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
文格漸卑庸福近［2］，不知庸福究何如［3］?常州莊四能憐我［4］，勸我狂刪乙丙書［5］。（莊君卿珊語也。）
［1］己卯，係嘉慶二十四年（1819），是年春作者進京首次參加會試，未中，寫了一組十四首的七言絕句。作者標為“雜詩”，即知詩涉及的麵雜而廣。寫參加會試、拜謁前輩、交友、訪舊址、談論學術等。徂（cú殂）：到，及。有：又。
［2］“文格”句：文章的品格日漸卑下，能為封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便可換來庸福——庸俗的福祿，即升官發財。文格，文章的品格、格調，其高下，與作者本人的品格、思想有密切關係。即為文之目的，是為了反映現實、揭露社會矛盾呢?還是為了阿諛奉承、迎合統治者的需求，作為謀取名利的手段?
［3］“不知”句：不知道這種庸福怎麽樣?是好，還是壞?是幸福，還是災禍?作者雖用選擇問問，實則鄙視這種庸福。
［4］常州莊四：指莊綬甲。龔詩中另有《懷沈五錫東、莊四綬甲》詩可證。莊綬甲（1774—1828），字卿珊，江蘇武進入，是著名今文經學家莊存與的孫子。諸生，考取州吏目。“克承家學，嚐取祖庭遺著次第校刻”，斐然有著述之誌。著有《尚書考異》、《釋書名》和《周官禮鄭氏注箋》等。武進縣，清代屬常州府治，故稱“常州莊四”。莊四，因莊排行第四，故雲。唐人以稱呼對方的排行為尊敬，後代衍此習慣。龔詩文中另有《哭鄭八丈》、《送劉三》、“詩人蕭縣顧十五”（《蕭縣顧椒坪工詩……》）、“虹生十四兄親家年大人侍右”（《與吳虹生書之十二》），均其例證。按莊綬甲嘉慶二十三年（1818）曾應聘在杭州龔自珍家設館授徒。憐：愛。
［5］乙丙書：作者在嘉慶二十年（乙亥）和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兩年中寫的一組政論文章，統稱《乙丙之際著議》，也稱《乙丙之際塾議》，現存凡十一篇。龔自珍在這組雜文裏，通過對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司法、農田水利等方麵的論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醜惡和黑暗，抨擊了封建官僚的昏庸腐朽，宣傳了他變法革新的主張，深刻犀利，所向披靡，是一組具有強烈戰鬥性的文章。他的好友莊綬甲害怕龔自珍會為此遭到封建統治階級頑固派的迫害，建議他將文中鋒芒畢露之處刪掉。但龔自珍謝絕了朋友的好意，並未因此刪改自己這組可能遭來禍害的文章，這充分表現了龔自珍頑強不屈的戰鬥精神。
其五［1］
龐眉名與段公齊［2］，一脈東原高第題［3］。回首外家書帙散［4］，大儒門祚古難躋［5］。（謁高郵王先［6］，座主伯申侍郎之父也［7］，八旬健在，夙與外王父段先生著述齊名［8］。）
［1］戴震是清代著名的哲學家、經學家和文字音韻學家，他的兩位高足是王念孫和段玉裁，兩人在文字、訓詁學方麵均有很高的成就。龔自珍自幼年便從外祖父段玉裁學習文字學。從這首詩裏，我們可窺見他的學術淵源。
［2］龐眉：老人黑白間夾的眉毛，代指老人，此指王念孫（1744—1832），清代著名的訓詁學家，字懷祖，號石臞，江蘇高郵人，著有《廣雅疏證》和《讀書雜誌》。是年王氏已76歲。段公：指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號懋堂，江蘇金壇人，清代著名的文字訓詁學家、經學家。著有《說文解字注》、《經韻樓集》等。李鬥《揚州畫舫錄》：“段玉裁……受業於戴東原，與禦史王念孫齊名。”
［3］“一脈”句：王、段二人均是戴震的高足。東原，即戴震（1724—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皖派經學的奠基者，著名的音韻學家和唯物主義的哲學家。戴氏曾參加編修《四庫全書》，於天文、數學、曆史、地理均有研究，尤擅文字音韻學，長於考證，著有《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水經注》等。高第，此同“高弟”，高足弟子意。按《說文》“第”本作“弟”。
