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一篇史詩，歲月的更替，意識形態的差異，都不能使之失色。
毛澤東給了農民最想要的東西：“土地和同多年來壓迫他們的地主們算賬的機會。”
1934年間，蔣介石把共產黨趕出了他們在南方的根據地，發動了一場“民族複興”運動。
他認為他已經徹底並永遠地打敗了共產黨。他希望他的“新生活運動”能夠像他贏得戰爭一樣“贏得和平”。
但是，他沒有贏得戰爭，他隻是把共產黨趕跑了，而他的“民族複興”政策也由於沒有引起普遍的注意而石沉大海。
到1933年中期，蔣介石已經同共產黨打了6年的仗。作為一個軍人，他不斷遇到挫折。他已經對共產黨蘇區發動了四次“圍剿”。
他的決心不斷增長，這一點可以用數量來衡量。在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的第一次“圍剿”中，他動用了10萬部隊；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圍剿”中，動用了20萬作戰兵力；第三次戰役是從1931年7月至10月，出動的軍隊達30萬；第四次“圍剿”從1933年4月至10月，這一次出動了差不多50萬的軍人；第五次“圍剿”從1933年10月開始——幾乎是第四次“圍剿”一結束就開始了——蔣介石動用了90萬軍隊，其中40萬立即開始了行動。
與此相比，紅軍的兵力比估計的要多一點，但雙方在武器上相差懸殊。
受到正麵進攻的江西紅軍動用了大約18萬人，還可以加上20萬遊擊隊和赤衛隊。但是這38萬人隻有不足10萬支槍，手榴彈和裝備的供應也不足，而且沒有重型大炮。
蔣介石的40萬作戰部隊擁有重型武器並有一支裝備有近400架飛機的現代化空軍。紅軍設法繳獲了幾架飛機，甚至俘虜了幾個有經驗的飛行員，但他們無法供應汽油，也沒有維修人員，因此共產黨沒有轟炸機。
蔣介石的作戰部署是根據他求勝的需要及迫切的心情製定的。蔣發動第五次“圍剿”不隻是因為六年來的失敗讓他難以容忍，還有一個新的緊迫性——因為這時蔣介石認為中日之間的決戰已不可避免。
蔣介石有幾年是依賴德國軍事顧問的。
1933年當希特勒取得權力時，蔣介石邀請了一個著名的德國戰略家塞克特將軍來華。
就是這個塞克特設計了第五次“圍剿”的戰略。為了幫助蔣介石，他接替了原常駐中國的德國顧問的職務。希特勒顯然認為他在中國工作是有好處的，因為1934年年初，在他回德國不久，希特勒就派他到中國擔任德國軍事顧問團的團長。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早期的歲月裏——大約在柏林——羅馬軸心延伸到東京以前的七年——納粹就明顯地支持蔣介石的首先消滅國內共產黨而任日本人暢行無阻的政策。
塞克特的戰略聽起來不錯，但代價昂貴。
在他的指導下，蔣介石修築了幾百英裏的公路。在蘇區外圍用混凝土修建的包圍圈上，到處都是小型的防禦工事。埃德加·斯諾稱它為“一種長城……它逐漸地向裏伸”。國民黨軍隊乘坐坦克和裝甲車，在飛機和炮火的掩護下，在江西、福建、湖南、廣州和廣西等地的外圍一次向內前進幾百碼。然後，他們就去修建新的工事。牢固的包圍圈不斷收緊。
最初戰爭打得很艱苦，也很殘酷，國民黨在閩贛邊境取得了兩次勝利，擊退了紅軍的抵抗。在炮火的猛烈轟擊下，共產黨損失了7至10萬人，軍隊分散進入山裏。後來十九路軍開始在福建起義，出現了幾個星期的平靜。毛澤東失去了同福建軍隊聯合行動的機會，隻好帶著他的人撤到贛南一個新的臨時根據地。隨著“圍剿”的進行，國民黨殺掉了所有被俘的紅軍領導人。殘酷的經濟封鎖阻斷了蘇區和鄰近各省的貿易，不知道有多少人死於饑荒。埃德加·斯諾引用“國民黨自己”承認的數字說：“在對江西蘇區發動的戰爭中，大約有100萬人死於饑荒和戰火。”他還引用了周恩來的話說：“紅軍傷亡超過6萬人。”
1934年5月，戰爭已經持續了七個月，蔣介石決心孤注一擲。當時，中國卓越的戰略家、保定陸軍學校前校長蔣百裏對蔣的影響很大，他使蔣介石相信中日戰爭的爆發已迫在眉睫。他和蔣介石都認為，戰爭一旦爆發，他們所麵臨的必然是一場持久的戰爭。
在蔣介石的授意下，蔣百裏製訂了一個全國防禦計劃，準備把多山的湖南省作為備戰的中心地區，而雲南省府昆明將成為主要的空軍基地。接著，蔣介石繼續對共產黨進行“圍剿”。
最後蔣介石認為他已經取得了“全麵勝利”。戰爭進行近一年時，共產黨領導人在江西蘇區腹地的瑞金召開緊急會議。
曾身患疾病發著高燒的毛澤東此時已恢複健康，參加了10月2日召開的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會議作出了重大決定：紅軍將放棄江西。
