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之敵
大大前天第十次會見“詩孩”，談話之間，說到我可以對於《文學周刊》投一點什麽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藝上有偉大的尊號如詩歌小說評論等，多少總得裝一些門麵，使與尊號相當，而是隨隨便便近於雜感一類的東西，那總該容易的罷，於是即刻答應了。此後玩了兩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書桌坐下來豫備寫字，不料連題目也想不出，提筆四顧，右邊一個書架，左邊一口衣箱，前麵是牆壁，後麵也是牆壁，都沒有給我少許靈感之意。我這才知道：大難已經臨頭了。
幸而因“詩孩”而聯想到詩，但不幸而我於詩又偏是外行，倘講些什麽“義法”之流，豈非“魯般門前掉大斧”。記得先前見過一位留學生，聽說是大有學問的。他對我們喜歡說洋話，使我不知所雲，然而看見洋人卻常說中國話。這記憶忽然給我一種啟示，我就想在《文學周刊》上論打拳；至於詩呢？留待將來遇見拳師的時候再講。但正在略略躊躇之際，卻又聯想到較為妥當的，曾在《學燈》——不是上海出版的《學燈》——上見過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來了，於是就將他的題目直抄下來：《詩歌之敵》。
那篇文章的開首說，無論什麽時候，總有“反詩歌黨”的。編成這一黨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專訴於想像力的或種藝術的魅力，最要緊的是精神的熾烈的擴大，而他們卻已完全不能擴大了的固執的智力主義者；二、是他們自己曾以媚態奉獻於藝術神女，但終於不成功，於是一變而攻擊詩人，以圖報複的著作者；三、是以為詩歌的熱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會的道德與平和的那些懷著宗教精神的人們。但這自然是專就西洋而論。
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所以感情已經冰結的思想家，即對於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斷和隔膜的揶揄。最顯著的例是洛克，他觀作詩，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學方麵發揚了偉大的天才的巴士凱爾，於詩美也一點不懂，曾以幾何學者的口吻斷結說：“詩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凡是科學底的人們，這樣的很不少，因為他們精細地研鑽著一點有限的視野，便決不能和博大的詩人的感得全人間世，而同時又領會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的精神相通。近來的科學者雖然對於文藝稍稍加以重視了，但如意大利的倫勃羅梭一流總想在大藝術中發見瘋狂，奧國的佛羅特一流專一用解剖刀來分割文藝，冷靜到入了迷，至於不覺得自己的過度的穿鑿附會者，也還是屬於這一類。中國的有些學者，我不能妄測他們於科學究竟到了怎樣髙深，但看他們或者至於詫異現在的青年何以要紹介被壓迫民族文學，或者至於用算盤來算定新詩的樂觀或悲觀，即以決定中國將來的運命，則頗使人疑是對於巴士凱爾的冷嘲。因為這時可以改篡他的話：“學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
但反詩歌黨的大將總要算柏拉圖。他是藝術否定論者，對於悲劇喜劇，都加攻擊，以為足以滅亡我們靈魂中崇高的理性，鼓舞劣等的情緒，凡有藝術，都是模仿的模仿，和“實在”尚隔三層；又以同一理由，排斥荷馬。在他的《理想國》中，因為詩歌有能鼓動民心的傾向，所以詩人是看作社會的危險人物的，所許可者，隻有足供教育資料的作品，即對於神明及英雄的頌歌。這一端，和我們中國古今的道學先生的意見，相差似乎無幾。然而柏拉圖自己卻是一個詩人，著作之中，以詩人的感情來敘述的就常有；即《理想國》，也還是一部詩人的夢書。他在青年時，又曾委身於藝圃的開拓，待到自己知道勝不過無敵的荷馬，卻一轉而開始攻擊，仇視詩歌了。但自私的偏見，仿佛也不容易支持長久似的，他的高足弟子亞裏士多德做了一部《詩學》，就將為奴的文藝從先生的手裏一把搶來，放在自由獨立的世界裏了。
第三種是中外古今觸目皆是的東西。如果我們能夠看見羅馬法皇宮中的禁書目錄，或者知道舊俄國教會裏所詛咒的人名，大概可以發見許多意料不到的事的罷，然而我現在所知道的卻都是耳食之談，所以竟沒有寫在紙上的勇氣。總之，在普通的社會上，曆來就罵殺了不少的詩人，則都有文藝史實來作證的了。中國的大驚小怪，也不下於過去的西洋，綽號似的造出許多惡名，都給文人負擔，尤其是抒情詩人。而中國詩人也每未免感得太淺太偏，走過宮人斜就做一首“無題”，看見樹椏叉就賦一篇“有感”。和這相應，道學先生也就神經過敏之極了：一見“無題”就心跳，遇“有感”則立刻滿臉發燒，甚至於必以學者自居，生怕將來的國史將他附入文苑傳。
