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籠罩在“先玉335”頭上的轉基因疑雲2010 年下半年，中國社會上廣泛流傳，在山西、吉林、黑龍江等地出現大老鼠消失、母豬死胎率增高、農戶家養的狗患有肝腹水或者腎腹水等動物異常現象。而當地的一些農民將懷疑對象直指“先玉335”——這個由美國先鋒公司研發、在中國已位居種植麵積總量第二的玉米“良種”。
“‘先玉335’是轉基因玉米”，這樣的傳言不脛而走。
對傳言形成佐證的是，2010 年中國農業部向市場推薦的26 個玉米主導品種中，沒有“先玉335”的影子。而這個品種的玉米被國內種業專家們一致推崇為頭號高產玉米，它沒被推薦，被認為“‘先玉335’是轉基因玉米”的傳言被官方認可了。
後來的調查對傳言進行了證偽。
2011 年4 月，國家農業部、科技部、衛生部、環保部和質檢總局等五部委組成聯合調查組，赴山西、黑龍江、吉林、山東、廣東等多個省份進行了轉基因生物安全專項調查。調查針對的對象就是“先玉335”。調查的結論是：“先玉335”不含有轉基因成分。
傳言被澄清，但籠罩在中國種子行業上的轉基因疑雲並沒有因此散去。
有專家直指，此次調查隻公布調查結論，但沒有針對專家提出的技術上的相關質疑給出合理的解釋和實據。在這些專家眼中，“先玉335”並沒有擺脫轉基因的幹係。
更耐人尋味的是，2010 年12 月，農業部發布文件，明確要求自發文滿一年起，美國孟山都公司所屬的“迪卡1 號”、“迪卡3 號”兩個玉米品種，以及“登海3686”、“中農大236 號”、“中農大4 號”等25 個玉米品種徹底退出市場。《經濟觀察報》2011 年4 月4 日的報道稱，一位了解情況的人士說：“退出市場，不會說因為它是轉基因品種。會用別的原因，比如‘到期’，或者幹脆沒有原因。……但凡有一個原因可以拿出來用，也絕對不會用‘轉基因’。比如‘限製外資’和‘轉基因’兩個原因，那一定會選前者。”
而據《21 世紀經濟報道》的《“先玉335”被放行》一文報道，前述的三個中國國產玉米品種以及“鐵研124 號”都因為是“違規商業化的轉基因玉米品種”而被勒令退出市場。
為什麽轉基因如此敏感？——隻因為轉基因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爭議太多！別忘了，孟山都們在阿根廷銷售的大豆種子、在印度銷售的棉花種子都是轉基因的！
二、轉基因的前世今生
轉基因的曆史說起來並不長。1983 年，人類第一次在煙草身上試驗了轉基因技術，生產出了第一批轉基因煙草。此後，轉基因技術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蓬勃發展，美國在1996 年開始了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
進入21 世紀，轉基因技術研究範圍不斷擴大，到2009 年，已經涉及35個植物科屬的五十多個物種，共有一百二十多種植物；研究內容包括抗蟲、抗病、品質改良等；大麵積商業推廣的轉基因作物品種主要有大豆、玉米、棉花、小麥、水稻和油菜。由於對大豆的轉基因研究較早，技術更為成熟，所以其推廣麵積一直大於棉花等作物。近年來由於生物燃料的大規模生產，轉基因玉米、甘蔗、甜菜等的商業化種植麵積也上升得非常快。截至2009 年底，全球共有25 個國家種植了轉基因作物，25 個國家中，美洲最多，達12 個，歐洲6 個，亞洲和非洲各3 個，大洋洲1 個。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的資料統計，1996 ～ 2009 年，轉基因作物種植呈79 倍的超速發展，累計種植麵積達到10 億公頃（2009 年種植麵積達1.34 億公頃），1996 ～ 2008 年累計收益為519 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258 億美元、發展中國家261 億美元）。按ISAAA 的觀點，轉基因作物的持續推廣顯示了轉基因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巨大優勢，也表明了全球數以百萬計的農戶從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延伸閱讀：轉基因技術
