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綜合前幾章中所論的結果，去討論古代中國由部落進為王國（後來又進為帝國）的過程中，東西對峙的總局麵。
隨便看一個有等高線的中國地圖，例如最近《申報》出版的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合著的《中國分省圖》，不免覺得黃河下流及淮濟流域一帶，和太行山及豫西群山以西的地域，有個根本的地形差別。這樣東邊的一大片，是個水道衝積的大平原，除山東半島上有些山地以外，都是些一二百米以下的平地，水道改變是極平常的事；若非用人工築堤防，黃河直無水道可言。西邊的一大片是些夾在山中的高地，城市慣分配在河流的兩岸。平漢鐵路似乎是這個東西地形差別的好界線，不過在河南省境內鄭州以下東平原超過平漢線西麵幾百裏，在湖北情形更不整齊了。
我們簡稱東邊一片平地曰東平原區，簡稱西邊一片夾在大山中的高地曰西高地係。
東平原區是世界上極平的大塊土地之一，平到河流無定的狀態中，有人工河流始有定路，有堤防黃河始有水道，東邊是大海，還有兩個大半島在望，可惜海港好的太少，海中島嶼又太少，是不能同希臘比的。北邊有熱、察兩省境的大山做屏障，隻是這些山脈頗有缺口，山外便是直把遼洮平原（外國書中所謂滿洲平原）經天山北路直到南俄羅斯平原連作一氣的無障大區域，專便於遊牧人生活的。東平原本有她的姊妹行，就是遼洮平原，不過兩者中間以熱河山地之限製，隻有沿海一線可通，所以本來是一個的，分而為不斷的兩個了。遼洮平原與東平原的氣候頗有差別，這個差別在初期農業中很有意義的，但此外相同處遠在東平原與任何平原之上。東平原如以地平論，南端可以一直算到浙西，不過南渡淮水不遠，雨量也多了，溪沼也多了，地形與地利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我們的東平原中可有淮南，卻不能有江北。東平原中，在古代有更多的澤渚為泄水之用，因墾地及人口之增加，這些澤渚一代比一代少了。這是絕好的大農場而缺少險要形勝，便於擴大的政治，而不便於防守。
西高地係是幾條大山夾著幾條河流造成的一套高地係。在這些高地裏頭關中高原最大，兼括渭涇洛三水下流衝積地，在經濟及政治的意義上也最重要。其次是汾水區，汾水與黃河夾著成下個“河東”，其重要僅次於渭水區。又其次是伊雒區，這片高地方本不大，不過是關中河東的東麵大口，自西而東的勢力，總要以雒陽為控製東平原區的第一步重鎮。在這三片高地之西，還有隴西區，是涇渭的上遊。有洮湟區，是昆侖山腳下的高地。在關中之北，過了洛水的上遊，又是大塊平的高原了。這大高原在地形上頗接近蒙古高原，甚便於遊牧人，如無政治力量，陰山是限不住胡馬的。在這三片之南，過了秦嶺山脈，便是漢水流域。漢水流域在古代史上大致可分漢中、江漢、漢東三區。就古代史的意義說，漢水是長江的正原，不過這一帶地方，因秦嶺山脈之隔絕，與我們所謂西高地係者不能混為一談。西高地係在經濟的意義上，當然不如東平原區，然而也還不太壞，地形尤其好，攻人易而受攻難。山中雖不便農業，但天然的林木是在早年社會發展上很有幫助的，陵穀的水草是便於畜牧的。這樣的地理形勢，容易養成強悍部落。西高地係還有一個便利處，也可以說是一種危險處就是接近西方，若有文化自中央亞細亞或西方亞細亞帶來，它是近水樓台。
人類的住家不能不依自然形勢，所以在東平原區中好擇高出平地的地方住，因而古代東方地名多叫作丘。在西高地係中好擇近水流的平坦地住，因而古代西方地名多叫作原。
在前四章中，我們把夷夏殷的地望條理出來，周代之創業岐陽又是不用證的。現在若把他們分配在本章的東西區域，我們可說夷與殷顯然屬於東係，夏與周顯然屬於西係。
