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的處方

參加朋友的家庭派對，有幸認識了本地頗具名氣的私家醫院的院長王瑞鋒先生。當我問及他的發家史時，這個37歲的男人看上去竟帶著幾分與他的年齡和閱曆不太相稱的靦腆。伴著清涼的晚風，在朋友家寬闊的露台上，他向我講訴了他的經曆：

那一年我26歲，是當時分到那家醫院的第一個研究生。醫院有一條內部規定，醫生的工資和獎金都是與業務量的大小掛鉤的，也就是說，你所開的處方的多少、患者購買的藥量的大小和所做的輔助檢查的費用都將直接影響你當月的收入。正是在這種機製的鼓舞下，許多醫生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患者病情的大小，總要叫他去各個輔助科室走一遭，做著沒有絲毫必要的這樣或那樣的化驗與檢查。並在開處方時能用貴一點的藥就不開便宜的，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初我也是這麽做的，而且並沒感覺有什麽不妥，因為這種事情在醫療部門甚至在一些患者的眼裏，幾乎根本就不是什麽秘密。直到有一天，從一個農民哀傷的眼神中，我看到了自己卑賤、猥瑣的靈魂。

那一天，一個穿著破爛的農民模樣的人走進我的屋子，我為他檢查了身體，確定他隻是得了農村人因為不講衛生而經常患的腸道寄生蟲病。檢查完了，我正要開處方讓他去化驗一下大便，不經意間抬起頭時卻見他正怯怯地看著我：“醫生，我的病嚴重嗎?要治得花多少錢?”

我一愣，即將開化驗單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來。見我猶豫了，那農民的臉一下子變得慘白：“錢多的話我就不治了，回家等死算了。去年孩子他娘得了子宮癌，治了一年多沒治好，最後還是死了，欠的債至今還沒還呢，不能再因為我讓倆孩子這輩子也翻不了身啊!”他囁嚅著，眼淚順著那張幹枯的臉簌簌地淌了下來。

我的心一陣**，一種深深的愧疚咬齧著我。作為醫生，本應以救死扶傷為天職，而今天的我們為一己私利竟公然違背良心與職業道德，讓許多貧窮善良的人們麵對高額的藥費望而卻步，以致使原本微不足道的小病因得不到及時的醫治而被延誤，甚至奪去了許多人卑微纖弱的生命。學了十幾年的醫學，難道就是為了不顧一切地中飽私囊嗎?我們的所作所為是在救人呢還是在故意殺人?也許我們可以堂而皇之地這樣做而不必擔心受到法律的製裁，但良心呢?我們能逃過自己良心的譴責嗎?那一刻，麵對眼前那張滿是皺褶的臉，我羞愧難當，也正是從那時起，我發誓再也不開泡沫處方了。

也正是因為這一決定，我一生的命運改變了。最初幾個月我甚至拿不到別人工資的1/4。一年後，才漸漸有了一批自己的固定病人，一些新病人也大都是別人介紹來的，有許多病人一進醫院便直接要求找我。雖然，許多時候我看三四個病人也不如別的醫生看一個病人的收入多，但看著那一束束信任的目光，一張張淳樸的笑臉與一份份發自內心的感激，我生平第一次體會到了被人尊敬的滋味，那不是錢能買到的。

後來，院長找了我好幾次，說別的醫生反映我爭奪了他們的病人。我一氣之下辭了職，自己開了一家小診所。許多我原來的病人，不惜輾轉幾十裏路來找我給他們看病，那種被人信任的感覺一次次鼓舞著我在最艱難的時候將診所支撐了下去。再後來，我的一位病人看重我，為我投資建了當時市裏的第一家私人醫院，再後來便發展到了今天你看到的這個樣子。現在，我們旗下的9家醫院每年都要招收大約200名新畢業的學生，在他們開始自己職業生涯的第一天，我都會向他們提一個要求：麵對病人，請開出你良心的處方。

回家的路上，我默默地回想著王院長的創業史。他的經曆和德國西門子電器公司的創始人維爾納·馮·西門子先生有著許多類似的地方。在過去的100多年裏，西門子公司為世界架起了第一部長途電話機，最早發明並運用了發電機，1879年又研製成了世界上第一輛電車，1936年為世界奧運會製造了第一架有線電視，1938年建造了第一架影像電活和電子顯微鏡。維爾納·馮·西門子先生這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在他的晚年談到自己的創業史時，曾經說過一句很耐人尋味的話：“我的一生中，所選擇的研究總是以大眾利益為前提，但到了最後最大的受益者卻總是我自己……”

的確，在市場經濟為主導的今天，人們越來越看到了誠信的重要。一個企業或是一個年輕人，隻有將客戶或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處處為他人著想，才能真正贏得別人的依賴。而如果隻是過多地考慮一時之利，置他人的利益於不顧，總有一天，他將失去立身之本。

今天，我們這些人，尤其是那些涉世之初的年輕人，當你們每一次麵對物質利益的時候，你們所開出的，是否也是自己良心的處方呢?

良心的處方，是天底下最珍貴的處方，也是最平凡的處方。哪怕我們一無所有，我們還是可以驕傲地開出它。良心的處方，救助了病人，也幫助了自己。帶著它上路，我們收獲的不僅是一棵小樹，而是整片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