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與蔣介石兩人中的一個必須承擔不抵抗的罪名。
蔣介石說：“現在的局勢就像一條在驚濤駭浪中上下顛簸的小船，我們兩人中隻有一個能乘它渡過河去。如果兩人都想過河，那麽，要麽是我們倆都沉下去，要麽是其中一個人跳下去。問題是：“你跳還是我跳？”張學良說：“我跳下去！”
宋美齡到達西安，蔣介石正在讀《聖經·舊約》中的《耶利米書》的一章，他看到這樣一句話：“耶和華現在做一件新鮮事，他將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於是，這段話就“應驗了”。
蔣介石的前麵總是困難重重，在1935年下半年，他更是麻煩不斷。
雖然他已經確立了全國軍事領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據各省的對手們卻始終沒有放棄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圖，而蔣介石在抗擊日本侵略上明顯的勉強和拖拉，則正是這些對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圖東山再起的理由。
廣西的將領們（他們總是不斷地造反，而又不斷地失敗）在六月份開始組織“全國抗日救國軍”。參與此事的兩位廣西將領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他們和當時的廣東將領陳濟棠合兵一體。
出於相似的動機，為人熟知的“基督將軍”馮玉祥也開始在北方活動，自任“抗日同盟軍司令”。和以往一樣，馮玉祥的表演匆匆收場，他並不熱心於同日本人正麵交鋒。
南方的問題似乎比較嚴重，蔣介石這個總司令根本不能理直氣壯地駁斥三個將領的抗日主張。
在起兵之前，三位將軍曾致電蔣介石，要求他對日宣戰。
蔣介石沒有改變其戰略中預定的先後次序，他回答他們說：“你們不能因一時的衝動而拿國家的命運去冒險。”如果國民黨的曆史學家可信的話，那麽事實上為了他們所宣稱的抗日壯舉，陳濟棠就曾經從日本人手裏購買過武器彈藥。唐引用日本駐華武官高橋坦少將的話來印證他在1935年6 月12日所下的斷言。
不管怎麽說，反正幾位“救國者”在收到蔣介石拒絕的答複時，就統率他們的部隊前進15英裏進入了和廣西接界的湖南省。
此時，蔣介石還抱著一種妥協修好的態度，命令他在湖南的部隊後退，避免由於衝突而加劇中國的內戰。
這時可以看出，對這些將領們來說，錢是比全國抗戰更為重要的東西。廣東急需錢用，廣西則由於蔣介石發動的反對運輸鴉片的運動而造成收入急劇下降。在六個星期裏，內部反叛和爭吵阻礙了這些軍隊的行動。
陳濟棠逃往香港，廣西將領們則因蔣介石寬容的政策而受惠。作為表麵上承認蔣介石的權威的回報，李宗仁被任命為“廣西綏靖公署主任”，而白崇禧則被任命為國民黨軍事會議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國的麵子保住了。
雖然這些反叛將領們的抗日立場無疑是偽裝出來的，但在1935年那些反對日本侵略並希望抗日的中國人卻有很緊迫的理由對此表示關注。
這年年初，人們曾一度希望中國和日本的關係能建立在新的、穩固而比較友好的基礎上。蔣介石曾提出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和東京達成一項友好條約。
相對比較溫和的日本外相準備接受這個建議，他有意把這個建議解釋為蔣介石準備排除西方列強的勢力，轉而向日本尋求幫助和指導。
但日本國內局勢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日本軍人希望采取野蠻的解決辦法，他們有意向使用武力的方向發展。
1月，日軍借口東察哈爾應該屬於“滿洲國”，占領了這塊中國領土。
5月，危機進一步加深。7月6日，簽訂了所謂的“何梅協定”，規定國民黨軍隊和組織撤出河北省，並取締“藍衣社”的活動。這還不是全部，南京政府被迫頒布一個“敦睦鄰邦令”，答應懲治反對“友邦”的行為和言論——“友邦”是對日本的委婉稱呼。
12月，中國進一步蒙受恥辱，日本人把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並為“自治的”中國地區，實際上是將這些地區置於日本的控製之下。
