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羲之（303—361年，一作321—379年），字逸少，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後遷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晚年隱居剡縣金庭，東晉時期著名書法家，有“書聖”之稱，與其子王獻之合稱為“二王”。
在王、謝兩大家族中的一眾王家子弟裏，王羲之的功業、地位其實並不是很突出，曆任秘書郞、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後為會稽內史、領右將軍，在魏晉的“九品中正製”的特殊選拔製度下，他這些職位，還不足以比肩其他人，以至於史書上都沒有記下他的生卒年，至今仍不能確定，在《古文觀止》的一係列作者中，這種情況並不多見，尤其是到了魏晉時代。但是，這不影響他的名氣之大。他的書法，還有他一生中經曆的那些故事都足以讓他名垂千古。
在王羲之的那些故事中，很多當時的名門望族子弟，都友情出演，做了他的背景。比如“東床快婿”裏的那些王家子弟，又如他的堂伯父丞相王導、堂伯父大將軍王敦，再如好友丞相謝安，大名士周 （左豈右頁）、支道林等，東晉一朝的風流人物，幾乎與他都有交集。有這些名人背書，想不出名，難呀！
更重要的是，他的書法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采眾長，冶於一爐，風格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擺脫了漢魏筆風，自成一家，影響深遠。
在仕途之外，他贏得了更大的尊重。他的一舉一動，比如入木三分、書成換鵝、竹扇題字等，都成為那個時代的風流之舉！
但是，我想說：一篇《蘭亭集序》足矣！
【原文】
永和九年(157)，歲在癸醜，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158)之蘭亭，修禊事也(159)。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160)。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161)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162)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163)。雖趣舍萬殊(164)，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165)。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166)，終期於盡。古人雲：“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167)，未嚐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168)。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思維式古文解讀】
動魄的不僅僅是書法——《蘭亭集序》
353年的這篇《蘭亭集序》非常出色，當然，我們也知道這篇文章出色的原因和別的文章是不一樣的，因為它首先是一幅書法作品。“東床快婿”王羲之作為書聖，他的書法出神入化，“飄若浮雲，矯若驚龍”。他的文章多是因為書法而聞名。
這是很多人的共識。
一
353年的春天似乎有點不一般，那是在真正的江南之春，“雜花生樹，草長鶯飛”的時刻，有一支隊伍聚集到會稽山陰的蘭亭，王羲之核對過具體的人數，一共41個人。當時在座的人大概也沒有想到，他們的這次原本因為祭祀而舉辦的普通聚會，竟然會成為一件大事，此後的很多年，人們還會提起。曆史的偉大力量在於我們的一次偶然行為，隻要踩對了節點，就會成為裏程碑，而裏程碑上的人，一不小心就成了一個時代的印記。小小蘭亭，天大文章。
王羲之就在這群人中，有可能還是孤獨的。為何孤獨？
莫急，我們需要娓娓道來。
這個派對，我們可能沒有什麽概念，但是古人卻覺得其樂融融。“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王羲之就是這樣描述這次聚會的。言語不多，但是韻味十足。
曲水流觴，本是傳統習俗，後來發展成文人墨客詩酒唱酬的一種雅事。夏曆的三月上巳日，人們舉行祓禊（fúxì）儀式之後，大家坐在河渠兩旁，在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順流而下，停在誰的麵前，誰就取杯飲酒，意為除去災禍不吉。南朝梁吳均在《續齊諧記》中曾經大膽地推斷：“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雲：‘羽觴隨流波’。”也就是說，天地為席，一道流水，若幹酒杯，兩排列坐的人，就構成了一場氣氛輕鬆、雅趣十足的大型活動，這裏沒有燈光，不需要舞樂，一個眼神，幾聲說笑，如是而已。東晉士人的那種清修雅致，宛如三月清風，沒有妖冶，隻有素樸。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在天氣清爽的情況下，吹吹風，看看天，想想宇宙，談談人生，讓內心的感情來微調生活，讓大自然過濾塵俗，這才是本次聚會的主旋律。