轉基因技術是建立在人們對基因——生物記錄和傳遞遺傳信息的基本單位——認識的深入，並對其擁有了人工分離和修飾能力之後才發展起來的。它的基本原理是把一種生物的基因片段分離出來，合成可以植入植株體內的新的基因構建，然後利用載有該基因構建的細菌或者基因槍把成千上萬的基因構建植入植物的細胞核內，再將這種帶有新基因構建的細胞植入其他植物體，從而繁衍出具有特殊生物特性的轉基因植物。
目前，全世界80% 以上的轉基因作物品種和技術出自美國的孟山都、杜邦先鋒，德國的拜耳等五大生物、化學跨國公司。知識產權的保護為這些公司帶來了多項關於轉基因方法、作物和種子的專利權，而其憑借所擁有的專利權對轉基因農產品市場形成了壟斷。
中國的基因作物改良研究起步於20 世紀80 年代，該項目得到了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基金的支持。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已初步形成了從基礎研究到產品研發的較為完整的技術體係，在發展中國家居於領先地位，水稻、棉花領域的轉基因研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目前，中國研發的轉基因作物品種已經達到四十多種，主要作物為水稻、棉花、小麥、玉米、油菜等，用於遺傳轉化的目的基因種類達到一百多種，以編碼抗病蟲害、抗逆、品質改良等基因為主。20 世紀90 年代以來，針對中國棉花主產區蟲災連年爆發且常規防治手段效果不彰的情況，國家適時啟動了抗蟲棉的研發與推廣，大大提升了中國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水平。此項技術的運用被認為有效防止了棉鈴蟲對棉花、玉米、大豆等作物的危害，減少了農藥使用，保護了生態環境，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與生態效益。
三、轉基因爭議：正方反方針鋒相對如果簡單地以支持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的為正方，以反對者為反方的話，正反方在轉基因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生態安全、國家糧食安全以及社會倫理等方麵都形成針尖對麥芒，勢不兩立之態。
在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問題上，反方認為，（一）轉基因將破壞細胞內的DNA，同時也無法確定基因構建在基因長鏈中的具體位置，因而基因改造所帶來的結果是無法完全控製的。英國普茲泰教授所做的轉基因土豆試驗、巴西堅果事件等經常被用作反方的例證。（二）由於轉基因食品商業化的時間較短，依靠現有的科技水平，尚未證實使用轉基因食品不會對人體造成不可預測的傷害。“現在安全，並不代表幾十年以後安全，不能保證絕對安全就是拿人當小白鼠。”美國、日本、歐盟都禁止將它們的主糧如小麥等進行商業化種植，這在一個方麵佐證著反方的觀點。而正方主要援引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歐盟委員會等的相關文件表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他們質疑普茲泰教授的轉基因土豆試驗、巴西堅果事件等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對歐美國家禁止食用轉基因食品一說更是直接斥之為謠言，稱美國種植的88% 的玉米、94% 的大豆都是轉基因品種；歐盟的23 種轉基因玉米、3 種轉基因油菜、1 種轉基因土豆、3 種轉基因大豆、1 種轉基因甜菜都用於食用；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玉米進口國、第三大大豆進口國，其中大部分是轉基因品種。正方還言之鑿鑿：轉基因技術轉入的是我們透徹了解的特定基因，而且采用了更精確的技術和更嚴格的管理，因此它們可能甚至比常規作物所製作的食品更安全。
