各種各樣的思想產生了，折中主義就是其中的一種。它看起來似乎不偏不倚，最為妥當合理，但實質上它還是披著新式外衣而不改其舊的裏子。這樣的主義，在中國不僅行不通，而且也最終會回到舊文化的老路上去。魯迅即是用他深刻的洞見，對此種主義進行了犀利的剖析和徹底的批判。
隨感錄五十九“聖武”〔1〕
我前回已經說過“什麽主義都與中國無幹”的話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見，便再寫在下麵：
我想，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我們隻要留心譯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樣對於外國事情的批評議論，便能發見我們和別人的思想中間，的確還隔著幾重鐵壁。他們是說家庭問題的，我們卻以為他鼓吹打仗；他們是寫社會缺點的，我們卻說他講笑話；他們以為好的，我們說來卻是壞的。若再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國民文學，再翻一本文人的評傳，便更能明白別國著作裏寫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幾乎全不是中國所有。所以不會了解，不會同情，不會感應；甚至彼我間的是非愛憎，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
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麽，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麽，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麽，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幹。
幾位讀者怕要生氣，說，“中國時常有將性命去殉他主義的人，中華民國以來，也因為主義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筆抹殺?嚇!”這話也是真的。我們從舊的外來思想說罷，六朝的確有許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過砍下臂膊布施無賴的和尚；從新的說罷，自然也有過幾個人的。然而與中國曆史，仍不相幹。因為曆史結帳，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卻隻能學粗人算帳的四舍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
中國曆史的整數裏麵，實在沒有什麽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隻是兩種物質，——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名。
火從北來便逃向南，刀從前來便退向後，一大堆流水帳簿，隻有這一個模型。倘嫌“來了”的名稱不很莊嚴，“刀與火”也觸目，我們也可以別想花樣，奉獻一個諡法，稱作“聖武”〔1〕，便好看了。
古時候，秦始皇帝〔2〕很闊氣，劉邦和項羽都看見了；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羽說，“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麽呢?便是取邦所說的“如此”。“如此”的程度，雖有不同，可是誰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與“丈夫”的心中，便都是這“聖武”的產生所，受納所。
何謂“如此”?說起來話長；簡單地說，便隻是純粹獸性方麵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罷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卻要算最高理想的了。我怕現在的人，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大丈夫“如此”之後，欲望沒有衰，身體卻疲敝了；而且覺得暗中有一個黑影——死——到了身邊了。於是無法，隻好求神仙。這在中國，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求了一通神仙，終於沒有見，忽然有些疑惑了。於是要造墳，來保存死屍，想用自己的屍體，永遠占據著一塊地麵。這在中國，也要算一種沒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現在的外來思想，無論如何，總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氣息，互助共存的氣息，在我們這單有“我”，單想“取彼”，單要由我喝盡了一切空間時間的酒的思想界上，實沒有插足的餘地。
因此，隻須防那“來了”便夠了。看看別國，抗拒這“來了”的便是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隻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注解】
〔1〕“聖武”：原為讚揚皇朝聖德武功的頌詞。
〔2〕秦始皇帝（前259 前210年）：姓嬴名政，戰國時秦國的國君，於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建立了我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秦。
【精品賞析】
文章最初發表於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期第五號，署名唐俟，後來收入《熱風》。“聖武”二字出自於《漢書·蕭何曹參傳》：“陛下（孝惠帝劉盈）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劉邦）?”
此文是《隨感錄五十六“來了”》的續篇，也是對上一篇文章的進一步闡釋。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先以議論的方式，說明了“什麽主義都與中國無幹”，其要旨在於抨擊中國人沒有主義，沒有理想，沒有信仰。而且“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魯迅說這是因為中國人的思想和別國的思想“的確還隔著幾重鐵壁”，從而諷刺了中國人精神的麻木和閉鎖。魯迅同時用了富有詩意的語言表達了他的無奈：“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麽，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麽，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麽，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
接著通過對曆史的回顧，魯迅從正麵證明了中國人缺乏真正的思想和主義，他舉的是劉邦和項羽的故事，他們看到秦始皇，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此也!”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也!”看起來是很偉大了，實際上純粹是“獸性方麵的欲望的滿足”，是追求威福、子女、玉帛、榮華富貴罷了。而且這種追求還變本加厲，從生前延續到死後，這就是一種“單要由我喝盡了一切空間時間的酒的思想”。魯迅對此是深惡痛絕又深感無奈的。
在最後，文章提出了真正的“最高理想”，即主義。魯迅把目光投向別國，滿腔熱情地頌揚了有主義的人民。這樣的人民為了信仰，“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最後一句話：“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隻能看見物質的閃光”，即是魯迅為喚醒民眾能夠堅定信仰而作出的呼籲。
所謂“國學”
現在暴發的“國學家”之所謂“國學”是什麽?