說文學革命之後而文學已有轉機，我至今還未明白這話是否真實。但戲曲尚未萌芽，詩歌卻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幾個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嚴風中顫抖。聽說前輩老先生，還有後輩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來尤厭惡戀愛詩；可是說也奇怪，詠歎戀愛的詩歌果然少見了。從我似的外行人看起來，詩歌是本以發抒自己的熱情的，發訖即罷；但也願意有共鳴的心弦，則不論多少，有了也即罷；對於老先生的一顰蹙，殊無所用其慚惶。縱使稍稍帶些雜念，即所謂意在撩撥愛人或是“出風頭”之類，也並非大悖人情，所以正是毫不足怪，而且對於老先生的一顰蹙，即更無所用其慚惶。因為意在愛人，便和前輩老先生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倘因他們一搖頭而慌忙輟筆，使他高興，那倒像撩撥老先生，反而失敬了。
倘我們賞識美的事物，而以倫理學的眼光來論動機，必求其“無所為”，則第一先得與生物離絕。柳陰下聽黃鸝鳴，我們感得天地間春氣橫溢，見流螢明滅於叢草裏，使人頓懷秋心。然而鸝歌螢照是“為”什麽呢？毫不客氣，那都是所謂“不道德”的，都正在大“出風頭”，希圖覓得配偶。至於一切花，則簡直是植物的生殖機關了。雖然有許多披著美麗的外衣，而目的則專在受精，比人們的講神聖戀愛尤其露骨。即使清高如梅菊，也逃不出例外——而可憐的陶潛林逋，卻都不明白那些動機。
一不小心，話又說得不甚馴良了，倘不急行檢點，怕難免真要拉到打拳。但離題一遠，也就很不容易勒轉，隻好再舉一種近似的事，就此收場罷。
豢養文士仿佛是讚助文藝似的，而其實也是敵。宋玉司馬相如之流，就受著這樣的待遇，和後來的權門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聲色狗馬之間的玩物。查理九世的言動，更將這事十分透徹地證明了的。他是愛好詩歌的，常給詩人一點酬報，使他們肯做一些好詩，而且時常說：“詩人就像賽跑的馬，所以應該給吃一點好東西。但不可使他們太肥；太肥，他們就不中用了。”這雖然對於胖子而想兼做詩人的，不算一個好消息，但也確有幾分真實在內。匈牙利最大的抒情詩人彼彖飛（A.Pet?fi）有題B.Sz.夫人照像的詩，大旨說“聽說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於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裏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也正是一樣的意思。但不要誤解，以為我是在提倡青年要做好詩，必須在幸福的家庭裏和令夫人天天打架。事情也不盡如此的。相反的例並不少，最顯著的是勃朗寧和他的夫人。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京報》附設之《文學周刊》所載）
關於“苦悶的象征”
王鑄先生：
我很感謝你遠道而至的信。
我看見廚川氏關於文學的著作的時候，已在地震之後，《苦悶的象征》是第一部，以前竟沒有留心他。那書的末尾有他的學生山本修二氏的短跋，我翻譯時，就取跋文的話做了幾句序。跋的大意是說這書的前半部原在《改造》雜誌上發表過，待到地震後掘出遺稿來，卻還有後半，而並無總名，所以自己便依據登在《改造》雜誌上的端緒，題為《苦悶的象征》，付印了。
照此看來，那書的經曆已經大略可以明了：（1）作者本要做一部關於文學的書，——未題總名的，——先成了《創作論》和《鑒賞論》兩篇，便登在《改造》雜誌上；《學燈》上明權先生的譯文，當即從《改造》雜誌翻出。（2）此後他還在做下去，成了第三第四兩篇，但沒有發表，到他遭難之後，這才一起發表出來，所以前半是第二次公開，後半是初次。（3）四篇的稿子本是一部書，但作者自己並未定名，於是他的學生山本氏隻好依了第一次公表時候的端緒，給他題為《苦悶的象征》。至於怎樣的端緒，他卻並未說明，或者篇目之下，本有這類文字，也說不定的，但我沒有《改造》雜誌，所以無從查考。
就全體的結構看起來，大約四篇已算完具，所缺的不過是修飾補綴罷了。我翻譯的時候，聽得豐子愷先生也有譯本，現則聞已付印，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上月看見《東方雜誌》第二十號，有仲雲先生譯的廚川氏一篇文章，就是《苦悶的象征》的第三篇；現得先生來信，才又知道《學燈》上也早經登載過，這書之為我國人所愛重，居然可知。現在我所譯的也已經付印，中國就有兩種全譯本了。
魯迅。一月九日。
【備考】：
給魯迅先生的一封信
魯迅先生：
我今天寫這封信給你，也許像你在《楊樹達君的襲來》中所說的，“我們並不曾認識了哪；”但是我這樣的意見，忍耐得好久了，終於忍不住的說出來，這在先生也可以原諒的罷。
先生在《晨報》副鐫上所登的《苦悶的象征》，在這篇的文字的前麵，有了你的自序；記不切了，也許是像這樣的說吧！“它本是廚川君劫後的作品，由了燒失的故紙堆中，發出來的，是一包未定稿。本來沒有什麽名字，他的友人，徑直的給他定下了，——叫作《苦悶的象征》。”先生這樣的意見，或者是別有所見而雲然。但以我在大前年的時候，所見到的這篇東西的譯稿，像與這裏所說的情形，稍有出入；先生，讓我在下麵說出了吧。
在《學燈》上，有了一位叫明權的，曾譯載過廚川君的一篇東西，叫作《苦悶的象征》。我曾經拿了他的譯文與先生的對照，覺得與先生所譯的一毫不差。不過他隻登了《創作論》與《鑒賞論》，下麵是甚麽也沒有了，大約原文是這樣的罷。這篇譯文，是登在一九二一年的，那時日本還沒地震，廚川君也還健在；這篇東西，既然有了外國人把它翻譯過，大概原文也已揭載過了罷。這篇東西的命名，自然也是廚川君所定的，不是外國人所能杜撰出來的。若然，先生在自序上所說的，他友人給他定下了這個名字，——《苦悶的象征》，——至少也有了部分的錯誤了罷。
