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鑒藏書畫而蜚聲環宇的錢境塘平生有不少“慧眼識真寶”的事。一天，錢鏡塘來到上海五馬路（今廣東路）文物市場。店堂裏幾張紅木八仙桌旁早已坐滿了人，默默審視張張古畫玉玩扇尺之類。一張破舊殘缺的畫稿遞到剛剛進門的錢鏡塘手中。賣主說“這畫，別看破舊了點，可是我家祖傳的真品。可惜無人識貨。”錢鏡塘起初也覺得此畫太破舊，紙張黴爛殘缺，顏色褪變。但審視一番，憑他的直覺，很快認定了此畫的價值。結果他競按賣主的價錢付款收下，立刻引起滿堂皆驚。他笑著解釋說：“這張《山水晚色圖》確是宋朝範寬的，也是稀世之品了。說它是宋朝作品，主要從紙質和泛油的墨色來判斷；說它是範寬的作品，是從運筆特色來確定，與另一張範寬水山圖筆法一致。”繼而，他對賣主說道：“這張畫是明代嚴嵩家的藏品，後被抄家入官。入清之後，流入畢秋帆家，也遭抄家之變，又落到平湖葛家手裏。聽說抗戰時期，又被敵偽抄去，下落不明，想不到竟在你的手中。”賣主也服了，“您真是識畫大家!我說是祖傳之物，那是編造的，此畫經曆確實如此，要不是手頭緊，我是不賣的。”由於錢鏡塘的眼力，50年代初，他已收藏了上溯唐宋、下迄當代共計1萬餘件法書名畫、金石玉玩，被人稱為“江南第一大收藏家”。
錢鏡塘之所以能對古玩字畫藏品的真偽、優劣和年代作出明確果斷的判定，並且達到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的程度，是與他豐富的文史知識和高深的見地分不開的。俗話說：“欲想識假，就須知真。”對真東西有研究，對偽劣品才能有所辨別。欲要手高，就得眼高，眼高才能拿到好貨，這是鑒藏古玩的基本常識。所以，博學眼高的收藏者，其藏品多為真品佳品；淺薄眼低的收藏者，其藏品總少不了偽品劣品。
山東陳介祺為近世金石鑒藏大家。由於他金石學根底深厚，他收藏的銅器、石刻、磚瓦等，多為精佳之品。陳氏的《十鍾山房印舉》所收諸印，幾乎無一偽製，可謂“心細如發，眼明如炬”。金石學行家如商承祚等人，都十分推崇陳氏鑒賞金石的眼力。近人吳湖帆的鑒賞力也是高人一籌，古今畫幅，均能立判真偽，且能說明其人作畫的時期，又能指出其畫是誰畫的山頭，誰補的雲樹小汀。某明代畫是清人的偽品，某元人偽畫是明人所作。所下斷語，百無一失。抗戰勝利後運往倫敦國際藝展的故宮舊藏，先在上海預展，聘他為審查委員。經他鑒定，方知大內之物，真偽摻雜。全國美術展覽會、上海文獻展覽會、蘇州文獻展覽會，都請他審查。他對作品的審查，結論精確，令人佩服。吳湖帆自家藏品亦精。他與夫人潘靜淑共同鑒定所蓄金石書畫，共1400件，都撰識錄，並精印成冊。吳湖帆是金石大家吳大瀲的文孫，承家學而性喜藏。他通今博古，金石、書畫、詞章，無一不擅，而且眼界極闊。這些應是他精於鑒賞的重要淵源。
眼界開闊、學識精深的收藏家因其對古玩藏品的選擇性強，因而收藏的層次和品位也高。魯迅作為祖國文化的真正繼承者，他與佛教文化仿佛自幼有緣。大量收藏和購閱佛書，是他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工作之一。翻開魯迅1914年日記，在這件書賬裏，大約一半為佛書。據不完全統計，共有80餘種。4月19日一天，就買《華嚴經》等35冊，6月3日買23冊；平時一次購買一二十冊的情況也很多。魯迅所藏佛書，多為佛家重要經典。如《金剛般若經》、《四十二章經》、《中論》、《阿含經））等，有的是印度佛教大乘中觀理論的奠基性著作，有的則在所有大乘經典中出現得最早，也有的因其內容重要而被譯成多種版本。在一些佛書中，他還作了題記。沒有艱深的學問和很高的眼力，是不會選中佛書這一高品位、有價值的收藏品種的，而魯迅選擇了這種藏品，正反映了他作為一個學者的卓識。
人們常說：“藝高人膽大。”用在收藏家上也很符合。一般情況下，收藏者眼力越高，購藏古玩時信心越強，膽子越大，對藏品真偽優劣的判別也越加果斷。反之，則畏首畏尾，猶豫不決。這樣一來，便很難買到高品位的古玩藏品。即使是極有價值的東西，也會在藏家眼皮底下跑掉。藝術家林散之嗜硯如命，一生慘淡經營，蓄硯百數方。他收藏的“龍尾金星硯”得於1928年，先是一農人自烏江河灣中掘得，後被他人所得，但不為所重，被林散之發現，慧眼而識真品，寶物方見天日。抗日戰爭期間，他又得一紫色橢圓形小硯，紋如冰裂，視之有痕，摸之無跡，此乃廣東肇慶水岩大西洞三層所產之端硯，原為晚明呂留良舊藏，世稱“呂留良蟲蛀硯”。此外，他收藏的“銅雀台瓦硯”也是品位極高的藏品。他在《銅雀台瓦硯歌》的序中說：“民國二十七年秋月，餘至金陵，得漢銅雀台瓦硯一方，為明洪武五年土人掘於漳水，始琢成硯，質堅色溫，發墨不讓端歙產，可珍也。”林散之的古硯藏品不但俱為真品，而且件件皆精。這種高層次的收藏活動和對藏品的高水平的選識，體現了一個文人和藝術家的眼力。
鑒賞古玩達到眼高手高誠然不易，但也絕非無法攀登。隻要刻苦鑽研，不要不懂裝懂，自有得心應手之時。初次鑒賞，時有受欺，隻當是交點學費，雖失猶得，不足為憾。每當購一偽品或劣物，一定要細心總結教訓，求其何以為真，何以為偽，久而久之則入目了然。剛剛涉足古玩鑒賞者，還要向行家請教，以他人之言，印之於心，證之於物，方能有得，既得之後，再推及他物。王獻唐先生在批評某些人在鑒藏上的“曲諱”之舉時談道：“有一友人喜藏泉，高標目力，謂個人所收，從無贗物，如有發現中有偽品，即以宴請謝之。似此舉措，安能受人言，人亦安肯進言耶。”在談及他個人鑒藏古印璽時曾說：“餘初收印，亦曾受欺，半年之後，即有得心應手之樂，然以稍有把握之故，偶或不加細察，見即問價，交成持回再審，則偽物也。俗雲，幹到老學到老，誠非易易。”（《五鐙精舍印話·鑒賞》）唐老尚且如此，我輩更須受人之言，細心熨貼，方能眼高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