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菲律賓之痛:元首外交隻為求購大米說起來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菲律賓,一個將近9000 萬人口的國家,在東南亞地區人口並非最多。
它氣候條件優越,特別適合稻米種植,著名的國際水稻研究所都設在它的境內。直到20 世紀80 年代,菲律賓還是稻米出口國。但正是從70 年代開始,菲律賓開始了其頗為自豪的“外向型工業化”進程,從開始時工業品隻占全部出口額的7%,到21 世紀初占到了90%。驕傲的菲律賓人逐漸放任了本國的糧食生產。他們滿足於年最高進口大米沒超過220 萬噸的狀況,認為隻要工業發展了,手裏有錢了,靠進口大米也能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但他們想錯了。
第一個想錯了的是,進入21 世紀以來,在菲律賓大米生產的增長率維持在1.9% 的低水平上時,菲律賓人口增長卻達到了年均2.36% 的水平,相應的糧食消費(主要是大米)需求上升——2006 年菲全國大米消費量都還隻是1059 萬噸,到2008 年卻增加到了1205 萬噸,增長速度不可謂不驚人。相應地,菲大米缺口不斷加大,進口壓力逐年增加。
第二個想錯了的是,國際糧食市場特別是大米市場,並不是個容量很大的市場,一旦市場上有什麽風吹草動,價格隨之飆升不說,即使有錢,還可能因為大米出口國的禁售而買不到。
2008 年的菲律賓就遇到了這樣有錢也買不到大米的時候。元首外交,這個時候被迫用在了求購大米的事情上。
4 月的馬尼拉,時任總統阿羅約著急上火。她到越南訪問,要求越南承諾供應150 萬噸大米,但越南隻答應了100 萬噸,其中還有70 萬噸是去年已經簽過合同的。沒辦法,又到柬埔寨尋找出路,緊接著又邀泰國總理訪問,商談6 月份泰國向菲輸出大米。即使如此,阿羅約總統還保持了適當的風度。她安撫自己的百姓說:“政府從泰國進口大米,不是因為大米短缺,而是為了使大米價格穩定在一個較低水平上,因為大米生產成本仍然略高於普通的菲律賓人所能夠負擔的水平。”
馬尼拉街頭的情形卻不太給力。400 家國家糧食署授權出售大米的糧店,每天都是一大早就排起了等著買米的長隊。由於供應不足,國營糧店經常無米可賣,連續幾個月來更是每周最多營業3 天。為防止搶購囤積,糧店從當年(2008 年)2 月起規定每人每天限購3 公斤,並靠在手指頭上用墨水做標記杜絕重複排隊。國營糧店出售的平價大米仍保持價格穩定,每公斤18.25 比索,約合人民幣3.05 元,自由市場上的大米價格則飆升了8 ~ 10 比索,最低也要賣到每公斤30 比索,有的甚至高達50 比索。為應對危機,政府宣布追加50 億比索補貼稻農,希望此舉能帶動地方政府為水稻生產再投入320 億比索,刺激國內稻米生產。
“遠水解不了近渴”,而且,菲律賓人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時候的“遠水”
