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
中國的詩歌中，有時也說些下層社會的苦痛。但繪畫和小說卻相反，大抵將他們寫得十分幸福，說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平和得像花鳥一樣。是的，中國的勞苦大眾，從知識階級看來，是和花鳥為一類的。
我生長於都市的大家庭裏，從小就受著古書和師傅的教訓，所以也看得勞苦大眾和花鳥一樣。有時感到所謂上流社會的虛偽和腐敗時，我還羨慕他們的安樂。但我母親的母家是農村，使我能夠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逐漸知道他們是畢生受著壓迫，很多苦痛，和花鳥並不一樣了。不過我還沒法使大家知道。
後來我看到一些外國的小說，尤其是俄國，波蘭和巴爾幹諸小國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這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眾同一運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為此而呼號，而戰鬥。而曆來所見的農村之類的景況，也更加分明地再現於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個可寫文章的機會，我便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陸續用短篇小說的形式發表出來了。原意其實隻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並不是為了當時的文學家之所謂藝術。
但這些東西，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注意，雖然很被有些批評家所排斥，而至今終於沒有消滅，還會譯成英文，和新大陸的讀者相見，這是我先前所夢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沒有做短篇小說了。現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見了新的文學的潮流，在這景況中，寫新的不能，寫舊的又不願。中國的古書裏有一個比喻，說：邯鄲的步法是天下聞名的，有人去學，竟沒有學好，但又已經忘卻了自己原先的步法，於是隻好爬回去了。
我正爬著。但我想再學下去，站起來。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魯迅記於上海。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小引
現在我被托付為該在這本小說前麵，寫一點小引的腳色。這題目是不算煩難的，我隻要分為四節，大略來說一說就夠了。
1.關於作者的經曆，我曾記在《一天的工作》的後記裏，至今所知道的也沒有加增,就照抄在下麵：
“聶維洛夫（Aleksandr Neverov）的真姓是斯珂培萊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為薩瑪拉（Samara）州的一個農夫的兒子。一九〇五年師範學校第二級卒業後，做了村學的教師。內戰時候，則為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者。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大饑荒之際，他和饑民一同從伏爾迦逃往塔什幹；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文學團體‘鍛冶廠’；二三年冬，就以心髒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〇五年發表，此後所作，為數甚多，最著名的是《豐饒的城塔什幹》，中國有穆木天譯本。”
2.關於作者的批評，在我所看見的範圍內，最簡要的也還是要推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裏所說的話。這回是依據了日本黑田辰男的譯本，重譯一節在下麵：
“出於‘鍛冶廠’一派的最有天分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善於描寫崩壞時代的農村生活者之一的亞曆山大·聶維洛夫了。他吐著革命的呼吸，而同時也愛人生。他用了愛，以觀察活人的個性，以欣賞那散在俄國無邊的大平野上的一切繽紛的色彩。他之於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說是遠者，因為他出發於摯愛人生的思想，說是近者，因為他看見那站在進向人生和幸福和完全的路上的力量，覺得那解放人生的力量。聶維洛夫——是從日常生活而上達於人類底的東西之處的作家之一，是觀察周到的現實主義者，也是生活描寫者的他，在我們麵前，提出生活底的，現代底的相貌來，一直上升到人性的所謂‘永久底’的性質的描寫，用別的話來說，就是更深刻地捉住了展在我們之前的現象和精神狀態，深刻地加以照耀，使這些都顯出超越了一時底，一處底界限的興味來了。”
3.這篇小說，就是他的短篇小說集《人生的麵目》裏的一篇，故事是舊的，但仍然有價值。去年在他本國還新印了插畫的節本，在《初學叢書》中。前有短序，說明著對於蘇聯的現在的意義：
