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小平
1662年4月裏的一天，已經無法知道確切的日子了，英王查理二世迎娶了葡萄牙布拉幹薩王朝的凱瑟琳公主。春草葳蕤，春花怒放，正是海洋性溫帶闊葉林氣候的英國一年中最好的時候。公主的嫁妝史無前例的豐盛，葡萄牙一次性給了英國200萬金克魯紮多（“克魯紮多”是舊時葡萄牙發行的一種金幣或銀幣，背麵刻有十字架圖案）。同時，葡萄牙還把摩洛哥的丹吉爾港、印度的孟買等殖民地，也都給了英國。不過這些對於我們來說，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凱瑟琳公主豐盛的嫁妝中，有一個裝飾精美的小匣子，裏麵裝著的是神秘的黑色葉片。
就是這樣一個小匣子，改變了英國人的生活方式。
而在遙遠的東方，無論是剛剛建立起來的大清，還是行將滅亡的晚明，對此都還渾然不覺。
1662年是清康熙元年，南明永曆十六年，廣袤的中華國土還處在改朝換代的混亂之中。但來自中國福建武夷山的紅茶仍漂洋過海，源源不斷地進入葡萄牙和荷蘭。這是歐洲飲茶最早的兩個國家，在凱瑟琳公主嫁入英國王室之前，英國人並不飲茶，更沒有喝“下午茶”一說。但查理二世是在荷蘭的首都長大，喜歡上了飲茶。早年他父親查理一世被克倫威爾處死後，他被迫流亡荷蘭，1658年克倫威爾去世，英國政壇陷入混亂，查理二世1660年從多佛登陸，回到了倫敦，於1661年4月加冕。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很大程度上助長了他耽於享樂和及時行樂的習氣。曆史上他被他的子民稱為“快活王”或“歡樂王”，個性張揚，隨心所欲，而且極度好色，情婦無數。雖然王後凱瑟琳沒有為他生育子女，他卻和情婦們至少育有14個私生子。想象一下，在漫長而寂寞的後宮歲月中，凱瑟琳公主的大部分時間，應該是靠喝“下午茶”來消磨。
“下午茶”一詞就這樣出現了。
從西方大航海時代開始，紅茶就從中國走向歐洲，而受凱瑟琳公主的影響，紅茶很快就風靡於英國貴族圈子，並最終演化出喝“下午茶”這一典雅端莊的社交儀式。茶壺、茶盞、糖罐、甜點、奶油和奶酪、環境與布置，都是“下午茶”的重要元素，也是英國上流社會的一種展示。在異國他鄉，在寂寥的午後，凱瑟琳沉浸於“下午茶”所營造的懷舊氛圍，對查理二世的風流韻事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如果伉儷情深，或是有幾個孩子，她會不會還沉溺於“下午茶”的慵散奢靡之中？“下午茶”還會不會借王室之手風靡英倫乃至大半個歐洲？但曆史沒有如果，隻有結果，而這結果往往起始於偶然。《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記載：“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茶葉在英國的銷售量增加了400倍。英國本土，歐洲、美洲的全體英國人，不分男女老幼、富貴貧窮，每人每年平均需要1磅以上的茶葉。茶葉已經成為英國各級社會人士的生活必需品，而當時隻有中國出產茶葉。所以，英國急於與大清帝國建立外交關係，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確保英國必不可少的茶葉供應，削減英國巨大的貿易赤字等。為此，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由，於1792年，即乾隆五十七年向清王朝派遣了由特命全權大使、資深外交官喬治·馬戛爾尼勳爵率領的，包括軍事、測量、繪畫、博物、航海等各方麵專家，以及海軍官兵在內的600多人的訪華團。”
為了討好清帝國，英使為乾隆爺奉上的壽禮異常豐厚，其中包括英國當時最先進的科技產品，並請求在北京設立大使館。當時，歐洲主權國家之間互派常駐外交使節已經成為常態。但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語言障礙，清政府竟然沒有一個懂英語的，英國在北京建立大使館的計劃及通商的要求遭到了拒絕。乾隆在給英國國王的回信中自稱“天朝”，稱在北京設立大使館不符合“天朝定製”，錯過了一次重大的曆史機遇。四十年後，大清帝國的國門被大英帝國的炮艦轟開。