價格已經飛天。菲律賓4 月8 日宣布將進口100 萬噸大米的時候,大米價格已經連續4 天破了紀錄。芝加哥交易所大米漲到了每100 磅21.60 美元,比一年前的10.08 美元翻了一番還多。麻煩的是,菲律賓人急需大米,大米出口國方麵卻收緊了出口的米袋子。3 月27 日,國際米價標杆的泰國100%B 級大米出口報價由每噸580 美元上漲到了每噸760 美元,漲幅超過了30%,達到了20 年來的最高點。“米荒”一下子蔓延開來。3 月28 日,越南政府也表示將削減20% 的大米出口量,此前經過持續數月的價格上漲,大米的零售價已暴漲了六成。同一天,印度也宣布調整大米出口價,在3月27 日650 美元/ 噸的基礎上,一次性提價350 美元/ 噸,增至1000 美元/ 噸,漲幅近五成。4 月1 日,印度政府再次宣布,將暫停出口大米以緩解國內米價高漲。如此算來,隨著這些主要大米出口國大幅削減出口量,全球大米的供給少了1/3。恐慌於是進一步加劇。政府的緊張轉化為種植者的惜售和商人的囤積行為,幾種力量推波助瀾,加劇了動**。
更有甚者,時任泰國總理沙阿又撿起柬埔寨首相洪森曾經提出“大米輸出國聯盟”的倡議來。2006 年,洪森提出,湄公河流域有能力出口大米的國家應該成立一個類似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所謂大米輸出國組織,以幫助穩定全球的大米價格,以“大米歐佩克”對抗“原油歐佩克”。洪森此說道出了大米出口國的心聲,卻激起了像菲律賓這樣的大米進口國的強烈反應。“米盟”一說再起,在菲政府口誅筆伐之時,菲律賓國內的投機商人卻打起了掙取政府補貼的主意,把政府補貼的賣到貧困地區的糧食又運回了糧庫,準備高價出售。這些投機行為一經曝光,更在菲國內引起軒然大波,米價走向輪番上漲的惡性循環。菲政府被迫向全國派駐“大米警察”,強力打擊囤積者,以確保大米供應的基本穩定。
國際市場糧食暴漲,菲律賓政府不得不吞食長期輕農的惡果。雖然自然條件優越,但自20 世紀70 年代起即轉向發展高價的外銷型經濟作物的菲律賓,在糧食生產部門未經土改的情況下,道路建設、農機、水利、作物改良、研發、推廣等方麵沒有任何投入,農村設施建設嚴重滯後,農業生產力僅以每年1% 左右的幅度上升,1996 ~ 2000 年間的增長幅度甚至低於1%。隨後菲律賓又在WTO 框架下開放市場,進一步打擊了農業部門的生產力。相反,泰國則在1982 年製訂了20 年農村發展計劃,對農村實行連續性優惠政策,千方百計降低農民生產成本。泰國政府甚至還采取措施,直接幹預國內市場,保住大米的競爭優勢。在政府的長期扶持下,泰國終於成為舉足輕重的大米出口國。
兩相比較,在糧食問題上,泰國政府重視農業,不僅實現糧食自給,而且還成為大米出口國,而菲律賓政府在農業問題上無所作為,危機時人民的飯碗難保。糧食危機時國際市場靠不住,菲律賓政府應該吃一塹長一智!
二、被操縱的國際糧食貿易:還是以“大米危機”為例在正常年景下,國際糧食貿易並不會出太多問題,畢竟國際糧食供求在一定時間內相對是穩定的,即使有小的波動,無論是供應方還是需求方有一些量的變化,比如由於人口的增加而導致的需求增加,市場也能對此做出及時反應,增加供給以彌補需求,或以增減庫存作為調節手段。國際糧食市場的動態平衡是可以得到保證的。
怕的就是年景的不正常。
所謂的年景不正常,說的就是極端氣候的出現導致糧食的大幅減產。
在當今全球氣候變暖、極端氣候變化頻發的情況下,因為幹旱、洪澇等天氣突變帶來的糧食減產、歉收的新聞開始頻頻出現在報紙之上、飯桌之旁。
問題不在於這些異常天氣所帶來的實際減產數量——事實上,幹旱或者洪災過後,實際的減產數量往往低於當時“市場上”所預測的數量——問題在於,在當今糧食金融化的大背景下,國際糧企和金融寡頭們太需要這些負麵消息來攪動糧食市場的沉悶氣氛,為糧價的上下波動創造由頭,為它們買空賣空利潤表增添亮麗的向上弧線了!
