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
中山先生逝世後無論幾周年，本用不著什麽紀念的文章。隻要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
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實在特別沉靜，真是喜怒哀樂不形於色，而況吐露他們的熱力和熱情。因此就更應該紀念了；因此也更可見那時革命有怎樣的艱難，更足以加增這紀念的意義。
記得去年逝世後不很久，甚至於就有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是憎惡中華民國呢，是所謂“責備賢者”呢，是賣弄自己的聰明呢，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曆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
那時新聞上有一條瑣載，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據說當西醫已經束手的時候，有人主張服中國藥了；但中山先生不讚成，以為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人當瀕危之際，大抵是什麽也肯嚐試的，而他對於自己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誌。
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
為什麽呢？托洛斯基曾經說明過什麽是革命藝術。是：即使主題不談革命，而有從革命所發生的新事物藏在裏麵的意識一貫著者是；否則，即使以革命為主題，也不是革命藝術。中山先生逝世已經一年了，“革命尚未成功”，僅在這樣的環境中作一個紀念。然而這紀念所顯示，也還是他終於永遠帶領著新的革命者前行，一同努力於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的工作。
（三月十日晨。）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國民新報》“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所載。）
“何典”題記
《何典》的出世，至少也該有四十七年了，有光緒五年的《申報館書目續集》可證。我知道那名目，卻隻在前兩三年，向來也曾訪求，但到底得不到。現在半農加以校點，先示我印成的樣本，這實在使我很喜歡。隻是必須寫一點序，卻正如阿Q之畫圓圈，我的手不免有些發抖。我是最不擅長於此道的，雖然老朋友的事，也還是不會捧場，寫出洋洋大文，俾於書，於店，於人，有什麽涓埃之助。
我看了樣本，以為校勘有時稍迂，空格令人氣悶，半農的士大夫氣似乎還太多。至於書呢？那是，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達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聖先師拱手，甚而至於翻筋鬥，嚇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過去；但到站直之後，究竟都還是長衫朋友。不過這一個筋鬥，在那時，敢於翻的人的魄力，可總要算是極大的了。
成語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現世相的神髓，隨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從成語中，另外抽出思緒：既然從世相的種子出，開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於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中，展示了活的人間相，或者也可以說是將活的人間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便是信口開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會於心，禁不住不很為難的苦笑。
夠了。並非博士般角色，何敢開頭？難違舊友的麵情，又該動手。應酬不免，圓滑有方：隻作短文，庶無大過雲爾。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魯迅謹撰。
“十二個”後記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個大風暴；到十月，才是一個大風暴，怒吼著，震**著，枯朽的都拉雜崩壞，連樂師畫家都茫然失措，詩人也沉默了。
就詩人而言，他們因為禁不起這連底的大變動，或者脫出國界，便死亡，如安得列夫；或者在德、法做僑民，如梅壘什珂夫斯奇、巴理芒德；或者雖然並未脫走，卻比較的失了生動，如阿爾誌跋綏夫。但也有還是生動的；如勃留梭夫和戈理奇、勃洛克。
但是，俄國詩壇上先前那樣盛大的象征派的衰退，卻並不隻是革命之賜；從一九一一年以來，外受未來派的襲擊，內有實感派，神秘底虛無派，集合底主我派們的分離，就已跨進了崩潰時期了。至於十月的大革命，那自然，也是額外的一個沉重的打擊。
梅壘什珂夫斯奇們既然作了僑民，就常以痛罵蘇俄為事；別的作家雖然還有創作，然而不過是寫些“什麽”，顏色很黯淡，衰弱了。象征派詩人中，收獲最多的，就隻有勃洛克。
勃洛克名亞曆山大，早就有一篇很簡單的自敘傳——
“一八八〇年生在彼得堡。先學於古典中學，畢業後進了彼得堡大學的言語科。一九〇四年才作《美的女人之歌》這抒情詩，一九〇七年又出抒情詩兩本，曰《意外的歡喜》，曰《雪的假麵》。抒情悲劇《小遊覽所的主人》、《廣場的王》、《未知之女》，不過才脫稿。現在擔當著《梭羅忒亞盧拿》的批評欄，也和別的幾種新聞雜誌關係著。”
此後，他的著作還很多：《報複》、《文集》、《黃金時代》、《從心中湧出》、《夕照是燒盡了》、《水已經睡著》、《運命之歌》。當革命時，將最強烈的刺戟給與俄國詩壇的，是《十二個》。
他死時是四十二歲，在一九二一年。
從一九〇四年發表了最初的象征詩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稱為現代都會詩人的第一人了。他之為都會詩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詩底幻想的眼，照見都會中的日常生活，將那朦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將精氣吹入所描寫的事象裏，使它蘇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塵囂的市街中，發見詩歌底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長者，是在取卑俗，熱鬧，雜遝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寫實的詩歌。
