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上諭：曾靜悖亂凶頑，張為幻，從束狡惡狂肆之徒，未有其比。宜若性與人殊，不可化誨。乃今悔悟，從前為邪說流言所蠱惑，痛心疾首，曆曆吐供，自稱“向為禽獸，今轉人胎”等語。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亦無物不可化誨。聖人有言，“信及豚魚”。今以曾靜豚魚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伊著《歸仁說》一篇，奏雲：“此身若在，願現身說法，化導愚頑。倘不能生，則留此一篇，或使凶惡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可見人無智愚賢不肖，無不可感格之人。是以將曾靜《歸仁說》附於各供詞之後，非以其稱功頌德、諂諛而存之也。
【譯文】
皇上諭旨：曾靜違反天道，凶惡頑固，編造謠言擾亂人心，自古以來狡猾狂妄的人，沒有像他這樣狠的。這種性情奸詐不同一般的人，看來是無法教育改悔的。可是如今卻幡然悔悟，認識了以前是被異端邪說所蠱惑，現在能極端痛恨過去，清清楚楚作了招供，自稱“過去是個禽獸，如今才脫胎成人”等話。由此可見天地十分廣大，無所不包，也沒有不可感化的東西。過去聖人說過：“誠信可以達到豬和魚的身上。”
如今曾靜這個連豬魚都不如的東西，也能悔罪自新到這種程度。他寫了一篇《歸仁說》，並且奏告稱：“如果能不死，願意現身說法，去教育開導那些同樣思想愚昧頑固的人；如果按刑法被處死，那麽留下這一篇文章，也許能使同樣凶惡的人，消除他悖逆的念頭。”
由此可見，不論聰明、愚笨或賢明和不肖的人，沒有不可以感化教育的。所以把曾靜所作的《歸仁說》附在各個供詞的後邊，這不是因為他在這篇文章中竭力稱功頌德，阿諛奉承才保存下來的。
【原文】
曾靜著述
歸仁說
聖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無常地，亦無常格。而其德業光輝之周於上下四方，心思運量之通於四海萬世也。乃一皆超於前古，而並非數百年數千年之所嚐有。昔人雲：“非常者，常人之所異。”
竊以為非獨常人，即世俗所震聰明絕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壓服眾論；逞其著述，且可流及遠境。而不足以知聖人之生，與對人之德業光輝，心思運量之迥出前古，則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蓋天之生聖人也，其積氣也極厚，故其備德也極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積之之久，蘊蓄至數百年，而始生一聖人。又數千年，而始生一大聖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積之之久，至數十年，又至數百年，而始生聖子聖孫，並為大聖之子，大聖之孫。此則又聖祖、聖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觀，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種之土，生氣鬱積既久，而一加耕種，收必數倍，嘉穀豈擇地而生，天地於嘉穀亦豈擇地而使之生者，而迥異他夫植。麒麟、鳳凰不必盡出中土，奇珍大貝何嚐不產海濱。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則中國之生聖人，固已氣竭力倦，而循環以出於遠地也，抑何疑哉。況道之在天下無窮盡，無方體。今日與明日不同，此地與彼地各別，本極活脫變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執持捉摸。所貴乎讀書知道者，因時製宜，隨地取中，即其活變之妙，以竭吾權度裁製之精，取吾與古人之同處勘出異，複使吾所處之異者歸乎同，而後與古人五經垂訓之旨合，而後人窮經明理，以定義之大用，斯無窮矣。然而斯義也，昔日扣盤捫龠，以瞽語瞽；桃源醉鄉，由妄踵妄。若不經風霆鼓動，大冶熔鑄，亦無由轉頭開盲，撥雲霧而觀天瞻日。蓋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覺也，抑厚幸矣。
【譯文】聖人的出生是不尋常的，所以他的出生地也是沒有固定的地域，也沒有固定的標準。但是他道德功勳的光輝卻照耀著上下四方，他的思想卻影響到四海和萬代。他的一切作為都超過古人，而且聖人並不是在數百年內或數千年內經常能出現的。過去有人說過：“非常的人，就是和普通人迥異的人。”
我以為不僅是普通的人，即使某些聰明絕世，使世人震驚的人，他們才智出眾，拿他們的智慧，足以壓倒一切輿論而使人感服；顯示他們的著作，也能夠流傳到很遠的後世。但這樣的人也不能說是出現了聖人，能夠與聖人的光輝德業相比，思想影響超過了古人。那麽這種人也屬於凡庸的普通人之列，隻不過是個不安分的普通人罷了。所以上天降下聖人到世上來，他積累的天地靈氣是十分深厚的，所以他具備的德行也必然非常盛旺。拿宇宙來說，天地陰陽之氣和諧，積累很久，蘊蓄至幾百年，才能誕生一個聖人，又經過幾千年，才能誕生一個大聖人，這是不常能夠出現的。拿一個家族來說，必須是祖宗積下很多功德，經過很久，或幾十年，又到幾百年，才能產生聖人的子孫，並且還可能是大聖人的兒子，大聖人的孫子。這都聖明的祖宗應該得到的。