“A·聶維洛夫是一九二三年死的。他是最偉大的革命的農民作家之一。聶維洛夫在《不走正路的安得倫》這部小說裏，號召著毀滅全部的舊式的農民生活，不管要受多麽大的痛苦和犧牲。
“這篇小說所講的時代，正是蘇維埃共和國結果了白黨而開始和平的建設的時候。那幾年恰好是黑暗的舊式農村第一次開始改造。安得倫是個不妥協的激烈的戰士，為著新生活而奮鬥，他的工作環境是很艱難的。這樣和富農鬥爭，和農民的黑暗愚笨鬥爭——需要細密的心計，謹慎和透澈。稍微一點不正確的步驟就可以闖亂子的。對於革命很忠實的安得倫沒有估計這種複雜的環境。他艱難困苦建設起來的東西，就這麽坍台了。但是，野獸似的富農雖然殺死了他的朋友，燒掉了他的房屋，然而始終不能夠動搖他的堅決的意誌和革命的熱忱。受傷了的安得倫決心向前走去，走上艱難的道路，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
“現在，我們的國家勝利的建設著社會主義，而要在整個區域的集體農場化的基礎之上，來消滅富農階級。因此《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裏麵說得那麽真實，那麽清楚的農村裏的革命的初步，——現在回憶一下也是很有益處的。”
4.關於譯者，我可以不必再說。他的深通俄文和忠於翻譯，是現在的讀者大抵知道的。插圖五幅，即從《初學叢書》的本子上取來，但畫家藹支（Ez）的事情，我一點不知道。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夜。
譯本高爾基“一月九日”小引
當屠格納夫、柴霍夫這些作家大為中國讀書界所稱頌的時候，高爾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兩篇翻譯，也不過因為他所描的人物來得特別，但總不覺得有什麽大意思。
這原因，現在很明白了：因為他是“底層”的代表者，是無產階級的作家。對於他的作品，中國的舊的知識階級不能共鳴，正是當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導師，卻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經知道他是新俄的偉大的藝術家，用了別一種兵器，向著同一的敵人，為了同一的目的而戰鬥的夥伴，他的武器——藝術的言語——是有極大的意義的。
而這先見，現在已經由事實來確證了。
中國的工農，被壓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談到教育；文字又這麽不容易，要想從中出現高爾基似的偉大的作者，一時恐怕是很困難的。不過人的向著光明，是沒有兩樣的，無祖國的文學也並無彼此之分，我們當然可以先來借看一些輸入的先進的範本。
這小本子雖然隻是一個短篇，但以作者的偉大，譯者的誠實，就正是這一種範本。而且從此脫出了文人的書齋，開始與大眾相見，此後所啟發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讀者，它將要生出不同的結果來。
這結果，將來也會有事實來確證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魯迅記。
“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後記
假如現在有一個人，以黃天霸之流自居，頭打英雄結，身穿夜行衣靠，插著馬口鐵的單刀，向市鎮村落橫衝直撞，去除惡霸，打不平，是一定被人嘩笑的，決定他是一個瘋子或昏人，然而還有一些可怕。倘使他非常孱弱，總是反而被打，那就隻是一個可笑的瘋子或昏人了，人們警戒之心全失，於是倒愛看起來。西班牙的文豪西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s Saavedra，1547—1616）所作《堂·吉訶德傳》（Vida yhechos d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時的人，偏要行古代遊俠之道，執迷不悟，終於困苦而死的資格，贏得許多讀者的開心，因而愛讀，傳布的。
但我們試問：十六十七世紀時的西班牙社會上可有不平存在呢？我想，恐怕總不能不答道：有。那麽，吉訶德的立誌去打不平，是不能說他錯誤的；不自量力，也並非錯誤。錯誤是在他的打法。因為胡塗的思想，引出了錯誤的打法。俠客為了自己的“功績”不能打盡不平，正如慈善家為了自己的陰功，不能救助社會上的困苦一樣。而且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他懲罰了毒打徒弟的師傅，自以為立過“功績”，揚長而去了，但他一走，徒弟卻更加吃苦，便是一個好例。
但嘲笑吉訶德的旁觀者，有時也嘲笑得未必得當。他們笑他本非英雄，卻以英雄自命，不識時務，終於贏得顛連困苦；由這嘲笑，自拔於“非英雄”之上，得到優越感；然而對於社會上的不平，卻並無更好的戰法，甚至於連不平也未曾覺到。對於慈善者，人道主義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們不過用同情或財力，買得心的平安。這自然是對的。但倘非戰士，而隻劫取這一個理由來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買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錢的賣買。
