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自13 年前一紙協議的市場開放“下午3 點45 分，‘睡足’了的談判代表再次碰頭。……一個半小時後，談判室的門被推開，經過緊張的討價還價，神情疲憊的中美官員互相之間都沒有打招呼就分頭離去。石廣生部長（中國外經貿部長）表情嚴肅，其手下人也是一臉凝重。顯然，談判無太大進展。
“昨夜挑燈夜談，今日聚散匆匆。中美世貿談判北京分站的比賽又是這麽突然開始又草草了結？但外經貿部有關官員透露，談判明天還將繼續。
11 日晚，美方也放出風說，應中方要求，巴爾舍夫斯基一行將在北京多停留一天。”
這是1999 年12 月16 日新華社一篇名為《六天六夜——中美世貿談判采訪追記》的報道中的文字。中美針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在最後關頭的針鋒相對，過程的跌宕起伏、山重水複，在這篇報道中反映得淋漓盡致。其中，美方所玩的訂回程機票、臨時向酒店退房等談判花樣，至今都成為國際談判界的笑談。
美國方麵的漫天要價，中國方麵的堅守原則，使這場始於1986 年7月10 日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曆經關貿總協定轉變為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變化，到2001 年9 月17 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工作組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國入世法律文件，過程曲折而漫長。其間，中國代表團換了4 任團長，美國換了5 位首席談判代表，歐盟代表換了4 位。從1987 年就擔任關貿總協定（後為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工作組主席的瑞士人吉拉德說，履新伊始，有人戲稱他這個主席也許得幹10 年。吉拉德不以為然地大笑，誰知到頭來竟幹了14 年半！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談判過程中，中國所追求的是“全麵重返國際經濟舞台，享有品嚐經濟全球化成果的權利，參加製定有關遊戲規則，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中把握主動權，及利用WTO 爭端解決機製在國際貿易戰中占據有利位勢”。與此同時，在談判中，中國盡量爭取給中國相關產業更長的過渡期、更好的成長機會，規避和減少入世所帶來的衝擊和風險。
在中美較量最多的行業中，農業是最引人注目的。
在美方，像中國進口美國問題小麥（TCK 小麥）和柑橘這樣其他國家不可能拿到談判桌上來的問題都拿出來，迫使中國一次性地在農產品自由貿易、市場準入等方麵放棄防線，向美歐大國敞開大門。
美國人為何這樣煞費苦心？他們看中的是中國有13 億人口，以及經濟增長率達到10% 左右的發展中大國巨大的市場潛力。他們要為自己跨國農業公司包括糧食企業集團在中國的**創造條件、提供動力、排除障礙。
實際上，中國為加入WTO，在農業準入和農產品貿易等問題上確實做出了巨大的讓步。
（一）在市場準入方麵
中國承諾入世後對所有農產品的關稅均實行上限約束, 並且將算術平均關稅率由目前的21% 降低到2004 年的17%。對於過去實行外貿計劃管理的重要農產品, 如糧食、植物油、棉花、羊毛、食糖和橡膠等商品采取關稅配額製度進行管理。
（二）在國內支持方麵
綜合支持量（AMS）允許幅度是中國入世談判的焦點。美國談判方要求中國接受適用於發達國家的微量允許標準, 即農業總產值的5%。中國政府則堅持要求獲得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的10% 這一微量允許標準。根據最後達成的入世議定書, 我國做出如下承諾：1. 中國在基期中的AMS 水平為零；2. 中國用於整個農業的一般性支持和用於特定商品的支持均采用8.5% 這一微量允許標準, 這一幅度介於適用於WTO 發展中國家成員和發達國家成員的一般標準之間；3. 計算中國的AMS 指標時, 將包括按照農業協定第6 條2 款給予發展中國家特殊豁免的三項措施開支, 即為了鼓勵農業和農村發展, 給予所有農民的一般性投資補貼、給予資源貧乏地區農戶的投入補貼和引導農民停種非法麻醉作物的補貼；4. 中國的AMS 按每年的實際產值比例計算, 而不是固定在某一特定基期時的水平。
（三）在出口補貼方麵
美國在談判中堅持要求中國做出承諾, 在入世之後立即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實際上, 在1999 年與美國達成的雙邊協議中, 中國已經接受了這一要求。在以後的雙邊和多邊談判中, 農產品出口補貼繼續成為中國入世談判中的熱點問題之一。在最終達成的入世議定書中, 中國重申入世後對農產品出口不實行補貼。
（四）在非貿易影響方麵
中國承諾, 對進口農產品的病蟲害檢疫和質量檢驗將采取符合國際規範的做法。
一紙協議給中國農業包括糧食產業帶來了沉重的壓力。麵對著撲麵而來的國際農產品的激烈競爭, 長期分散經營、缺乏現代化、規模化生產能力與經驗, 科技含量低, 市場意識欠缺的中國農業、中國糧食產業能夠經受住衝擊, 守住13 億中國老百姓的飯碗，確保中國國家糧食安全嗎？
事實證明，在嚴峻的市場競爭和挑戰麵前，中國農業、中國的糧食產業不僅穩住了國內的市場，還積極主動出擊，提升了競爭力，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 取得了良好的發展成效和不俗的業績，入世5 年後的2007年1 月，當年作為專家組組長直接參與中國入世談判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辦公廳副主任程國強研究員總結說，加入WTO 後，中國農業的開放是一個主動融入世貿體係的過程，而不是被動地接受衝擊。具體來看，有三方麵原因。第一，根據全球化的趨勢，我們主動對農業進行了戰略性調整。