蔣介石進一步作了妥協。在1935年11月12日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一次講話中，他聲稱：“我們不應輕易地談論犧牲，除非把我們逼到了不能不作出犧牲的最後關頭。”事實上，他在這裏發出了一個溫和的警告：中國準備作出的退讓妥協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澤東和周恩來經過長征到達陝西。對於學生和那些反蔣的軍人來說，反對日本入侵是爭取力量的最好的口號。但是，更能鼓動人心的是紅軍在長征中所表現出的英雄主義。
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裏，埃裏克·周的左傾的同學們傳播著紅軍長征中的英雄事跡。這年秋天，他認識了黃敬。黃敬是從青島來到這個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啟威這個化名），他後來在1949年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
早些時候，黃敬是北京大學的一個臨時學生，但他更多的時間是在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度過的，他在那裏的學生中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
黃敬是民族解放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青年組織的前身的早期發起組織者之一，他的宣傳鼓動工作是很成功的。12月初，當蔣介石的將軍何應欽來到北平時，黃敬決定給他製造點麻煩。五個月之前，正是這個何應欽和梅津美治郎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協定。
12月9日，1萬名學生在北平示威，反對日本人。對一些年長資深的人來說，它使人想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但是此次運動規模更為浩大。在杭州和上海，在武漢、長沙和福州，另外一些學生舉行示威或暴動，在全國各地各種“救國聯合會”紛紛成立。
“一二·九”運動爆發了，而且持續了很長時間。對蔣介石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麻煩；而在組織這場運動的共產黨人眼裏，它是“人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幹年後，在關於“一二·九”運動的一篇論文裏（北京，1961年），作者說劉少奇把這次學生運動當做“中國曆史上反動時代和革命時代分界的標誌”來加以稱頌，並將其歸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
另一樁反叛事件出在蔣介石的家裏。1935年，他的大兒子蔣經國給他的母親（當然蔣介石已經和她離婚很長時間了）寫信，指責他父親的政策。
他用這樣一些歡欣鼓舞的話來表達在蘇聯的感受：“蘇聯是我的祖國。看到我的祖國蘇聯一直在各個領域內取得驚人成就，我感到光榮和歡欣。”信的印戳是列寧格勒，蔣經國已經在蘇聯居住了10年。
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當蔣經國去蘇聯時，他隻有17歲。雖然蔣介石已經轉而反對共產黨人，但這個情況還鮮為人知，他還經常被稱為中國的“托洛茨基”。
1925年，蔣介石剛剛當上黃埔軍校的校長，他的兒子到了廣州，那時廣州被稱為“革命的麥加”。
當他們見麵時，這位父親正為怎樣使他的兒子受進一步的教育而大傷腦筋。正在這時，莫斯科中山大學請革命政府選派一批學生去俄國。由於蔣經國的熱切讚同，蔣介石便把他列入名單。
這樣做有很好的理由，這表明蔣介石對蘇聯的友好態度，同時給他兒子一個學習革命技能以備將來之用的機會，也解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由於差不多的原因，蔣介石後來又把他另一個兒子蔣緯國送到納粹德國。