同在東區之中，殷與夷又不同。諸夷似乎以淮濟間為本土，殷人卻是自北而南的。殷人是不是東方土著，或是從東北來的，自是可以辨論的問題，卻斷乎不能是從西北來的，如太史公所說。他們南向一過隴海線，便向西發展，一直伸張到陝甘邊界或更西。夷人中，雖少皞一族，也不曾在軍事上、政治上有殷人的成功。但似乎人口非常眾多，文化也有可觀。殷人所以能建那樣一個東起遼海西至氏羌的大帝國，也許是先憑著薊遼的武力，再占有淮濟間的經濟與人力，所以西向無敵。
同在西係之中，諸夏與周又不盡在一處。夏以河東為土，周以岐渭為本。周在初步發展時，所居比夏更西，但他們在東向製東平原區時，都以雒邑為出口，用同樣的形勢臨製東方（夏都洛陽說，考見《求古錄·禮說》）。
因地形的差別，形成不同的經濟生活、不同的政治組織，古代中國之有東西二元，是很自然的現象。不過，黃河、淮水上下流域到底是接近難分的地形。在由部落進為帝國的過程達到相當高階段時，這樣的東西二元局勢自非混合不可，於是起於東者，逆流壓迫西方。起於西者，順流壓迫東方。東西對峙，而相爭相滅，便是中國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爭，夷東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爭，商東而夏西。在周之建業，商奄東而周人西。在東方盛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在西方盛時，“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秦並六國，雖說是個新局麵，卻也有夏周為他們開路。關東亡秦，雖說是個新局麵，卻也有夷人“釋舟陵行”，殷人“覃及鬼方”，為他們做前驅。且東西二元之局，何止三代，戰國以後數百年中，又何嚐不然？秦並六國是西勝東，楚漢亡秦是東勝西，平林赤眉對新室是東勝西，曹操對袁紹是西勝東。不過，到兩漢時，東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對峙的形勢自然遠不如三代時之明了。到了東漢，長江流域才普遍的發達。到孫氏，江南才成一個政治組織。從此少見東西的對峙了，所見多是南北對峙的局麵。然而這是漢魏間的新局麵，憑長江發展而生之局麵，不能以之追論三代事。
現在將自夏初以來“東西對峙”的局麵列為一表，以醒眉目。
據此表，三代中東勝西之較少，西勝東之事甚多。勝負所係，不在一端，或由文化力，或由戰鬥力，或由組織力。大體說來，東方經濟好，所以文化優。西方地利好，所以武力優。在西方一大區兼有巴蜀與隴西之時，經濟上有了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驕，是不易當的。然而東方的經濟人文，雖武力太失敗，政治上一時不能抬頭，一經多年安定之後，卻是會再起來的。自春秋至王莽時，最上層的文化隻有一個重心，這一個重心便是齊魯。這些話雖在大體上是秦漢的局麵，然也頗可以反映三代的事。
談到這裏，讀者或不免要問，所謂東平原區，與所謂西高地係，究竟每個有沒有它自己的地理重心，如後世之有關洛、鄴都、建業、汴京、燕山等。答曰：在古代，社會組織不若戰國以來之發達時，想有一個曆代承繼的都邑是不可能的。然有一個地理的重心，其政治的、經濟的、因而文化的區域，不隨統治民族之改變而改變，卻是可以找到的。這樣的地理重心，屬於東平原區者，是空桑，別以韋為輔。屬於西高地係者，是雒邑，別以安邑為次。請舉其說如下：