王羲之在《蘭亭集序》裏講了兩種人生之樂，他說人與人相互交往，很快便度過一生，靠的就是這兩種樂趣：有的人在室內暢談自己的胸懷抱負，有的人寄托情懷於自己所愛好的事物，放縱無羈地生活。雖然各有各的愛好，安靜與躁動各不相同，但當人們對所接觸的事物感到高興時，竟然不知道衰老將要到來。
不過，一旦放開心情，看著這宇宙天地的無窮，萬事萬物的美妙和諧，人自然就想到了世俗的快樂，而世俗的快樂一旦結束，這些美好體驗所引發的興盡悲來，立刻就成為對人生的留戀、對死亡的恐懼，以及無法麵對生死的那種困頓，凝聚成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慨與憂傷。原因也很簡單：“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很多人都有暗自神傷的時刻，盡管能在快樂中忘記一切，但終究還是要醒來麵對現實。這時，才知道生死才是人世間最大的事情。
古人雲：“死生亦大矣。”王羲之雲：“死生亦大矣。”這就是王羲之對生死的態度，好好活，好好過，有意義，有價值，不能白來世上一遭。
然而，那個時代的人是怎麽談論生死的呢？“一死生，齊彭殤”這六個字的意思是死生無區別，本來就是一樁事；壽命長短有何異，人生得失須看穿。要知道，晉朝人對道家的研究已經接近極致，而道家的思想，充滿了生與死的辯證。這六個字，就是道家的精要。既然生生死死、壽命短長都無所謂了，那麽人生在世，何必奔忙勞苦，何必奮爭進取，不如談天說地，了此一生。就這樣的一個風氣，形成了魏晉的清談之風。《古文觀止》的作者吳楚材、吳調侯叔侄二人都禁不住說：“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隻為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實效。一死生而齊彭殤，無經濟大略，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餘病。”
一般人有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這三觀，而王羲之有生死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宇宙觀這五觀。隻不過他的五觀與當時很多人的五觀壓根兒就不一樣，這些人與我們今天的很多人一樣，努力進取，即便有時分不清理想與欲望。那就是說，王羲之的觀點“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自然少有應和。不過吳氏叔侄說：“但逸少曠達人，故雖蒼涼感歎之中，自有無窮逸趣。”他們用這種方式為王羲之打氣，可見他們也讀出了王羲之的孤獨。這孤獨也許就像蕭敬騰的一句歌詞：“城市裏車水馬龍，我卻一個人徘徊。”
所以，沒有誌同道合之士，我們看到的王羲之是孤獨的。
二
那我們是不是都站在王羲之這一邊？也未必。
魏晉人喜歡談玄論道，討論生死。他們非常享受生活，又懂得與自然和平相處，他們非常有個性，有時候個性還非常張揚。比如建安七子，比如竹林七賢，大家見識過了嵇康、阮籍、劉伶這樣的人物，估計對他們已經大體有了印象。嵇康，曹操的曾孫女婿，天下一等一的學者、音樂家，每天跑去打鐵；阮籍，世胄大家，要麽喝酒喝個半死，一醉六十天，要麽坐車漫無目的地閑逛，路窮而哭；還有劉伶，整天搞行為藝術；等等。
對待生死，他們的藝術感就更強了。這裏先說他們崇拜的一個故事：莊子鼓盆。
莊子的妻子死了，惠子（惠施）前往莊子家吊唁，隻見莊子叉開兩腿，像個簸箕似的坐在地上，一邊敲打著瓦缶一邊唱著歌，好像在說：“我老婆終於死了！”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們的夫妻關係早已破裂。莊子的好朋友惠子，也就是曾經和莊子為了一條魚是否高興發生爭論的那個人，他就這樣想，他說：“你的妻子和你一起生活，生兒育女直至衰老而死，你不哭泣也就算了，竟然敲著瓦缶唱歌，不覺得太過分了嗎！”
莊子說：“不對，我妻子初死之時，我怎能不感慨傷心呢！然而想到她開始原本就不曾出生，不僅不曾出生而且本來就不曾具有形體，不僅不曾具有形體而且原本就不曾形成氣息，夾雜在恍恍惚惚的境域之中，變化而有了氣息，氣息變化而有了形體，形體變化而有了生命，如今變化又回到死亡，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運行一樣。死去的她將靜靜地寢臥在天地之間，而我卻嗚嗚地隨之而啼哭，自認為這是不能通達天命，於是就停止了哭泣。”（《莊子·至樂》）通俗地說就是，莊子認為妻子先行一步是天道的要求，妻子死去，相當於又回歸了自然，這是他羨慕的。所以在這個時候，他怎麽會悲傷呢？他用擊盆的方式來慶祝，為他妻子祝福，這就是莊子。
