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糧企“走出去”，是時候了！
中國糧食安全必須堅持“立足國內生產，實現基本自給”的原則。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中！這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中國不能實現糧食的基本自給，社會繁榮和穩定就無從談起，甚至連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有可能無法保障。而且，根據目前我國的糧食消費水平和世界糧食貿易規模，中國糧食自給率每降低一個百分點，就相當於多消耗世界糧食貿易的兩個百分點。如果中國更多地依靠糧食進口，將不可避免地加劇全球糧食“恐慌”，給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提供借口。
再者，如果大量進口糧食，海運的成本和風險也是必須要考慮的。因此，立足國內的原則不僅是國家安全、社會和諧的需要，在經濟上也符合成本最小化原則。
但在立足國內供給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作用，大力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通過農業合作實施優勢互補，增加和補充中國的糧食供應，不僅是必須，而且是必然的選擇。
事實上，中國農業企業包括糧食企業已經開始嚐試著“走出去”了。
目前，中國在俄羅斯、東南亞、中亞和拉美等地區先後建設了糧食、大豆等生產基地，以及橡膠、油棕、劍麻等稀缺資源開發基地；還在菲律賓、柬埔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建立了農業技術示範中心或基地；同主要國際農業和金融組織以及140 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農業科技交流和經濟合作關係，並與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近60 個雙邊農業或漁業合作工作組。
在農業“走出去”過程中，農墾企業表現得尤為突出。中國農墾集團先後在非洲投資興建7 個獨資、合資和控股農業項目，主要分布在東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擁有土地麵積超過1.42 萬公頃，總投資2.9 億元人民幣。
截至目前，中國農墾集團已連續為當地提供了大量糧食、肉蛋及牛奶等農產品，是中國駐非洲最大且效益最好的農場。20 世紀60 年代初至80 年代中期，廣東農墾承擔了中國對越南、柬埔寨、馬裏、多哥等亞非十多個國家的二十多項援外任務，先後派出上百批技術專家隊伍赴受援國進行項目勘察、設計、建設和技術經營指導。尤其是在80 年代中期至90 年代中期，廣東農墾依托技術優勢和管理經驗，獨立租賃承包經營中國援外項目多哥阿尼耶製糖聯合企業，取得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被國務院領導稱為中國援外企業改革的成功典範。2004 年以來，廣東農墾先後在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國進行乳品加工、橡膠生產等經營活動，取得了較好的效益。
另外，黑龍江農墾、海南農墾集團也在農業“走出去”方麵取得了佳績。
但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業“走出去”的規模較小，產業層次還不高，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較弱，海外農業開發的成功率還較低，農業“走出去”的進一步發展還麵臨很多製約因素。根據《2010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10 年中國對外農林牧漁業直接投資流量5.3398 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各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688.1 億美元）的0.78% ；截至2010年末，中國農林牧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26.1208 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各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3172.1 億美元）的0.82% ；2010 年，在1.6 萬多家境外企業中，農林牧漁業企業占4.8%，在1.3 萬家境內投資者中占3.6%。中國農業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在中國對外投資和中國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所占比重很小，大約在1% 左右。目前，中國農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是大型農業企業，中小農業企業數量較少，農業企業單項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平均隻有幾十萬美元左右，與發達國家約600 萬美元的平均規模相距甚遠。