在轉基因植物是否會影響生態安全問題上，反方認為，轉基因技術創造的外來物種進入自然環境中會導致生態災難和環境危險。它們通過風媒和蟲媒的作用，會同野生親緣植物自然雜交，將對自然植物群落產生嚴重影響，而這將對生態安全帶來風險。比如，已俘獲了抗除草劑基因的雜草不再可能被清楚，其對環境的適應性和生存競爭能力得到了增強，害蟲種類交替抗性因素得到進化，進而威脅生物的多樣性、破壞生態平衡。反方最常援引的一個例子是，來自美國廣播公司的一篇電視報道稱，在美國阿肯色州一片100 萬英畝的轉基因大豆和棉花地中，轉基因作物的基因飄移到了普通雜草身上，導致原來的普通雜草同樣具有了抗除草劑的特性，即使噴灑再多的“章甘膦除草劑”也是徒勞的。這種雜草根係發達，可以長到七八英尺高，耐高溫和長期幹旱，聯合收割機和手工工具對它都無能為力，它們成了所種大豆和棉花養分的強有力爭奪者。而正方則強調，轉基因抗病蟲害等特性可以極大地減少農業除草劑和農藥的使用，進而緩解濫用農藥對水資源和土壤的破壞，更好地保護生態環境。
延伸閱讀：湖南“黃金大米”事件2012 年8 月30 日，國際NGO 綠色和平組織向媒體表示，由美國塔夫茨大學的唐廣文教授領導的一個科研小組近日發布了其對24 名中國湖南省兒童進行轉基因大米人體試驗的結果。該項研究旨在檢驗美國先正達公司研製的轉基因“黃金大米”對補充人體維生素A 的作用。綠色和平組織說，美國的這項研究共選取了72 名6 ～ 8 歲的健康兒童，受試兒童全部是湖南省衡陽市一所小學的學生。研究者令其中24 名兒童在21 天的時間裏每日午餐進食60 克“黃金大米”，並對其體內維生素A 含量進行檢測，得出的結論是“黃金大米”與維生素A 膠囊效果相當。
“黃金大米”事件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相關的湖南省衡陽市當地政府、湖南省疾控中心及中國疾控中心相關研究人員先後給出不同解釋，使事件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人們圍繞該試驗是否獲得中國權威部門倫理審核、參與試驗的孩子和家長是否被告知真實情況、是否存在政府欺瞞和學術詐騙等進行了激烈爭論，相關當事單位和個人受到了輿論界和網絡的口誅筆伐。
事件以中國疾控中心聲明沒有批準此項試驗及對相關研究人員進行停職處分告一段落，但人們對轉基因糧食在中國的敏感程度又有了新的認識。
在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推廣會否影響國家糧食安全問題上，反方認為，在目前的產業格局和知識產權格局下，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將危及中國的種業安全，進而危及中國的糧食安全。主要體現在：（一）相對於中國種業的“雜、多、亂、小、散”，跨國種業公司高度集中，實力強大，且在中國“潛伏”多年，一旦中國放開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它們將一舉占領中國的種子市場，形成壟斷性局麵，對中國種子行業釜底抽薪，損害中國的糧食主權與安全；（二）雖然目前中國在水稻、棉花等的轉基因作物研究上處於較高水平，但中國處於轉基因研究領域“知識產權陷阱邊緣”，一旦中國的轉基因作物投入商業化種植，孟山都、先鋒等跨國種業公司將坐收“專利使用費”，直接掐住中國發展的脖子，重演阿根廷大豆的悲劇。在這方麵，反方最有力的“證據”是，2009 年8 月17 日，國家農業部向華中農業大學兩種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 號”和“Bt 汕優63”頒發的轉基因安全證書，為其今後可能的商業化種植打開了通道。但據綠色和平組織分析，這兩種接近商業化的水稻品種以及正在研發的另外6 種轉基因水稻品種，全部被國外專利所控製。按照農產品知識產權保護國際慣例，在研發階段涉及他人的專利是不收費的，但如果進入商業化生產，就必須向專利方支付相關專利使用費。種得越多，收費也越多。有專家稱，像這樣的專利陷阱在轉基因作物領域比比皆是，阿根廷大豆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掉進了孟山都的專利陷阱中了。而在這個問題上，正方也有其辯護詞：（一）轉基因種子大多具有適應能力強、耐儲藏、產量高等特性，通過種植轉基因作物提高單產是應對中國糧食緊平衡局麵、增強中國糧食國際競爭力的有效方式，如果中國一味地排斥轉基因技術，就會喪失對國際生物工程技術製高點的把握，在新的農業技術革命中就會落後於人，進而將數百億的國內種子市場拱手讓人；（二）關於專利保護問題，各國的專利保護期限大多為10~20 年，轉基因技術專利大多集中在20 世紀90年代，現在很多轉基因技術的專利期已經過去，而根據中國的相關法律，若過期也就沒有了專利申請的權利，因而對於國際種業通過專利大肆收取專利費的擔心是多餘的；（三）當今的種業並未是一家獨大，而是多家公司鼎足而立，不僅存在孟山都、先鋒、先正達、KWS 等公司之間的競爭，也存在著美國、以色列、法國、德國等的國家之間的競爭，所謂被一兩家跨國種業公司壟斷的局麵是不會出現的。中國的種業公司完全可以借力打力，通過與一些國外公司有效地合作實現種子戰爭的突圍。對此，正方還以棉花為例，通過相關科研機構的努力，中國自主研發的轉基因抗蟲棉已經占領國內95% 的市場份額，一舉打破2004 年伊始的由孟山都、岱字棉公司的轉基因抗蟲棉占有90% 以上市場的不利局麵。