從下邊仰看這聖人的家族，也是世上所不常有的。這好比一片沒有開墾的荒地，它的生氣鬱結了很久，如果一旦開墾出來加以耕種，它的收獲一定比種久了的地多出數倍。茁壯的稻穀難道是隻能選地點生長嗎？天地對於茁壯的稻穀亦豈能限製到所選擇的那塊地裏生長，而和別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嗎？麒麟、鳳凰這些靈禽珍獸，不必都產生在中原，奇珍和大貝豈不常產生在邊遠的海濱嗎？萬物同在一個天地中間，好比一個大的胚胎，或在左邊或在右邊，怎麽能劃分疆界，把它切成二半呢？這樣，在中國出生聖人很多，已到氣脈衰竭的地步，因而循環到邊遠的地方降生，這又有什麽可驚疑的呢？
況且天下的事理是無窮無盡的，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今天和明天不一樣，這個地方和那個地方又有區別。這本是極為靈活易變的道理，是不能讓人用固定不變的模式去認識和套用的。所以真正讀書懂得事理的人，都是因時製宜，隨地按照事物的特點辦事，掌握住事物變化的規律，而順乎規律製訂精當的策略行事。拿我們和古人相同的地方，而從中找出不同的差異；再拿我們所處的不同的情況，引導到相同的地方。然後使自己的認識和古人經書所講的道理相合，這樣才能真正弄明白經書中所講的道理，達到能夠運用經書中的定義，這樣享受到的好處便無窮盡了。然而對待這種定義，不能片麵理解，過去有個傳說瞎子沒見過太陽，僅聽說太陽是圓形，後來摸到一個盤子和竹筒，便以為是太陽了。瞎子把這認識又傳給另一個瞎子。桃源、醉鄉本是神話傳說裏的地方，以妄傳妄，有人便以為是實有其地了。
這種人如不讓他親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風雷鼓動，不讓他靠近巨大的煉鐵爐體驗一下鐵水的熱力，是沒法解決瞎子的錯誤認識的。隻有撥開他心中的迷霧，才能使他懂得太陽的高遠、巨大和炎熱。這好比一個人思想陷入迷途，至今才得以覺悟清醒，這豈不是一件很大的幸運嗎？
【原文】
恭惟我朝，當明末之亂，明位之移，由東土而來，掃除寇亂，撫臨諸夏，一統無外。至德深仁，淪洽四海，鴻功駿烈，耀兩儀。自有生民以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對人之生。與天地之生聖人，往往非常。誤以東土為非中華文明之會，並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為聖人。於是妄引《春秋》之義，與孔子所許管仲之仁諸說，以比例自矢，甚有惑於近世呂留良之逆說悖論，忘其當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譏詆誣謗，私形於論說文詞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義，而不知實反拂乎生人之大義；謂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當然之常道。既昏迷錯亂，枉誤乎當身，複陷身悖逆，以取罪於當時，而貽譏於後世。此曾經身曆者，不得不為天下之有誌於學，而不知亦變易之道，徒為呂說所陷溺者，變色告之也。夫天地間二氣，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廣，且變動不拘，循環無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狹、五服之地，荊、楚、吳、越已算要荒蠻服，其餘粵、閩、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貢賦所通，尚未屬於中國。然計世運之升降，必以治統為轉移。而稽治統之轉移，又必以道統為依歸。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頌至德者終惟文王。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時之聖人，已有不盡生於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餘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運始旋，其道雖仍不行於上，而實明於下。然開其統者，始於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於紫陽朱子。周子生於湖南永州，而遷於江西；朱子生於江南徽州，而學於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兩廣之界，江南即吳江，而徽州實於東閩相接。江西則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屬八閩之區。