在東平原區中，其北端的一段，當今河北省中部偏東者，本所謂九河故道，即是黃河近海處的無定衝積地。這樣地勢，在早期社會中是很難發達的，所以不特這一段（故天津府、河間府、深冀兩直隸州一帶）在夏殷無聞，就是春秋時也還聽不到有何大事在此地發生。齊燕之交，仿佛想象有一片甌脫樣的。到了春秋下半，憑借治水法子之進步（即是堤防的法子進步，所謂以鄰國為壑），這一帶“河濟間之沃土”，始關重要。這樣的一塊地方，當然不能成為早期曆史中心的。至於山東半島，是些山地，便於小部落據地固守，在初時的社會階段之下，亦難成為曆史的重心。隻有這個大平原區的南部，即是西起陳、東至魯一帶，是理想的好地方，自滎澤而東，接連不斷地有好些蓄水湖澤，如荷澤、孟諸等，又去黃河下遊稍遠，所以天然的水患不大，地是最肥的，交通是最便當的。果然，曆史的重心便在此地排演。太昊都陳，炎帝自陳徙曲阜（《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曲阜一帶，即空桑之地。窮桑有窮，皆空桑一名之異稱。所謂空桑者，在遠古是一個極重要的地方。少昊氏的大本營在這裏，後羿立國在這裏，周公東征時的對象奄國在這裏，這些事都明白指示空桑是個政治中心。五祀之三，勾芒、蓐收、玄冥起於此地（《左傳》昭二十九及他書），後羿立國在此地。此地土著之伊尹，用其文化所賦之智謀，以事湯，遂滅夏。此地土著之孔子憑借時勢，遂成儒宗。這些事都明白指示空桑是個文化中心。古代東方宗教中心之大山、有虞氏及商人所居之商丘，及商人之宗邑蒙亳，皆在空桑外環。這樣看，空桑顯然是東平原區之第一重心，政治的及文化的。
在東平原區中，地位稍次於空桑之重心的，是。讀如衣，衣即是殷（見《呂氏·慎大覽》高誘注）。殷地者，其都邑在今河南省北端安陽縣境，湯滅韋而未都，其後世自河南遷居於此。在商人統治此地以前，此地之有韋，大約是一個極重要的部落，所以《詩·商頌》中拿它和夏桀並提。商人遷居此地之目的。大約是求便於對付西方，自太行山外而來的戎禍，即所渭鬼方者，恰如明成祖營北平而使子孫定居，是為對付北韃者一般。商人居此地數百年，為人稱曰殷商，即等於稱在殷之商。末世雖號稱都朝歌，朝歌實尚在地範圍，所以成王封唐叔於衛，曰“封於殷虛”（定四）。此地入周朝，猶為兵政之重鎮（看白懋父敦等）。又八百年後入於秦，為東郡，又成控製東方之重鎮。到了漢末，鄴為盛都，五胡時，割據中原者多都之，儼然為長安雒陽的敵手。
在西高地係內，正中有低地一條，即汾洛涇渭伊雒入河之規形長條，此長條在地形上之優點，地圖已明白宣示，不待曆史為它說明。它是一群高地所環繞的交通總匯，東端有一個控製東平原的大出口。利用這個形勢成為都邑，便是雒陽。如嫌雒陽過分出於形勝的高地之外，則雒陽以西經過崤函之固，又過了河，便是安邑。雒陽為夏周兩代所都，其政治的重要不待說（夏亦曾都雒陽，見《求古錄·禮說》）。安邑一帶，是夏代之最重要區域。在後世，唐叔受封，而卒成霸業。魏氏受邑，而卒成大名。直到戰國初，安邑仍為三晉領袖之魏國所都，用以東臨中原，西伺秦胡者。河東之重要，自古已然，不待劉淵作亂、李氏禪隋，方才表顯它的地理優越性。
以上所舉，東方與西土之地理重心，在東平原區中以南之空桑為主，以北之有為次；在西高地係中，以外之雒陽為主，內之安邑為次，似皆是憑借地形，自然長成，所以其地之重要，大半不因朝代改變而改變。此四地之在中國三代及三代以前史中，恰如長安、雒邑、建康、汴梁、燕山之在秦漢以來史。秦漢以來，因政治中心之遷移，有此各大都邑之時隆時降。秦漢以前，因部落及王國之勢力消長，有本文所說。四個地理重心雖時隆時降，其為重心卻是超於朝代的。認識此四地在中國古代史上的意義，或者是一件可以幫助了解中國古代史“全形”的事。
（原載1933年1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