這個理由，是很明白的；因為那時候日本還沒有地震，廚川君也還沒有死，這篇名字，已經出現過而且發表的了。依我的愚見，這篇東西，是廚川君的未定稿，大約是靠底住的；廚川君先前有了《創作論》和《鑒賞論》，又已發表過，給他定下了名字，叫作《苦悶的象征》。後來《文藝上的幾個根本問題的考察》，《文藝的起源》，又先後的做成功了。或者也已發表過，這在熟於日本文壇事實的，自然知道，又把它摒集在一塊去。也許廚川君若沒有死，還有第五第六的幾篇東西，也說不定呢！但是不幸廚川君是死了，而且是死於地震的了；他的友人，就把他這一包劫後的遺稿，已經命名過的，——《苦悶的象征》，——發表出來，這個名字，不是他的友人——編者——所臆定的，是廚川君自己定下的；這個假定大約不至有了不對了罷。
以上幾則，是我的未曾作準的見解，先生看見了它，可以給我個明白而且徹底的指導麽？
先生，我就在這裏止住了罷？
王鑄。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日《京報副刊》所載。）
“忽然想到”附記
我是一個講師，略近於教授。照江震亞先生的主張，似乎也是不當署名的。但我也曾用幾個假名發表過文章，後來卻有人詰責我逃避責任；況且這回又帶些攻擊態度，所以終於署名了。但所署的也不是真名字；但也近於真名字，仍有露出講師馬腳的弊病，無法可想，隻好這樣罷。又為避免糾紛起見，還得聲明一句，就是：我所指摘的中國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別的許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內！然而這麽一說，我的雜感真成了最無聊的東西了，要麵麵顧到，是能夠這樣使自己變成無價值。
（一月十五日。）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京報副刊》所載。）
咬嚼之餘
（原文見《集外集》，茲從略。）
【備考】
“無聊的通信”
伏園先生：
自從先生出了征求“青年愛讀書十部”的廣告之後，《京報副刊》上就登了關於這類的許多無聊的通信；如“青年婦女是否可算‘青年’”之類。這樣無聊的文字，這樣簡單的腦筋，有登載的價值麽？除此，還有前天的副刊上載有魯迅先生的《咬文嚼字》一文，亦是最無聊的一種，亦無登載的必要！《京報副刊》的篇幅是有限的，請先生寶貴它吧，多登些有價值的文字吧！茲寄上一張征求的表請收下。
十三，仲潛。
凡記者收到外間的來信，看完以後認為還有再給別人看看的必要，於是在本刊上發表了。例如廖仲潛先生這封信，我也認為有公開的價值，雖然或者有人（也許連廖先生自己）要把它認為“無聊的通信”。我發表“青年二字是否連婦女也包括在內？”的李君通信，是恐怕讀者當中還有像李君一般懷疑的，看了我的答案可以連帶的明白了。關於這層我沒有什麽其他的答辯。至於魯迅先生的《咬文嚼字》，在記者個人的意見，是認為極重要極有意義的文字的，所以特用了二號字的標題，四號字的署名，希望讀者特別注意。因為魯迅先生所攻擊的兩點，在記者也以為是晚近翻譯界墮落的征兆，不可不力求改革的。中國從翻譯印度文字以來，似乎數千年中還沒有人想過這樣的怪思想，以為女人的名字應該用美麗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應該用百家姓中的字，的確是近十年來的人發明的，（這種辦法在嚴幾道時代還未通行，）而近十年來的翻譯文字的錯誤百出也可以算得震鑠前古的了。至於這兩點為什麽要攻擊，隻要一看魯迅先生的諷刺文字就會明白。他以中國“周家的小姐不另姓綢”去映襯有許多人用“瑪麗亞”，“婀娜”，“娜拉”這些美麗字眼譯外國女人名字之不當，以“吾家rky”一語去譏諷有許多人將無論那一國的人名硬用“百家姓”中的字作第一音之可笑，隻這兩句話給我們的趣味已經夠深長夠濃厚了，而廖先生還說它是“最無聊”的文字麽？最後我很感謝廖先生熱心的給我指導，還很希望其他讀者如對於副刊有什麽意見時不吝賜教。
伏園敬複。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京報副刊》所載。）
關於咬文嚼字
伏園先生：
我那封短信，原係私人的通信，應無發表的必要；不過先生認為有公開的價值，就把它發表了。但因此那封信又變為無聊的通信了，豈但無聊而已哉，且恐要惹起許多無聊的是非來，這個挑撥是非之責，應該歸記者去擔負吧！所以如果沒有彼方的答辯則已；如有，我可不理了。至於《咬文嚼字》一文，先生認為原意中攻擊的兩點是極重要且極有意義的，我不無懷疑之點：A,先生照咬文嚼字的翻譯看起來，以為是晚近翻譯界墮落的征兆。為什麽是墮落？我不明白。你以為女人的名字應該用美麗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應該用百家姓中的字，是近來的新發明的，因名之曰怪思想麽？但我要問先生認它為“墮落”的，究竟是不是“怪思想？”我以為用美麗的字眼翻譯女性的名字是翻譯者完全的自由與高興，無關緊要的；雖是新發明，卻不是墮落的征兆，更不是怪思想！B，外國人的名是在前，姓是在後。“高爾基”三個音連成的字，是Gorky的姓，並不是他就是姓“高”；不過便於中國人的習慣及記憶起見，把第一音譯成一個相似的中國姓，或略稱某氏以免重複的累贅底困難。如果照中國人的姓名而認他姓高，則爾基就變成他的名字了？豈不是笑話嗎！又如，Wilde可譯為王爾德，可譯魏爾德，又可譯為樊爾德，然則他一人姓了王又姓魏又姓樊，此理可說的通嗎？可見所謂“吾家rky”者，我想，是魯迅先生新發明的吧！不然，就是說“吾家rky”的人，根本不知“高爾基”三音連合的字是他原來的姓！因同了一個“高”字，就貿貿然稱起吾家還加上rky來，這的確是新杜撰的滑稽話！卻於事實上並無滑稽的毫末，隻惹得人說他無意思而已，說他是門外漢而已，說他是無聊而已，先生所謂夠深長夠濃厚極重要極有意義的所在，究竟何所而在？雖然，記者有記者個人的意見，有記者要它發表不發表的權力，所以二號字的標題與四號字的署名，就刊出來了。最後我很感謝先生上次的盛意並希望先生個人認為很有意思的文字多登載幾篇。還有一句話：將來如有他方麵的各種的筆墨官司打來，恕我不再來答辯了，不再來湊無聊的熱鬧了。此頌撰安！