由是觀之，則知聖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擯吳楚為夷狄者，因時審地。按其事跡，與今日不惟如方圓體度之不相合，竟脫然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蓋風氣之開，由漸而著，自有天地以來，文運到周為極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篤生之聖，製作禮樂，又鑒古為極精。故一時明備燦然，聲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後代漢、唐所能及，實非前代唐、虞所得並。所以聖人讚曰：“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譯文】
敬想我們大清，當明末天下大亂時，明朝的皇位移動，我朝從東方來到，掃除了寇亂，安定了中華，一統了國家。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義，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轟轟烈烈的豐功偉績，照耀著整個宇宙。自有人類以來，還沒有過這種興盛的時代。由於世人的智慧不能認識到天地之間孕育出聖人，往往不同一般。因此錯誤地認為東北邊遠的地方，不是中華民族文明匯集的地方，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襲積累了深厚的德行，都是一代聖人。於是便錯誤地引用《春秋》講的道理，以及孔子稱許管仲“尊王攘夷”的仁德等觀點，並發誓要按照這種觀點去做。便為近年呂留良所說的一些悖逆言論所迷惑，忘掉當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養育的深恩，竟敢任意詆誣誹謗，私自寫成論說文詞，也偶然有這種事。其目的是想說明人生倫常大義，而不知道實際上反而違背了人類的倫常大義；本想說明天道的規律，而不知道竟然完全弄錯了天道運行的道理。既達到思想昏迷錯亂，毀害了自己一生；又陷入叛逆的行列，觸犯了當前的王法，給後世留下了笑柄。這是我所親身經曆的教訓，不得不對天下有誌於求學，又不懂得事物變化的道理，而被呂留良的邪說蠱惑的人，鄭重地講述這番道理。
天地間的陰陽二氣，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精華，都是從聚到散，天天流動天天擴大，並且變動不受拘束，循環沒有常規。上古唐堯、虞舜和三代的時候，中國已開化的本土還非常狹小，京師以外，五百裏為一服，五服以外的地方，像荊、楚、吳、越這些地方，就已經算是荒蠻夷狄的地方了，其餘如廣東、福建、雲南、四川等地，還沒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權，收繳貢賦，還沒有屬於中國。考察社會的發展，要以政權為變化依據；而考察政權的變化，又必須以思想道德的統一為根本，唐、虞、三代的興盛，第一個繼承帝位的是大舜，論道德仁義則推文王為最。孟子說過：“舜出生於諸馮（今山東菏澤東南），是東夷的人；文王出生於西歧（今陝西寶雞東北），是西夷的人。”
據此，早在上古唐、虞、三代時的聖人，已經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的了。自秦朝到五代，一千五百多年，唐、虞二帝，夏、商、周三王，以及周公、孔子的主張，沒受到重視和提倡，道理不明，影響不廣。到了宋朝以後，天道才有了變化，上古聖人的道統，雖然還沒受到帝王的重視，而實際上在百姓中已經明白了聖人的道理。而開始真正講述聖賢道理的人，開始於周敦頤；進一步加以發展，集其大成而使之成為係統理論的，是曾講學於紫陽書院的朱熹。周敦頤出生於湖南永州（今零陵），後來遷居江西；朱熹出生於江南的徽州（今安徽歙縣），而讀書求學於福建。今天考證起來，湖南是古代的楚地，而徽州實際與東閩相接壤。江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福建原來屬於八閩地區。由此可見，聖人的出生，並不受地區的限製，這就十分明白了。況且《春秋》把吳、楚排斥出中國，稱之為夷狄地區，這是根據那時的狀況來講的，考察當時中國的狀況，和今天的狀況相比，不惟像方形和圓形形狀不一樣，而且簡直好像寒和暑、晝與夜一樣，完全相反。社會風氣的開通，總是從逐漸變化發展到盛行的。自從有天地以來，文運在周朝時達到極盛的時代，而文王、武王、周公，由世德深厚而誕生出來的聖人，製定了反映文明進化的禮、樂製度，十分尊重古代文化遺產。所以一時之間，各種禮儀製度都十分齊備明確，聲名的影響和文化的發達，不僅後來的漢朝、唐朝無法達到，即使以前的唐、虞盛世，也是比不上的。所以孔聖人稱讚說：“文采興盛，是周文王時代，我推崇周朝。”
【原文】