會議結束後，紅軍以難以置信的速度行動起來。1934年10月16日，經過不到兩個星期的準備，長征開始了。
大約10萬人參加了長征，(1)其中包括男女老幼。紅軍的工廠都被拆毀，機器由騾子和驢運走。紅軍攜帶的東西包括銀幣、步槍、機槍和彈藥。在參加長征的婦女中有毛澤東正在懷孕的妻子和朱德的夫人。
國民黨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紅軍的先頭部隊發動進攻，占領了湖南和廣東的國民黨防禦工事。隨著國民黨地方軍的潰退，西麵和南麵的道路被打通了。
長征是一篇史詩，歲月的更替，意識形態的差異，都不能使之失色。
的確，它不是曆史上唯一的一次“遠征”，甚至在中國曆史上也不乏這種先例。研究中共問題的法國曆史學家吉約姆曾列舉了現代中國曆史上的其他類似事件。
盡管如此，長征仍然是激動人心的。它使紅軍在經過嚴重的創傷之後恢複了元氣，使毛澤東在多年以後同蔣介石的較量中反敗為勝。
關於1934年的長征也不乏優秀的宣傳家，埃德加·斯諾在樹立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土地改革者和英雄主義的形象方麵比任何人都熱心，他這樣寫道：
長征的過程中充滿了冒險、追求和發現，人類的勇氣和怯懦，狂想和勝利，苦難、犧牲和忠誠，數千個青年不滅的熱情和希望以及令人驚訝的革命樂觀主義像一團火一樣燃燒著。他們不承認人類和自然帶來的任何失敗——所有這些和更多的品質隻有奧德賽的遠征故事裏才會有，而在現代社會卻是無與倫比的。
毛澤東用詩記載了這一英雄的曆程：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裏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長征的紅軍一路作戰，損失很大。他們把槍支彈藥和銀子埋在了途中。橫在他們麵前的是亞洲最寬的河和最高的山峰，但他們一往無前。
一年後，毛澤東率領2萬多名戰士和隨從到達了中國西北的陝西省。在陝西，他們和1萬名共產黨遊擊隊會合了。這些遊擊隊在陝西已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獨立的蘇維埃政權。江西紅軍長征的全程為6000英裏。
雖然毛澤東和紅軍保存了實力，但是對蔣介石來說，第五次“圍剿”不能不說是一個勝利——盡管不是徹底的勝利，它使共產黨在幾年內不再是一支有強大戰鬥力的武裝力量。
蔣堅定地執行了德國顧問製訂的戰略計劃。在1934年10月紅軍出人意料地突圍之前，國民黨進行了有效的經濟封鎖，共產黨無法獲得槍支彈藥。經濟封鎖加重了紅軍的困難，而國民黨軍的安全係數則相對提高了，而且紅軍對敵人的活動也缺乏了解。
蔣介石的國民黨領袖地位第一次確立起來了，結果地方軍閥們不得不比過去更賣力地對付共產黨。
不僅如此，兩個最重要的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忙於重建戰亂後的廣西，這樣蔣在戰爭中就不再有後顧之憂了。蔣認為他對一切都了如指掌，但他沒有預見到共產黨會突然決定放棄蘇區進行轉移。
截至1934年年初，在近七年的時間裏，蔣介石一直試圖完全用軍事手段來對付共產黨。他的辦法是“封鎖”和“圍剿”，看來他並不懂得，毛澤東不是完全靠組織和鐵的手腕來爭取群眾的。事實上，他從來不會承認毛澤東在江西時給了農民最想要的東西：“土地和同多年來壓迫他們的地主們算賬的機會。”
1934年，當蔣介石開始“新生活運動”的時候，他沒有那樣做，甚至沒有有意識地同共產黨在爭取農民這方麵決一雌雄。他的觀點是簡單而原始的：通過恢複儒家思想來改造全體人民，但他同時還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和法西斯主義。
經過批準的傳記作家們把蔣的這一主張歸因於一件相對來說不太重要的偶然事件。
福建戰役期間，他在把司令部遷回南昌時，看到一個不到十歲的男孩正在街上抽煙，蔣介石大為震驚，他從車上下來要求見小孩父母，並批評他們放縱自己的孩子。
霍靈頓·唐說，不久“一場引人注目的禁止青少年吸煙運動”開始了，蔣介石認為，這種有害身心的習慣使中國人不斷落後。他們需要的是一種新的行為規範。
不管那個吸煙的男孩是否願意提供照亮“新生活運動”的火炬，大約在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1933年年底或1934年年初——蔣介石在“藍衣社”領導人的一次會議上就此發表了講話。