這一個劇本，就將吉訶德拉上舞台來，極明白的指出了吉訶德主義的缺點，甚至於毒害。在第一場上，他用謀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精神上是勝利的；而實際上也得了勝利，革命終於起來，專製者入了牢獄；可是這位人道主義者，這時忽又認國公們為被壓迫者了，放蛇歸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殺**掠，遠過於革命的犧牲。他雖不為人們所信仰，——連跟班的山嘉也不大相信，——卻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幫著使世界留在黑暗中。
國公，傀儡而已；專製魔王的化身是伯爵謨爾卻（Craf Murzio）和侍醫巴坡的帕波（Pappo del Babbo）。謨爾卻曾稱吉訶德的幻想為“牛羊式的平等幸福”，而說出他們所要實現的“野獸的幸福來”，道——
“O！董·吉訶德，你不知道我們野獸。粗暴的野獸，咬著小鹿兒的腦袋，啃斷它的喉嚨，慢慢的喝它的熱血，感覺到自己爪牙底下它的小腿兒在抖動，漸漸的死下去，——那真正是非常之甜蜜。然而人是細膩的野獸。統治著，過著奢華的生活，強迫人家對著你禱告，對著你恐懼而鞠躬，而卑躬屈節。幸福就在於感覺到幾百萬人的力量都集中到你的手裏，都無條件的交給了你，他們像奴隸，而你像上帝。世界上最幸福最舒服的人就是羅馬皇帝，我們的國公能夠像複活的尼羅一樣，至少也要和赫裏沃哈巴爾一樣。可是，我們的宮庭很小，離這個還遠哩。毀壞上帝和人的一切法律，照著自己的意旨的法律，替別人打出新的鎖鏈出來！權力！這個字眼裏麵包含一切：這是個神妙的使人沉醉的字眼。生活要用權力的程度來量它。誰沒有權力，他就是個死屍。”（第二場）
這個秘密，平常是很不肯明說的，謨爾卻誠不愧為“小鬼頭”，他說出來了，但也許因為看得吉訶德“老實”的緣故。吉訶德當時雖曾說牛羊應當自己防禦，但當革命之際，他又忘卻了，倒說“新的正義也不過是舊的正義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為魔王，和先前的專製者同等。於是德裏戈（Drigo Pazz）說——
“是的，我們是專製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它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著奴隸製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你的老腦袋要改變是很難的了。你是個好人；好人總喜歡幫助被壓迫者。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你和我們來鬥爭罷。我們也一定要和你鬥爭，因為我們的壓迫，是為著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有人能夠壓迫。”（第二場）
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然而吉訶德還是沒有覺悟，終於去掘墳；他掘墳，他也“準備”著自己擔負一切的責任。但是，正如巴勒塔薩（Don Balthazar）所說：這種決心有什麽用處呢？
而巴勒塔薩始終還愛著吉訶德，願意給他去擔保，硬要做他的朋友，這是因為巴勒塔薩出身智識階級的緣故。但是終於改變他不得。到這裏，就不能不承認德裏戈的嘲笑，憎惡，不聽廢話，是最為正當的了，他是有正確的戰法，堅強的意誌的戰士。
這和一般的旁觀者的嘲笑之類是不同的。
不過這裏的吉訶德，也並非整個是現實所有的人物。
原書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後六年，世界上盛行著反對者的種種謠諑，竭力企圖中傷的時候，崇精神的，愛自由的，講人道的，大抵不平於黨人的專橫，以為革命不但不能複興人間，倒是得了地獄。這劇本便是給與這些論者們的總答案。吉訶德即由許多非議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學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壘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托爾斯泰派；也有羅曼羅蘭、愛因斯坦因（Einstein）。我還疑心連高爾基也在內，那時他正為種種人們奔走，使他們出國，幫他們安身，聽說還至於因此和當局者相衝突。
但這種的辯解和豫測，人們是未必相信的，因為他們以為一黨專政的時候，總有為暴政辯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樣巧妙而動人，也不過一種血跡上的掩飾。然而幾個為高爾基所救的文人，就證明了這豫測的真實性，他們一出國，便痛罵高爾基，正如複活後的謨爾卻伯爵一樣了。
而更加證明了這劇本在十年前所豫測的真實的是今年的德國。在中國，雖然已有幾本敘述希特拉的生平和勳業的書，國內情形，卻介紹得很少，現在抄幾段巴黎《時事周報》“Vu”的記載（素琴譯，見《大陸雜誌》十月號）在下麵——
“‘請允許我不要說你已經見到過我，請你不要對別人泄露我講的話。……我們都被監視了。……老實告訴你罷，這簡直是一座地獄。’對我們講話的這一位是並無政治經曆的人，他是一位科學家。……對於人類命運，他達到了幾個模糊而大度的概念，這就是他的得罪之由。……”
“‘倔強的人是一開始就給鏟除了的，’在慕尼錫我們底向導者已經告訴過我們，……但是別的國社黨人則將情形更推進了一步。‘那種方法是古典的。我們叫他們到軍營那邊去取東西回來，於是，就打他們一靶。打起官話來，這叫作：圖逃格殺。’”