從流量上看，2010 年中國農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區域主要分布在俄羅斯、東盟、歐盟、美國，分別占當年各經濟主體中各行業總流量的31.8%、3.8%、0.2% 和0.1% ；從存量上看，也是這樣一個順序：俄羅斯、東盟、歐盟、美國，分別占當年各經濟主體中各行業總存量的26.8%、3.7%、1.7% 和0.6%。這種目標區域分布也符合“走出去”由近及遠的發展變動規律。
跬步雖小，其義乃大。中國糧企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中國糧企保家衛國
1950 年，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打到了中朝邊境的鴨綠江邊，朝鮮吃緊，中國的國家安全也遭到嚴重威脅。出兵援朝成了當時中國的必然選擇。
今天，為了應對全球糧食緊缺、糧價高昂，幫助發展中國家兄弟渡過糧食危機，也為了確保中國自己的糧食安全，中國有必要派出“誌願軍”——中國糧食企業，走出門口，保家衛國！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朱信凱說得好：“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實施中國特色的農業對外援助。”他還說，我們國家搞農業“走出去”應該有進一步的國際政治意義，到海外搞農業開發，援助亞非拉國家搞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建設，可以幫助這些國家保障它們的糧食安全。
將中國糧企“走出去”，與中國對外農業援助和合作相結合，應該上升為國家的一個總體戰略。這個總體戰略的內容應該是，根據國際糧食合作對象地區不同情況，確定中國與這些地方不同的農業援助與合作的領域和項目，努力提高它們的糧食自給水平和出口能力，以此提高全球糧食可供貿易總量和對華糧食出口水平，保證合作對象地區糧食安全和中國糧食進口安全。
此論基於兩大依據：
其一，當今國際糧食貿易格局決定，隻有提高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中的缺糧國家的糧食供給水平，才是中國向國際市場尋求糧食調劑之正道。
中國之大，任何一種商品需求，都有可能給全球供給帶來壓力。而糧食，全球供給如此脆弱，糧價如此敏感，任何一個大一點的國際采購行為都有可能帶來道德風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對同為發展中國家的亞非拉貧窮國家的命運感同身受，幫助解決而不是增加它們的困難是理所當然之事。
而且，曆史上和現實中，中國得到了發展中國家兄弟諸多的政治、外交支持，中國理應站在它們的立場上去考慮問題、解決問題，幫助它們把飯碗端在它們自己手中，比任何口頭上的支持都來得實在，來得必要。還有，援助亞非拉國家提高糧食自給能力，幫助有潛力的東歐南美國家提升糧食出口水平，也是對抗以美歐為首的糧食出口大國以及ABCD 四大國際糧企，以糧食為武器，訛詐和壓榨缺糧國家的重要出路。隻有控製在非跨國糧企手中的糧食多了，國際糧食供給才能得到真正的確保，國際糧價才不會被他人左右，世界糧食危機才能得到根本緩解。也隻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國際糧食市場調劑糧食才不會成為敏感事件，也才能得到真正合乎“道德”的滿足。
“走出去”，才能“保家衛家”，這是六十多年前人民誌願軍用鮮血證明了的道理。今天的國際糧食安全領域，道理同樣成立。
作為反證的情況是，現在中國在境外的農業投資處於鎂光燈下。在巴西，由於有中國企業在當地的土地收購、租賃“動作稍大”，有的巴西官員就已經將中巴“戰略夥伴關係”解釋為“ 新殖民主義關係”；在澳大利亞，政府方麵表示將嚴格審查外資對該國農村土地和農業食品生產的所有權。
有分析人士稱，澳大利亞此舉主要是針對來自中國、中東等國一些具有政府背景或者國家所有的企業收購該國的農業項目。而據報道，2012 年5 月，聯合國糧農組織羅馬會議上，討論了一份名為《土地權屬負責任治理自願準則》的文件（以下簡稱《準則》）。該《準則》的核心內容在於提出各國應為土地使用權“提供保護措施”——“為可允許的土地交易規模設定上限，並在土地流轉超過一定規模時，就此類流轉應該如何得到批準進行調控，例如通過議會的批準”。據分析，該政策雖然並不隻是針對中國，但也反映了中國農業“走出去”越來越引人注目，尤其是在涉及土地交易的方麵將麵臨更為複雜的局麵。
中國如何在農企“走出去”過程中，充分展現自己的善意，受到投資對象國的歡迎而不是責難，需要我們解放思想，創新戰略與思路、辦法，將對外農業援助和合作與農企“走出去”相結合，真心實意地幫人家辦點事情。