而這樣的莊子，就是包括王謝子弟在內的魏晉士人的偶像。
不過，很少有人去想為何會這樣。
漢末到兩晉，這個世界告訴人們什麽道理呢？生命不確定，生命如螻蟻。魯迅先生說，封建社會是一個吃人的社會，此言極是。在戰爭當中，自以為能掌握命運的人們發現個人是那樣無力，他們內心自然會產生“人生一場空”的悲哀。
哪怕是沒有戰爭的時候，由於漢末到東晉之間頻繁地改朝換代，夾在其間的人，尤其是士人，誰都無法保證自己的生命到底由誰主宰。這些士人作為時代的精英，擁有時代最多的資源與最大的力量，命運卻是這樣不確定，所以，心情可以理解。朝不慮夕，人命危淺，世事無常——本來是佛家的一些理論，竟然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僥幸活下來的人，經過這一場場驚嚇，神經被折磨得脆弱不堪，死亡最容易摧毀在死亡邊緣而不死的人的意誌。比如俄國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經到達刑場，沙皇下令殺死他，槍響了，經曆了各種人生的掙紮，準備求得解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睜開眼，他發現身邊的人都死了，而他沒有死——劊子手按照沙皇的命令，放的是空槍。結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一個生者，從此崩潰了，餘生都活在痛苦的陰影中。相類似地，《古詩十九首》中的士人，無論如何策馬，如何宴樂，調子卻總是悲涼的，其原因也在這裏。“生命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王羲之自己也無法否認這種感慨，他說：“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他的感覺也是“豈不痛哉”。這種悲涼與無力感，是很多時代的共性，隻不過魏晉時代每天都有這樣的案例，所以魏晉人故意把生死等同，故意忘記生命短長的區別，隻不過是為了在今生的世界裏不日日斷腸。
可見，魏晉人喜歡談玄論道、討論生死很正常，世人皆有這樣的憂思。
不同的是，它不等同於墮落。
有些魏晉士人也許沒為國家做出太多的貢獻，也沒有崛起的意誌，不再像儒士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因為他們的奮爭沒有根本地改變什麽，反而使自己陷入一種對命運更深刻的懷疑之中。就像在沼澤裏，不掙紮，還能多呼吸幾口空氣，一旦掙紮了，反而很快就會沉沒。換句話說，他們沒有重整山河的想法和精神動力。
但是這幫“廢青”，也不會像他們的祖先那樣汲汲於富貴和名利，生死都是無關緊要的事情，那麽名利又有何幹呢？所以即使在王謝這種權貴家族，有些人過得也異常樸素，甚至對財富金銀不屑一顧。在九品中正製的時期，他們中的很多人一出生就天然占有了很多東西，但還是有人學會了放下，這是後世很多時代都無法做到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魏晉士人淡化了物質，強調了精神的追求、信仰的滿足，這是曆代少有的一種盛況。魏晉時代的自覺、反省，是要解決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要到哪裏去的係列問題，還沒有一個朝代能問出這麽深刻的問題。這場集會的人問了，更重要的是，“少長鹹集”，很多孩子也成為這場精神運動的參與者，忘情、凝神地去參加討論。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才感覺到另一重詫異：為何漢末到兩晉，明明是一個亂得不得了的時代，卻成了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時代之一？
在儒家、道家、釋家合流的東晉，人們在鮮血與刀影中，在生命的困頓與無常中，隻要有片刻的安寧，也要回歸一種正常的思考，那就是對人自身的思考。張揚的個性壓倒了厚實的集體主義，朝廷的宣傳教化對他們來說是空前無力的。他們釋放了自己，燃出自己的熱度，照亮天下和宇宙。
人不接觸生死，就很難去專門考慮自己是如何存在的。回看“一生死，齊彭殤”，如果能像彭祖一樣活800歲，我也不羨慕；突然逝去，我也不悲傷。這些看似消極的東西，在一個特殊的時代裏麵，依然能夠淨化人心，讓人們對功利和世俗敬而遠之，獲得一次自我進化和覺醒，看到人自己該是什麽樣子的，也算給民族樹立了一個標杆，填補了空白。
在《蘭亭集序》中，我們最起碼清楚地看到了那個時代應該具有的兩種影像：一種是積極有為；另一種是淡泊名利，回歸自我。王羲之反對沒有意義的生命，但是對生命的意義，人們有不同的定義。所以，讚同或反對王羲之都是一種思考的態度。
當然，就這篇文章而言，它告訴我們，有這麽一群人，在永和九年春，做了一個宣言：
在今世的天地，活出彼世的光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