然而，兩年後這個實驗就不那麽有味道了。那時蔣介石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對共產黨人大開殺戒。
這時對蔣介石來說，把他的兒子召回國已非輕易之舉了。事實上，他確實曾經命令他的兒子回國，但蔣經國已身不由己，他給家裏寫來一封滿不在乎的信，拒絕服從並指責其父。
按照國民黨的說法，這封信是王明（原名陳紹禹）口授給蔣經國的，他是中共的一位領導人，那時剛好在蘇俄。一年過去了，到1936年（這一年蔣經國再次拒絕他父親的要求），他娶了一位俄國妻子，看來他要在蘇維埃俄國定居下來了。
為了不妨礙其戰略中“攘外必先安內”的先後次序，蔣介石必須在自我約束和獨立決策方麵得到認可，以便盡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遭遇。
他指示他的戰略顧問蔣百裏製訂一個全國性的防禦計劃。
1935年冬，他送蔣百裏到歐洲各國學習總動員的法律規定。蔣百裏首先訪問了意大利，在那裏他特別關注空軍的發展情況。在給蔣介石的報告中，他特別強調“防空地理學”的重要性，他認為在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裏，最為重要的是空軍要有速度和活力。他指出，對一個長期的戰爭來說經濟動員是很關鍵的，宣傳工作應該和軍事行動同步進行。
蔣介石在對付日本人方麵消極從事，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掌握的權力的基礎很不穩固。地方派軍人慫恿他抗戰，因為如果他抗日而且失敗的話，他們就可以對他的王國進行瓜分。
蔣介石很清楚這種危險，所以他按兵不動。
按理說，蘇聯人和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是很樂於對蔣介石所采取的任何初步行動表示歡迎的，盡管他們有理由不相信他。
1935年7月到8月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號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建立人民陣線。
在中國，共產黨人受命尋求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
對於經過長征而被嚴重削弱的中國紅軍來說，新的決議製定的下列方針是很不現實的：“在為解放而團結全國人民進行鬥爭的統一戰線中，蘇維埃必須成為領導核心。”
這些說教自然不受毛澤東的歡迎，他對共產國際決議所作出的唯一讓步，就是在黨的宣傳中不再把蔣介石說成是反動派，而統一口徑把他稱做“民族敗類”。
毛澤東認為，更有希望的辦法是利用張學良。在1936年春，共產黨秘密和張接觸。他們受到張學良的歡迎，張邀請共產黨派代表到他在西安的司令部裏來。
蔣介石對少帥和共產黨人發展起來的親密關係並不是完全不滿。他認為，在他重新開始“剿共”行動的時候，他將有機會同時消滅共產黨和張學良的部隊。
這樣，就可以除去作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重要角色的少帥了。但使他不安的是那些關於1936年間毛澤東的軍隊迅速恢複並壯大的報告。10月，兩支國民黨部隊投向新根據地的共產黨。
長征結束時，毛澤東隻有2萬人馬，現在他已經指揮大約8萬人了。應當承認，他們許多人缺少槍支，但是這支部隊又一次醒目地成為共產黨的主力。
這時，蔣介石和張學良之間的關係十分冷淡。稱張學良為“不抵抗將軍”的說法風行一時，敵對派係的軍閥們推波助瀾。
張學良本人認為這極不公平，因為難道不是蔣介石在日本首先發動進攻時明確指示他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嗎？在沈陽事件後不久，兩個人在河北保定的一列火車上會談。
根據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蔣介石說：
“現在的局勢就像一條在驚濤駭浪中上下顛簸的小船，我們兩人中隻有一個能乘它渡過河去。如果我們兩個人都想過河，那麽，要麽是我們倆都沉下去，要麽是其中一個人跳下去。問題是：你跳還是我跳？”