一是商人遺老們翻印了幾十部舊書賺錢，二是洋場上的文豪又做了幾篇鴛鴦蝴蝶體〔1〕小說出版。
商人遺老們的印書是書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書籍而在古董。遺老有錢，或者也不過聊以自娛罷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獲利。還有茶商鹽販，本來是不齒於“士類”的，現在也趁著新舊紛擾的時候，借刻書為名，想挨進遺老遺少的“士林”裏去。他們所刻的書都無民國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質，至少每本兩三元，綿連，錦帙〔2〕，古色古香，學生們是買不起的。這就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決不肯放過學生們的錢的，便用壞紙惡墨別印什麽“菁華”什麽“大全”之類來搜括。定價並不大，但和紙墨一比較卻是大價了。至於這些“國學”書的校勘，新學家不行，當然是出於上海的所謂“國學家”的了，然而錯字迭出，破句連篇（用的並不是新式圈點），簡直是拿少年來開玩笑。這是他們之所謂“國學”。
洋場上的往古所謂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鴛鴦”誠然做過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場以來，從沒有人稱這些文章（?）為國學，他們自己也並不以“國學家”自命的。現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開，也學了鹽販茶商，要憑空挨進“國學家”隊裏去了。然而事實很可慘，他們之所謂國學，是“拆白之事各處皆有而以上海一隅為最甚（中略）餘於課餘之暇不惜浪費筆墨編纂事實作一篇小說以餉閱者想亦閱者所樂聞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從略，以省排工，閱者諒之。）
“國學”乃如此而已乎?
試去翻一翻曆史裏的儒林和文苑傳罷，可有一個將舊書當古董的鴻儒，可有一個以拆白餉閱者的文士?
倘說，從今年起，這些就是“國學”，那又是“新”例了。你們不是講“國學”的麽?
【注解】
〔1〕鴛鴦蝴蝶體：鴛鴦蝴蝶派是興起於20世紀初上海的一個文學流派。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寫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內容駁雜，常用鴛鴦蝴蝶來比喻這些才子佳人，故被稱為鴛鴦蝴蝶體。代表作家有徐枕亞、張恨水、李定夷等。
〔2〕綿連：即連史紙，質堅色白，宜於印刷貴重書籍。錦帙，用錦綢裱製的精美的書函。
【精品賞析】
文章首次發表於1922年10月4日的《晨報副刊》“雜感”欄目，署名某生者，後收於《熱風》。
20年代初期，中國興起了一陣“國學熱”，魯迅對此現象進行了批判。魯迅將這種現象歸納為兩類：“一是商人遺老們翻印了幾十部舊書賺錢，二是洋場上的文豪又做了幾篇鴛鴦蝴蝶體小說出版。”商人遺老的印書各有其目的，遺老們是因為有錢，“或者也不過聊以自娛罷了”。而商人的目的則是“大吹大擂的借此獲利”。同時，也可以借刻書為名，“挨進遺老遺少的‘士林’裏去”。可見，這兩者對於“國學”並沒有持嚴肅的態度。所以，他們翻印出來的書自然質量很差，經過“國學家”的校勘，“錯字迭出，破句連篇”。更為可恥的是，他們為圖利將其賣給學生，“真是害人不淺”。而“鴛鴦蝴蝶”體小說則是另一種情況，他們原來是安分的，但“現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開，也學了鹽販茶商，要憑空挨進‘國學家’隊裏去了。”但他們所寫的小說隻是為迎合庸俗大眾而作的低俗而無聊的東西。如果將其稱之為“國學”，在事實上就是一件很“可慘”的事情了。魯迅先生通過對當時社會上的這種“國學熱”的批判，表達了他對上述人為了各自的目的而敗壞文化、敗壞學問的憤慨。
其實魯迅先生雖然諷刺了當時的“國學熱”，但他並不否定真正的“國學”。同時，對於真正的國學魯迅是抱著嚴肅的態度的，對於那些真正的國學家，魯迅也是非常尊重的。正如他在同年所寫的文章《不懂的音譯》裏說的：“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所以，縱觀全文可以看到魯迅先生時於維護真正的國學的苦心。正是因為所謂“國學”的泛濫成災、害人不淺，才使得魯迅不得不在此作出應有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