“難道德國公民底生命或者財產對於危險的統治是有敵意的麽？……愛因斯坦底財產被沒收了沒有呢？那些連德國報紙也承認的幾乎每天都可在空地或城外森林中發現的胸穿數彈身負傷痕的死屍，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難道這些也是共產黨底挑激所致麽？這種解釋似乎太容易一點了吧？……”
但是，十二年前，作者卻早借謨爾卻的嘴給過解釋了。另外，再抄一段法國的《世界周刊》的記事（博心譯，見《中外書報新聞》第三號）在這裏——
“許多工人政黨領袖都受著類似的嚴刑酷法。在哥倫，社會民主黨員沙羅曼所受的真是更其超人想象了！最初，沙羅曼被人輪流毆擊了好幾個鍾頭。隨後，人家竟用火把燒他的腳。同時又以冷水淋他的身，暈去則停刑，醒來又遭殃。流血的麵孔上又受他們許多次數的便溺。最後，人家以為他已死了，把他拋棄在一個地窖裏。他的朋友才把他救出偷偷運過法國來，現在還在一個醫院裏。這個社會民主黨右派沙羅曼對於德文《民聲報》編輯主任的探問，曾有這樣的聲明：‘三月九日，我了解法西主義比讀什麽書都透澈。誰以為可以在智識言論上製勝法西主義，那必定是癡人說夢。我們現在已到了英勇的戰鬥的社會主義時代了。’”
這也就是這部書的極透澈的解釋，極確切的實證，比羅曼羅蘭和愛因斯坦因的轉向，更加曉暢，並且顯示了作者的描寫反革命的凶殘，實在並非誇大，倒是還未淋漓盡致的了。是的，反革命者的野獸性，革命者倒是會很難推想的。
一九二五年的德國，和現在稍不同，這戲劇曾在國民劇場開演，並且印行了戈支（I. Cotz）的譯本。不久，日譯本也出現了，收在《社會文藝叢書》裏；還聽說也曾開演於東京。三年前，我曾根據二譯本，翻了一幕，載《北鬥》雜誌中。靖華兄知道我在譯這部書，便寄給我一本很美麗的原本。我雖然不能讀原文，但對比之後，知道德譯本是很有刪節的，幾句幾行的不必說了，第四場上吉訶德吟了這許多工夫詩，也刪得毫無蹤影。這或者是因為開演，嫌它累墜的緣故罷。日文的也一樣，是出於德文本的。這麽一來，就使我對於譯本懷疑起來，終於放下不譯了。
但編者竟另得了從原文直接譯出的完全的稿子，由第二場續登下去，那時我的高興，真是所謂“不可以言語形容”。可惜的是登到第四場，和《北鬥》的停刊一同中止了。後來輾轉覓得未刊的譯稿，則連第一場也已經改譯，和我的舊譯頗不同，而且注解詳明，是一部極可信任的本子。藏在箱子裏，已將一年，總沒有刊印的機會。現在有聯華書局給它出版，使中國又多一部好書，這是極可慶幸的。
原本有畢斯凱萊夫（I.I. Piskarev）木刻的裝飾畫，也複製在這裏了。劇中人物地方時代表，是據德文本增補的；但《堂·吉訶德傳》第一部，出版於一六〇四年，則那時當是十六世紀末，而表作十七世紀，也許是錯誤的罷，不過這也沒什麽大關係。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海。
北平箋譜序
鏤象於木，印之素紙，以行遠而及眾，蓋實始於中國。法人伯希和氏從敦煌千佛洞所得佛像印本，論者謂當刊於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采色，其先於日耳曼最初木刻者，尚幾四百年。宋人刻本，則由今所見醫書佛典，時有圖形；或以辨物，或以起信，圖史之體具矣。降至明代，為用愈宏，小說傳奇，每作出相，或拙如畫沙，或細於擘發，亦有畫譜，累次套印，文彩絢爛，奪人目睛，是為木刻之盛世。清尚樸學，兼斥紛華，而此道於是淩替。光緒初，吳友如據點石齋，為小說作繡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書，頗複騰踴，然繡梓遂愈少，僅在新年花紙與日用信箋中，保其殘喘而已。及近年，則印繪花紙，且並為西法與俗工所奪，老鼠嫁女與靜女拈花之圖，皆渺不複見；信箋亦漸失舊型，複無新意，惟日趨於鄙倍。北京夙為文人所聚，頗珍楮墨，遺範未墮，尚存名箋。顧迫於時會，苓落將始，吾修好事，亦多杞憂。於是搜索市廛，拔其尤異，各就原版，印造成書，名之曰《北平箋譜》。於中可見清光緒時紙鋪，尚止取明季畫譜，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鏤以製箋，聊圖悅目；間亦有畫工所作，而乏韻致，固無足觀。宣統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箋出，似為當代文人特作畫箋之始，然未詳。及中華民國立，義寧陳君師曾入北京，初為鐫銅者作墨合、鎮紙畫稿，俾其雕鏤；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複廓其技於箋紙，才華蓬勃，筆簡意饒，且又顧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詩箋乃開一新境。蓋至是而畫師梓人，神誌暗會，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後有齊白石、吳待秋、陳半丁、王夢白諸君，皆畫箋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辛未以後，始見數人，分畫一題，聚以成帙，格新神渙，異乎嘉祥。意者文翰之術將更，則箋素之道隨盡；後有作者，必將別辟途徑，力求新生；其臨睨夫舊鄉，當遠俟於暇日也。則此雖短書，所識者小，而一時一地，繪畫刻鏤盛衰之事，頗寓於中；縱非中國木刻史之豐碑，庶幾小品藝術之舊苑；亦將為後之覽古者所偶涉歟。
千九百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魯迅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