《春秋》之書，雖因平王遷以後，政教不行，王者之跡熄而作，然當時魯、衛、齊、晉諸國，去文武之世未遠，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藹然是成周之舊。而吳、楚、山戎以侏不通詩書，不知禮義之習，逞其僭王猾夏之惡，冒於中華文明之治，此聖人所以深惡而擯斥之。其實聖人之心，即天心，因其當絕者而絕之，初未嚐有意以吳、楚為處地，亦未嚐立念以高置諸夏，而重內輕外也。使諸夏而不謹其常度，則其貶而抑之，也又甚於吳、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是《春秋》之書，分華夷者，在禮義之有無，不在地之遠近。心實至公至平，原視乎人之自處何如耳。況今日則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來治統道統之合一，而從天定者，自暴秦變亂以後，雖曆漢、唐、宋之盛，猶不免架閣漏空，無當於對人之萬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廢弛。內則宦官專權，把持國政；則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貪汙，橫征暴斂，所在皆然。荒**驕奢，世家大族，習為高致。加以文德盡廢，遠人不服，各處蒙古外藩，皆為勁敵，邊警時聞，應接不暇，元氣盡喪。即極之前後五代之衰，亦不過是。座之流賊四起，慘殺屠掠，毒逾湯火。凡賊所經過府郡州縣，以及市井村落，類皆片瓦不保，目慘心傷，自有生以來，其離亂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論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謬甚乎？況本朝太祖創業東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舉教修，仁聲仁聞，四訖海內。當是時，曾勒兵入關，徇地直至山東臨清，周視京城，縱獵南苑，以期為明解仇釋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問，由是振旅東歸，明不能以一矢加遺。當時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賊陷京城，湣帝身殉國難，明祚已絕，明位已移，請除寇亂而後興卿命將乎？即此一舉，較之武王大會孟津，觀政於商，以冀紂惡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裏無憾。況入關一戰而勝李自成二十萬之眾，如摧枯拉朽，望風逃竄，席卷長驅，廓清海宇，救億萬生靈於水火之中。當時天下之眾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淵，如睹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發政施仁，撫臨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恥複仇，銜結莫報；且大者為我億萬生靈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與天地同流。
【譯文】
《春秋》這部書，雖然是因為周平王東遷以後，政治教化難以推行，對過去王室的威望消失而感慨所作。然而當時的魯、衛、齊、晉等國，離文王、武王的時代還不遠，所以他們還遺留著過去的習慣，其風俗和好的政策，還差不多都是成周時候的老樣子。而吳、楚、山戎等地，因邊遠方言不同，而不懂詩書，不知道學習禮義，仗著他們自立為王的身份而與中國內地各諸侯並列，冒充中華文明禮義之邦，這是聖人所深為討厭而排斥他們的原因。其實，聖人的心就是天心的表現，看他應該排斥的就排斥，起初並沒有產生把吳、楚當成外地的意思，也沒有把中原文化發達的諸侯抬高一等的想法，重視內地而輕視邊遠地方的。假如中原各諸侯國不謹慎地遵守傳統禮義，那麽對他們的貶低和指責，也會比排斥吳、楚更厲害。所以過去的儒家歸納出這種觀點的主旨說：“夷狄地方的人如能實行中華的文明禮義，就應看成中華文明的一部分；而地處中原的諸侯國，而不實行仁義和邊遠地方一樣，就應該把他們看成未開化的夷狄。”
所以《春秋》這部書，把中國劃分為華夏和夷狄二大部分，是根據其有沒有文明禮義，而不是依據他的地方遠近。這種看法實在是非常公正的，關鍵是看你本身的實際言行是什麽。況且今天中國境內的形勢和春秋時不同了，而且又恰好相反，為什麽呢？上古時候政權的傳統和道德的傳統是一致的，而順從天道運行的規律。自秦始皇變亂以後，雖然經曆了漢、唐、宋這些朝代，也曾一時興盛，但仍免不在製度上存在很多漏洞，比不上聖人時代的萬分之一。明朝末期時，尤其表現得君主懶惰，臣子奢侈，各種製度廢弛。在內來說，則是宦官專權，把持國政；在外來說，則是藩王放恣胡為，暴殄天物。官吏們紛紛貪汙，橫征暴斂，到處是一樣；荒**驕奢在世家大族中，已成習慣達到極點。更加上文明道德的荒廢，邊遠地方的人民便不服從了。以前的藩屬相繼都變成強敵，邊境的警報不斷傳來，應接不暇，國家元氣喪失殆盡。即使和以前五代王朝覆滅時情況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後終於導致流寇四起，到處慘殺掠搶，狠毒勝於沸湯烈火。凡流寇經過的府郡州縣，以及集鎮鄉村，差不多都是片瓦不存，眼看已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自從有人類以來，所受離亂之苦，沒有比這時更甚的了。