曆史的背後潛藏著無數改變曆史走向的細節。
18世紀中葉，英國對茶葉開始征收119%的高額關稅，導致茶葉走私猖獗。來自荷蘭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船隻把茶葉偷運到英國沿海地區，走私茶的數量幾乎與合法進口茶的數量差不多，造成英國茶稅大量流失。為了追逐高額利潤，走私犯們向茶葉裏摻假，如鋸末、柳樹葉、甘草、黑刺李葉等，甚至把已經飲用過的茶葉曬幹之後，重新添加到新鮮的茶葉裏。直到1784年英國把茶葉關稅從119%降到12.5%，茶葉走私活動才宣告結束。
19世紀初，英國進口的茶葉仍然100%來自中國，長期占據茶葉進口第一大國的地位，直到1997年被俄羅斯所超越。
在17—18世紀的歐洲，紅茶作為“華麗社交”飲品的標識十分著名。但祁門紅茶沿蜿蜒曲折的徽道，越過重洋進入英倫三島，應該是在1875年之後，這一年胡元龍39歲，餘幹臣生卒年不詳，想來也已經人到中年。2017年，我在祁門、東至一帶拍攝紀錄片《茶與禪》，兩地關於“祁紅”的創始人是胡元龍還是餘幹臣，爭得很厲害。祁門人說是祁門縣南鄉的胡元龍，東至人說是至德縣堯渡街的餘幹臣，各不相讓，據理力爭。“至德”是“東至”的前身，1959年5月，至德和東流兩縣才合並為東至縣。但這又有什麽可爭吵的呢？不論誰是創始人，在1875年這個時間點上，“祁紅”已橫空出世，並且很快就名揚四海。
1875年早春，在福州府當著九品稅課小吏的餘幹臣，帶著仆從，挑著行李，走進至德縣的堯渡街。夕陽西下的時刻，堯渡老街的石板路及路兩邊的街鋪，都籠罩在餘暉之下，讓餘幹臣倍感心安。這是回到故鄉皖南的第一座縣城，背井離鄉七八個年頭，真有幾分“近鄉情更怯”之意，何況自己這趟回來，又是以“革員”的身份。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日本侵占台灣，清政府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辦理海防，餘幹臣隨行。而餘母恰在這一年去世，因未能按照吏部規定返鄉“丁憂”三年，餘幹臣遭人舉報，被革職“永不敘用”。按說那個芝麻稅務官也沒啥可留戀，但是同僚的背後插刀讓他心灰意冷，從此絕了仕宦之念。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茶葉出口口岸——福州口岸的稅務官，餘幹臣深知紅茶市場的廣闊，於是他沒有回家，而是在靠近擊壤橋邊的下街頭，租了一個兩進三開間的鋪麵，仿照“閩紅”製法，開了一家紅茶莊。2017年初冬，午後的慵閑時光，我和攝製組一行，進入據說曾是餘幹臣紅茶莊的百年老鋪，屋主人拿出一個百年前的老布袋，將上麵的“字號”指給我看。不清楚是不是餘氏後人，也不清楚是同宗還是旁係，但經歲月浸染的老布袋非常具有“代入感”。
如果餘幹臣不革職還鄉，紅茶的曆史該怎樣書寫呢？
但祁門人不這樣認為，沒有餘幹臣怎麽了？沒有餘幹臣，胡元龍獨坐“祁紅”江山！胡元龍幼讀詩書，兼進武略，年方弱冠便以文武全才聞名鄉裏，18歲辭“把總”職，在老家貴溪村的李村塢築五間土房，植四株桂樹，名“培桂山房”，從此一心一意墾山種茶。清光緒以前，祁門隻產安茶、青茶，不產紅茶。1875年胡元龍籌建“日順茶廠”，請寧州師傅舒基立按照“寧紅”製法試製紅茶，被祁門人奉為“祁紅”的創始人。
好了，現在我們知道了，在1875年這個時間節點上，餘幹臣和胡元龍同時出現。
“祁紅”主要產於安徽的祁門、東至、貴池、石台、黟縣，以及江西的浮梁一帶，而以祁門貴溪至曆口這一區域所產最為經典。“祁紅”鋒苗秀麗，色澤烏潤，俗稱“寶光”，帶有蜜糖的香味，上品“祁紅”甚至蘊含蘭香，似花、似果、似蜜，國際上稱之為“祁門香”，獨一無二。不知為什麽，在國際紅茶市場上，日本人稱它為“玫瑰”。1892年，在“祁紅”誕生的第十七個年頭，《牛津英語大詞典》裏新增了一個詞語，即keemun black tea，並且一直沿用至今。
（潘小平，安徽省散文隨筆學會名譽會長、安徽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