魯丕（音譯，可能是張學良一位朋友的筆名）在援引這些話時，補充道：“他的意思是，現在全國都在反對不抵抗政策，形勢很嚴峻，他們兩人中的一個必須承擔不抵抗的罪名。張先生慷慨地說，‘我跳下去！’”
為了治愈他吸毒的習慣，張學良在歐洲國家旅行了大約一年，當1934年春天回到中國時，他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除了跳舞、喝酒和打高爾夫球的興趣，他還具有了幽默感。
一位朋友問少帥對意大利的看法是什麽，“很好，”他說，“每張桌上都是通心粉，每麵牆上都是墨索裏尼。”
他為什麽回國呢？為了一件事。
福建事變引起軒然大波，他覺得他回國也許能為穩定局勢提供點幫助。另一個原因是，東北軍希望他回來。官兵們日夜不寧，反日情緒使他們身心不安。由於擔心再次出現反叛，蔣介石也希望少帥回到他原來的職務上。
少帥一回國，蔣介石就任命他為河南、湖北和安徽的“剿共”副總司令，這樣他就直接接受委員長本人的指揮。
少帥很有理由反對日本。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親，他自己也為把大片土地丟給日本而深感自責。
他的朋友和助手們也和他持同樣的觀點。這些人中有W.H.端納，他是一個澳大利亞記者，從1928年開始他就被聘為張學良的主要顧問。這位通常被稱為“中國的端納”的外國人強烈讚成中國民族團結以共同抵禦日本的侵略。少帥的中國助手們發現，接受反對共產黨的建議是很難的。相對於日本侵略者來說，這些人畢竟是中國人，而且其中許多人還是同鄉。但是，在1934年年底，張學良仍然效忠於蔣介石，他仍然執行委員長的命令，這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他自己的觀點。
到1935年冬天，張學良開始改弦更張。當時，少帥正在南京參加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東北軍和紅軍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戰鬥。
紅軍傷亡慘重，但東北軍也一樣，他們損失了整整兩個師，如果這就是“剿共”的代價，按這個速度，過不了多久張學良就沒有什麽人馬去打日本人了。
共產黨傳話說，他們希望結束內戰，聯合抗日。正是這個建議，促使張學良開始同毛澤東的代表進行談判。
在研究了關於紅軍發展壯大和重現生機的報告之後，蔣介石決定到張學良在西安的司令部，去研究已經計劃好的第六次“剿共”戰役。
蔣介石頭一次看到張學良不願意服從命令。張學良解釋說，他知道共產黨現正在準備與國民黨合作，並在實行一項抗日的全國政策方麵聽從蔣介石的命令。他主張和蘇聯結盟，
並建立抗日聯合陣線。
蔣介石“非常痛心”。作為他的一名部下，而且一貫忠於他的張學良怎麽能建議他和共產黨聯合呢？他大發雷霆，大罵張學良，並宣布張學良已經失去他的信任，接著就返回他在洛陽的司令部。
盡管在這段時間裏，蔣介石正加緊對日本的秘密備戰，但他並沒有改變其既定的戰略次序。實際上，離開西安後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下令逮捕上海救亡運動的七位著名的領導人，關閉14家很有名氣的雜誌社，罪名是宣傳抗日。
此後他開始做他私人生活中比較公開的事——按中國的算法，準備慶祝他的50歲大壽（在世界大多數地方，應該算作49歲生日）。祝壽之日為1936年10月31日，他本人在古都洛陽有意簡單地慶祝了這個日子。兩塊很大的生日蛋糕被拿上來，在蔣介石吹滅蠟燭之後，蔣夫人把切成一塊塊的蛋糕分給當地的顯貴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就在這個場合，蔣介石在一篇給國人的祝詞裏頌揚了他的母親。
在其他地方，慶祝活動就不是那麽鴉雀無聲了。一年前公開征集的祝壽資金已經收集到很多，足夠用來支付購買100架美式飛機的費用。在南京，20萬人聚集在明宮飛機場觀看飛行表演，他們在一幅巨大的畫像麵前點火致敬，按中國的禮節三鞠躬。對蔣介石來說，這是一個好日子。
然而僅在幾個星期之後，他生活中最古怪，也差不多是最恥辱的插曲在等待著他——西安事變。
