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仲舒出生之前，西漢王朝經過數十年的發展，諸侯封建割據的局麵基本得到控製，中央專製集權的政治體製基本得以確立和逐步鞏固，在黃老政治與民休息的無為思想指導下，人民得離戰國諸侯相爭、楚漢諸強相互殘殺之苦，一個經濟上漸漸由複蘇到繁榮，政治上由分裂到統一的局麵正在慢慢形成。
政治局麵的穩定，經濟生活的繁榮，使漢王朝於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痛下決心廢除了秦王朝不得私藏詩書的禁令。時距董仲舒出生12年。這一禁令的廢除，使得儒家經傳、諸子雜說紛紛重現。加上漢王朝從建國伊始就重視人材的培養與選拔，如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下詔郡國訪求賢才；文帝即位之初（前179年）要求地方政府選賢舉能——這一年正是董仲舒的出生之年。所有這些都誘使當時的富家子弟又埋首經典，追逐於仕祿之途。
董仲舒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登上曆史舞台的。他的早年如同一切富家子一樣，為追求功名富貴而發憤求學。
據比較可靠的傳說，董仲舒在其青少年時代，即已博覽先秦諸子，除專攻《公羊春秋》和陰陽五行學說外，對傳世的儒家經典諸如《周易》、《詩》、《書》等均有深湛而獨特的見識與研究。[1]其學習精神十分刻苦，“嚐乘馬不覺牝牡，誌在經傳”。[2]董仲舒的這種勁頭一直保持到晚年，“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3]對學問的追求達到了如醉如癡的境界。
關於董仲舒的師承淵源，司馬遷、班固都沒有明說而隱約其辭，這大概在當時是不言自明的事。司馬遷與董仲舒是同時代的人，少年時曾從董仲舒問《春秋公羊》學，《太史公自序》等篇中“餘聞董生曰”，便被學者認為是引述乃師董仲舒的話。[4]
司馬遷既為仲舒弟子[5]，其隱約其辭地描述乃師董仲舒的師承淵源線索應該大體可信。在《史記·儒林傳》中，我們可以尋繹出董仲舒《公羊》學的師承脈絡。簡單地說，公羊高為子夏弟子，四傳而至公羊壽，當漢景帝時始與胡毋生著於竹帛。其時，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明於《公羊春秋》，而齊之言《春秋》者又多受於胡毋生。胡與董均以《公羊》名家，且同為景帝時博士。
《漢書·儒林傳》說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似乎二人僅為同事關係。然徐彥《公羊解詁敘疏》則明說董仲舒為胡毋生弟子。當然，不管他們二人是否有明確的師承關係，胡對董有一定的影響既為兩漢學者公認的事實，那麽我們也便沒有什麽足夠的理由可以懷疑。
胡毋生關於《公羊》學的著作今不可見，而董仲舒關於《公羊》學的著作則有《春秋繁露》。這中間是否有什麽因果關係呢？現代著名學者吳承仕推測說：“何休所隱括使就繩墨者，實略依胡毋生條例，則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闕之義蓋本之胡毋生，而尋求歸趣，往往與《繁露》相參。竊意董、胡創通大義，科旨之條已有倫脊，後師轉有附益，至《春秋公羊文諡例》之倫作而集其大成，此約略可知也。”[6]吳氏之說頗有見地，蓋董仲舒勤於筆耕，將胡毋生見解融會貫通，故後人再也難以尋找到胡毋生氏的著作了。
也有人指出：“胡、董兩家家法自別，亦猶齊《詩》、魯《詩》、韓《詩》之類耳。”徐彥稱董為胡毋生的弟子，與《史記》、《漢書》的權威說法皆不合，由此可知徐說之誤。胡、董既非一家，其《春秋》之傳宜各有書。何以戴宏、何休隻言胡毋生著於竹帛而不提及董仲舒呢？曰：“休固承胡毋氏之傳，其詳於本師，宜也。戴宏之師承雖不可考，要其推尊子都，謂其確得子夏之學，則亦承子都之傳者，故亦獨詳本師耳。”[7]要言之，即使董仲舒與胡毋生沒有師生關係，但胡對董的影響——至少在《春秋公羊》學方麵還是十分明顯的。
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似乎有一個規律，那就是大凡名聲顯赫的學者差不多師承都不甚明了。因此，我們無需也似乎不太可能詳細考證清楚董仲舒的師承淵源。
不過，我們知道，由於董仲舒學品兼優，名聲日隆，在漢景帝時便成了博士。這時的博士雖然沒有什麽優厚的待遇，但它畢竟是知識富有的象征。隻是由於此時最高統治者仍然醉心於黃老政治，對儒家學說沒有太大的興趣，因此，董仲舒也沒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大概隻是教書、著述，弘揚儒學而已。[8]
[1]《漢書·韓嬰傳》說仲舒曾與精通《詩》、《易》的韓嬰“論於上前”。
[2]《太平禦覽》840引。
[3]桓譚：《新論·本造》。
[4]《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服虔曰。
[5]但也有人認為司馬遷並不尊奉董仲舒。參見張維華《漢史論集》第15頁，齊魯書社1980年。
[6]吳承仕：《經典釋文敘錄疏證》第118頁，中華書局1984年。
[7]徐哲東：《公羊榷論·胡董第二》。
[8]《漢書·董仲舒傳》：“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然蘇輿《董子年表》認為：“下帷為修學時事，傳序於為博士下，蓋追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