議論的人卻不想想這種情況，錯誤地引用三代和春秋盛世的情況來相比，為什麽會這樣荒謬無理呢？況且本朝太祖，創業於東海，以道德仁義之心為根本，並沒有奪取明朝天下的想法。到太宗皇帝即位後，政治、教化都走上正規，仁德的聲名，傳播於四海。這時候，曾經領兵進入關內，巡視地方直到山東臨清，並且在明朝京師周圍巡視一圈，還在南苑打獵，希望能和明朝化解怨恨，罷兵安民。而明朝的君臣，對此事竟然不聞不問，於是太宗隻好率兵回轉東北，那時明朝已弱到不能放出一箭的地步。
當時如果存有一毫取天下的心思，奪取明朝的江山真是易如反掌，又何必等流寇攻陷京師，崇禎皇帝以身殉國，明朝國祚已絕，明朝皇位已換主，應請求去除流寇的動亂，才興兵點將入關嗎？就拿這個例子來說，比較起周武王大會諸侯於孟津，率兵觀政於商朝，希望用壓力使紂王悔罪惡的做法，心事更加光明正大，表裏沒有一點可指責的地方。況且入關後，隻一仗便擊敗了李自成二十萬兵馬，如同摧枯拉朽一樣，使他望風逃竄，我軍席卷長驅，掃清了海內，拯救了億萬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當時普天下百姓依賴我朝，如像跳出深淵，見到父母一樣。由於這種情況，世祖章皇帝才決定建立政權廣施仁愛，而登上統一中國的皇帝之位。而普天下感恩戴德的，不僅是明朝的君臣因我朝為他們雪恥複仇，感到結草銜環也無法報答；而更大的是為我國億萬生靈救死育生，其大德深恩，直可說是天高地厚一樣了。
【原文】
由此觀之，在昔湯、武為夏、商諸侯，雖以仁興，而君臣一倫猶不能脫然無憾。所以當時成湯不免有慚德，武庚不免以殷叛。豈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於流賊李自成之手，視商、周之得統更名正而言順。
明臣、漢人，當時皆樂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吳、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鍬之行，蔑視諸夏禮樂文明之治，而來僭亂之。我朝以仁義之心，行仁義之政，不忍中國之生靈塗炭，而來撫綏之。一是為亂於至治之世，一是敷治於極亂之時，所謂不惟如方圓體度之不相合，竟脫然如寒暑晝夜之相反者此也。使聖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於我朝者，當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蓋聖人與天合德，天大無外，聖人之心亦無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為聖人。所以聖人判事，至虛至平，胸無一毫成見定義。原視天視民以定義。而天之於民，實無常親，惟德是親。今我朝不折一矢，不傷一眾，不待年而成帝業。到今幅員之廣，與天同大，享年之永，與天同久。承承繼繼，篤生聖人，愈遠愈大，彌久彌光，四海升平，萬國鹹寧，此豈人力所能與？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顧者深，所以至是。聖人又何事違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間哉！故謂《春秋》大旨在謹華夷之辯則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當我朝之盛，則罔誣聖人作經之旨，為大不可。謂聖人許管仲之仁，其功在於擯吳、楚則可，若妄以吳、楚例今日，則是非顛倒，害道害義，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無礙於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於聖人之心，大有光於《春秋》之義旨也。審矣。
【譯文】
從這來看，過去湯王、武王是夏、商兩朝的諸侯，雖然靠著仁德而建立了國家，而不能擺脫以臣子奪去君主王位這一事實，因而有違倫常而感到遺憾。所以成湯不免有慚於德行，武庚不免以是殷紂王的兒子而叛亂周朝。這豈能像我朝得天下於流寇李自成之手，用商、周來相比，我朝得天下更為名正言順，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漢族人，都樂意為我朝盡力效死。至於春秋時代的吳、楚兩國，是懷著夷狄之心，逞著夷狄的不講道德行為，蔑視中原的禮樂文明的統治，僭號稱王，興兵擾亂中原；而我朝以仁義的心胸，實行仁義的政治，不忍中國百姓生命塗炭，才來救援撫育他們。
吳、楚是作亂於太平盛世，我朝則是為了創造太平於天下大亂之時。這兩種不同情況，不僅像方和圓一樣體形完全不同，而竟然和寒與暑、晝與夜恰好相反一樣。假使孔聖人活在今天，他所作的《春秋》，一定會大大地表彰我朝，應當如何來深切說明，看看以上對比便很清楚了。因為聖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致的，上天是公正得沒有一點私心偏見的，聖人的心也是沒有一點私心偏見的，稍有一點私心偏見，便不能合乎天心，也怎麽能算得上聖人呢？所以聖人對事物的看法，是非常虛心和公平的，心中不存在一點成見定義，是根據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義。
