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創作這部小說的動機，要追溯回二〇一七年。
當時華山醫院的趙重波醫生打算舉辦一次職工文化講座，恰好我們有個共同的朋友，於是輾轉邀請到我。活動當天，我抵達華山醫院的時間早了一個小時，趙大夫很熱情，說：“我帶你參觀一下我們的院史館吧。”
我對此頗不以為然，一個醫院的院史館能有什麽東西？無非就是一堆錦旗、獎狀，外加幾張剪報和老照片罷了。趙醫生估計早看出了我的不屑，也沒說什麽，嗬嗬一笑，帶著我去了門診樓旁一座西式風格的二層小樓前。
要知道，老建築和古董一樣，有一種類似於包漿的氣場。我第一眼看到這座小樓，便感覺到不一般，氣質雍容，造型厚重，絕非仿古新建築可比。裏麵的一磚一瓦，似乎都藏著無數故事。
果不其然，趙大夫在旁邊淡淡地道：“這座樓叫哈佛樓，是華山醫院最早的門診建築，也不算太古老，一九一〇年建成。”我腦袋裏一炸，連忙拱手：“失敬，失敬……”
哈佛樓裏的展廳不算太大，裏麵擺放的也不是什麽奇珍異寶，大部分是紅十字會與華山醫院的曆史文獻、照片和少數文物等，內容也僅限於本院活動。如果你不熟悉曆史，大概會看得索然無味。但倘若參觀者對中國近現代史有所了解，便會發現，這些展示物幾乎每一件都能勾連到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聯成一條隱線，與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如影隨形。
作為一個創作者，尤其是一個曆史小說創作者，我感覺到，這絕對是一個上好的題材。想想看，從一家醫院或一個醫生的視角，去審視那個時代，這是一件多麽令人興奮的事。
講座結束後，我回到酒店，把拍下來的照片存進電腦，一一檢視。逐漸冷靜下來之後，我發現這個題材的創作難度遠超想象。創作者不光要熟知近現代史，還必須熟知上海城市發展史，以及附著其上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軍事、交通、教育、飲食……更關鍵的，這是個醫療題材，所以創作者還必須精通醫學。以我當時的知識儲備來說，實在無法完成，於是隻好遺憾地把照片存檔，留待日後再說。
不過我這個人脾氣有點倔，越不許做什麽，就會越惦記。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這個題材時不時會浮現在我心頭，輕輕地**一下，撩撥得我內心熾熱難忍。我每次出差去上海，還會去哈佛樓轉一圈，順便約華山醫院的幾個醫生聊天，而且開始有意無意地購買相關的書籍，甚至養成了每天讀幾份老《申報》的習慣。
等到我回過神來時，發現與民國醫學相關的書籍堆滿了一個大書架，從清末出版的《藥學大全》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赤腳醫生手冊》和《農村常見病防治》；從餘新忠先生的《清以來的疾病、醫療和衛生》到馬金生的《發現醫病糾紛：民國醫訟凸顯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從《吳淞衛生示範區檔案》到《紅十字會曆年征信錄》……我忽然意識到，人的內心渴望是無法抗拒的，早晚有一天要向它妥協。
於是在二〇一八年，我正式開始了前期調研。這是個艱苦而充滿樂趣的過程，我把市麵上能找到的相關資料都掃**了一遍，翻遍了學術文庫、二手書市場和各地圖書館，走訪了很多老醫生和老專家，還挖空心思進入華山醫院的舊檔案庫。我甚至考慮過找個醫科大學報一門基礎課，學上一兩個學期——當然，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沒成行。
調研持續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到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把《兩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給編輯，甚至沒等到次一年的新年，在同月三十一日便迫不及待地打開一個新文檔，鄭重其事地敲下“華山醫院，第一章”幾個字。
當時我並沒預料到，兩個月之後，全球進入了疫情時代。每一個人的命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作為我的新創作中心的華山醫院，再度進入中國老百姓的視野，變得人人皆知。
我一度想放棄這個項目，生怕被人誤解是追熱點、蹭熱度。但隨著寫作和調研的深入，我發現當下疫情的種種現象，其實與當年有著驚人的相似。在那個時代，中國多次麵臨深重的公共健康危機，席卷全國的時疫幾乎每年都有，也同樣有許多白衣俠士挺身而出，毀家紓難，義無反顧，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拯救萬民於水火。這種“蒼生大醫”的精神，從那時起就一脈相承，綿延至今。
我分享了一些搜集來的抗疫老故事給周圍的人聽，所有人都深深為這些故事與時下抗疫的相似性而震撼。他們聽完之後，無一例外都會感歎一句：“我都不知道，原來還有這樣的事情。”
是呀，原來還有這樣的事情，可惜他們都不知道。
關於中國近現代的醫療故事，公眾了解得實在太少了。這些大醫的事跡，隻停留在學術專著和一些回憶錄裏，乏人問津。大部分人並不知道，在那個艱苦的時代，曾存在這樣一批人，懷著強國、保種的理想，默默地支撐著國家和民族的健康事業。