十六，弟仲潛敬覆。
“高爾基三個音連成的字，是Gorky的姓，並不是他就姓高，”廖先生這句話比魯迅先生的文字更有精采。可惜這句話不能天天派一個人對讀者念著，也不能叫翻譯的人在篇篇文章的原著者下注著“高爾基不姓高，王爾德不姓王，白利歐不姓白……”廖先生這篇通信登過之後不幾天，廖先生這句名言必又被人忘諸腦後了。所以，魯迅先生的諷刺還是重要，如果翻譯界的人被魯迅先生的“吾家爾基”一語刺得難過起來，竟毅然避去《百家姓》中之字而以聲音較近之字代替了，（如哥爾基，淮爾德，勃利歐……，）那末閱者一望而知“三個音連成的字是姓，第一音不是他的姓，”不必有煩廖先生的耳提麵命了。不過這樣改善以後，其實還是不妥當，所以用方塊兒字譯外國人名的辦法，其壽命恐怕至多也不過還有五年，進一步是以注音字母譯，（錢玄同先生等已經實行了，昨天記者遇見錢先生，他就說即使第一音為《百家姓》中的字之辦法改良以後，也還是不妥，）再進一步是不譯，在歐、美許多書籍的原名已經不譯了，主張不譯人名即使在今日的中國恐怕也不算過激罷。
伏園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九日，《京報副刊》所載。）
“咬文嚼字”是“濫調”
伏園先生：
魯迅先生《咬文嚼字》一篇，在我看來，實在毫無意義。仲潛先生稱它為“最無聊”之作，極為得體。不料先生在仲潛先生信後的附注，對於這“最無聊”三字大為駭異，並且說魯迅先生所舉的兩種，為翻譯界墮落的現象，這真使我大為駭異了。
我們對於一個作家或小說戲劇上的人名，總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別，（想知道性別，並非主張男女不平等。）在中國的文字上，我們在姓底下有“小姐”“太太”或“夫人”，若把姓名全寫出來，則中國女子的名字，大多有“芳”“蘭”“秀”等等“輕靚豔麗”的字眼。周家的姑娘可以稱之為周小姐，陳家的太太可以稱之為陳太太，或者稱為周菊芳陳蘭秀亦可。從這些字樣中，我們知道這個人物是女性。在外國文字中可就不同了。外國人的姓名有好些Syllables是極多的，用中文把姓名全譯出來非十數字不可，這是何等惹人討厭的事。年來國內的人對於翻譯作品之所以比較創造作品冷淡，就是因為翻譯人名過長的緣故。（翻譯作品之辭句不順口，自然亦是原因中之一。）假如托爾斯泰有一個女叫做Elizabeth Tolstoi,我們全譯出來，成為“托爾斯泰伊麗沙白”八字，何等麻煩。又如有一個女子叫做Mary Hilda Stuwart,我們全譯出來，便成為“瑪麗海爾黛司徒渥得”也很討厭。但是我們又不能把這些名字稱為托爾斯泰小姐或司徒渥得夫人，因為這種六個字的稱呼，比起我們看慣了周小姐陳太太三字的稱呼多了一半，也不方便。沒法，隻得把名字刪去，“小姐，”“太太”也省略，而用“妥妳絲苔”譯Elizabeth Tolstoi,用“絲圖娃德”譯Mary Hilda Stuwart，這誠是不得已之舉。至於說為適合中國人的胃口，故意把原名刪去，有失原意的，那末，我看根本外國人的名字，便不必譯，直照原文寫出來好。因為中國人能看看不慣的譯文，多少總懂得點洋文的。魯迅先生此舉誠未免過於吹毛求疵？
至於用中國姓譯外國姓，我看也未嚐不可以。假如Gogol的Go可以譯做郭，Wilde的Wi可以譯做王，Holz和Ho可以譯做何，我們又何必把它們故意譯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為什麽不能有偉力？
誠然，國內的翻譯界太糟了，太不令人滿意了！翻譯界墮落的現象正多，卻不是這兩種。伏園先生把它用二號字標題，四號字標名，也算多事，氣力要賣到大地方去，卻不可做這種吹敲的勾當。
末了，我還要說幾句：魯迅先生是我所佩服的。諷刺的言辭，尖銳的筆鋒，精細的觀察，誠可引人無限的仰慕。《呐喊》出後，雖不曾名噪天下，也名噪國中了。他的令弟啟明先生，亦為我崇拜之一人。讀書之多，令人驚歎。《自己的園地》為國內文藝界一朵奇花。我嚐有現代三周，（還有一個周建人先生）駕乎從前三蘇之慨。不過名人名聲越高，作品也越要鄭重。若故意縱事吹敲或失之苛責，不免帶有失卻人信仰的危險。而記者先生把名人的“濫調”來充篇幅，又不免帶有欺讀者之嫌。冒犯，恕罪！順祝健康。
潛源
（一月十七日於唐山大學。）
魯迅先生的那篇《咬文嚼字》，已有兩位“潛”字輩的先生看了不以為然，我猜想青年中這種意見或者還多，那麽這篇文章不是“濫調”可知了。你也會說，我也會說，我說了你也同意，你說了他也說這不消說：那是濫調。魯迅先生那兩項主張，在簇新頭腦的青年界中尚且如此通不過去，名為濫調，是冤枉了，名為最無聊，那更冤枉了。記者對於這項問題，是加入討論的一人，自知態度一定不能公平，所以對於“潛”字輩先生的主張，雖然萬分不以為然，也隻得暫且從緩答辯。好在超於我們的爭論點以上，還有兩項更高一層的錢玄同先生的主張，站在他的地位看我們這種爭論也許是無謂已極，無論誰家勝了也隻贏得“不妥”二字的考語罷了。