中國沒有這樣的都會詩人。我們有館閣詩人、山林詩人、花月詩人……；沒有都會詩人。
能在雜遝的都會裏看見詩者，也將在動搖的革命中看見詩。所以勃洛克做出《十二個》，而且因此“在十月革命的舞台上登場了”。但他的能上革命的舞台，也不隻因為他是都會詩人；乃是，如托羅茲基言，因為他“向著我們這邊突進了。突進而受傷了。”
《十二個》於是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還要永久地流傳。
舊的詩人沉默，失措，逃走了，新的詩人還未彈他的奇穎的琴。勃洛克獨在革命的俄國中，傾聽“咆哮獰猛，吐著長太息的破壞的音樂”。他聽到黑夜白雪間的風，老女人的哀怨，教士和富翁和太太的彷徨，會議中的講嫖錢，複仇的歌和槍聲，卡基卡的血。然而他又聽到癩皮狗似的舊世界，他向著革命這邊突進了。
然而他究竟不是新興的革命詩人，於是雖然突進，卻終於受傷，他在十二個之前，看見了戴著白玫瑰花圈的耶穌基督。
但這正是俄國十月革命“時代的最重要的作品”。
呼喚血和火的，詠歎酒和女人的，賞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則一樣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著過去，向著未來，倘不是真的特出到異乎尋常的，便都不免並含著向前和反顧。詩《十二個》裏就可以看見這樣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進了，然而反顧，於是受傷。
篇末出現的耶穌基督，仿佛可有兩種的解釋：一是他也讚同，一是還須靠他得救。但無論如何，總還以後解為近是。故十月革命中的這大作品《十二個》，也還不是革命的詩。
然而也不是空洞的。
這詩的體式在中國很異樣；但我以為很能表現著俄國那時（！）的神情；細看起來，也許會感到那大震撼，大咆哮的氣息。可惜翻譯最不易。我們曾經有過一篇從英文的重譯本；因為還不妨有一種別譯，胡成才君便又從原文譯出了。不過詩是隻能有一篇的，即使以俄文改寫俄文，尚且決不可能，更何況用了別一國的文字。然而我們也隻能如此。至於意義，卻是先由伊發爾先生校勘過的；後來，我和韋素園君又酌改了幾個字。
前麵《勃洛克論》是我譯添的，是《文學與革命》（Literatura i Revolutzia）的第三章，從茂森唯士氏的日本文譯本重譯；韋素園君又給對校原文，增改了許多。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概還以為托羅茲基是一個喑嗚叱吒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他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個深解文藝的批評者。他在俄國，所得的俸錢，還是稿費多。但倘若不深知他們文壇的情形，似乎不易懂；我的翻譯的拙澀，自然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書麵和卷中的四張畫，是瑪修丁（V.Masiutin）所作的。他是版畫的名家。這幾幅畫，即曾被稱為藝術底版畫的典型；原本是木刻。卷頭的勃洛克的畫像，也不凡，但是從《新俄羅斯文學的曙光期》轉載的，不知道是誰作。
俄國版畫的興盛，先前是因為照相版的衰頹和革命中沒有細致的紙張，倘要插圖，自然隻得應用筆路分明的線畫。然而隻要人民有活氣，這也就發達起來，在一九二二年弗羅連斯的萬國書籍展覽會中，就得了非常的讚美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魯迅記於北京。
“爭自由的波浪”小引
俄國大改革之後，我就看見些遊覽者的各種評論。或者說貴人怎樣慘苦，簡直不像人間；或者說平民究竟抬了頭，後來一定有希望。或褒或貶，結論往往正相反。我想，這大概都是對的。貴人自然總要較為苦惱，平民也自然比先前抬了頭。遊覽的人各照自己的傾向，說了一麵的話。近來雖聽說俄國怎樣善於宣傳，但在北京的報紙上，所見的卻相反，大抵是要竭力寫出內部的黑暗和殘酷來。這一定是很足使禮教之邦的人民驚心動魄的罷。但倘若讀過專製時代的俄國所產生的文章，就會明白即使那些話全是真的，也毫不足怪。俄皇的皮鞭和絞架，拷問和西伯利亞，是不能造出對於怨敵也極仁愛的人民的。
以前的俄國的英雄們，實在以種種方式用了他們的血。使同誌感奮，使好心腸人墮淚，使劊子手有功，使閑漢得消遣。總是有益於人們，尤其是有益於暴君，酷吏，閑人們的時候多；饜足他們的凶心，供給他們的談助。將這些寫在紙上，血色早已輕淡得遠了；如但兼珂的慷慨，托爾斯多的慈悲，是多麽柔和的心。但當時還是不準印行。這做文章，這不準印，也還是使凶心得饜足，談助得加添，英雄的血，始終是無味的國土裏的人生的鹽，而且大抵是給閑人們作生活的鹽，這倒實在是很可詫異的。
這書裏麵的梭斐亞的人格還要使人感動，戈理基筆下的人生也還活躍著，但大半也都要成為流水帳簿罷。然而翻翻過去的血的流水帳簿，原也未始不能夠推見將來，隻要不將那帳目來作消遣。
有些人到現在還在為俄國的上等人鳴不平，以為革命的光明的標語，實際倒成了黑暗。這恐怕也是真的。改革的標語一定是較光明的；做這書中所收的幾篇文章的時代，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給一切人們以一律的光明。但他們被拷問，被幽禁，被流放，被殺戮了。要給，也不能。這已經都寫在帳上，一翻就明白。假使遏絕革新，屠戮改革者的人物，改革後也就同浴改革的光明，那所處的倒是最穩妥的地位。然而已經都寫在帳上了，因此用血的方式，到後來便不同，先前似的時代在他們已經過去。
中國是否會有平民的時代，自然無從斷定。然而，總之，平民總未必會舍命改革以後，倒給上等人安排魚翅席，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上等人從來就沒有給他們安排過雜合麵。隻要翻翻這一本書，大略便明白別人的自由是怎樣掙來的前因，並且看看後果，即使將來地位失墜，也就不至於妄鳴不平，較之失意而學佛，切實得多多了。所以，我想，這幾篇文章在中國還是很有好處的。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風雨之夜，魯迅記於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