［4］“回首”句：回想起外祖父段玉裁家裏的書籍散失。書帙（zhi蛭），書籍。帙，包書的套子。按：段玉裁卒於嘉慶二十年（1815），其子孫沒有能繼承他的學業。詩中含有龔自珍的惋惜和悲傷之情。
［5］大儒門祚：此指高郵王氏。王氏自王安國始，專以經學課子孫，其子念孫、孫引之、曾孫壽昌等均攻經學，其學術成就，以念孫、引之為最。龔自珍對此頗為稱羨。道光十九年（1839）南歸途中，他曾拜訪嘉興知府王壽昌，並有詩雲：“一脈靈長四葉貂，談經門祚鬱岧蟯。儒林幾見傳苗裔?此福高郵冠本朝。”門祚，猶言家世。躋：登，可引申為攀。
［6］謁（ye夜）：拜見。王先生：即王念孫。
［7］座主：明清時代考中的舉人、進士稱其本科主考官或總裁官為座主，也稱座師。伯申侍郎：指王引之，他曾是龔自珍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浙江鄉試中舉時的座主，龔寫此詩時，王引之官工部侍郎。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號曼卿，清代著名訓詁學家，官累至工部尚書，所著《經傳釋詞》、《經義述聞》最有名。
［8］夙：早先，過去。外王父：外祖父。
其六［1］
昨日相逢劉禮部［2］，高言大句快無加［3］。從君燒盡蟲魚學［4］，甘作東京賣餅家［5］。（就劉申受問《公羊》家言。）
［1］嘉慶二十四年（1819），龔自珍在北京從當時的今文經學家劉逢祿學習《公羊春秋》。《公羊春秋》，即東漢何休（129—182）的《公羊解詁》，這是漢代今文經學僅存的一部書籍。經今、古文學之爭始於西漢末年，相傳秦始皇焚書，典籍散佚，西漢所設的五經博士憑口授，用漢隸文字記錄成經書，因漢隸為當時的文字，故稱“今文經”；漢武帝時，相傳在孔子宅壁中發現了用古籀文寫成的《古文尚書》、《逸禮》等經書，因古籀文為漢以前的文字，故稱“古文經”。經今文學與經古文學，它們對經書的文字音讀、字句含義、篇章、書籍，都各有不同的見解，但這兩派的區別，其實主要並不在於版本和寫書文字的不同，而是反映了當時學術界兩種不同的學術思想。簡言之，古文經學派研究經學主要側重於分析文義，研究章句，為解經而解經，與訓詁之學相近；而今文經學派則主要是闡發書中的“微言大義”。就思想而論，前者較保守，後者較活潑。乾嘉時代，考據學是中麗天日、盛極一時的，它的出現是清王朝在文化方麵實行箝製政策、大興文字獄的消極產物。當時一部分“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知識分子，形式主義地承襲了顧炎武的考據學而把它引向歪曲的道路，發展成為脫離現實、埋頭於故紙堆的煩瑣學派——乾嘉漢學（應當說明，乾嘉學派在學術史上的貢獻是很大的）。鴉片戰爭前夕，國內外矛盾日益加深，社會現實鬥爭發展的要求，促使部分頭腦較清醒的知識分子開始不滿於乾嘉漢學，於是產生了中國學術史上晚清的今文經學派，劉逢祿就是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龔自珍從之學習《公羊春秋》，這對龔氏思想有一定的影響。但他從劉氏學習《公羊春秋》，主要是接受了公羊學說中“三世”、“三統”這一進化的曆史觀，並沒有以自己的主要精力去闡發今文經學的所謂“微言大義”。在清代那個儒學定於一尊的時代，龔自珍隻是以今文經學作外衣或論戰手段，通過談經論史以“譏切時政，詆排專製”，宣傳變革，開創了近代的“經世致用”之學。龔自珍少年就跟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學習許慎的《說文解字》，受過傳統的漢學教育，於文字訓詁之學造詣頗深。但這首詩寫龔自珍師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學，並表示與乾嘉漢學決裂，使自己的學術研究麵向現實、朝著“經世致用”的方向前進。開創了以批判封建專製、宣傳改良變法為主要內容的晚清新的經今文學派。這一學派經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的發揚廣大，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的改良運動。