通過推進農業標準化、提升農產品質量、加強農產品專業化和區域化建設等舉措，全麵提升了農業的競爭能力；此外，更善於利用國內外的農業資源和市場，通過進口原料性、資源性農產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發揮了農業內部的比較優勢。第二，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三農”問題，采取了一係列支持政策，促進了農業發展。第三，加入WTO 步伐恰與由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農業結構的調整轉化期相重合，起到了互相促進的作用。
但13 年前的一紙協議，帶來的外來挑戰僅僅剛剛開始顯現。“我們不怕產品來，我們是怕公司來。”程國強的這句話，道出了他作為中國談判代表的最糾結的心聲。他說：如果隻是簡單地開放市場，閘門我們可以隨時拉上，一個產品進入過多，我不相信一個政府就沒辦法把它限製住，對我們市場有影響，為什麽不能限製？有什麽好怕的。關鍵是它不僅是這樣。
剔除了條條框框的市場開放後，國內整個市場競爭將麵臨著組織化程度非常高、競爭能力非常強的跨國公司，誰能應對它？它們才是加入世貿組織以後中國農業的全麵挑戰者。
跨國糧企已經進來，從種子製備，到穀物生產，到糧食儲備，到食品加工，到糧油物流，到批發零售，到進出口貿易，到金融與期貨，他們已經以集團軍的優勢，身攜資金、技術、人才優勢，全麵進入中國農業、中國糧食市場全產業鏈當中，殺氣騰騰，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應當引起高度關注。
二、堅持以我為主的國家糧食安全觀中國人口眾多，糧食需求總量基數大、增長平穩，加上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食物消費結構優化，對糧食與食品質量與品種要求更加多樣化，再加上糧食需求和缺糧風險具有放大效應，使得中國糧食供應保障具有特殊性和艱巨性。中國特殊的國情與糧情，要求我們必須堅持糧食安全以我為主的國家糧食安全觀。
在糧食安全上要求以我為主，主要包含以下含義：（一）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早在1996 年10 月，中國政府就糧食安全問題發布了《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白皮書明確指出：“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是中國解決糧食供需問題的基本方針。中國將努力促進國內糧食增產，在正常情況下，糧食自給率不低於95%，淨進口量不超過國內消費量的5%。”
白皮書還指出：“中國立足國內解決糧食供需平衡問題，並不排斥利用國際資源作為必要補充，但這隻起品種、豐歉調劑和區域平衡的作用。”
中國政府是這樣嚴正宣布的，也是這樣去做的。白皮書發布至今16年，是中國改革開放曆史進程中最重要的時期，中國農村改革發展三十多年，在包括糧食生產等方麵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到2011 年為止，中國糧食生產已經連續取得8 年持續增產，糧食總產有望達到11 萬億斤的曆史高位；糧食和主要農產品實現由供給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的曆史性轉變；中國人均糧食占有量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糧食儲備充裕，糧食自給率連續10 年保持在95% 以上；糧食淨出口連年遞增；中國對外糧食援助力度逐年加大。曾在1994 年拋出“誰來養活中國？”問題的美國著名生態經濟學家、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在2008 年接受中國《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雖然再次提出“中國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麵臨著糧食供給緊張的問題”，但也承認，由於采取了許多行動，實施了一係列政策措施，中國已經成為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
延伸閱讀：布朗“誰來養活中國？”之問1994 年9 月，時為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的美國生態經濟學家萊斯特·布朗在《世界觀察》雜誌（1994 年第9 ～ 10期）發表了題為《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後來又出版了相同題目的書籍。布朗在書中提出：“中國人口每年增長1400 萬人，收入也在迅速增加。隨著人口的繼續增長，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使得糧食需求急劇增長。……與此同時，中國的糧食生產卻不能同步增加。（因為）隨著人口和工業經濟的同時增長，工廠、住房、道路、公路以及農作物種植都在爭奪寶貴的土地資源，結果是當中國最需擴大農田麵積時，農田麵積卻在縮小。”布朗因此提出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將來是否有支付能力大量進口糧食？答案是肯定的。二是若中國大量進口糧食，是否有哪個或哪幾個國家能夠足額提供？布朗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有潛力能夠提供如此多的糧食。”布朗由此得出6 點結論：第一，中國糧食產量將逐年下降；第二，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到2030 年，中國糧食消費中將有59% 依賴進口；第三，中國的經濟繁榮將使世界進入糧食短缺時代；第四，中國大量進口糧食將加劇世界貧困；第五，中國的糧食危機將引發全球生態危機；第六，中國的糧食危機將引起世界性的經濟崩潰。