伏園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京報副刊》所載。）
咬嚼未始“乏味”
（原文見《集外集》，從略。）
【備考】：
咬嚼之乏味 潛源
當我看《咬文嚼字》那篇短文時，我隻覺得這篇短文無意義，其時並不想說什麽。後來伏園先生在仲潛先生信後的附注中，把這篇文字大為聲張，說魯迅先生所舉的兩點是翻譯界墮落的現象，所以用二號字標題，四號字標名；並反對在我以為“極為得體”的仲潛先生的“最無聊”三字的短評。因此，我才寫信給伏園先生。
在給伏園先生的信中，我說過：“氣力要賣到大地方去，卻不可從事吹敲，”“記者先生用二號字標題，四號字標名，也是多事，”幾句話。我的意思是：魯迅先生所舉的兩點是翻譯界極小極小的事，用不著去聲張做勢；翻譯界可論的大事正多著呢，何不到那去賣氣力？（魯迅先生或者不承認自己聲張，然伏園先生卻為之聲張了。）就是這兩點極小極小的事，我也不能迷信“名人說話不會錯的”而表示讚同，所以後麵對於這兩點加以些微非議。
在未入正文之先，我要說幾句關於“濫調”的話。
實在，我的“濫調”的解釋與普通一般的解釋有點不同。在“濫調”二字旁，我加了“ ”，表示它的意義是全屬於字麵的（literal）。即是指“無意義的論調”或直指“無聊的論調”亦可。伏園先生與江震亞先生對於“濫調”二字似乎都有誤解，故順便提及。
現在且把我對於魯迅先生《咬嚼之餘》一篇的意見說說。
先說第一點吧：魯迅先生在《咬嚼之餘》說，“我那篇開首說：‘以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兩位的通信似乎於這一點都沒有看清楚。”於是我又把《咬文嚼字》再看一遍。的確，我看清楚了。那篇開首明明寫著“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卻……”，那麵的意思即是：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即已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了，我在前次通信曾說過，“加些草頭，女旁，絲旁”，“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是因為我們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別，然而知道性別並非主張男女不平等。（魯迅先生對於此點沒有非議。）那末，結論是，用“輕靚豔麗”的字眼譯外國女人名，既非主張男女不平等，則其不受傳統思想的束縛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該在“想”字上麵加個“常”字，於是魯迅先生說，“‘常想’就是束縛。”“常想”真是“束縛”嗎？是“傳統思想的束縛”嗎？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小說看下去就知道，戲曲是開首有說明的。”作家的姓名呢？還有，假如照魯迅先生的說法，數年前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們特為“創”出一個“她”字來代表女人，比“想”出“輕靚豔麗”的字眼來譯女人的姓氏，不更為受傳統思想的束縛而更麻煩嗎？然而魯迅先生對於用“她”字卻沒有諷過。至於說托爾斯泰有兩個女，又須別想八個“輕靚豔麗”的字眼，麻煩得多，我認此點並不在我們所談之列。我們所談的是“兩性間”的分別，而非“同性間”。而且，同樣我可以反問：假如托爾斯泰有兩兄弟，我們不要另想幾個“非輕靚豔麗”的字眼嗎？
關於第二點，我仍覺得把Gogol的Go譯做郭，把Wilde的Wi譯做王，……既不曾沒有“介紹世界文學”，自然已“擺脫傳統的思想的束縛”。魯迅說“故意”譯做“郭”、“王”是受傳統思想的束縛，遊魂是《百家姓》，也未見得。我少時簡直沒有讀過《百家姓》，我卻讚成用“郭”譯Gogol的Go，用“王”譯Wilde的Wi，為什麽？“習見”故也。
他又說：“將翻譯當作一種工具，或者圖便利，愛折中的先生們是本來不在所諷的範圍之內的。”對於這裏我自然沒有話可說。但是反麵“以擺脫傳統思想束縛的，而藉翻譯以主張男女平等，介紹世界文學”的先生們，用“輕靚豔麗”的字眼譯外國女人名，用郭譯Go，用王譯Wi，我也承認是對的，而“諷”為“吹敲”，為“無聊”，理由上述。
正話說完了。魯迅先生“末了”的話太客氣了。（一）我比起三蘇，是因為“三”字湊巧，不願意，“不舒服”，馬上可以去掉。（二）《呐喊》風行得很；諷刺舊社會是對的，“故意”諷刺已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的人們是不對。（三）魯迅先生名是有的：《現代評論》有《魯迅先生》，以前的《晨報附刊》對於“魯迅”這個名字，還經過許多滑稽的考據呢！
最後我要說幾句好玩的話。伏園先生在我信後的附注中，指我為簇新青年，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真誠的成分少。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說用“她”字來代表女性，是中國新文學界最墮落的現象，而加以“諷刺”呢。因為非是不足以表現“主張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現“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