［2］劉禮部：即劉逢祿，因他作過禮部主事，故雲。劉逢祿（1776—1829），字申受，江蘇常州人。少從外祖莊存與、從舅莊述祖學，精於公羊春秋。逢祿以何氏《公羊解詁》為主，創通條例，貫串群經，造詣頗深，著有《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是晚清今文經學複興初期的經學大師。
［3］快無加：異常高興。
［4］“從君”句：表示自己今後要與“漢學”決裂。蟲魚學，韓愈《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詩：“《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爾雅》是我國漢代一部有價值的訓詁書。其中有“釋蟲”、“釋魚”的內容。後代多以蟲魚學代指瑣屑考訂的考據學。
［5］“甘作”句：甘心當公羊學派。按：龔自珍隻是把公羊學作為他議論時政的外表和論戰手段。東京，今洛陽，曾是東漢都城，故借指東漢。賣餅家，《三國誌·魏誌·裴秀傳》注引《文章敘錄》謂嚴斡（東漢人）：“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這裏指公羊學。
其八
偶賦山川《行路難》［1］，浮名十載避詩壇［2］。貴人相訊勞相護［3］，莫作人間清議看［4］。（謝姚亮甫丈席上語［5］。）
［1］《行路難》：古樂府雜曲歌辭名。其內容多寫世路艱難和離情別意，原為民間歌謠，後來經文人擬作，采入樂府。按：龔自珍現存詩集中並無題為《行路難》之作，這裏是泛指反映社會現實和人生艱苦之作。
［2］“浮名”句：作者的“詩編年始嘉慶丙寅”，即嘉慶十一年（1806），至寫此詩時（嘉慶二十四年，1819），約十三四年。“十年”為其整數。避詩壇，大約是不願與當時詩壇上的文士爭名鬥勝之意。
［3］貴人：這裏指姚祖同等人。
［4］“莫作”句：為怕龔詩觸犯時怒，故作辯護之詞。清議，社會輿論。顧炎武《日知錄·清議》：“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幹戈至矣。”
［5］姚亮甫（1762—1842）：名祖同，字亮甫，錢塘（今杭州）人。乾隆甲辰召試舉人，曆官內閣中書、鴻臚寺少卿、安徽巡撫、左副都禦史等。
其十［1］
荷葉黏天玉蟲東橋［2］，萬重金碧影如潮［3］。功成倘賜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簫［4］?（玉蛛橋馬上戲［5］。）
［1］這首詩可以看出詩人喜愛荷花的性格特點，我們把它和《夢中述願作》中所寫的“他身來作水仙王”聯係起來讀，便知詩人愛荷，並非單純欣賞其天姿美色，而是喜愛荷花出於汙泥而不染的高潔品格。
［2］“荷葉”句：玉蛛橋，全稱金鼇玉蛛橋，在北海南端，團城是它的橋堍，為一座白色大石橋，跨過三海，像一條玉龍，故名。嘉慶草間人《竹枝詞》雲：“團殿西行一望遙，蓬瀛仙境水迢迢。蓮花北海通南海，且上金鼇玉蛛橋。”（見《清代北京竹枝詞》）。橋的兩邊是北海和中海。詩人騎馬立於橋上，居高臨下，俯視三海，在浩瀚的水麵上一片碧荷，遠處海、天相接，故雲“荷葉黏天”。
［3］“萬重”句：橋的兩邊是北海和中海，陽光映射在三海碧波之中，如萬片金色的魚鱗，在不停地動**，複配以參差的碧荷，故雲。
［4］“功成”二句：意為功成告退，隻要有荷花為伴即可，何必一定居杭州湖上呢?湖山，此指詩人家鄉杭州。龔籍隸仁和，而家實住錢塘，故詩人有“家住錢塘四百春”之句。錢塘（與仁和同屬杭州府治），是著名的湖山之地。他另有“迢遞湖山赴夢魂”（《夜直》）、“生死湖山全盛時”、“小別湖山劫外天”（均見《己亥雜詩》）可證。理故簫：張祖廉《定盒先生年譜外紀》雲：“童時居湖上，有小樓在六橋幽窈之際，嚐於春夜，梳雙鬢鬢髻，衣淡黃衫，倚闌吹笛，歌東坡《洞仙歌》詞，觀者豔之。”
［5］戲占（zhàn戰）：戲作，占，口頭吟作。
其十二［1］
樓閣參差未上燈［2］，菰蘆深處有人行［3］；憑君且莫登高望［4］，忽忽中原暮靄生［5］。（題陶然亭壁［6］。）
［1］這是作者嘉慶二十四年（1819）遊覽陶然亭的詩。詩人觸景生情，借景寓意，從暮色悲涼的景象中，抒發了自己替危機四伏的祖國擔憂的心情。
［2］參差（cēn岑陰平吃）：此為高低錯落。
［3］“菰（gǖ姑）蘆”句：意中暗喻社會的不安定。菰，水生植物，高五六尺，一名茭。蘆，蘆葦。