他說，中國人很弱，他們自私，不守紀律，不講道德。他告訴“藍衣社”領導人們：“必須把我們的革命精神灌輸給全國人民，使他們相信我們。”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舉行的一次5萬人的群眾大會上，蔣介石正式發起了“新生活運動”。在會上，他講述了那個抽煙男孩的故事。他請大家注意一下德國。德國雖然在大戰中失敗了，但他們很快就恢複了。他們不再償付戰勝的協約國強加給他們的戰爭賠款，現在他們正在努力廢除列強加給他們的不平等條約。而中國呢？同德國人相比，中國人還在忍受著不平等條約所帶來的恥辱。德國並不是中國人的唯一榜樣，具有斯巴達式紀律的日本人也為中國人樹立了一個學習的榜樣。
蔣熱衷於他的道德主張，提倡許多世紀以前的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國先哲們所製定的行為規範，他建議人們要特別注意其中的四點：禮，思維的標準方式；義，正確的處世原則；廉，辨別事物的清醒認識，特別是指在個人的和政治的生活中要誠實無欺；恥，道德榮譽感。
“新生活運動”的口號實際上是把這些儒教的價值標準合為一體：禮義廉恥——被譯成英語就是“禮貌、公正、誠實和自尊感”。
盡管蔣正在進行一場軍事戰爭，但他還是以其一貫的速度和精力召集了200批學生，讓他們接受訓練，然後派他們向公眾進行“新生活”的演講。僅南京一地就建立了13個演講站，“新生活運動”的領導人每天在那裏對大量觀眾進行演說。他們還印刷了許多小冊子，民間團體或宗教團體也被動員起來以便盡可能廣泛地散發這些印刷品。為了補充這幾項價值標準，還製定了指導人民的八項原則：
1．把昨天看做死亡，把今天看做新生，讓我們拋棄昨天的恥辱，建設一個新的民族。
2．讓我們承擔起民族複興的重任。
3．我們必須遵守紀律，保持信義、誠實和廉恥。
4．我們的吃穿住行要簡單、規矩、樸素和整潔。
5．我們要有意識地麵對困難，為勤儉節約而努力。
6．我們要有作為市民的適當的知識和正直誠實的道德。
7．我們的行動要勇往直前，迅速果斷。
8．我們必須按照我們的諾言去做，即使在未許諾言的情況下也要有所作為。
蔣並不滿足於上述四條價值標準和八個原則，他又宣布了日常行為的95條準則。他“教導”中國人說，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飯時不要說話。
蔣聲稱：“如果我們想有一個根植於禮義廉恥的新生活，我們就必須從不隨地吐痰開始。”他還說，“如果我們要複興民族，報仇雪恥，那麽我們不需要談論槍炮，而是首先必須從用冷水洗臉談起。”
把經過許可出版的有關“新生活運動”的國民黨的著作拿來和現在所知道的發生過的事情作一番比較，是很有意義的。例如，霍靈頓·唐等人都沒有提到“藍衣社”，因為承認這個法西斯組織存在的任何說法都會損害精心樹立的蔣的形象，他們力圖把蔣說成是一個“民主”的衛士和一個當之無愧的美國援助的接受者。
宣傳“新生活運動”的工作表麵上是交給了“青年基督教聯合會”——這是一個不太合理的選擇，因為這意味著要叫一個基督教組織去傳播儒家的思想。但事實上，禮義廉恥同基督教沒有什麽不相容的地方，蔣本人就是一個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儒家傳統主義者。從哲學意義上講，這個混合沒有任何地方是非中國式的。
而“藍衣社”確實在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
根據路德·E.伊斯曼收集的證據，這一做法現在看來似乎並不是矛盾的。蔣強調古代道德標準，“八五原則”和“九十五條準則”這是一回事，而在他的頭腦中還隱藏著另外一個確切的最終目標。
有一次，他提出了一個反問，然後自己回答道：
什麽是我所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呢？簡單地說，它就是使全國的居民生活全麵軍事化，這樣他們就能產生勇氣和速度、忍受痛苦和艱苦工作的耐力，特別是一致行動的習慣和能力，這樣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為國家作出犧牲。
1933年12月，在“新生活運動”開始前五個月，蔣曾解釋道：社會軍事化是法西斯主義的三個基本要素之一（另外兩個是國家至上原則和忠於領導）。他不可能是無意識地作這番比較的。
然而，西方人對這次運動的描述卻比較客觀。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運動”在南昌正式開始。當時舉行了一次群眾集會，據粗略統計，參加者達10萬人，代表142個組織。在江西省省長和教育總長的陪同下，蔣介石衣冠整潔地出現在會場。