（二）依靠自己的力量，確保糧食安全《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強調指出：“中國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糧食基本自給。”“依靠自己的力量”，這是以我為主、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內涵。
首先，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可以依靠的主體隻能是中國的農民和中國自己的企業。我國給予在華投資外來企業（包括跨國企業）國民待遇，依法保護它們在中國的投資與貿易活動，但要認識到，外來企業經營目標和目的難與我們國家的目標相一致，特別是跨國公司（包括跨國糧企），它們是依據全球資源、政策情況進行全球布局的，以獲取超額利潤為目的，即使是其在所在國實現了完全本土化，在所在國利益與其公司利益發生衝突時，很難指望它們能積極配合所在國的國家行為。體現在糧食問題上，不能指望跨國糧企主動承擔確保中國糧食安全的責任。
其次，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中國擁有自己的人才和技術才是最可靠的保證，特別是對於一些關係國基民本的高精尖技術與人才，實現自主開發、自我擁有知識產權，對於確保產業安全，實現穩定、可持續發展是非常必要的。
（三）確保糧食供需調控手段和渠道始終掌握在自己手中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是確保國家掌握糧食調控能力的基礎。在具體調控手段和渠道上，政府應該有高度自覺，始終把糧食生產調控權、糧食價格影響權、儲備糧食調動權、糧食進出口控製權等糧食供需調控手段和渠道緊緊掌握在自己手中，決不能受利益集團包括跨國糧企的遊說和影響，堅持自我判斷、自我決策、自我監察和修正執行效果，建立和完善各項糧食安全保障體係，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在堅持糧食安全以我為主的前提下，國家應該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引導跨國糧企在中國的投資與貿易，保障其合法權益。同時，應加強糧食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合理利用國際市場調節國內糧食供需，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充分發揮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作用，多層次、多渠道地解決我國糧食來源，同時為世界糧食安全做出貢獻。
三、在三條戰線上應對跨國糧企的挑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渡期結束後，即使是主張糧食領域自由貿易的人士都注意到而且感歎，跨國糧企進入中國糧食領域來勢迅猛，已在多方麵、多層次危及我國糧食主權安全。其突出表現是，以孟山都、先鋒、先正達等為首的跨國種子公司利用其強大的科研與資金實力以及先進的經營管理體係，逐漸滲透、蠶食我國種子市場，給我國種子安全帶來巨大威脅；ADM、邦基、嘉吉和路易·達孚國際四大糧企，特別是益海嘉裏公司，已控製我國食用油80% 的市場份額，並開始向糧食儲備、糧食加工等上下遊環節延伸。我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由單一的國內競爭逐漸轉向國際、國內雙重競爭。但我國國有糧食企業改革依然滯後，“三老（老人、老糧、老賬）”的曆史包袱還沒有完全解決，糧食外貿和內貿體製分割，還不能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後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
今後，中國將會在三條戰線上受到跨國糧企（包括國際金融投機力量）的嚴峻挑戰。
一是跨國種子公司對中國種質資源的掠奪、種子市場的攫取、生物多樣性的破壞以及農業（包括糧食）生產形式、組織方式等的打擊。雖然到目前為止，人們還無法判斷包括轉基因技術在內的現代生物技術對未來解決糧食問題、確保人類食物安全上所起的作用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但跨國種子公司在我國咄咄逼人的滲透與發展態勢，不由得讓人擔心，中國的糧食安全可能會在種子安全上被人釜底抽薪。
二是在我國努力確保95% 的糧食自給率的時候，跨國糧企將其投資觸角伸向中國國內糧食生產、流通、消費等產業鏈各個環節之中，特別是在糧食收儲、加工、物流、零售等流通環節的滲透已經非常深入，展現出全麵布局、重點突破的進攻態勢。這是一場深刻而艱難的戰鬥，在中國糧企全產業鏈建設剛剛起步，體製、機製尚未理順，資金技術實力尚不具備的情況下，其所帶來的挑戰將相當複雜而嚴峻，中國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的基本目標受到嚴重威脅。
三是中國利用國際市場調劑國內供需及實現“走出去”的目標受到嚴峻考驗。首先，國際糧源基本上被發達國家和四大糧商所控製，國際糧價起伏不定，存在我買即漲的“大國效應”；其次，世界人口急劇增長，糧食供需緊張，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從國際市場進口糧食異常敏感；再次，國際糧食危機、能源危機與金融危機相互交織、相互影響，中國糧食市場受國際市場影響加大，包括像大連期貨等國內農產品期貨市場已經成為國外市場的影子市場；最後，中國糧企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一方麵受到跨國糧企及發達國家的擠壓，另一方麵又受到發展中國家的猜疑，“走出去”
步履艱難。
三條戰線波譎詭異，戰況激烈。我們做好準備了嗎？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我們能從容應對嗎？以後各章，將圍繞這三條戰線的“戰事”一一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