11月底，蔣介石收到的各方麵的消息都是糟糕的。他曾派出其最精銳的部隊，著名的第一軍，在胡宗南的率領下，搜尋並企圖消滅甘肅紅軍。開始送來的消息說胡宗南取得了勝利，共產黨逃走了。
但料想不到的是，第一軍已受到包圍。紅軍發起進攻，消滅並解除了兩個步兵旅和一個騎兵團的武裝，繳獲了幾千挺步槍和機槍，作為額外的代價，一個政府軍整團的兵力投降了紅軍。
這些事件發生在1936年11月21日，四天後德、日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戰爭還會遙遠嗎？
這些消息並沒有使蔣介石改變初衷，走上民族聯合的道路，反而更加強了他全麵地、一次性地解決共產黨的決心。
就好像10月份並沒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樣。1936年12月7日，蔣介石飛往西安。他此行有明確的目標，通過他的願望和權威對張學良全麵施加壓力，迫使他參加第六次“剿共”計劃。
首先，他派出大約1500名“藍衣社”“特務”團成員，由他的侄子蔣孝先將軍率領。這支部隊組織良好，從秘密指揮部出發投入行動，蔣孝先開始逮捕所有共產黨的嫌疑分子。蔣介石拋開所有其他目標，召集全體將領於10日召開參謀長會議，最後落實第六次“剿共”計劃。蔣介石宣布，如果張學良拒絕執行命令，不參加“剿共”戰役，他將被解除職務，他的部隊也要被解除武裝。
但是，一場奇怪的、經過預謀的事變打破了蔣介石的計劃。藍衣社分子在睡夢中被逮捕，被解除武裝並關押起來。大部分參謀人員也被監禁，警衛人員投降，50架飛機和它們的駕駛員也被扣押了。
接下來發生的與其說是一場政變，不如說是一出急轉直下的戲（正如埃德加·斯諾所指出的那樣）。委員長當時正住在距西安10裏的一個溫暖的四季如春的療養勝地臨潼。早晨5點鍾，少帥的警衛隊隊長，26歲的孫鳴九上尉率領大約10輛滿載士兵的汽車開到蔣介石所在的旅館，當他們受到哨兵的阻撓時就開火了。
委員長的警衛大吃一驚，但還是抵抗了很長時間，使蔣本人得以逃走。
根據蔣介石自己後來的敘述，他那時已經起床，鍛煉之後正在穿衣服。當他意識到發生了什麽事時，在兩個人的陪伴下，委員長爬上10英尺高的牆，從牆的另一麵滾了30英尺，跌進一條溝裏。他感到一陣鑽心的疼痛，後來才發現背上受了很重的傷，還把自己的假牙弄丟了（雖然他自己的敘述裏沒有這些不體麵的詳情）。靠人撐住他的腳，蔣介石爬到靠近旅館的山上，在那兒他遇到了幾名衛士。在山頂上，他們遭到下麵的射擊，幾名警衛被打死。
委員長意識到他已經被包圍了，就又向山下走，他又跳了一次——這一次是跳進一個被灌木叢遮掩住的山洞裏。在明亮的日光下，孫鳴九和他手下的人在那兒找到了委員長，那時他隻在睡衣外麵胡亂地披了一件長袍。雪一直在下，他渾身發抖，**的雙腳和手在爬山時都被劃破了。
這時，與其說是因為寒冷，不如說是憤怒。他全身顫抖，大聲喊叫：“把我打死，一了百了吧。”孫鳴九回答說：“我們不會傷害你，我們隻是想請你領導全國抗日。”
蔣介石要一匹馬馱他下山，但孫鳴九上尉讓他伏在自己厚實的脊背上，背他下山。下坡以後又走了很遠，一名侍從才帶著蔣介石的鞋子趕來。到了平地，一輛轎車停在那裏，把他接進西安城。
在城裏，他被領進陝西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的辦公室。過了不久，張學良走進來，在蔣介石麵前立正站好，他畢恭畢敬地稱蔣為“委員長”。
對此，蔣介石給予回擊：“既然你叫我委員長，你就是我的部下。如果你還把我當做你的上司，就馬上把我護送到洛陽去，否則你就是個叛徒。如果我是在一個叛徒手裏，你就馬上殺我好了。除此之外，我沒有什麽再說的。”在以後的幾天裏，他一聲不吭。
不久，就有消息說楊將軍的部隊打死或打傷40多名委員長的警衛，同時國民黨政府的17名高級官員和將領被關押起來。
少帥交給蔣介石八點要求，但蔣拒絕答應。於是張學良等人把這八點要求電告南京，上麵還附帶有許多被扣押的國民黨軍官和官員個人簽名。
他們提出的要求如下：
1．改組南京政府，允許各黨派共同承擔抗日救國的責任。
2．立即停止內戰，采取武裝抗日的政策。
3．釋放上海的愛國運動領袖。
4．赦免所有政治犯。
5．保證人民集會的自由。
6．保護人民建立愛國團體的權利和政治自由。
7．實現孫中山博士的遺願。
