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拉夫列茨基照例在卡裏金家閑坐。經過酷熱難熬的一整天後，傍晚變得清涼宜人，瑪麗婭·德米特裏耶芙娜雖然討厭穿堂風，卻也難得她把麵向花園的窗戶全打開，宣告晚上不打算打牌了，說這麽好的天氣還打牌，簡直是暴殄天物，應當好生領略大自然的美景。隻有潘申一個客人。他為這良辰美景所感染，但又不願當拉夫列茨基的麵唱歌，出於藝術靈感的衝擊，於是轉而朗誦詩歌：幾首萊蒙托夫的詩(普希金的詩當時還未及再度風行於世)朗讀得很好，隻是過於作做，細膩得有點多餘，忽然間他仿佛對自己真情的直露感到害羞，便拿《詠懷》這首著名的詩加以發揮，開始就最新的一代人發出責難，同時他又不失時機地表述自己的觀點，說什麽如果他大權在握，就會按他的旨意力挽狂瀾。“俄國，”他說，“已經落在歐洲的後麵；需要迎頭趕上。人們正在說服我們相信自己還年輕，真是胡說八道!況且我們缺乏創造性。霍米亞科夫本人也承認我們連捕鼠器也發明不出來。因此，我們沒有辦法，需要借鑒別人。萊蒙托夫說我們有病，——我同意他的觀點；然而我們有病，是因為我們身上隻有一半歐洲血統；我們越是傷害自己，就越需要治療(“Le cadastre，”拉夫列茨基想)。”“我們，”他繼續說道，“具有優秀的人物(les meilleurestêtes)，他們早已確信這一點了。實質上所有民族都是一樣的。隻要有好的機製，就可高枕無憂。人民的實際生活看來是可以適應的；這才是咱們要做的事，才是在職工作的人們……(他幾乎要說‘國家棟梁之材’了)要做的事。不過請別擔心，在需要的時候製度會改造日常生活本身。”瑪麗婭·德米特裏耶芙娜大為所感，隨聲附和著。“看，”她想道，“在我們家一吐為快的這個人是多麽聰明。”麗莎靠在窗上一言不發；拉夫列茨基也沉默著。瑪爾法·季莫菲耶芙娜在角落裏和自己的女友打紙牌，自言自語地咕噥著。潘申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他說話得體，心裏卻暗自懊惱著，似乎他咒罵的不是整整一代人，而隻是幾個他熟悉的人物。第一聲夜鶯報晚之後，拉夫列茨基起立反駁潘申的論點。挑起了爭論。拉夫列茨基堅決維護俄羅斯的青春和獨立，他把自己和自己的一代作為犧牲，但為新一代人，為他們的信念和意願作辯護。潘申聲色俱厲地予以駁斥，宣稱聰明的人能改造一切，他妄自尊大到難以置信的地步，居然不顧宮廷侍從官的身份和仕途的前程，稱拉夫列茨基是落後的守舊派，甚至暗示——當然是十分含蓄的——他在社會上的地位是虛假的。拉夫列茨基沒有大動幹戈，也沒有加大嗓門(他想到米哈列維奇也稱他是落後的——不過是伏爾泰主義者)，沉著地把潘申的觀點逐條駁斥。他向他證明一步到位和不講原則地強行改造都不可能，因為無論關於祖國的知識，還是對於理想，哪怕是反麵的理想的真正信仰都未曾證明其正確性；他還用自己所受的教育為例，要求首先要承認人民的真理並向這個真理低頭，除此之外沒有什麽方法可以把虛偽根除；最後他也對於輕率地耗費時間和精力的行為進行在他看來是必須的責備。
“您說得都很好，”潘申已非常生氣，終於大聲說道，“您這不是回到俄國了嗎?可您究竟打算怎麽辦呢?”
“耕種土地，”拉夫列茨基回答說，“而且盡最大努力把它種好。”
“這非常值得欽佩，毋庸爭辯，”潘申回答道，“我聽說您在這方麵已大有成就；但是請同意這一點，不是隨便哪一個人都能從事這種工作的……”
“Une nature poétique，”瑪麗婭·德米特裏耶芙娜開始說話，“當然不能耕種土地……et puis，弗拉基米爾·尼古拉依奇，您天生要en grand幹一番事業的。”
這一番話對潘申來說也太過火了。他一時不知該說什麽，談話也便中止了。他試圖把話題轉向美麗的星空，轉向舒伯特的音樂，就是談不下去。最後他建議瑪麗婭·德米特裏耶芙娜一起打紙牌。“怎麽，在這麽美好的夜晚?”她軟弱無力地反對說，但是卻吩咐把紙牌取來。
潘申啪地一下打開一副新的紙牌。麗莎和拉夫列茨基仿佛心有靈犀，兩人都起身不約而同坐到了瑪爾法·季莫菲耶芙娜身邊。他們突然感到兩人都那麽暢快，以致簡直有點害怕兩人待在一起，與此同時他們又感到近幾天內兩人所經受的拘謹局促的感覺消失了，而且一去不複返了。老太太悄悄拍拍拉夫列茨基的麵頰，狡獪地眯起眼睛，有好幾次一麵搖頭，一麵輕輕說道：“你扮演了一個乖孩子，謝謝。”屋子裏又回複到一片沉寂；隻聽見蠟燭在微弱地嘩剝作響，有時有手拍在桌麵上的聲音、一聲驚歎或數牌點的聲音；還有夜鶯底氣十足、嘹亮到大膽的歌聲，宛如一陣波瀾壯闊的聲浪，和著潮潤的涼氣衝入窗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