二， 一， 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報副刊》所載。）
“陶元慶氏西洋繪畫展覽會目錄”序
陶璿卿君是一個潛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畫家，為藝術上的修養起見，去年才到這暗赭色的北京來的，到現在，就是有攜來的和新製的作品二十餘種藏在他自己的臥室裏，誰也沒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幾個他熟識的人們。
在那黯然埋藏著的作品中，卻滿顯出作者個人的主觀和情緒，尤可以看見他對於筆觸、色采和趣味，是怎樣的盡力與經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國畫的，於是固有的東方情調，又自然而然地從作品中滲出，融成特別的豐神了，然而又並不由於故意的。
將來，會當更進於神化之域罷，但現在他已經要回去了。幾個人惜其獨往獨來，因將那不多的作品，作一個小結構的短時期的展覽會，以供有意於此的人的一覽。但是，在京的點綴和離京的紀念，當然也都可以說得的罷。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六日，魯迅。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京報副刊》所載。）
聊答“……”
柯先生：
我對於你們一流人物，退讓得夠了。我那時的答話，就先不寫在“必讀書”欄內，還要一則曰“若幹”，再則曰“參考”，三則曰“或”，以見我並無指導一切青年之意。我自問還不至於如此之昏，會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樣。那時的聊說幾句話，乃是但以寄幾個曾見和未見的或一種改革者，願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獨而已。如先生者，倘不是“喂”的指名叫了我，我就毫沒有和你扳談的必要的。
照你大作的上文看來，你的所謂“……”，該是“賣國”。到我死掉為止，中國被賣與否未可知，即使被賣，賣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這是未來的事，我無須對你說廢話。但有一節要請你明鑒：宋末，明末，送掉了國家的時候，清朝的割台灣、旅順等地的時候，我都不在場；在場的也不如你所“嚐聽說”似的，“都是留學外國的博士碩士”；達爾文的書還未介紹，羅素也還未來華，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輩”的著作卻早經行世了。錢能訓扶乩則有之，卻並沒有要廢中國文字，你雖然自以為“哈哈！我知道了”，其實是連近時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的。
你臨末，又說對於我的經驗，“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那麽，你不是又將自己的判決取消了麽？判決一取消，你的大作就剩了幾個“啊”“哈”“唉”“喂”了。這些聲音，可以嚇洋車夫，但是無力保存國粹的，或者倒反更丟國粹的臉。
魯迅。
【備考】：
偏見的經驗 柯柏森
我自讀書以來，就很信“開卷有益”這句話是實在話，因為不論什麽書，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事實，看它總可以增廣些智識，所以《京副》上發表“青年必讀書”的征求時，我就發生“為什麽要分青年必讀的書”的疑問，到後來細思幾次，才得一個“假定”的回答，就是說：青年時代，“血氣未定，經驗未深”，分別是非能力，還沒有充足，隨隨便便買書來看，恐怕引導入於迷途；有許多青年最愛看情書，結果墜入情網的不知多少，現在把青年應該讀的書選出來，豈不很好嗎？
因此，看見胡適之先生選出“青年必讀書”後，每天都要先看“青年必讀書”才看“時事新聞”，不料二月二十一日看到魯迅先生選的，嚇得我大跳。魯迅先生說他“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這也難怪。但是，他附注中卻說“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幹讀者的參考”雲雲，他的經驗怎樣呢？他說：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時（但除了印度）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麽大不了的事呢。
啊！的確，他的經驗真巧妙，“看中國書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這種經驗，雖然錢能訓要廢中國文字不得專美於前，卻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經驗了。