其二，中國對外農業援助和合作與農企“走出去”相結合的時機已經成熟。原因一是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對外援助和合作力度逐漸加大，在對亞非拉經濟援助和合作上異軍突起，已成為國際大家庭中相互支持與幫助的重要力量。隨著中非經濟合作的深入發展，中國對非援助項目和投資項目正在從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轉型，以初級產品和加工貿易品為主的貿易格局正在被更加多樣化的經濟合作模式所取代。隨著中非經濟合作區的建立，中國對非投資開始從低端投資向高端投資領域發展，投資規模和技術含量都有了很大提升。經濟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得到拓展的同時，雙邊經濟關係的複雜性也隨之提升。二是中國在對外農業援助和合作上已有一些成功的經驗與做法。從20 世紀50 年代至今，中國政府一共幫助62 個國家建成了農場、農業示範中心、農業技術試驗站和推廣站等農業項目212 個，派遣了五千多名農業專家和技術人員，在華培訓受援國的農業部門的官員和技術人員達到兩萬多名。中國農業企業已經成為承擔對外農業援助和合作的重要載體。三是國家已在支持中國農企“走出去”上邁出堅實步伐。從2004 年開始，商務部、外交部聯合對外發布《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2011 年商務部、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又聯合發布了《對外投資國別產業指引（2011）》，這些都為中國農業實施“走出去”戰略確定了鼓勵的方向和重點。同時，中國有大量駐外機構、境外企業、銀行分支機構，它們已經熟悉所在國的法律和商業規則，若通過它們加強對重點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民族宗教等相關信息的收集、整理和評估，能為國內企業提供及時、準確、專業、權威的信息。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將成為確保國際糧食安全的重要力量，而在此過程中，中國自己糧食安全的外部環境將大大改善，國際糧食進口保障能力將大大提升，中國糧企也將因此力量增強，並開始打破以ABCD 為首的跨國糧企對全球糧食生產與貿易的壟斷。
三、中國糧食安全領域“走出去”的應行之策中國糧食安全領域的“走出去”時機已經成熟，但麵臨的困難和問題還有很多，主要是國家戰略不清、支持政策不明、配套辦法不夠、農企力量不強、人才儲備不足等方麵。
首先，在對外農業援助和合作與農企“走出去”相結合問題上，國家尚未形成一個整體認識和戰略。戰略設計、政策協調、行動執行各個層麵間相互脫節，部門之間認識不一致、政策不統一、措施不配套，使國家對外援助和合作與農企“走出去”難以結合，難以發揮整體效能，產生合力效應。此種情況的發生，其實隻是中國對外援助和合作與農企“走出去”
情況的一個縮影，亟須由國務院牽頭，協調外交、商務、農業、外匯、銀行、保險等各部門、各方麵力量，進行通盤研究、整體規劃，配套解決所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要提高對此一“走出去”戰略重要性的認識，既要把它當作中國展現“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難得機會，又要當作推動中國農企“走出去”和成長的可靠抓手，還要將之視為確保中國糧食國際進口安全的戰略舉措，使中國農企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以參與、支持國家對外援助和合作為切入口，少走彎路，迅速成長壯大起來。
在這方麵，應該好好研究和學習日本的經驗。日本雖然糧食自給率隻有40%，但它通過政府、協力機構與大型商社的通力合作，在海外建立了眾多的農業開發基地，保證日本國內所需糧食源源不斷地進口。日本商社在巴西等國“落地生根”，注意與當地政府與民眾的合作，開創了農企“走出去”的多贏模式，值得中國好好借鑒。
其次，中國農企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動力不足，目標不明，實力不強，辦法不多，人才不夠。包括像中糧這樣較有實力的央企，目前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國內，在產業布局、產業鏈打造、資本運作等方麵動作頻頻，與跨國糧企鬥得不可開交。在這種情況下，它們不敢、不願分心“走出去”，生怕自己前院未得，後院也不保。據了解，中糧集團在過去的兩三年中，光是其大米部門就由幾十號人的小部門，發展成為幾千人的大部門，2012 年這一年之內在國內大米產區同時開建十幾個20 萬噸加工能力的米廠，發展速度驚人。但在國際農業和糧食投資界，人們卻很少能看到中糧的身影。中糧尚且如此，何況其他企業？在目前已經“走出去”的中國農企中，實力不強，沒有核心競爭力，缺少抗風險能力，海外投資與經營經驗嚴重不足，跨國經營管理人才匱乏的情況非常普遍。它們不僅難以與四大跨國糧企相抗衡，自身生存都經常發生問題。一旦投資對象國政策有變，或自身資金周轉不靈，馬上就麵臨破產關門的境地。中國農企要真正大步“走出去”，需要國家多方麵的扶持，包括資金、通道、技術、人員培訓、風險指導、官方協調等的支持與配合。將農企“走出去”與國家對外農業援助和合作結合在一起，應該是一條可行的解決之道。