這其實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金融戲碼,隻是糧食供給國與需求國的政府和企業無意中、無奈下配合了人家的演出罷了。
還是以2008 年這次“大米危機”為例。
在再談危機原因之前,先得介紹一下國際大米市場的基本格局。
很多人會想不到,全球年總產量達到3.5 億到4 億噸的大米,其貿易總量竟是如此之小,即使貿易量較多的1993—1994 年度,也隻有0.1634億噸,僅占該年世界大米產量3.6 億噸的4.54%。隨後幾年,大米的貿易量雖有所增加,一度增長近一倍,但仍是國際糧食貿易中的小品種。而與大米貿易相關的國家數量也不多,大米出口控製在少數國家手中,進口國也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南亞、中東一些國家,如印尼、菲律賓、孟加拉等國家。泰國、美國、越南、巴基斯坦和緬甸等國出口份額約占世界大米出口量的80%,20 世紀90 年代一些極端的年份,僅泰國和美國兩個國家就占到世界出口份額的將近一半。但美國大米品種多是中粒米或短粒米,隻有日本人做壽司的時候才能用上,不符合大部分進口國的口味,在出口國中地位並不重要。現在,泰國、越南和印度則占到全球貿易量的60%,三個國家對世界米價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世界排名第一二位的大米生產大國未必是出口大國,印度雖然以近億噸的大米產量穩居世界第二大米生產國,但是其大米出口量也隻排到第五六位。中國大米年產量1.8 億噸,排名世界第一,但中國大米絕大多數用於自銷,每年隻出口上百萬噸,加之一定量的進口,基本處於自給自足狀態。用於貿易的總量偏小,參與大米的進出口國家不多,使得大米價格不波動則已,一波動就對一些國家帶來傷筋動骨的疼痛。
一般認為,2008 年的“大米危機”有其“客觀”原因,即全球大米價格確實有大漲的理由。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到2007 年7 月底,世界稻米儲存量達7210 萬噸,是自1984 年以來的最低點,全球庫存消費比則創近年新低,達到16.9%,低於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的安全線。再加上還有異常天氣的諸多炒作因素,如,中國的冰災和東南亞遭受的寒流,稻米生產受到了影響;美國南部的暴雨和洪水也使得2008 年的播種推遲了,頭一年這個時候,美國6 個水稻種植州已經有21% 的稻田完成育秧,現在卻隻完成了11%。更可靠的炒作緣由是,全球大米產量呈現逐年小幅上漲趨勢,2007 ~ 2008 年全球大米產量4.21 億噸,消費量為4.24 億噸,大米產不足需。於是,在小麥、玉米、大豆價格均已輪番上漲的情況下,大米價格飆升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多米諾骨牌是先從印度倒下的。
早在2007 年3 月,因為感受到小麥價格的瘋漲所帶來的強大通脹壓力,印度政府強行關閉了期貨交易所小麥和大米兩個品種的交易,三家交易所的小麥和大米品種隻能平倉不能開倉。但政府此舉並沒有帶來糧價的穩定,相反,一年之內,小麥價格上漲了180%,大豆價格漲了82%,最後輪到了大米價格的追漲。而在印度,通常是用大米出口來換取小麥進口的,因為通常情況下,1 公斤大米能換回來1.5 公斤小麥,但在國際小麥價格大漲,大米出口價與小麥進口價不相匹配的情況下,印度大米價格也開始上漲。米價的上漲迫使政府一再對大米出口采取限製措施,從2007 年9 月,印度暫停大米出口,累計減少大米出口250 萬噸。印度出口少了,尋求進口的國家隻有在泰國和越南彌補供需缺口。越南拿不出更多的米,泰國幾乎耗盡了庫存。這就導致了國際大米危機的爆發。菲律賓人開始搶米,他們的總統被迫用元首外交來求購大米。
以上就是2008 年“大米危機”的來龍去脈。
富有戲劇性的是,正當國際大米價格飆升至20 年來的最高點時,美國《華爾街日報》發出警告,亞洲和非洲地區將可能出現糧食短缺局麵,進而引發這些地區國家的騷亂。此番警告被菲律賓媒體指責為,美國人的煽風點火加劇了危機。
在這件事上,菲律賓媒體的責難也許是對的。煸風點火、推波助瀾、落井下石是美國金融寡頭操縱下的美國媒體常幹的事。但,美國人僅僅做了這一點點嗎?
三、美國農業部報告:有形的數字操縱無形的市場2011 年7 月,中糧糧油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首席風險官費忠海對美國農業部(USDA)公布的6 月市場數據提出質疑, 2011 年,從6 月初到6 月末,美國農業部對美國玉米種植麵積和庫存量均做出了較大幅度的“修正”。公開數據顯示,該機構於6 月30 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11 年美國玉米播種麵積將達到9230 萬英畝,比之前預期高出1.7% ;6 月初,美國玉米庫存為36.7 億蒲式耳,比上年同期減少15%。“這樣的數據太不可思議了。在過去的兩年內,美國農業部公布的農產品數據中,玉米的數據讓所有的交易者感到像坐過山車一樣。”費忠海如此評價國際農產品數據權威統計機構美國農業部的公開數據。他指責說:“美國農業部數據對我們這種研究者來說是一種侮辱,如果數據以這種方式公布,像我們這樣的公司就無法在期貨市場上進行對衝,可能造成極大損失。”
費忠海緣何有如此之論?他指出的僅僅是一個現象,還是在這個現象下麵還有什麽真相?