而上天對於人民，也不是永遠親愛一個地方，隻有依據德行來相親。如今我朝不費一弓一箭，不傷一個人，不到一年便建成帝業；到現在國家疆域之廣，與天同大；享受皇位之長，與天同久。一代代繼承，連續出生聖人，傳得愈遠愈偉大，愈久愈加光輝，四海升平，萬國安寧，這豈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嗎？乃是我國百姓受到恩德特厚，以至上天眷顧愛護得也就特深，所以才能夠達到這樣地步。又有什麽事可以上背天意下違民情，而硬要劃分彼此呀！
所以說《春秋》的主旨，在於謹慎辨別華夷的區別則可以；如果一概引用《春秋》中的例子，用以來詆毀我朝的盛世，那麽實在是誣蔑聖人作經書的原意，是大不可的事。如果說聖人讚許管仲的仁德，他的功勞在於排斥吳、越則可以說；如果錯誤地把吳、楚來比今天，則是非就完全顛倒，傷害了道義，則是大不可的事。據此，《春秋》不但對我朝沒有什麽妨礙，而是我朝的立國竟然深符於聖人的心，並發揚光大了《春秋》的主旨，這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蓋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蓋世，開創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繼體之業，統一諸國；世祖章皇帝建極綏猷，撫臨中外；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遍及薄海內外，久道化成，淪肌浹髓，更為超越前古，業隆萬世。可見皇天篤愛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極之虞、夏、商、周，天運初開，太和極隆之會，亦罕有此聖聖相承，綿綿無間之盛。況我當今皇帝，尤聖神文武，時中變化，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恢弘前烈，更有光於聖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顯爍於兩間者，已極禮明樂備之盛，而其驗實亦已至於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淵微，聖學深，山陬海之間，間有不能與聞其大者，實因初潛藩邸，韜堯養晦，無求無欲，研經味道，以盡己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為未嚐稍露一聲光於人間，所以龍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並非在廷諸臣所能識。
惟我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本父子之親，以聖知聖，早知人品貴重，蘊蓄美富，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然亦以是存亡於心，而不肯揚之於眾。直至聖躬不豫而大漸，委以南郊大禮，從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聖學性安，久為聖祖皇帝所深契。而於此尤可以見聖祖皇帝之揆道精義，傳子即以傳賢，並二帝，兼三王，而適於中者，邁百王而首出矣。所以當我皇上禦極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測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謀，散布流言於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驟得遍聞於窮鄉遠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豈知我皇上淵衷至仁，天性至孝，發慮至誠，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純熟，學問之淵深，曆練之縝密，處事之精詳，則又一理渾然，泛應由當。舉凡之於政刑，見之於德禮者，既無一處不知之極其精，複無一事不處之極其當。神明盡智，化裁盡變，推行盡通，深仁大德，際天蟠地。究其歸，皆因物付物，初未嚐稍存一毫成見於未事之先。是以身雖至勞至苦，無一時一刻不以愛養天下蒼生為事。凡可以利濟斯民者，思無不到，到無不行，行無不實。自朝至暮，一日萬機，目不停視，手不停批，不遑寧處，而心實至安至逸。常如明鑒、如止水，萬物之過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試於****難名中，而以管窺及者略舉其萬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義本於天經，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後，後世人主皆以國家行政出治，生殺予奪，權由己製，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違也。