8．立即召開全國救亡會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件第二點中重點標出的部分在國民黨的文本中找不到，或者確切地說隻有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裏有這段話（第409頁）。很清楚，就連斯諾也用了斜體字，他隻是要明確地強調它的重要性。
在主張“武裝抗日”這個問題上，任何潛在的事情都可能發生，歸根到底，這就是逮捕蔣介石的首要目的。正如斯諾確切指出的那樣，八點要求中有七點恰好和“全國救亡”的主張相關，而這個主張是1936年12月1日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提出來的。想必少帥在西安事變期間和共產黨進行了商議。不出所料，後來蘇聯政府、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紅軍馬上聲明他們支持八點主張。
蔣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大大震動了中國，中國人陷入深深的憂慮之中，這一點甚至一些反對派的見證人也承認，而且得到許多中間人士的進一步肯定。
埃裏克·周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況：
1936年12月12日下午稍晚的時候，蔣被扣押的消息傳到北平，震動了整個校園。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教授和學生們都突然關心起已經發生的事情來了。北平決不是一個擁蔣的城市，但是在以後的幾天裏，到處都在為蔣的安全擔憂。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左翼團體在西安事變期間不同尋常地保持沉默。
這種普遍的憂慮與後來發生的奇怪的神經戰有密切的關係。這次扣蔣事件的製造者張、楊二人，曾經堅信那些因蔣介石一統天下的野心而受害的軍閥們會聯合起來做他們的後盾，指責蔣介石。
但事情恰恰相反，馮玉祥、胡漢民（他剛剛去世）的追隨者，甚至包括桂係軍閥，全都聲明支持並忠於蔣介石，並要求釋放他。這使兩位將軍明白了他們的困難處境。
在南京，中央政府任命孔祥熙為代理行政院長，任命馮玉祥領導國家軍事委員會，由何應欽調動軍隊。而張學良則被免去所有職務，並要提交國家軍事委員會予以處罰。12月12日，孔祥熙和宋美齡乘快車從上海抵達南京。
在南京，何應欽表現得很憤怒。他建議對西安進行討伐，用飛機轟炸來削弱對方的士氣。
這時，蔣夫人指出，飛機轟炸分不清目標，蔣介石本人也可能被炸死，何將軍勉強地收回他的建議。
共產黨左右為難。
蘇聯人對這次扣押事件感到震驚，或者至少表麵上是這樣。12月14日，蘇聯報刊嚴厲指責扣押者，還異想天開地指責張學良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收買。在蘇聯人眼裏（根據書麵資料來看），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是唯一能夠在中國實現抗日聯合陣線的力量。
可以理解，中國共產黨很難接受這種觀點。他們一開始的想法可能是把蔣介石帶來進行審判，然後處決他。
但這時莫斯科下達了命令：中國共產黨要為建立蔣介石領導下的民族聯合政府而努力。這時，中國曆史舞台上出現了一幕小小的喜劇。
周恩來，這個在1927年蔣介石政變中從上海行刑隊的槍口下逃脫的人，如今卻被延安派到西安來救蔣介石的命。
12月中旬，周恩來到了西安，他馬上去見蔣介石。蔣介石這時仍很虛弱，背上的傷口還在疼痛，在心理上他也為自己的痛苦遭遇感到苦惱。一看到周恩來，蔣介石臉色變得蒼白——他一定記起了自己曾懸賞8萬元買這位客人的頭。但周恩來很克製，表現得很友好，和他一起來的還有少帥，兩人都稱呼蔣介石為“委員長”。經過一陣很冷淡的沉默，蔣介石聽了周恩來對共產黨觀點的詳細說明。第一次談判沒有結果，以後談判日複一日進行，一直到12月25日。
無論是在蔣的日記裏還是在他的著作《蘇維埃在中國》中，蔣介石都沒有提到他和周恩來的會麵。
很多年以後，我從蔣的密友陳立夫那裏了解到一些有關的背景。在西安事變以前，蔣介石曾派他和周恩來談判（蔣介石被捕後，周立即被召回延安），參加談判的還有蘇聯代表鮑格莫羅夫。