四、超越轉基因：將目光放在種子安全的自主掌控上對普通百姓而言，圍繞轉基因作物商業化問題的爭議雖然十分專業，但這畢竟與自己的食品安全關係密切，與自己所在國家的糧食安全關係密切，所以在轉基因問題上，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政府與轉基因產業相關方對轉基因作物商業化也頗為投鼠忌器。
讓我們回到一些基本問題上：我們要不要發展轉基因技術？我們是不是非得進行轉基因作物商業化不可？我們怎麽才能規避孟山都們的圍堵與陷阱？筆者個人認為，必須把我們的目光始終放在種子安全的自主掌控上，這樣才能超越轉基因爭議，不為之煩，而求之用。
我們要不要發展轉基因技術？
筆者認為：要。轉基因技術是現代生物工程技術的一個重要分支，它為人類進行農業生產尋求高產、優質、低成本、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的發展道路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轉基因的更新一代技術還為我們打開了獲得更富營養的功能食品以及植物製藥、植物造工業品等生物工程新成果的大門。親近它，我們可能還能站在現代農業技術革命的最前沿；遠離它，卻可能“把澡盆裏的髒水連孩子一起潑出去”。筆者想，2008 年，國務院之所以通過一項高達240 億元人民幣的轉基因研究資助項目，使之成為到目前為止最高資助額的高科技項目，目的也應在此。
我們是不是非得進行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不可？
筆者認為：不必，目前看也不能。
這個問題其實包含兩個小問題，一是轉基因技術是不是有獨一無二的優勢，二是有沒有可能用當前更為安全的常規技術實現轉基因技術希冀達到的目的。
我們知道，提高作物的單產或者收益主要有兩個辦法。一個是袁隆平們所走的“超級水稻”路線，著力於提高作物的產出邊界，通俗點說，就是提高產量。另一個就是現在轉基因技術所走的路線，那就是“改進對壓力（逆境）的抗性，縮小單產與單產邊界之間的差距”，通俗地說，就是少受損失以達到作物本來應該達到的產量或收益。
延伸閱讀：轉基因Ht 與Bt 作物
目前，國際上廣泛種植的轉基因農作物中，主要有Bt 類基因與Ht 類基因兩種農作物。轉Ht 類基因使作物具有抗除草劑的特性, 而轉Bt 類基因使作物具有抗蟲的特性。
轉Bt 基因的基本原理是將一種土壤細菌——蘇雲金芽孢杆菌的一段基因轉入農作物種子中，使農作物在生長過程中產生一種有毒的Bt 蛋白，蟲子吃了這種蛋白之後，腸道就會潰爛，從而替代殺蟲劑的作用。據研究，種植轉Bt 基因農作物可以降低蟲害損失，提高單產，還可以減少殺蟲劑的使用，減少勞動投入。
轉Ht 基因的原理則是把一種特定土壤細菌——根癌農杆菌中的一種合成酶的基因轉到農作物裏麵，替代原有的能被草甘膦（一種除草劑）抑製的蛋白質合成酶，從而使這種作物對草甘膦等除草劑產生抗性。據研究，種植轉Ht 基因的農作物隻需投放一種除草劑（即草甘膦），除草劑使用總量減少，對環境汙染降低，對除草的勞動投入減少，同時有助於單產的提高。
到底轉基因技術有沒有獨一無二的優勢呢？以玉米為例，我國玉米單產水平為美國的二分之一，生態條件、現實生產力和品種差距是作物單產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就品種差距而言，我國的玉米主要存在耐密性差和抗倒伏能力差的劣勢，而絕不在於本土品種中是否應該導入轉基因抗蟲性的問題。從本質上講，轉基因抗蟲性是一種殺蟲劑效率改進的技術進步，其對作物單產提高的貢獻來自於挽回蟲害損失的多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陳健鵬博士曾算過這樣一筆賬：我國玉米生產中玉米螟蟲害的損失率約為5%，假定我國60% 的玉米（種植麵積）導入了轉基因抗蟲性（假設依據：美國從1996 年開始推行轉基因玉米商業化種植，到2009 年轉基因抗蟲玉米種植麵積約為玉米種植總麵積的63%），再假定轉基因抗蟲性100% 有效，那麽每年可挽回占總產量3% 左右的蟲害損失。