他站在台上正要講話時，看到一個不修邊幅的年輕人在以不同的角度拍照，蔣用手指指著這個不幸的攝影師說：“看那個人！他就是典型。對這種人來說，運動的格言——秩序、整潔等都是毫無意義的。”
攝影師趕快離開了會場。
南昌是首先從“新生活運動”中獲益的城市。那次集會後一個星期，幾千人在街上遊行，他們高舉五顏六色的龍和閃光的寶塔，上麵寫著振奮人心的標語：“不要隨地吐痰。衛生能防止疾病。消滅蒼蠅老鼠，它們傳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賭。”
在首都南京，行政院長汪精衛在3月17日主持了一個開幕儀式。北平、廣州和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的活動。汪精衛還把8月27日孔子的生日定為中國的國慶日，並舉行隆重紀念活動——這時的汪、蔣在政治生活中仍然保持著一致。11月30日，他們聯合向全國發表講話，呼籲保護中國的文物和曆史遺跡，他們還宣布成立“中央曆史文物保護委員會”。這也是“新生活”的一部分。
關於“新生活運動”，有一件很奇怪但鮮為人知的事情。“新生活運動”的第一任秘書長閻寶航是中共地下黨員。
他曾一度擔任少帥張學良的英語秘書，表麵上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卻擔任了外交部部長辦公室主任。
第二次大戰期間，當國民政府在重慶時，人們經常奚落閻寶航在“新生活運動”中所擔任的角色，而他卻總是列出如下的失敗理由：
1．中國人討厭別人指點他們孰是孰非。
2．“新生活運動”的分會從來沒有得到過地方政府的支持。
3．警察成了人們行動的監督者，因此引起了人們的普遍不滿。
4．“新生活運動”的要旨沒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們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5．大多數高級官員對“新生活運動”的意義不以為然，他們隻是在口頭上擁護蔣介石。
有人生動地回憶過老百姓當時是怎樣鑽“新生活運動”的漏洞的。例如，當八個人在餐館裏就餐時，他們要的東西不能超過四菜一湯，但餐館用大盤子盛菜，這樣一來一盤就能裝兩個菜。飯店禁止喝酒，他們就把酒裝在茶壺裏。人們用這種辦法來欺騙監督員——其中大部分是童子軍。
有一位將軍韓複榘做了件當時很有名的趣事。在濟南舉行的一次群眾大會上，他發表講話說：
“我衷心地擁護委員長的‘新生活運動’，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很傷腦筋，如果人人都靠左行走，那麽誰走在右邊呢？再說，這樣一來左邊就未免太擠了！”
蔣借“新生活運動”開展了一場反毒品運動。這場運動始於1928年，但卻陷入了官僚主義的散漫拖拉之中。作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蔣在“剿共”的江西和其他地區開展了禁止鴉片運動。
他命令處死製造、買賣和運輸鴉片者，並授予北京地區警官以類似的權力。吸鴉片的國民黨和政府官員被限定在三年內戒煙。另外還成立了戒毒協會。許多戒毒法隨之產生。
到1937年為止，那些仍然進行鴉片運輸的人，即使是同謀犯，也都要被槍決，沒收其財產。三年之後，被認為有罪的吸毒者將接受強製性治療，然後服刑五年。在自願治療期限內不接受治療的官員將被處以死刑。
1935年5月25日，國民政府決定把禁煙的一切權力交給蔣介石，於是蔣又有了一個新官職——“禁煙總監”，至少這是一個能夠滿足他性格中殘暴的一麵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設在日內瓦的國聯有關委員會指出了中國反毒品運動的顯著成就。
在同一天裏，蔣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為吸毒者自願登記的新的最後期限，並宣布違抗者必將受到嚴厲懲罰。1936年元旦之際，他又宣布禁止江蘇、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雲南等省生產鴉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會議，宣布要在六年內根除吸毒者和販毒者。
然而“六年”是不可能的了，在這個最後期限到來之前，日本人早已決定征服中國了。
一般說來，產生於“新生活運動”的禁毒運動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