我忽然有了一種責任感。既然我接觸到這些資料了，既然我也被他們感動，為什麽不把這種感動傳遞出去呢？如果讓更多的人了解到醫界先輩的情懷、功績和做出的犧牲，那麽對於當下的疫情時代，人們就能多一分理解、深一點思考，更能體會醫療工作者的不易和偉大。
所以我猶豫了一周之後，決定還是繼續寫下去，方不違本心。
這次旅程持續了足足兩年時間，其間諸多波折。即使我做足了準備，仍舊低估了這個題材的創作難度。別的且不說，單單醫療細節的描寫，就讓我愁得幾乎禿頭——當然，這是修辭，我其實仍有一頭濃密的頭發。
為了顯得足夠專業，我找了幾位醫生做顧問，但很快發現他們幫不上太大的忙……不是他們學藝不精，而是學藝太精。他們都是接受了現代醫學培訓的精英，熟知正確的治療方式。但我要描寫的時代是二十世紀初到中葉，在清末、在民初、在北洋時代、在國民政府時代、在抗戰時代，每一個時代的醫學發展情況都是不同的，醫療理念與我們所熟知的常識大相徑庭。
換句話說，很多場景下，我需要的不是現代的正確做法，而是錯誤的處理方式，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比如說輸血吧，一九〇〇年醫療界才初步有了“血型”的概念，一九一一年醫生們才普遍接受輸血與受血血型必須相同。直到一九一四年出現了抗凝用的枸櫞酸鈉溶液，才能夠初步實現血液的儲備與遠程運輸。而人類大規模建設遠程血庫，要到“二戰”期間“全血用ACD保養液”被發明之後。
如果我要寫一九一〇年一位醫生進行輸血操作，就必須讓他不驗血型，抽出血來就用，而且必須現場抽新鮮的，因為沒有抗凝劑——這在現代醫學觀念裏是錯誤的，但這才是那時的真實情況。
類似的情況，實在太多。盤尼西林（青黴素的舊稱）在一九四三年美國才實現量產，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中國主要是靠磺胺來抗菌。如果我寫一位抗戰義士被醫生打了青黴素，顯然是錯誤的；在一九三一年墨菲氏滴管發明之前，輸液無法調節速度，所以隻能用於緊急情況的輔助。那種滿滿一屋子男女老少打吊針的場景，要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後才可能出現。
我發現，不光要學習醫療技術，而且要學習醫療技術史，才能準確寫出每一個時代不同的治療方式，這又是一個艱難的挑戰。如果讀者有專業醫學背景的話，請一定諒解書中那些錯誤的治療方式，現代醫學正是在不斷的試錯中取得進步的。
我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動筆，一直到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寫下“全文完”三個字。正好是兩年時間，冥冥之中給我湊了個整。
在這段漫長的創作生涯裏，我得到了太多幫助。第一要感謝的，是華山醫院的靳建平副院長。
當初我起意想要創作這個題材時，很是不安。畢竟華山醫院是真實存在的，如果我擅自寫它的故事，人家會不會有意見？於是我多方聯係上了靳副院長，靳副院長聽完我的創作想法後，大為支持，主動打開了展館和檔案室，給我提供了很多極其寶貴的一手資料。那段時間我去華山醫院去得極其頻繁，以至於很多熟人懷疑我得了什麽頑固怪病。
第二要感謝的是蘇州大學的池子華老師。
他是中國紅十字會曆史研究第一人，發表了大量相關的學術著作，考據精細，極見功力。我買了他幾乎所有的研究專著，差不多快翻爛了。不誇張地說，這部小說之所以能完成，正是因為先有了池老師的篳路藍縷之功。
我在創作期間，特意跑去蘇州拜會了一次池老師。池老師人很和善，且對文學創作持寬容態度，鼓勵我說：“隻要不違大事，適當的虛構是可以的，畢竟是小說嘛。”在此後的創作中，我時不時還會詢問他一些史實細節，池老師都耐心解答，問一答十，使我獲益良多。
最讓我感動的是，全稿完成之後，池老師還不辭辛苦地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挑出若幹史實錯誤，並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審閱報告，可以說是關懷備至了。
第三要感謝的是中山醫院的楊震醫生。
對了解中國近現代醫療史來說，楊震醫生絕對是個寶藏。他幾十年來，一直利用業餘時間收集醫療史相關的各種原始檔案、照片和文物等。我在他那裏見到過華山醫院的就診券、偽滿洲國牙醫的執照、重慶醫科大學的患者名冊、廣州護士學校的畢業合影……這些零碎的東西在收藏界並不受重視，但如果疊加上醫療史的講述，便可以清晰地呈現一個大時代的風貌。
我在創作期間，沒事就去他那裏翻收藏，聽他講當年各個醫院的逸事與掌故。大到中山醫院的購地風波，小到病人拍一次X光照片的價格，楊震醫生隨手拈來。一件收藏，都能講上半天，每一件背後都有一個令人或忍俊不禁，或熱血沸騰，或悲傷動容的小故事。他的東西如果單拉出來辦個大展或出一本書，絕對是一次文化盛事。
除他們三位之外，還得感謝來自很多位醫生的技術支持，感謝小蹄和索大的同步試讀，感謝複旦大學嚴鋒教授的指點，感謝Fam同學進行專業審閱，感謝上海圖書館沙青青副主任和諸位同人提供的查詢便利。感謝我丈母娘和老丈人——他們老兩口是地道的上海人，讓我一個北方糙漢多少能體驗到一點海派風格。最後還要感謝我太太。在這兩年的艱苦創作中，她替我擋住了我兒子的大部分打擾，讓我得以專心創作。
最後還要感謝華山醫院本身。我在創作期間，進出這裏幾十次，熟悉得像是自己家一樣。如此頻繁地出入醫院，卻是因為取材而不是因為看病，實在是太幸運了。
馬伯庸