事實上,跟費忠海一樣懷疑美國農業部用數據操縱市場的還大有人在。
我們先來說說農產品期貨市場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當前,國際大宗商品包括農產品的定價主要有兩種方式。對有著成熟的期貨品種和發達的期貨市場的一些大宗商品品種而言,其價格基本上由國際最著名的期貨交易所標準期貨合同的價格來決定,比如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大豆合約。對於還沒有受到廣泛認可的期貨品種和期貨市場的初級產品而言,其價格基本上由該產品的主要賣家和主要買家每年談判達成。現在,大宗農產品國際貿易商品的價格主要參照或依據幾家主要期貨交易所的期貨價格,因為期貨價格被認為已經反映了影響價格的諸多因素,包括基本供需關係、地緣政治、突發事件、投機炒作等,所以完善的期貨市場價格有很強的指導性,成了國際貿易的定價基準。比如,包括小麥、大豆、玉米等主要農產品的國際定價中心就是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這些農產品的現貨及貿易價格均以其為基準。舉例來說,中國某企業要買入巴西大豆,其最後成交價即為CBOT 的大豆期價,再加上一個升貼水(premium)。因此,誰能影響期貨價格,誰就掌握了商品定價的主動權。
也正因為如此,發達國家才如此重視期貨市場的發展,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生產商和貿易商(跨國糧企ABCD 既是生產商,又是貿易商)才如此關注和參與國際期貨市場,國際遊資更是把國際期貨市場作為重要的投資、投機場所。
延伸閱讀: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農產品期貨交易所。19 世紀初期,芝加哥是美國最知名的穀物交易集散地,隨著穀物交易的不斷集中和遠期交易的出現和發展,1848 年,由82 家穀物交易商發起組建了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該交易所成立後,對交易規則不斷加以完善,於1865 年用標準的期貨合約取代了遠期合同,並實行了保證金製度。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除了提供玉米、小麥、大豆等農產品期貨交易外,還為美國中長期政府債券、股票指數、市政債券指數、黃金和白銀等提供期貨市場,還提供農產品、金融和金屬等期權交易。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玉米、小麥、大豆等農產品期貨價格,不僅成為美國農產品生產、加工的重要參考價格,而且成為全球農產品貿易的權威價格。
2006 年10 月17 日,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宣布合並,從而成為全球最大的衍生品交易集團,資產規模達到250 億美元,交易品種涉及利率、外匯、農產品和工業品、能源以及天氣指數等衍生品。2010 年,該集團涉及期貨與期權交易31 億筆,交易總值達到1000 萬億美元。
中國企業也在利用國際期貨市場來進行關聯商品的套期保值、風險規避,但在它們參與遊戲之前,別人已經確定了遊戲的規則。中國雖然是世界上小麥、玉米、大豆等糧食產品的最大生產國、消費國和重要的進出口國,但想在國際期貨市場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伸展自己的權利時,卻發現一切都是那麽的無力和無助。“中國需求”經常被炒作和狩獵。常常出現的狀況是,中國買什麽什麽價格就漲得厲害,中國賣什麽什麽價格就跌得最凶。
所謂成熟的期貨市場,其實就是個消息市。誰掌握了“權威消息”的發布權,誰就可能掌握期貨價格的決定權。
這就是所謂的市場邏輯,冷峻而殘酷。
在所有的“消息發布者”中,美國農業部占有最高端、最獨特的位置。