【譯文】
我朝自從太祖高皇帝以神聖的武功，開創了基業；太宗文皇帝繼續發揚光大，統一了中國全境；世祖章皇帝建立治國大政，安定了中外；聖祖仁皇帝仁德、武功，遍及全國內外，普施仁德教化百姓，恩惠深厚深入肌髓，更是超過了上古前朝，帝業的興隆光耀萬世。可見上天對我朝的厚愛已極，是三代以下各朝難以比得上的，即使追溯到虞、夏、商、周，秉承天運建立最早的幾個朝代，帝業極隆的太平盛世，也罕有我朝這樣連續出現英明聖主繼承帝業、綿綿不絕的盛況。何況我朝當今皇上，尤其聖神文武，這時的變化，比之天地化育一切也不為過；恩德澤及萬物而無一遺漏，弘揚先皇的政教，使聖祖仁皇帝的未竟事業更加光輝。所以其治理國家教化百姓的功勳顯耀於二者之間，已經達到禮樂文明極盛的頂點，而其治理的效驗也由海清河晏來得到了證明。
至於當今皇上治理國家的才德深厚精妙，學識更是淵博高深。而遠居山角海濱的人，或許有不知道皇上功績之大者，這是因為皇上還是藩王的時候，才能深藏不願顯露，既不求名聲也沒有什麽欲望，終日研讀經書修養道德，以盡力符合自己的個性和藩王的身分，從未嚐想顯露一下自己於世間。所以聖人的道德十分純正，不僅不是天下百姓所能曉得的，就是朝廷內的各位大臣也很難知道。隻有聖祖仁皇帝，天賦予他聰明，又與當今皇上是父子關係，所以能以聖人的眼光認識聖人，早已知道當今皇上人品貴重，胸中蘊藏著雄才大略，能夠用其聰明睿智做一個英明的君主，但是也隻是默記於心而不肯傳揚出去。
直到聖祖健康不佳處於病危之時，才委托當今皇上代替主持南郊祭天大典，於是眾大臣才知當今皇上仁德天授，學識性情穩重，已久為聖祖所深深注意了。由此可見聖祖皇帝處理大事的深刻意義，傳位於兒子就是要傳給賢明的人，其英明識見可以說兼有堯、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美德於一身，而超過了後世的百王之上。所以當今皇上自登基之初，實行的一切政治，天下人都難懂得這些英明高深的做法是從哪裏來的，加之阿其那和塞思黑等人，久已心懷奪位的奸謀，所以在外散布流言誹語，以至當今皇上的盛德和善政，不能很快地傳遍於國內遠僻山鄉，這也是事理的必然。如何能知道我皇上寬厚的心胸非常仁德，天生的性格極為孝順，考慮問題本著誠心，修養自身要求嚴格慎重；而對道德運用的純熟，學問的淵深廣博，遇事思考的縝密，處理問題的精詳，則又渾然一體，各方麵應付得都十分妥貼。
比如施行的政策和刑律，用道德禮義去觀察，既沒一個地方知道得不夠精詳，又沒有一件事處理得不是極其妥當；智慧英明到極點，教化百姓使之道德一新，推行的善政通行全國；其深仁大德，真是頂天立地呀。追究其功績的根源，在於根據不同的事物給以不同的辦法去解決，並沒有存在一點成見於處理事情之前。所以皇上雖然至勞至苦，也沒有一時一刻不以愛護養育天下百姓為目的。凡是有利於百姓的事，沒有不想到的，想到的沒有不實行的，實行沒有不紮紮實實達到目的的。
自早到晚，日理萬機，目不停看，手不停批，沒有一刻閑暇安寧，而內心實際上才最安定最放心。經常心如明鏡一樣亮，如靜止的水一樣安定，萬物從眼前經過的，美和醜都會自然顯露，而不能有一點掩蓋。現在試於浩**無數難以一一說清的聖績中，將看到一斑略舉其萬分之一的事例。比如英明的帝王都是尊奉天道規律的，道義是上天所樹立的，自從上古二帝三王相繼遵守以後，後來的帝王都是用國家政權來治理，生殺大權自己說了算，一切權力都歸於自己，竟然不知道君王頭上，還有上天，天意是不能違背的。
【原文】
我皇上念念從民設想，處處體天定趨。凡天所好者，體天之心好之；天所惡者，體天之心惡之；天所欲行欲止者，體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體天之心以養民，知食為民天，農乃食本，務使各務本為，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每歲躬耕藉田，以重農事。而老農之勤樸無過者，令各州縣歲舉一人，榮給品秩，以示鼓勵。而先嗇神農，亦開千古未開之典，設壇崇祀，以報其功。偶間一處旱澇，即憫念憂形，減膳之下，殫精竭誠，為民祈禱，專務修少人事，以格無心。
座至禱雨雨通，祈晴晴應。猶不以此為足蠲減賦之典，無年不頒，賑災救患之澤，無地不遍。甚者如江南、江西、浙江，正供六十餘萬兩，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澤，與天罔極不朽。采運積貯，禁屠崇儉，以預防其不足。與夫疏浚河流，開導積淤，相地開墾，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濟民食者，可謂無處不到，無法不備參。推其極撫久綏盡六合之廣，雖窮幽極僻之區，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眾，不惜厚賜，使之衣食有賴。雲貴等省，邊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魚肉，革其科派，老有沿鄉給發之養，孤貧有動用錢糧，務令得沾實惠之諭。存恤憫念，惻怛，恩膏直下及於行人氣人之微賤，以期盡天子惠元元，包涵並育，大小高低遐邇，一體之本，量而後快也。