［4］憑：請。
［5］“忽忽”句：迷茫一片、恍惚無定的祖國大地已隱現出令人憂慮的暮景。暮靄（ǎi矮），傍晚出現的一種似霧如雲的昏暗景色。此句可與“夕陽忽下中原去”（《夢中作》）、“蕭蕭黃葉空村畔”（《己亥雜詩·白麵儒冠已問津》）句意互參。
［6］陶然亭：在北京陶然亭人民公園內。相傳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清政府工部郎中江藻出錢所建，故又名江亭。江藻在原來的慈悲院古廟內蓋了三問西廳房，摘取自居易的詩句“更待**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意，名為陶然亭。是當時士大夫遊覽之地。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陶然亭，在右安門、安踞高阜上，本為文昌閣。院中廊宇四周開窗，俯臨郊原，萬葦一碧，為夏日宴飲之地。當年諸文士尤喜流連於此。又名錦秋墩，南望南西門（“右安”俗稱）女牆，近在眉睫間。又名江亭，康熙間工部郎江藻所建。”
其十三
東抹西塗迫半生［1］，中年何故避聲名?才流百輩無餐飯，忽動慈悲不與爭［2］。
［1］東抹西塗，亦作“東塗西抹”。唐代薛逢晚年宦途失意，曾策瘦馬赴朝，恰值新進士列隊而出，前導責薛逢回避，逢笑，遣人答道：“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事見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本以婦女裝飾為喻，說自己當日也曾憑文章取進士。後來用為自己寫作和繪畫的謙詞。這裏亦為此意。
［2］“才流”二句：數以百計的才士們連吃飯的位置都沒有，我忽動了慈悲之心，不同他們爭奪這碗飯了。
其十四［1］
欲為平易近人詩，下筆清深不自持［2］。洗盡狂名消盡想［3］，本無一字是吾師［4］。
［1］龔自珍主張寫詩要平易近人，但往往下筆不能自持。所謂“清深”，這裏不單純地是指一種藝術風格，像他評論彭甘亭的詩歌時所說的“清深淵雅”，而是為了社會批判的需要所形成的一種筆法，其特點是含蓄、曲折、隱晦。詩人不能將揭露社會黑暗、抨擊現實醜惡的詩句表達得很顯豁、很明確，他自己曾陳述其苦衷曰：“第一欲言者，古來難明言。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故隻好“東雲露一鱗，西雲露一爪”，讓讀者費神體味了。所以龔自珍的作品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比較隱晦曲折，這是當時清王朝在文化思想方麵實行鉗製政策的結果。這點如果參照處在國民黨反動派白色恐怖下的魯迅所寫部分雜文隱晦曲折的藝術特點去理解，更可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龔自珍詩歌這一藝術特色的思想意義。此詩可與他的《自春徂秋……得十五首》最後一首詩互參。
［2］清深：清峻深刻。《藝文類聚》卷四九引南朝·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若夫天才卓爾，動稱絕妙，辭賦極其清深，筆記尤盡典實。”不自持：不由自主。
［3］狂名：狂，本是封建頑固派對詩人的攻擊和誹謗。龔自珍在作品中用於自稱，所謂“狂士”、“狂生”、“狂客”、“狂言”、“狂名”，一方麵是挑戰式的回擊，含有憤激之意；另方麵，這裏所謂“狂”，實際上是詩人追求個性解放、思想自由，以及大無畏戰鬥精神的一種表現形式。
［4］本：副詞，本來的意思。一字是吾師：即是吾一字師。一字師，改正一個字的老師。相傳鄭穀改僧齊己的《早梅詩》，將詩的“數枝開”改為“一枝開”，齊己讚服下拜，稱穀為“一字師”（見《唐詩紀事》）。無一字師，即詩文無需改動。這句詩含有作者對自己著作的自信意。對於龔自珍詩文中反封建專製、倡言社會變革的進步內容，封建頑固派極力詆毀，一些守舊之士也勸告他將其作品中的“傷時之語、罵坐之言”刪掉（見王芑孫複定庵書），但龔自珍始終不為所動，而堅信自己的“詆排專製”、“譏切時政”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