當毛澤東承諾要解放農民並掃除1000年來的傳統壓迫的時候，當年輕的知識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動的時候，蔣介石卻充耳不聞地求助於儒家的價值觀和基督教的清教主義。
在民眾的眼裏，在知識分子的心目中，這些從過去搬來的說教代表了土豪劣紳和商業中產階級的利益。這場運動隻不過從那些苦難的人民身上一擦而過，對他們沒有任何的觸動。
1934年秋，就在共產黨從江西突圍開始長征的時候，蔣及其夫人乘坐飛機開始了周遊全國的旅行。飛機的出現第一次使這種“與人民見麵”的活動成為可能。由於時間和空間的限製，中國曆代的統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訪問中華帝國的每一個省份。
但是，開始時蔣介石並沒有這種計劃，他隻不過是一時衝動，希望坐飛機進行短期旅行。在剛從歐洲旅行回來的少帥張學良的陪同下，蔣氏夫婦飛往洛陽參觀了一所新成立的軍事學院。為什麽不去看看西安呢？張學良建議說。於是，蔣便無意地來到了這個兩年之後被扣押的地方。然後，他便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遊。旅行結束時，他們已行程5000英裏，訪問了華北和西北的10個省份。
對於比較邊遠的地區的人們來說，在那種時候，一位領袖的到來——特別是乘坐飛機而來——打破了他們單調的生活。現代社會的其他領導人——也許首先是戴高樂——早已陶醉在了人們的歡呼聲中，並從目睹人們對自己的歡迎中吸取力量。這種事對蔣氏夫婦來說也已經是現實了。
由於嚐到了“名望”的甜頭，他們越來越不滿足了。這時旅行已不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一個係統的計劃了。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西部和南部各省。
從政治意義上講，西部之行在整個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為中國還是一個軍閥割據的國家。在西南的貴州、四川和雲南等地，盡管人們仍在談論中國的“統一”，但封建軍閥仍不受幹擾地統治著這些地區，江西共產黨進入這些地區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化。
例如，在貴州，紅軍用四個月的時間消滅了當地軍閥的五個師，占領了他們在遵義的駐地並補充了2萬人的兵力。紅軍突破蔣的封鎖，於1935 年5月突然向南進入南部邊界省份雲南。這時，蔣氏夫婦正住在昆明。據悉，紅軍距離昆明隻有10英裏，雲南軍閥龍雲急忙加強對昆明的增援，而蔣這時已在法國人建造的鐵路線上撤離了。不久，他們便發現那不過是一小股紅軍的牽製行動。
大隊紅軍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裏，奔向位於長江上遊的周平堡。他們穿著國民黨的軍裝，輕而易舉便占領了這個地方，然後全部紅軍渡河進入四川。過河後，他們把從國民黨軍隊那兒繳獲的船隻全部銷毀了。
蔣介石夫婦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項公關活動，他們飛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攔截紅軍。
決戰在一個峽穀展開，那裏的河水急速奔騰，兩岸是懸崖峭壁。
一位姓劉的工程師建造了一座鐵索浮橋，也就是著名的“瀘定橋”。紅軍到達後，發現原來拴在鐵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盡管如此，紅軍戰士還是赤著腳，在橋上搖晃著快速前進，並向對岸的國民黨軍隊投擲手榴彈。終於他們跨過了瀘定橋，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門。
這是蔣截住紅軍的最後一次機會。從此，紅軍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嶺和其他自然障礙所困擾，而不是國民黨的圍追堵截。
盡管遇到這些挫折，蔣的西部之行還是有作用的，因為這使他能夠“清洗”並“訓導”四川和其他地區的地方政府。
他沒想到幾年後會被迫把國民黨的“首都”從南京遷到四川的重慶——如果他沒有西部之行的這番“清洗”，這種遷移也許就不可能實現了。
(1) 此處數字不明確。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人數為86000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