從“靜態”來看，3% 的總產出提高對總產出是有一定貢獻，但從“動態”看，這種貢獻非常有限。回顧我國玉米生產的曆史數據，玉米單產從1978 年的2802kg/hm2 增加到2008 年的5556kg/hm2，30 年間增加了90%，其中從1978 年到2007 年，每5 年的單產增加率為11.1% ；玉米總產量由1978 年的5595 萬噸增加到2008 年的16691 萬噸，增加了197%，其中每5 年的總產量增長為18.2%。從單產和總產而言，扣除掉特定的蟲害損失，對於長期的糧食安全而言，意義並不大。
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講，如果以高產、抗逆特征作為生物技術在作物育種中的技術目標，從技術路線而言，現在的轉基因商業化並不是唯一的選擇，也不是技術演進的必經路線。有多種方案可以替代當前的轉基因技術，比如精準農業、有害生物綜合治理以及減少作物在收獲後儲存和運輸過程中的損失等。對我國而言，如果以提高作物單產、總產為政策目標，那麽可以采取的經濟、技術選擇還有更多。包括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與改善（農田水利建設、中低產田改造等），非轉基因的高產技術、抗逆技術生物品種的推廣，糧食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等。中國還遠遠沒有到需要靠當前的轉基因技術來“供養”的時候！
我們應優先考慮風險更小的生物技術品種的商業化，部分轉基因技術成果可以作為技術儲備放起來，而不是馬上投入使用。
我們應該如何規避孟山都們的圍堵和陷阱？
對於前麵引述的關於轉基因爭議正方有關跨國種業公司市場壟斷風險和專利陷阱的辯護詞，筆者本人並不敢苟同。就我們的認識，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內的競爭也許是公平、透明且合法的，但到了發展中國家，一切貪婪、無視法律規範和道德約束的行為就開始明目張膽起來。在這個時候，它們是有分工的，也是空前團結的，孟山都們在阿根廷、巴西、印度等的所作所為說明了一切。在它們那裏，它們所做的就是國際慣例，就是國際通行準則，就像它們攫取發展中國家的種質資源時不用付費，而到了它們那裏做了些許的基因提取、記錄之後，就成了它們的專利，他人就必須有償使用一樣。所以，歡迎它們來華投資，但要為它們定好規矩，要用高度的警惕盯緊它們，謹防被它們算計了！
因為在涉及種子安全的問題上，我們已經輸不起了！
那麽，在轉基因種子問題上，或者說是在現代生物技術領域，我們應該如何規避孟山都們的圍堵和陷阱呢？
筆者認為，中國應該堅守以下原則：1. 在當前應特別謹慎對待主糧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種植問題應該明確，發達國家目前主導的生物技術產業和知識產權格局，是在它們農業發展階段和對外農產品貿易、服務貿易條件下確立起來的，並不符合當前中國的國情。推進以美國技術為背景的轉基因作物商業化，可能會加速跨國種業公司對中國種業的滲透和控製，於我們有百害而無一利。
在主要糧食作物轉基因品種商業化問題上，應堅持預防原則和自主研發優先的原則。現階段，要特別謹慎地對待主要口糧（水稻、小麥）轉基因品種的商業化。
2. 堅持公共投資和公共機構的主導地位應在鼓勵民間種業公司研發能力，提高和運營實力增強的同時，堅持在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體係中，繼續貫徹以公共投資和公共機構為主導的方針。國家應繼續增加對該領域包括轉基因技術的公共投入，特別是對作物育種、推廣中長期、安全性研究方麵的投入，同時，政府還要著力構建良好的製度與市場環境，以利國內種業的發展。
3. 在育種路徑選擇上，應注意強調常規育種與現代生物技術的結合要優先考慮研發和應用對經濟、生態環境、人類健康風險較小的非轉基因生物技術品種，將轉基因技術作為儲備型技術加以發展。
4. 規範中國種業法律和管理體製
對國內種業公司的發展實施符合WTO 規程要求的輔導和保護，推動其做大做強。同時，加強農業生物技術知識產權和我國種質資源的保護，應對可能出現的中外知識產權的糾紛。
果如此，中國種子安全方能無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