周恩來堅持這樣的觀點：“如果你們抗日的話，我們將和你們合作。”
對此，陳立夫反駁道：“如果我們抗日的話，你們應該和我們合作。”
接著他提出四點作為國共協議的基礎。
1．中國共產黨應該維護三民主義。
2．共產黨應該服從委員長的命令。
3．紅軍應該解散。
4．中國的蘇維埃組織應該予以解散，但是，可以和延安簽訂一個特殊協議，根據協議，作為中國地方政府機構的一部分，共產黨可以有他們自己的自治政府。
周恩來接受了這些條件，因為這是共產國際的指示（按陳立夫的說法）。周恩來同意去見少帥，告訴他和他的追隨者不要再給他們自己找麻煩，因為無論如何國民黨政府準備抗戰了。
陳立夫聲稱是斯大林本人命令扣押蔣介石的，同時他還指示日本共產黨采取一項支持日本軍事行動的“愛國”政策。
這些觀點中的第二點是有可能性的，但我知道沒有別的證據來證明第一點。但是，必須承認，斯大林確實可以從扣押蔣介石中獲得益處，因為看起來沒有其他辦法來加速實現他抗日的決定。
現在，另一位有影響的人物——澳大利亞人W.H.端納出場了，他曾效力於張學良，現在則作為中間人為南京方麵服務。他受到熱烈歡迎，端納到西安的時間是12月14日（在周恩來到達的後一天還是前一天尚不清楚）。15日回到洛陽之後，他打電話向南京作了匯報。當時南京方麵正處於絕望和頻頻發來的各種關於委員長死訊的情報之中，而端納能夠進一步證明他還活著並且受到優待。
這個消息使蔣夫人更加反對采取軍事行動的主張。很明顯，現在有可能達成一個和平的解決辦法了。
蔣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帥，他飛往西安為蔣夫人的到來做一些安排。這些安排是很明智的。
這位委員長夫人長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練圓滑，又有外交手腕。她這時的角色是調解人，她表演得很出色。
在她本人的敘述中，對少帥的描述是“很疲倦，憂心忡忡，甚至有些慚愧”，楊虎城則“明顯的很緊張”。她友好地會見兩個人，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
在12月22日蔣夫人到達的那一天，蔣介石正在讀《聖經·舊約》中的《耶利米書》的一章，他看到這樣一句話：“耶和華現在做一件新鮮事，他將讓一個女人保護一個男人。”於是，這段話就“應驗了”。
1936年聖誕節，蔣介石和他的夫人飛往洛陽，然後飛向南京，帶著一種犧牲精神，少帥一路相伴，作為他們人身安全的保證。
他為這個決定後悔了很多年。蔣介石把他送上了軍事法庭，判決他10年監禁，剝奪政治權利5年。後來他被赦免，但不光是到國民黨1949年失去中國政權為止，就是在國民黨流亡台灣以後，張學良仍被軟禁在屋子裏（在1975年我寫作本篇時，他仍然不能自由活動）。張學良的遭遇一定使宋子文感到不安，他（根據目擊者的說法）曾以個人名義保證張到南京後不受懲罰。
張學良本人也確實沒料到要受監禁，他把他自願護送蔣介石到南京當做是對委員長繼續效忠的表示。
至於楊虎城，他也被關押起來，有意報複的蔣介石乘1949年共產黨行將占領重慶之際殺害了他。現在有一種普遍的說法，扣押蔣介石是楊虎城的主意，他勸說張學良袖手旁觀。
在西安事變中負責的決不止一方。蔣介石可能會理直氣壯地聲明——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他從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給他的八項要求。當然，直到最後他也沒有在任何文件上簽字。但是，種種跡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內容。他停止了其“鎮壓”或“消滅”共產黨的計劃，不再稱之為“共匪”。
他的終生好友張群被稱為親日派，並被免除了在外交部的職務。共產黨受邀派出一個代表團參加定於1937年11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所做的準備工作在不斷進行。
在西安事變這台令人驚奇的各種力量的三角戲中，隻有少帥和他的追隨者失去了一切。
共產黨受益匪淺。他們不再受到騷擾，並贏得了國內和國際上的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