一直以來,美國農業部(USDA)報告被市場看作權威指引,其對農產品價格的指導作用幾乎沒有人懷疑過。許多行業分析師們在分析、操作時都以它們的報告為準。在農產品期貨市場中,也隻有美國農業部發布的定期報告能成為投資的風向標,不關注這樣的報告,投資者也就沒有了投資指引。這在全球農產品期貨界幾乎是無人不知的事實。美國農業部的農產品數據報告做得很細,包括每周/ 月製作、發布大豆、玉米、小麥、棉花等農產品的出口銷售報告,每周/ 月上述農產品供需情況報告,還定期出台展望報告,對未來一定時期的美國農產品播種等情況進行預測。同時,美國農業部還對除美國外的國家進行農業生產等方麵的預測並出台相應報告。由於報告數據並非完全由美國農業部自己製作,而是邀請外來人士獨立、封閉、集中完成的,這也增添了報告的所謂“權威性”。 但就是這樣貌似客觀、中立的權威報告,卻成了美國人“調控”農產品期貨價格的銳器。在農產品行業,美國農業部通過它的報告,獲取了幾乎每個環節的絕對話語權和決定權,毫無疑問,它也間接獲取了定價權。
葉黎玲在2009 年9 月23 日的《期貨日報》上詳細揭露了美國農業部為什麽要用數據“調控”全球農產品市場以及是如何“調控”的。
在分析美國農業部的職能任務後,葉黎玲首先剖析了它的“調控”動因。
葉分析稱,在美國,農業部是直接負責農產品出口促銷的政府機構。它下屬有各類國家股份公司,如農產品信貸公司、聯邦機構和其他機構,集農業生產、農業生態、生活管理,以及農產品的國內外貿易於一身,對農業產前、產中、產後實行一體化管理。其中,最直接與美國利益相關的就是負責農產品出口促銷,也就是負責銷售美國國內農產品。葉提出,如果確認了這一點,就可以毫無疑問地得出結論,美國農業部發布數據的初衷至少需要達到順利以及高價銷售國內農產品的目的。
葉從大豆這個品種來分析美國農業部是如何達到其目的的。葉分析稱,美國大豆一般在4 月底種植,9 月份開始收割上市,新年度大豆可能在8月份上市前就開始簽訂出口銷售合同,而銷售價格往往是通過CBOT 期貨市場來確定,所以美國農業部8 月份公布的供需數據就異常關鍵。總結曆年情況後葉發現,美國農業部8 月數據往往是利多期貨價格的。由於8 月份是大豆生長的關鍵期——灌漿期,這時候天氣對大豆的生長異常關鍵,可以炒作的題材很多,比如亞洲鏽病孢子、美國幹旱、後期霜凍等。所以美國農業部在8 月份調低單產和產量的做法是冠冕堂皇的。美國農業部依靠調低對新年度期末結轉庫存的預測,間接拉動價格,為美國大豆高價出口打下伏筆。
對價格有決定性影響的是期末結轉庫存數據,葉研究後發現,在最近7 年中,除了2004 年,其他6 年期末庫存預測數據8 月份預測都較7月份減少。其中2002 年減少幅度最大,從627 萬噸減少到421 萬噸。而期末庫存的減少主要就是通過變動產量來達到。分析最近8 個年度美國農業部8 月報告對產量的調節後發現,除了2007/2008 年沒有變動和2003/2004 年缺乏數據以外,其他6 個年度8 月份都調低了預測,而在9、10 月份往往再進行上調。比如在2002 年,產量預測減少幅度達到8%, 從7784 萬噸減少到7153 萬噸。另外,產量變動,在8 月份一般主要針對單產變動,對麵積的變動相對較少,比如在2008/2009 年度單產小幅下降0.9%,在2006/2007 年,單產從40.7 蒲式耳/ 英畝減少到39.6 蒲式耳/ 英畝,減少幅度達到2.7%。葉指出,在美國農業部如此調整預測數據後,期貨市場確實應“聲”變化,CBOT 大豆市場往往在8 月份不是迎來反彈就是延續上漲。比如在2008 年,CBOT 大豆期貨在7 月份迎來了曆史性的高點後下跌,而美國農業部8 月12 日公布的月度報告則使行情止跌反彈,8月報告配合後期天氣的炒作使CBOT 大豆11 月合約價格從1116 美分上漲到1374 美分,反彈幅度達到17%。葉黎玲由此指陳,美國農業部在玩弄數字預測和其後的修正戲碼,其真實的目的就是為美國的大豆賣一個好價錢!
美國人喜歡用數據說話。現在的數據表明:美國人的數據是跟著它的利益走的!中糧費忠海的指責是有道理的。
還記得中國的“大豆危機”嗎?當年美國人就是用其農業部調低了大豆預測產量的數據,引導中國豆企在CBOT 期貨市場上大量吃進美國高價大豆後,再通過數據的修正,使中國豆企成本高昂、紛紛破產,從而被美國跨國糧企全麵收購,使得中國大豆產業全麵淪喪的!
這就是美國政府與跨國糧企、金融寡頭合謀主導下的國際糧食市場。
尋求從這個市場上調劑糧食無異於自我上套。
國人當警惕,國企當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