唉！是的！“看中國書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所謂“人生”，究竟是什麽的人生呢？“歐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呢？嚐聽說：賣國賊們，都是留學外國的博士碩士。大概魯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頹唐和厭世的外國書，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嗎？
哈哈！我知道了，魯迅先生是看了達爾文羅素等外國書，即忘了梁啟超胡適之等的中國書了。不然，為什麽要說中國書是僵死的？假使中國書僵死的，為什麽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輩，尚有他的著作遺傳到現在呢？
喂！魯迅先生！你的經驗……你自己的經驗，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無以名之，名之曰：“偏見的經驗”。
十四，二，二十三日。（自警官高等學校寄）
（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京報副刊》所載。）
報“奇哉所謂……”
有所謂熊先生者，以似論似信的口吻，驚怪我的“淺薄無知識”和佩服我的膽量。我可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長。現在隻能略答幾句。
一、中國書都是好的，說不好即不懂，這話是老得生了鏽的老兵器。講《易經》的就多用這方法：“易”，是玄妙的，你以為非者，就因為你不懂。我當然無憑來證明我能懂得任何中國書，和熊先生比賽；也沒有讀過什麽特別的奇書。但於你所舉的幾種，也曾略略一翻，隻是似乎本子有些兩樣，例如我所見的《抱樸子》外篇，就不專論神仙的。楊朱的著作我未見；《列子》就有假托的嫌疑，而況他所稱引。我自愧淺薄，不敢據此來衡量楊朱先生的精神。
二、“行要學來輔助”，我知道的。但我說：要學，須多讀外國書。“隻要行，不要讀書”，是你的改本，你雖然就此又發了一大段牢騷，我可是沒有再說廢話的必要了。但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準做代表，當主席，否則就是“出鋒頭”。莫非必須老頭子如趙爾巽者，才可以做代表當主席麽？
三、我說，“多看外國書”，你卻推演為將來都說外國話，變成外國人了。你是熟精古書的，現在說話的時候就都用古文，並且變了古人，不是中華民國國民了麽？你也自己想想去。我希望你一想就通，這是隻要有常識就行的。
四、你所謂“五胡中國化……滿人讀漢文，現在都讀成漢人了”這些話，大約就是因為懂得古書而來的。我偶翻幾本中國書時，也常覺得其中含有類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謂“積極”。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難說，但我還隻願意和外國以賓主關係相通，不忍見再如五胡亂華以至滿洲入關那樣，先以主奴關係而後有所謂“同化”！假使我們還要依據“根本”的老例，那麽，大日本進來，被漢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國進來，被漢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種紅種進來，被漢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後沒有人再進來，歐、美、非、澳和亞洲的一部都成空地，隻有一大堆讀漢文的雜種擠在中國了。這是怎樣的美談！
五、即如大作所說，讀外國書就都講外國話罷，但講外國話卻也不即變成外國人。漢人總是漢人，獨立的時候是國民，覆亡之後就是“亡國奴”，無論說的是那一種話。因為國的存亡是在政權，不在語言文字的。美國用英文，並非英國的隸屬；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兩國所瓜分；比國用法文，沒有請法國人做皇帝。滿洲人是“讀漢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們的征服者，以後，即五族共和，和我們共存同在，何嚐變了漢人。但正因為“讀漢文”，傳染上了“僵屍的樂觀”，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樣，來**一通之後就跑回去，隻好和漢人一同恭候別族的進來，使他同化了。但假如進來的又像蒙古人那樣，豈不又折了很大的資本麽？
大作又說我“大聲急呼”之後，不過幾年，青年就隻能說外國話。我以為是不省人事之談。國語的統一鼓吹了這些年了，不必說一切青年，便是在學校的學生，可曾都忘卻了家鄉話？即使隻能說外國話了，何以就“隻能愛外國的國”？蔡鬆坡反對袁世凱，因為他們國語不同之故麽？滿人入關，因為漢人都能說滿洲話，愛了他們之故麽？清末革命，因為滿人都忽而不讀漢文了，所以我們就不愛他們了之故麽？淺顯的人事尚且不省，談什麽光榮，估什麽價值。