目前，中國農業企業還處於國際化的初級階段，大部分企業經營實力比較弱，主要還是以貿易式模式“走出去”。今後要根據中國對外農業援助和合作領域的擴大、項目的增多，努力完善各類“走出去”的模式。首先，隨著參與國際經濟交往程度的加深，中國農企遭遇到進口國貿易壁壘和反傾銷等問題將會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在這種情況下，要鼓勵企業逐步完善貿易式“走出去”模式，使企業更好地進入國際市場。其次，要鼓勵采用投資方式“走出去”。特別要積極鼓勵那些在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具有專有技術和技能的農業企業開展跨國經營，並相應地在信貸、稅收和外匯上給予優惠。最後，要倡導“走出去”模式多樣化。中國農業企業對外發展初期的業務方式是以農產品出口、對外勞務輸出、建立營銷渠道等為主，目前發展為對外直接投資模式（新建、並購、海外種植等）、境外農業資源開發、農業對外承包工程、農業對外勞務合作、設立境外研發中心、建立國際營銷網絡、提供境外谘詢服務等多種形式並舉，相互促進。在今後的發展過程中，企業要隨著跨國經營經驗的增加，適時地選擇資源承諾更多、市場滲透更深、控製更強的跨越式“走出去”模式，形成一批有實力的農業跨國企業和著名品牌。
在中國農企“走出去”的地區選擇上，國家要根據外交戰略的需要及對外農業援助和合作發展領域和區域擴展的不同情況，因地製宜，綜合考慮目的地的農業資源狀況、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經濟水平和發展速度，糧食消費變化、生產狀況和貿易狀況，有針對性地投入援助和合作資源，引導企業“走出去”。
一是針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該地區自然條件優越，經濟發展落後，基礎設施較差，農業生產技術原始落後，農民商品意識差。糧食消費在人口增長拉動下增加迅速，糧食生產發展緩慢，糧食進口也因購買力差而發展緩慢，是全球糧食問題最嚴重的地區。該地區應該成為我農業援助的重點地區。國家在安排援助領域與項目和引導中國農企承接項目、進行投資時，應重點發展交通和灌溉等基礎設施，推廣廉價有效的農業技術，提高農民的商品意識。中國還可幫助對象國政府建立糧食儲備製度，以應對突發性的糧食短缺。所獲糧食應當就地消化。
二是針對東南亞、南亞地區。這兩個地區的各個國家情況複雜多樣，一般自然條件相對於中國優越，經濟發展速度居全球中下水平，具有較發達的傳統農業生產技術，農民商品意識較高，崇尚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糧食消費居世界中下，且在緩慢提高，依靠傳統農業生產技術使其糧食生產居全球中等水平，糧食基本自給，自給率緩慢提高。國家在安排援助領域與項目和引導中國農企承接項目、進行投資時，主要要考慮幫助這些國家改造傳統農業，發展灌溉、多熟製和等高耕作。中國可鼓勵進口該地區所產棕油、天然橡膠、蔗糖以及胡椒等熱帶作物，並在東盟與中日韓（“10+3”）等框架內建立糧食安全信息網和大米儲備庫等機製，以應對該地區突發性的糧食危機。
三是針對北部非洲。該地區自然條件較差，主要表現為普遍缺水，靠石油經濟拉動經濟發展，大部分地區以畜牧業為主，農民商品意識較高。
經濟和人口的發展拉動了消費的快速增加。糧食單產水平居中，但人均產量較低，糧食主要依賴進口，糧食自給率全球最低。國家在安排援助領域與項目和引導中國農企承接項目、進行投資時，應該幫助它們發展節水農業，充分開發利用水資源。中國可以嚐試與這些國家進行“糧食換石油”
等的戰略合作。
四是針對大洋洲國家。該地區人均農業自然資源豐富，主要國家經濟發達，現代農業發達，人文條件優越。糧食人均消費量居全球中下，但增加迅速，受氣候影響糧食生產波動劇烈，單產呈下降趨勢，糧食自給率一直居全球最高，但受生產波動影響在迅速下降。國家在安排援助領域與項目和引導中國農企承接項目、進行投資時，應當在為該地區國家發展有效的灌溉設施，增強農業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穩定糧食生產的同時，爭取更多投資機會，為中國增加肉類及奶類養殖業份額，滿足國內消費結構升級後的高端需求。
五是針對前蘇聯國家。俄羅斯和東歐國家農業自然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豐富，通過經濟轉型，經濟發展由降轉升，現代農業發達，人文條件優越。人均糧食消費居中，近年在逐步回升，糧食生產水平居中下，也在逐步回升，糧食貿易表現出色，糧食淨出口增加迅速，自給率迅速提高，實現了從糧食淨進口向淨出口的跨越式轉變。國家在安排援助領域與項目和引導中國農企承接項目、進行投資時，主要應為因地製宜幫助對象國，通過發展渠灌、井灌和滴灌，充分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資源，采用等高耕作技術提高坡耕地的利用效率，推廣地膜覆蓋以增強農作物的抗旱抗寒能力，幫助這些國家穩定並擴大糧食生產、出口能力。中國應將這些國家視為潛在的糧食進口來源，尋求與它們簽訂糧食出口長期協議，確保小麥、玉米等糧食品種一定數量的進口額度。
六是針對中南美洲國家。中南美洲農業自然資源最豐富，經濟發展水平和速度均居全球中上，多數國家教育水平較高，農民商品意識強，還發展了大型現代化農場。糧食消費居全球中上，糧食單產居全球中下，糧食貿易發展較快，糧食淨出口增加迅速，自給率大大提高，實現了從糧食基本平衡向淨出口的跨越式轉變。國家在安排援助領域與項目和引導中國農企承接項目、進行投資時，應因地製宜幫助對象國發展灌溉，采用等高耕作技術提高坡耕地的利用效率，采用多熟農作製提高對熱量條件的利用率。
中國還應與這些國家簽訂國家層麵的農業投資保護協定，為中國農企的進入創造穩定、公平的投資環境，提高中國在該地區大豆等油料作物的生產、出口份額，降低中國對跨國糧企大豆的依賴，奪回大豆定價權，保障油料使用安全。
上述戰略若加實施，則國際糧食市場無憂，中國糧食國際調劑無虞，中國農企海外大發展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