體天之心以愛民，則察吏不得不極其明，懲貪不得不用其法。謂貪贓犯法之官，蠹國殃民，罪大惡極，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殺，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沒其家資，以備公事賞賚之用，蓋所以昭國法而懲貪汙，並使後來居官者，知貪贓之物不能入己，無益有害，自不肯複蹈故轍，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資，填補虧空之數，其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罰惡之內，隱寓寬仁之意，原非過刻也。至於人之心術，隱微之中，疑似之間，最為難測。睿照則辨析精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如絲過扣，毫發清楚。然猶不以此自用，必廣行采訪，以收好問好察之益，以為執兩用中之資，抑兼欲得人擢用，為生民思久安長治之計，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圖安，務求適中得當，立千百年不壞之良謨，以期移風易俗，潛移默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愛民者，又何無己也。
【譯文】
我們皇上一心念念地為百姓設想，處處體會天意而後決定行動辦法。凡上天所愛好的，體會天意而同樣去愛好；上天所討厭的，體會天意而同樣去討厭；上天所打算實行或製止的，體會天意去實行或製止。由此這而體會天意在於撫養百姓，知道“民以食為天”
這個古訓，而農業則是吃飯的根本，所以力求農民能各就本業，盡力耕種田地，不允許貪圖小利而荒廢農業生產這個大事，不允許追求小事而忘記耕種的艱難。每年皇上都要親自到禦田裏耕作，以提醒要重視農事。而對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的老農，考察他們勤勞樸實沒有過錯的，讓各州、縣每年向朝廷推薦一個人，授給他相當官員的品級，以示鼓勵。而對於從事農業的始祖神農氏，也開創千古沒有過的盛典，設立了“先農壇”加以隆重祭祀，以報答神農氏的功勞。
偶然聽說某一地方發生早澇，就產生憐憫掛念，憂愁形於顏色，除了減削禦膳食物外，又盡精竭誠地為百姓祈禱上天，反省所辦的各種事情有沒有過錯，並加以改正，以希望感動上天。最後終於達到求雨雨降，求晴晴至，仍然不以此為滿足，減免賦稅的恩典，沒有一年不頒發的，賑濟災民的恩德，沒有一個地方不到。特別是像江南、江西、浙江等省，規定每年田賦銀六十餘萬兩，都獲得皇恩永遠免除，這種深仁厚德，真和上天一樣永遠不朽。采運糧食積儲於國家糧倉，禁止屠宰牲畜崇尚儉樸，以防止百姓糧食的不足。以及疏浚河流，開導淤塞，根據各地情況鼓勵開墾荒地，以打下百姓生活基礎。便利百姓交通和接濟百姓糧食的事，可以說是無處不到，各種辦法沒有沒用過的。
推算一下恩德所到的地方已遍及全國，即使是窮困和極偏僻的地方，也不讓一個人流離失所。比如在西部邊疆安頓百姓生活，不吝惜巨大的費用，而使他們衣食有賴。雲南、貴州等省，邊境的少數民族，長期受到土司的壓迫，於是便下諭旨禁止土司魚肉百姓，免除了各種不合理的攤派，老年的由其鄉村發給生活費用，孤貧的可用專款救濟，一定要讓百姓受到實惠。心裏所存的憫恤念頭，病痛憂傷，恩澤惠及路上的乞丐等微賤的人，以希望將天子的恩惠遍施於平民，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撫愛養育，不論大小高低遠近，都是國家的一個根本分子，都能受到恩澤而後才會感到快樂。
要體會天意而愛護百姓，則考察官吏不能不嚴明，懲辦貪官不能不動用法律。貪贓犯法的官員，禍國殃民，罪大惡極，即使立即把他們處以重刑，也不足抵償他們的罪行。但是不加教育而殺掉，心中實有所不忍，所以婉轉寬恕他們的死罪，偶爾有抄沒他們的家財，以備公事獎賞的費用。所以要這樣申明國法而懲治貪汙，並使後來做官的人，知道貪贓得來的東西不能歸己，是無益而有害的，自然不敢再走翻過車的老路，而自陷法網。此外還有把他所有的資產，填補虧空公款的數額，然後得免去他的罪，這都是在懲罰罪惡之內，暗隱有寬大仁德的意思，並不是對他們過分苛刻的。
至於人的心術，在隱暗之中，真假是非，最難看得出來，皇上以聰明睿智的目光明辨精微，而在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情況下，看得如同絲線過扣眼，毫發都能清楚。但是仍不以此自信，必廣泛進行調查，以取得更清楚地考察之益，作為因地製宜，不偏不倚地處理政事的參考；同時也打算借此發現和提拔有才幹的官吏使用，為百姓設想長治久安的方法。所以一切政令的施設，在治中更求治，安中更求安，務必求得合理適中，樹立起千百年不壞的良好楷模，以希望達到移風易俗，潛移默化，使百姓一天比一天善良。而不知道皇上這樣愛護百姓，可是沒有一點想到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