六、你也同別的一兩個反對論者一樣，很替我本身打算利害，照例是應該感謝的。我雖不學無術，而於相傳“處於才與不才之間”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還不無所知，但我不願意照辦。所謂“素負學者聲名”，“站在中國青年前麵”這些榮名，都是你隨意給我加上的，現在既然覺得“淺薄無知識”了，當然就可以仍由你隨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說些討人喜歡的話，尤其是合於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話。但你所推測的我的私意，是不對的，我還活著，不像楊朱墨翟們的死無對證，可以確定為隻有你一個懂得。我也沒有做什麽《阿鼠傳》，隻做過一篇《阿Q正傳》。
到這裏，就答你篇末的詰問了：“既說‘從來沒有留心過’”者，指“青年必讀書”，寫在本欄內；“何以果決地說這種話”者，以供若幹讀者的參考，寫在“附記”內。雖然自歉句子不如古書之易懂，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後的要求。而且也不待你們論定。縱使論定，不過空言，決不會就此通行天下，何況照例是永遠論不定，至多不過是“中雖有壞的，而亦有好的；西雖有好的，而亦有壞的。”之類的微溫說而已。我雖至愚，亦何至呈書目於如先生者之前乎？
臨末，我還要“果決地”說幾句：我以為如果外國人來滅中國，是隻教你略能說幾句外國話，卻不至於勸你多讀外國書，因為那書是來滅的人們所讀的。但是還要獎勵你多讀中國書，孔子也還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樣。
（一九二五年三月八日，《京報副刊》所載。）
【備考】：
奇哉！所謂魯迅先生的話 熊以謙
奇怪！真的奇怪！奇怪素負學者聲名，引起青年瞻仰的魯迅先生說出這樣“淺薄無知識”的話來了！魯迅先生在《京報副刊》征求青年必讀書裏麵說：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書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魯先生！這不是中國書貽誤了你，是你糟踏了中國書。我不知道先生平日讀的中國書是些甚麽書？或者先生所讀的中國書——使先生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的書——是我們一班人所未讀到的書。以我現在所讀到的中國書，實實在在沒有一本書是和魯先生所說的那樣。魯先生！無論古今中外，凡是能夠著書立說的，都有他一種積極的精神；他所說的話，都是現世人生的話。他如若沒有積極的精神，他決不會作千言萬語的書，決不會立萬古不磨的說。後來的人讀他的書，不懂他的文辭，不解他的理論則有之，若說他一定使你沉靜，一定使你與人生離開，這恐怕太冤枉中國書了，這恐怕是明白說不懂中國書，不解中國書。不懂就不懂，不解就不解，何以要說這種冤枉話，淺薄話呢？古人的書，貽留到現在的，無論是經，是史，是子，是集，都是說的實人生的話。舍了實人生，再沒有話可說了。不過各人對於人生的觀察點有不同。因為不同，說他對不對（？）是可以的，說他離開了實人生是不可以的。魯先生！請問你，你是愛做小說的人，不管你做的是寫實的也好，是浪漫的也好，是《狂人日記》也好，是《阿鼠傳》也好，你離開了實人生做根據，你能說出一句話來嗎？所以我讀中國書，——外國書也一樣，適與魯先生相反。我以為魯先生隻管自己不讀中國書，不應教青年都不讀；隻能說自己不懂中國書，不能說中國書都不好。
魯迅先生又說：
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承認外國書即是頹唐和厭世的，也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但是，魯先生，你獨不知道中國書也是即是頹唐和厭世的，也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嗎？不有活人，那裏會有書？既有書，書中的頹唐和厭世，當然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難道外國的書，是活人的書，中國的書，是死人的書嗎？死人能著書嗎？魯先生！說得通嗎？況且中國除了幾種談神談仙的書之外，沒有那種有價值的書不是入世的。不過各人入世的道路不同，所以各人說的話不同。我不知魯先生平日讀的甚麽書，使他感覺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我想除了葛洪的《抱樸子》這類的書，像關於儒家的書，沒有一本書，每本書裏沒有一句話不是入世的。墨家不用說，積極入世的精神更顯而易見。道家的學說以老子《道德經》及《莊子》為主，而這兩部書更有它們積極的精神，入世的精神，可惜後人學他們學錯了，學得像魯先生所說的頹唐和厭世了。然而即就學錯了的人說，也怕不是死人的頹唐和厭世吧！楊朱的學說似乎是魯先生所說的“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但是果真領略到楊朱的精神，也會知道楊朱的精神是積極的，是入世的，不過他積極的方向不同，入世的道路不同就是了。我不便多引證了，更不便在這篇短文裏實舉書的例。我隻要請教魯先生！先生所讀的是那類中國書，這些書都是僵屍的樂觀，都是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佩服魯先生的膽量！我佩服魯先生的武斷！魯先生公然有膽子武斷這樣說：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