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個人的品德，孔子強調仁和義，尤其是仁。義者宜也，即一個事物應有的樣子。它是一種絕對的道德律。社會的每個成員必須做某些事情，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個人遵行某些道德，是為了不屬於道德的其他考慮，即便他所做的客觀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仍然是不義。用孔子和後來的儒家常用的一個貶詞來形容，這是圖“利”。儒家認為“義”和“利”是截然相反的。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後來的儒家常常強調“義利之辨”，認為這是道德學說中最重要的一點。
“義”是一種觀念形式的規範，“仁”的觀念則具體得多。一個人在社會裏行事為人，有他應循的義務，那是他應該做的。但是這些義務的本質應當是“愛人”，即“仁”。為父之道就是由愛子之心出發去對待兒子，為子之道就是由愛父之心出發去對待父親。《論語·顏淵》篇中記載：樊遲問仁，孔子回答說：“愛人。”一個人必須對別人存有仁愛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會責任。因此，在《論語》裏，孔子用“仁”這個字時，有時不是僅指一種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這便是“仁人”一詞的含義。在這場合下，“仁”的含義是“品德完美”。
##3忠 恕
《論語·顏淵》篇裏記載，仲弓問仁，孔子回答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雍也》篇裏還記載，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因此，仁的實踐包含了為人著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句話說，“己之所欲，亦施於人。”這是“仁”的積極方麵，盡己為人謂之忠。“仁”的含義並不僅是“己之所欲，亦施於人”，還有另一方麵“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兩方麵合起來，稱作“忠恕之道”，孔子認為，這就是把仁付諸實踐的途徑，也就是孔子所說的“仁之方”。
後來，有的儒家把忠恕之道稱為“絮矩之道”，意思是說，以自己作為尺度來規範自己的行為。《禮記》中有一章《大學》，匯集了公元前三世紀到前二世紀，儒家的一些著述，其中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絮矩之道。”
《禮記》中還有一章《中庸》，傳說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其中第十三節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上述《大學》的段落著重講的是一個人本著“忠”和“恕”的原則做人時，怎樣由人及己，懂得所不當做的方麵；引自《中庸》的段落著重講的則是一個人本著“忠”和“恕”的原則做人時，推己及人，怎樣主動去做。無論是哪種情況，用以衡量自己行為的準則，都出乎自己，而不在於別人。
“忠”和“恕”的做人原則也就是“仁”的原則。因此，一個人按“忠”“恕”行事為人，也就是“仁”的實踐。這種實踐引導人去完成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其中就包含了“義”這種為人的品質。因此，“忠”和“恕”乃是人的道德生活的開頭，也是它的完成。《論語》中，孔子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裏仁》)
每人內心都有衡量行為的一把尺(絮矩)，隨時都在使用它來衡量別人和自己。實踐“仁”的方法就是這樣簡單。因此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